第二节 君士坦丁王朝的统治

一、君士坦丁王朝的建立

君士坦丁王朝（324—363年）由君士坦丁一世创立，统治时间仅三十余年，历经五位君主。该王朝存在时间虽短，却由于它作为拜占庭历史上第一个王朝而在拜占庭国家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王朝创立者君士坦丁一世在位期间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大计对整个拜占庭历史影响深远，确定了拜占庭帝国此后发展的方向。

君士坦丁生于273（或274）年，其父君士坦提乌斯为罗马帝国东方达吉亚行省人氏，与帝国皇帝克劳狄乌斯二世（Tiberius Claudius Ⅱ，41—54年在位）有血缘关系，行伍出身，官至达吉亚行省总督，后升为高卢大区的大区长。戴克里先实行“四帝共治制”时任命他为四区长之一，统领高卢大区全部兵马，主持该大区事务。305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退位后，君士坦提乌斯成为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的主宰。

君士坦丁自少年时代即随父开始了军旅生涯，青年时从军作战、指挥部队，在艰苦的军事生活中锻炼了坚强的意志和强悍的体魄。在晚期罗马帝国各路军阀勾心斗角的血腥较量中，他一度作为人质被扣押在戴克里先部下，伽勒俐即位后更加紧了对他的限制，千方百计阻止他回到其父控制的高卢大区。残酷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培养了他精明的头脑和组织才干。306年7月25日，君士坦提乌斯去世，从东方大区巧妙脱身的君士坦丁于同日在不列颠被部下拥立为皇帝。当时，罗马帝国军阀混战，几个正副皇帝相互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时而爆发血腥的厮杀。

君士坦丁周旋在各派势力之间，先是获得伽勒俐的支持，得到恺撒（即副皇帝）的称号，后又与马克西米安结盟，使其皇帝地位得到正式承认，称奥古斯都。为了完成首先统一帝国西部进而统一整个帝国的政治雄心，他联合帝国东部皇帝李锡尼共同进攻帝国西部政敌马克辛迪乌斯，312年彻底击败后者，成为西部唯一的皇帝。在完成统一大业的最后斗争中，他充分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谋略和才能。他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完善军事建设，在其统治的区域内，轻徭薄赋，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从而极大地加强了自身的实力。324年，他在帝国东部阿纳多利亚地区的克里索波利斯将昔日的盟友和妹夫李锡尼击败，迫使其投降，后将其处死在塞萨洛尼基。这样，君士坦丁就成为帝国唯一的皇帝，完成了统一帝国的事业。

胜利后，君士坦丁一世立即着手建立王朝，他一改晚期罗马帝国皇帝任命皇位继承人的拟制血亲制度，抛弃了在位皇帝收养“义子”的传统习俗，而是任命其两宫皇后所生的四个儿子为副皇帝，作为其皇权继承人。这一举措可以被看作是罗马帝国皇帝继承制度的重要改革。在此之前，虽然个别罗马帝国的皇帝曾经将皇位传给其直系亲属，但具体过程仍然没有超越传统做法。换言之，罗马帝国传统的继承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君士坦丁的做法是将皇权当作皇帝个人的私有权利，皇帝不再是帝国公民的公仆，因此，皇权可以也必须像私人财产一样传给具有血缘关系的后代。

君士坦丁一世即位前曾娶米奈尔维娜为妻，生长子克里斯普斯，即位后又娶年轻貌美的福斯达为妻，生三男二女（有资料说三女）。为了维持家天下王朝和传承皇权，他于317年3月1日确定其长子克里斯普斯和次子君士坦丁二世为皇帝继承人，任命他们为恺撒。但是，他寄予厚望且战功卓著、能力超群的长子却因被怀疑与其年龄相近的后母福斯达有染，或因涉嫌某件无从考证的重大罪案而于326年被突然处决。此事对君士坦丁一世打击很大，为保证王朝统治持续不断，他先于324年任命第三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为恺撒，后于333年任命第四子君士坦斯一世为恺撒，这样，在其统治晚年，他的三个儿子均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为了防止在他死后几个兄弟之间发生争夺皇权的冲突，君士坦丁一世在337年临病故之前，在尼科米底亚行宫，为其诸子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即由君士坦丁二世控制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地区，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控制色雷斯、西亚和黑海地区，由君士坦斯控制意大利、非洲、达吉亚和马其顿等地区。但是，新的皇帝继承制度并没有解决政治稳定问题，君士坦丁去世后，皇家内部即爆发了兄弟间的厮杀。皇家内讧最终导致君士坦丁一世直系血亲继承人和家族男性继承人大部被杀，王朝最后一任皇帝朱利安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女婿和侄子。

朱利安（Julian，361—363年在位）332年生于君士坦丁堡，其父是拜占庭帝国首位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同父异母弟弟。他五岁时君士坦丁去世，由他的三个堂兄即位，他们相互争权夺利，家族因此陷入血腥的斗争。其父和其他成年男性亲属均成为斗争的牺牲品，大多被杀，他则因年幼免遭劫难。他性格古怪，可能与他早年在恐惧中长大成人有关。他幼年时被强迫信仰基督教，但是家人的不幸经历和宫廷中残暴的斗争使他对基督教极为反感，同时却对古代传统宗教深感兴趣，秘密接受了多神教信仰。他继承皇位后，全力投入国务，亲自领兵作战。在位三年期间，他全面恢复了多神教，使之与基督教同时并存，其本人则公开参加崇拜阿波罗的宗教仪式，因此引起基督徒的反对。虽然他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但是最终在远征波斯的进攻战中，被狂热的基督徒从背后刺杀暗害，时年仅31岁。

君士坦丁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王朝历史的开始。君士坦丁一世制定的政策确定了王朝内政外交的方向，不仅在该王朝统治期间得到了贯彻执行，而且成为此后几个王朝坚持的治国方针。在该王朝的诸项“政绩”中，首先应该提到其基督教化政策，其影响极为深远，贯穿拜占庭帝国千余年历史。

二、君士坦丁的争霸战争

综合考察君士坦丁一生的政治活动，可以大体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即306—312年巩固皇帝地位和增强其割据实力的阶段，312—324年扩张势力进而统一帝国阶段和324—337年强化君士坦丁王朝中央集权阶段。

君士坦丁在约克郡被其父部下拥立为帝是为第一个阶段的开端。当时，他面临着险恶的政治形势，一系列紧迫问题亟待解决。当时，各地军阀割据势力各霸一方，君士坦丁在高卢地区的权力受到东方皇帝的威胁，其帝位兴废系于毫发。早在君士坦提乌斯受命统领高卢大区兵马，独立治理高卢大区事务时，君士坦丁就被送往戴克里先的宫廷中，名为培养教育，实为充当人质，受到严密的监视。戴克里先于305年宣布退位后，控制帝国东部的伽勒俐和君士坦提乌斯分别升任为帝国东西部皇帝，前者为制约后者，千方百计阻止君士坦提乌斯父子会合。君士坦丁作为继承人原则上应被任命为新的恺撒，但是在幕后操纵的太上皇戴克里先却另外选择了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和塞维鲁（Severus）分任帝国东西部恺撒职务，继续将君士坦丁当作人质扣留在伽勒俐的宫中，以此制衡君士坦提乌斯的力量。君士坦提乌斯死后，君士坦丁虽然被军队拥立为帝，但是，其地位并不稳固。首先，在军阀割据的几大势力中，君士坦丁的力量相对弱小，一则其辖区高卢地区比帝国的伊利里亚、东方和意大利诸大区疆域小，因开发晚而相对贫穷。二则其控制的军队人数比较少，士兵的素质远不能与训练有素的其他大区军队相比。其次，其权力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被其他皇帝看作是“篡权”，因此，他必须争取获得太上皇戴克里先等人的认可。由于君士坦丁的政治地位相当脆弱，他必须在诸强中找到强大的支持力量，作为其称帝的坚强后盾。可以说，巩固称帝的成果，加强称帝后的政治地位是君士坦丁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君士坦丁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采取了精明的外交手段。他以十分恭敬的口吻致信合法皇帝伽勒俐，称其为“我的主子”，以表明自己承认其最高皇帝的地位，在通报君士坦提乌斯病故的同时，提出继承其父职权的要求。而后，他积极发展与退位皇帝马克西米安的联盟关系，争取其在帝国东部部分省区和意大利的强大势力的支持，甚至娶马克西米安之女福斯达为妻，通过政治联姻扩大实力，终于获得合法皇帝对其地位的正式承认。

为了扩大民众基础，他在积极加强军队建设和在高卢地区推行富国强兵措施的同时，通过多项保护基督徒的法令，明令辖区军政官员在对基督教执法中减少流血冲突，争取民众支持，从而揭开了其基督教化政策的序幕。他继位后立即在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等辖区解除了前朝皇帝颁布的各项迫害基督徒的法令，下令各地军政官吏停止迫害行动，要求他们尊重基督徒的信仰自由。他还利用各种场合以愤怒的口吻斥责其他大区的士兵仅仅因为信仰不同而对人民采取野蛮残暴的行径。

在君士坦丁对这几个高卢省份实行有限统治的时期，他的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一直受到这位君王的权威和他所制定的法律的保护。

事实上，君士坦丁之所以采取保护基督教的政策并不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是纯粹出于虔诚的信仰或因信仰而产生的仁慈，而是当时社会变革的总形势使然。

当晚期罗马帝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上发生总崩溃的时候，社会精神生活也陷入危机，传统的自然神和多神教信仰失去了吸引力，人们对摆脱现世的困苦感到完全绝望，多神教那些

空洞含糊的观念不能吸引群众（各种传统的多神教仪式无法为民众提供思想上的安慰），在各种宗教团体中，基督教会在这一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它不仅有助于精神上的安慰，而且还对实际生活的灾难许以援助和给予真正的援助。

基督教作为一神教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现实，比多神教更充分地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需要，因此迅速发展，成为跨国界多民族阶级成分复杂的世界性宗教。3世纪末时，基督教已具有成熟的信仰和教义，有组织严密的教会，信徒人数众多。仅据249—251年的统计，罗马教会主教就控制着46名长老、7名会吏、7名副会吏和42名低级神职人员。这一统计数字说明基督教此时不仅拥有众多信徒，还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并形成教阶制度，可见基督教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宗教组织。在帝国的东部，基督教的势力更为强大，基督教早期历史上出现的五个大教区，除了罗马教区外，都在帝国东部地区，其中安条克教会和亚历山大教会权势最大，成为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团体。在帝国各地分散着数千名高级教士。特别是在君士坦丁时代，大批信仰基督教阿里乌派教义的哥特人进入帝国军队，他们构成了君士坦丁军事力量的重要部分。在此形势下，君士坦丁作为精明的政治家，必定会敏感地注意到基督教是可利用的社会力量，必定会经过反复权衡确定将基督教作为其政治斗争的重要筹码。

君士坦丁采取保护基督教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吸取了其前任皇帝镇压基督徒失败的教训。戴克里先曾在伽勒俐的挑动下，放弃最初的宗教自由政策，大肆逮捕基督徒，焚烧教会书籍，捣毁教堂，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被基督教史学家称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基督教迫害运动。但是，帝国政府的迫害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对基督教的镇压使得社会秩序更加不稳定，多神教徒与基督徒的冲突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帝国东部地区，政府以强制手段解决宗教信仰问题的做法引起朝野贵族和黎民百姓的分裂，正常的社会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连伽勒俐也承认迫害基督教的政策遭到失败，因为“任何暴政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不能使一个民族彻底灭绝或者完全消除他们的宗教迷信”，并被迫颁布承认基督教是合法宗教的敕令。唯有君士坦提乌斯在高卢辖区内实行保护基督徒的政策。君士坦提乌斯温和的宗教调节政策使高卢各省在遍及帝国的大迫害中独享安宁，与伽勒俐迫害基督教政策引起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这使君士坦丁认识到，对基督徒实行迫害是犯了政治策略的重大错误，只有保护基督教才能使社会趋于稳定，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才能在剑拔弩张的割据势力中逐渐壮大，占据优势。

君士坦丁保护基督教政策还与稳定军心、鼓舞士气有密切关系。从3世纪末到4世纪初，在帝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军队基督教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据尤西比乌斯记载，随着士兵中基督徒人数的增多，基督教在帝国军队中的影响迅速增加，由于基督徒士兵的勇敢作战，帝国“霹雳兵团”在多瑙河流域打败了日耳曼人。到286年，基督徒士兵已经构成帝国东部西班牙兵团的主要成分。马克西米安在执行迫害基督徒法令时，仅在塞比安人军团中就处死6000名基督徒士兵，几乎引发大规模兵变。当时，主要由笃信基督教的蛮族人组成的近卫军兴废君主的事变时有发生，军队在皇帝的废立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使君士坦丁认识到，若要巩固其政治地位，就必须取得军队的支持，

若无军队作他的后盾，他的生命即将难保。

君士坦丁宗教宽容政策在高卢等辖区易于推行，是以君士坦提乌斯的政策为基础的。在后者统治时期，高卢和不列颠军队中的基督徒和多神教徒和平共处，并肩作战。因此，君士坦丁推行以保护基督教为主的宗教宽容政策是稳定军心，进而巩固其统治的最好措施。

总之，君士坦丁在争霸战争中采取了一切手段积聚力量，为统一帝国打下了基础。

三、统一战争

君士坦丁统一帝国的斗争始于312年，前期以扫除马克辛迪乌斯和小伽勒俐割据势力为主，后期以剪除李锡尼为主，最终于324年实现帝国统一。在此期间，君士坦丁巧妙地利用基督教作为建立政治联盟，分化政治对手以图各个击破和瓦解敌军，消除分裂割据势力的工具。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策在统一帝国战争中成为克敌制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他在与其他军阀较量中棋高一着之处。

312年，君士坦丁进军意大利，揭开了其统一帝国战争的序幕。当时，控制帝国西部的君士坦丁和马克西米安之子马克辛迪乌斯（Maxentius Augustus，306—312年在位）分别自立为帝，后者还杀死率兵前往意大利镇压的塞维鲁皇帝。君士坦丁则通过精明的外交活动，于310年被合法皇帝大伽勒俐确认为西部皇帝。311年大伽勒俐去世，帝国政局立即发生重大变动，小伽勒俐出兵占领东方大部地区，李锡尼则控制巴尔干半岛的伊里利亚地区，在帝国西部，君士坦丁继续辖制高卢大区，而马克辛迪乌斯则统治意大利。在这几股割据势力中，君士坦丁是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他“远交近攻”，联合东部军阀，首先剿灭西部割据势力。他选择马克辛迪乌斯作为突破口，主要是出于统一帝国的战略步骤的需要，因为当时后者的统治地位最不稳固。

事实上，君士坦丁当时尚未强大到足以统一整个帝国的地步，因此他必须联合盟友而后各个击破政治对手。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扩大统一帝国的力量。首先，他通过大力支持基督教的发展来强化与东部军阀李锡尼的联盟，从而对马克辛迪乌斯构成两面夹击之势。君士坦丁还将其妹君士坦提亚嫁给李锡尼，并与后者共同采取保护和支持基督教的措施。他之所以寻找可靠的盟友，一方面为加强统一帝国的联合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为防止敌对势力结成联盟。他选择李锡尼则主要因为其基督教政策与后者比较一致，可以借此扩大反对马克辛迪乌斯的共同立场。313年，君士坦丁在米兰会晤李锡尼，消除李锡尼对其政治野心的警惕性，并共同颁发《米兰赦令》，明确宣布：

从今以后，所有希望共同遵守基督教信仰的人都将无条件地被许可自由信仰基督教，其信仰将不受任何骚扰和侵害，我们认为下述各点有助于以最完整的方式表明你们所关心的事情，像你们可能了解的那样，我们已经完全地无保留地给予所谓基督教权威人士施行其信仰的权力。

此后还首次允许基督教会拥有财产。正是在李锡尼的有力支持下，君士坦丁首先击败了马克辛迪乌斯，也是在李锡尼的直接打击下，割据帝国东方大区的小伽勒俐战败逃窜，于313年客死小亚细亚的塔尔苏斯。其次，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作为攻击敌人的舆论工具，瓦解敌军斗志。他公开指责马克辛迪乌斯在意大利残酷迫害基督徒，并劝说李锡尼派兵参加对马氏的进攻。他紧紧抓住马克辛迪乌斯对基督教残酷迫害的暴行，大肆攻击后者违背神意，必遭上帝的惩罚，从而在道义上和心理上瓦解敌人士气。最终，君士坦丁联合李锡尼进攻意大利，以9万步兵和8千骑兵在罗马城附近的米尔万桥彻底击溃并杀死马克辛迪乌斯，清除帝国西部的割据势力，达到了其统一帝国西部的阶段性政治目标。

君士坦丁还注意统一全军官兵的思想，给统一战争披上基督教神圣的外衣，鼓舞士气，振奋将帅的精神。君士坦丁在进军意大利途中，编造了上帝显灵托梦的神话，公开打出拉伯兰军旗，以基督教信仰统一全军将士的思想。所谓的拉伯兰旗是一面长方形旗帜，旗帜上方的横杆与旗手所持的竖杆及其顶端形成XP的抽象符号，教会史学家认为这是希腊文“基督”的前两个字母组合。事实上，XP的字母组合在古罗马军队中很常见，X可能是高卢古代某种宗教的象征，代表着太阳或者雷电，P则意味着太阳神的鞭子。君士坦丁赋予他的军旗以基督教的含义，并做出上帝显灵的解释，无非是企图使他发动的统一帝国的战争具有神圣的色彩，使其劳师远征的战争行为归于天意，是执行上帝的旨意，以此掩盖其称霸整个帝国的政治野心，使普通士兵和广大民众支持这场战争。他选择拉伯兰旗作为军旗，充分表明其精明的宗教政策。因为这面军旗既包含着基督教信仰的象征，又继承了古老的宗教传统，基督徒和多神教徒都可以在XP这个意义广泛的符号中找到适合自己信仰的解释，基督徒可以把它看作象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多神教徒则可以把它理解为旧信仰的复兴。在这一旗帜下，不同信仰的将领士兵都可以实现其为神灵献身的理想，都心甘情愿地去战斗。君士坦丁利用宗教信仰为其统一战争服务的政治目的清楚地表现在他为全军将士确定的星期日祈祷词中，

我们只把您看作上帝与国王，我们祈求您给我们帮助，通过您我们赢得胜利，通过您我们战胜敌人，我们感谢您过去给我们的恩惠，……我们祈祷您永远保佑我们不受伤害，保佑皇帝君士坦丁的胜利。

这里一切宗教说词都是为君士坦丁发动的统一战争服务的。

君士坦丁十分注意拉拢上层贵族官吏。当时，基督教在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后，其教义中原有的代表下层受压迫受剥削民众的思想内容逐渐被逆来顺受、强调服从的教义所代替，

主教制与教阶制的萌芽，说明教会已经牢固地被控制在富有阶级手中。此后，基督教通过教会的领导人和教父进一步向罗马奴隶主政权靠拢，他们在组织上实行主教制，……在思想上神化罗马皇帝和奴隶制度，从理论上论证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利益的一致性，……在行动上，不断向罗马皇帝写效忠信，表白基督教忠于帝国政府。

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统治阶级的合流有助于许多元老、贵族、富人和各级官吏成为信徒。这使君士坦丁逐渐认识到，基督教在人民中间传播的仁爱、道德和无条件服从与依顺的福音精神，正是他可以利用的思想工具，也是他借以拉拢帝国上层阶级的工具。基督教在之前多次官方的迫害中，特别是在意大利地区，非但没有从此销声匿迹，反而更加壮大，不仅人数增加，而且发展成为更加团结、凝聚力更强、成分更加复杂的群体，和最“有活力的宗教”，吸引越来越多的上层人士皈依基督教。君士坦丁在高卢的宫廷中有许多重要官员信奉基督教，神学家拉克坦提乌斯担任君士坦丁长子克里斯普斯的家庭教师，并成为君士坦丁身边无话不谈的密友。君士坦丁的家眷大多是基督徒或基督徒的保护人，在其宫廷和军队中，基督徒担任重要的军政官职。正因为如此，君士坦丁为赢得帝国社会上层军政贵族的支持，也必须采取支持基督教的政策。

君士坦丁于312年战胜马克辛迪乌斯后，便开始策划消灭最后的割据势力李锡尼的计划。同年戴克里先的去世使控制帝国霸权的两巨头的矛盾迅速激化，上升为帝国政局的焦点。314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之间爆发了战争，君、李联盟随即瓦解，野心勃勃的君士坦丁开始扫除建立君主专制的最后障碍。君士坦丁虽然与李锡尼共同颁发了《米兰赦令》，但是，他只是把双方的合作看作各个击破政治对手的权宜之计。314年，君士坦丁将其妹阿纳斯塔西亚嫁给他任命的恺撒瓦西亚努斯，随即向李锡尼提出领土要求，致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当李锡尼拒绝君士坦丁的要求时，他立即派遣数万大军进攻伊利里亚地区，并在西巴利斯战役和马尔迪亚战役中重创数万敌军，使李锡尼军队主力元气大伤。失败后的李锡尼不甘沦落为君士坦丁的副皇帝，“他不再追随好人，而是疯狂地干起残忍暴君之邪恶的所作所为”，并将其失败归罪于基督徒，特别是对君士坦丁大力支持的基督教恨之入骨，暗中将其宫中的基督徒流放他乡，或投入监狱，并下令清洗军队中的基督徒将士，剥夺所有曾持有基督教信仰的贵族和军官的头衔和军阶，指令任何人不得探视基督教囚徒，否则将遭到同样的监禁。他要求所有官员参加多神教献祭，否则将被解职，还秘密处死许多德高望重的基督徒贵族，以惩罚他们对君士坦丁的崇拜，帝国东部的基督教教堂大都被捣毁或关闭。李锡尼对基督教的迫害为君士坦丁提供了发动进攻的借口，他利用基督教作为其最终完成帝国政治统一的工具。君士坦丁蓄势待发，等待李锡尼在基督教政策上犯错误，使其获得消灭最后一个政治对手的口实。君士坦丁以惩罚“强迫基督徒献祭的人”为借口，向李锡尼宣战。君士坦丁发动的战争因此被看作是基督教圣战，甚至连李锡尼的基督教臣民也在为君士坦丁的胜利祈祷。323年，君士坦丁以基督徒的解放者身份挥师东进，7月3日在亚得里亚堡战役中大败李锡尼。而后，继续追击李锡尼，在东方大区阿纳托利亚地区的克里索波利斯战役中彻底打败李锡尼，后将其处死于塞萨洛尼基。

君士坦丁在统一帝国战争中充分调动各种因素，扩大消灭分裂割据势力的阵营，按照其统一帝国斗争的政治需要，有步骤地打出支持基督教的旗号，最终达到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统治的目的。

四、基督教政策

君士坦丁在完成帝国统一，建立君士坦丁王朝专制统治后，其政治生涯达到鼎盛时期，此后便大力维护专制皇权，着力建设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并大力推行基督教化政策，其核心是维护已经实现的统一，缓和宗教矛盾，防止发生动乱，强化中央集权。

君士坦丁首先将基督教当作实现其政令统一和专制统治的工具。他在一封信中明确表达了这种愿望：

我渴望您（上帝）的子民和平相处，为了我们共同的世界和所有人的良知不要彼此分裂。让那些迷失在错误中的人与笃信上帝的人同样享有和平与安定。让所有的人复归友爱，这足以使他们走上正路。不要让任何人再扰乱他人，让每个人做他想做的事。……朕本人拥有您最荣耀的真理的宝库，这是您赐予我的自然财富，而朕祈求他人也通过普遍的和谐得以享受快乐。

作为统一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一改其与对手征战时的面孔，大谈“和平”、“安定”、“和谐”和“友爱”，其利用基督教实现中央集权制统治的目的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君士坦丁积极地利用基督教教会协助恢复帝国行政管理系统，他将1800名主教分派到各行省，其中1000名在东部，800名在西部，行使官方任命的司法和宗教权力，从而使

一种新的永久性的，始终受人尊敬但有时十分危险的神职官员便在教会和国家内产生了。

他利用这样一套管理机构有效地控制了庞大帝国社会的精神生活，主教之下的各级神职人员的活动范围深入到村庄农户。

为了彻底消除分裂割据残余势力，君士坦丁对李锡尼的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李氏颁行的各项法令，恢复基督教的所有免税权、财产继承权、司法审判权、接受捐赠权等各种特权，大批流亡或被流放的基督教人士从穷乡僻壤、矿井盐场回到家乡，监狱中的基督教囚徒也荣归故里，被卖为奴的基督徒再度成为人民热烈欢迎的信仰英雄。他还使被解雇的基督徒官复原职，并解除军队中对基督徒士兵的禁令。同时，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问题大肆镇压李锡尼的部下，其中许多人被判处死刑，有的甚至未经审判便遭杀戮。曾经受到李锡尼支持的多神教也因此遭到压制，而长期控制君士坦丁堡及安条克两大教区的基督教阿里乌派，也因为曾经支持过李锡尼而被君士坦丁主持召开的尼西亚基督教大会宣判为异端。事实上，他对阿里乌派那些晦涩的神学所知甚少，“这位皇帝的行为完全为一时冲动所决定，而并无任何宗教指导原则”。

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统一人民的思想，强化专制皇权的精神统治。他千方百计使臣民中大批基督徒拥护其皇权。据专家统计，3世纪末，东部的基督徒占人口总数的1/10，西部占1/15。他继承了戴克里先时代流行的君权神授理论，只不过将多神改为上帝，将对阿波罗的信仰变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宣称其对世界的统治权来自上帝，“公众认为他是被上天派来统治人世的说法满足了他的虚荣，他的成功又使他有理由相信自己享有的最高统治权来自神授，而这种权力却是以基督启示的真实性作为基础的”。

在选择和新建东罗马帝国首都（拜占庭）时，他再次祭起上帝的灵旗，宣称他是按照“上帝的意旨”确定“新罗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古城。在他亲自跑马圈定新城城址时，对大批随从官员宣布他是跟从“在我前面引路的不可见的神灵（上帝）”，从而使他大兴土木建立新都的行为蒙上了神圣的色彩，他本人则成为上帝意志的执行者。新建的君士坦丁堡中心广场上耸立的高大的皇帝雕像右手不仅持有象征统治世界的球体，而且有象征君权神授的十字架。他还从维护统一帝国的政治需要，加强对基督教的控制和利用。无论是主张三位一体信条的基督教正统派，还是主张基督神性高于人性的阿里乌派，甚至多神教徒，只要拥护君士坦丁王朝统治，只要效忠皇帝本人，都将获得他的保护和重用。他公开致信基督教各派，认为他们都是“共有同一个上帝、同一种宗教、同一种礼拜仪式的基督教教徒，没有理由因为如此无关紧要的一点意见分歧而分裂为几派”。

在他看来，帝国东部如火如荼的宗教争端已经严重影响了其臣民的思想统一。为了减少因神学争论造成的社会分裂，君士坦丁在宣判阿里乌派为异端的尼西亚会议之后不到三年，就暗中解除了对该派的迫害，“表现出了同情，甚至纵容。放逐令被撤销了，……（阿里乌派领袖）尤西比乌斯也官复原职，仍旧登上了他被屈辱地赶下台的大教长的宝座”，阿里乌本人则成了基督教的英雄。君士坦丁在阿里乌派问题上的朝令夕改，恰恰说明君士坦丁是从其政治需要出发处理基督教神学争论。为了缓和神学争论引发的教派对立和社会矛盾，他取消教派争论，将基督教教士视为命根子的神学教义玩弄于股掌之间。

同样，君士坦丁在大力扶植基督教时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迫害多神教，特别是在他成为帝国唯一皇帝后，主动调整了对多神教的政策，颁布法令允许多神教徒“定期实施肠卜祭祀活动，（他的皇帝）纹章上都铸有朱庇特和阿波罗、玛斯和赫丘利的图像和象征”。

帝国各地的多神教神庙仍然拥有大量的财富，享有帝国的馈赠和特权，其信徒甚至还可以公开举行传统的宗教仪式和祭祀。君士坦丁力图使多神教徒和基督徒之间能融洽相处。他针对帝国东部基督教势力较大和帝国西部古罗马传统多神教势力较大的实际情况，采取对两者支持力度和方式有所区别的宗教措施。显然，君士坦丁对当时帝国社会多种宗教信仰流行的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推行其宗教政策中力图保持一种没有倾向性的最高仲裁权，在实际行动中极力消除宗教对立。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何宣称皈依基督教而没有受洗，直到临终前才接受洗礼，其原因在于，他以此防止因其公开表明宗教倾向而引起动乱，防止任何教派利用为皇帝洗礼的机会在宗教争端中占据优势地位。因此，他成为帝国唯一皇帝后一直强调宗教中立，不使自己成为任何一派的教徒，而是超乎所有派别的最高仲裁者，对他们进行总体控制。另外，君士坦丁一再推迟受洗是为了保证世俗政权的独立性和统治权的完整。因为，他一旦接受洗礼，就成为受到教会控制的基督徒，其至高无上的皇权将受到教会的制约，教会就有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危险，这是与其建立君主专制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君士坦丁在扶植基督教的同时，还对其严加控制，使教会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亲自过问教义神学、礼仪活动、人事安排，所有基督教的重大事务都必须有利于他对统一帝国的统治。在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宗教会议上他不仅直接干预《尼西亚信经》的制定，还确立了皇帝对教会的“至尊权”。基督教吸引君士坦丁关注的不是它的教义，而是它的统一性，而统一的教会能够为统一的帝国提供稳定的、和平的精神生活方式，这对于一心强化专制皇权的君士坦丁是急需的。统一与稳定是君士坦丁建立统一帝国不可或缺的，他确信假如能引导人们在信念上联合起来，“公共事务的处理将相当容易”，所以他极力控制各地教会。当他得知亚历山大教区发生神学争论后，立即进行干预，而他真正关心的不是神学是非，而是对统一稳定的教会的控制。当宗教争论出现失控的可能时，他立即主持召开宗教会议，会议的核心任务不是解决纷争，而是统一信仰和宣布皇帝在教会中的最高地位及至尊权，包括召集宗教大会权、教职任免权、教义解释权、争端仲裁权等。在尼西亚会议上，君士坦丁以基督教首脑的身份主持会议，并致以简短的开幕词，呼吁各地主教恢复教会团结，因为只有上帝的信徒们团结在和平的环境中，帝国才能长治久安。他严密地控制会议的进程，并将其意志变成会议的主题，一切均按他的预先安排进行。尼西亚会议的召开，表明君士坦丁已经在神学教义、教会组织等根本问题上控制了基督教，使基督教在实质上完全成为君士坦丁统治帝国的精神工具。一些学者因此认为“尼西亚会议标志着原始基督教的质变，实质上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总而言之，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策虽然灵活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即为其建立和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目的服务，他将基督教当作能使“自己一跃而为罗马世界专制皇帝的最好手段”。

五、“新罗马”的建成

建立东都“新罗马”是君士坦丁一世的又一重大举措。

新都的前身是古希腊商业殖民城市拜占庭。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富于进取精神的希腊商人积极开拓海外商业殖民城邦，其足迹遍及地中海和黑海沿岸，拜占庭即是其中的一个殖民城市。起初，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建立了察尔西顿城，几年后，又在察尔西顿城对面的欧洲一侧建立起新的商业据点，并使用其首领柏扎思的名字为新城命名，称拜占庭城（Βυζáντιν）。此后数百年，特别是在希波战争中，拜占庭城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5—前425年）曾做过记载。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3—公元21年）和古罗马史家塔西佗（Tacitus，约56—120年）等古典作家都对拜占庭城做过描述。古代许多军事将领很早即注意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具有的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战略意义，古代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Xerxes，约公元前519—前465年）手下大将迈加比佐斯就嘲笑察尔西顿城的居民有眼无珠，竟然没有认识到拜占庭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但是，罗马帝国统治时期，拜占庭城的发展却受到极大限制，特别是在194年，罗马皇帝塞维鲁（L.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在位）为报复该城居民支持其政治死敌尼格尔（Niger，？—194年），几乎将它夷为平地。直到4世纪初，它仍然没有从这次破坏中恢复过来。

一百三十年后，这个惨遭破坏的城市迎来了它的辉煌时代。当时，作为罗马帝国杰出政治家的君士坦丁一世充分认识到帝国东部地区在增强其统治实力中的重要性，他独具慧眼，力排众议，在萨尔底卡（今索非亚）、帖撒罗尼迦（今塞萨洛尼基）、尼科米底亚和特洛伊等大城中选定拜占庭城作为建设新都的城址。事实上，早在戴克里先时代，迁都的意见即提上皇帝的议事日程，戴克里先虽然长期定居东方的尼科米底亚行宫，但是未及实施迁都的计划。君士坦丁一世击败所有对手、统一帝国后，帝国东西部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迁都的计划势在必行。

君士坦丁为确定新都日思夜想、颇费了一番心思，以致在梦中见到了“神迹”帮助他最终确定了新都的城址。他选择古城拜占庭为新都是有其道理的，因为这座城市确实占尽了独特的经济地理和军事战略优势。它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小山丘上，南临马尔马拉海，北靠“黄金角”海湾，东面扼制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赫力斯滂（今达达尼尔）海峡，把守马尔马拉海北向黑海出口，西面居高临下俯瞰色雷斯平原，易守难攻。不仅如此，这里还是罗马帝国重要的军事大道埃格南地亚大道和小亚细亚地区军事公路的汇合点，是通向亚洲的必经之地。同时，由于它控制黑海经由爱琴海进入地中海的水上交通要道，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外，拜占庭城北的“黄金角”海湾是一个条件极佳的自然港湾，全长约10公里，主航道宽约460米，并有多处分支水巷，可供船只停泊。自古以来，这里便成为世界各地商船汇集的地方，给当地居民带来财富，故被称作“黄金角”。由于拜占庭古城优越的地理位置，未来的新都可以凭借一面靠山两面临水防御来自各方面的进攻，又可以利用便利的水陆交通发展商业，满足新都的物质需求。

324年，君士坦丁一世发布命令兴建“新罗马”，并任命重臣着手进行建筑工程的准备工作。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新都的建设，君士坦丁下令建立专门学校大量培养当时急需的各类建筑人才。次年，建筑工程正式开工。君士坦丁一世对这项工程极为重视，他亲自跑马勘测、圈定城市界标。当时，他的随从官员对他确定的城市的巨大面积感到惊讶，疑惑不解地问道：“我的陛下，您将继续往前走多远？”他回答说：“我要继续走下去，直到在我前面引路的神认为合适停下为止。”此后，他调集帝国各地的建筑师和能工巧匠，按照罗马城的样式和规模精心设计，全面建设。大量的奇石异物从各地运到工地，无数古代的建筑和艺术杰作被拆除，强行从罗马、雅典、亚历山大、以弗所和希腊各地运往拜占庭城，黑海沿岸原始森林的优质木材、爱琴海岛屿出产的各色大理石源源不断运抵黄金角海湾。为了加快施工进度，他特地调动4万哥特士兵投入建筑工程。

经过五年精心施工，新都基本完工，古城拜占庭荡然无存，一座规模宏大、豪华典雅的“新罗马”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上，新罗马的面积超过旧城十几倍。在旧城原址的小山丘上豪华的皇宫拔地而起，大理石屋面、阳台和柱廊在金色的阳光和蔚蓝的大海衬托下使整个建筑群显得格外典雅庄重。大皇宫由几个比邻的独立宫院组成，内有各种大殿、宫室、花园和柱廊，是君士坦丁堡最豪华的建筑群。皇宫里有地下通道与大赛场相通，从皇家花园通过一个大理石码头直达马尔马拉海。大皇宫占地60多万平方米，占据城内最高的山丘，是全城的制高点。以此为三角形城区的顶点，城墙沿黄金角海湾和马尔马拉海岸向西延伸约4300米，与城西的君士坦丁城墙连接，面积达8平方公里。根据史家统计，在城区内集中了大量优美的建筑，除了大皇宫外，还有元老院议事大厦、公共学堂、大赛场、两座剧场、8个豪华的公共浴池、153个私人浴池、52道沿街柱廊、5座囤粮谷仓、8条引水渠道、4座用于集会和法院公审的大厅、14所教堂、14座宫殿和4388座私人拥有的贵族官邸。其面积和规模都远远超过了故都罗马，也超过了古代的巴比伦、雅典，中世纪的伦敦和巴黎，成为中世纪西方世界第一大城。在这巨大的空间里，原来的旧城墙被改建为高大的皇城城墙，城门塔楼正对西方的宽广大道。大道南侧修建起巨大的大赛场，完全仿照罗马竞技场的式样，但比罗马的大赛场还长40米左右，赛车道可容八辆马车并排奔跑。场内均匀地分布着许多立柱和方尖碑，赛场中央耸立的是从埃及运来的古埃及方尖碑，立柱上则装饰着各种雕像。可容纳数万人的看台用花岗岩分区建造，外墙则由四层拱形门廊构成，上面装饰着精美的大理石雕刻。沿柱廊拱卫的麦西大道继续向西，圆形的君士坦丁广场周围矗立着一大片公共建筑群，是公众从事商业和政治活动的第一大中心。这里，最高大雄伟的建筑是帝国议会和元老院，十几级大理石台阶是政要显贵、文人墨客向公众阐述政治见解和显露文学天赋的论坛。广场中心耸立着数十米高巨型花岗石圆柱，坐落在白色大理石基座上，圆柱直径约3.2米，顶端是从雅典运来的高大的阿波罗铜像。而稍后在该广场西侧建立的塞奥多西广场呈方形，是多条重要的罗马军事大道的汇合点，也是全城最大的集市贸易区。这里作坊店铺遍布，商号钱庄比邻，衣食住行，应有尽有，分区设立，井井有条，形成了方圆数里的商业区。向西南伸展的麦西大道是举世闻名的大理石柱廊大道，两侧有巍峨的市政厅，森严的将军府和国库，文雅的国家图书馆和优雅的贵族宅区。在这里，风格各异的罗马贵族庭院也按罗马城式样建筑，以便吸引各地名门显贵。全城主要街道、广场和建筑物前都布满了精彩绝伦的艺术品。城市最西侧建立的君士坦丁城墙长约3000米，是第一道城防，数十年后加修的塞奥多西城墙则构成了第二道城防。

330年5月11日，君士坦丁一世亲自主持了盛大的新都落成典礼，拉开了持续40天的庆祝活动的序幕。人们热烈庆祝君士坦丁堡的建成，载歌载舞，彻夜狂欢，颂扬君士坦丁一世的万世功德。因此，又把“新罗马”称为“君士坦丁堡”，意即“君士坦丁的城市”。此后，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新都的地位，使新都迅速发展成为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大城。君士坦丁一世曾亲自批准罗马贵族免费迁入新都贵族住宅，君士坦丁堡元老院也获得了与罗马旧元老院同等的法律地位。君士坦丁还鼓励和命令原罗马城骑士以上的贵族全部迁居新都。这一系列特殊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新都的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在数十年内，君士坦丁堡城区居民达到几十万人。现代拜占庭学家根据该城市粮食进口的记载粗略估计，4世纪末时君士坦丁堡人口为50万—100万。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这一数字都是首屈一指的，甚至到13、14世纪，欧洲最富有的威尼斯仅有20万人口。

君士坦丁堡是帝国行政中心所在地，大皇宫则是全帝国的神经中枢和心脏，一切政令都从这里发出，通过遍布帝国的公路网，传送到各地。在皇家驿道上经常来往着信使和受委派的高级地方官吏，他们随时将帝国各地的军事和政治情报送入大皇宫，也带着皇帝和朝廷的命令奔赴各地。特别是标有“军情”标志的流星信使马不停蹄地奔驰在各驿站之间，在很短的时间里，即可以将首都发出的命令送到最远的边区。作为帝国权力核心的新都迅速吸引了地中海世界的大小政客，他们怀着不同目的和愿望，纷纷迁居到新都。即使是已被派往各地的官员也在首都留有宅府和家眷，这既是中央政府的命令，也是他们的愿望，因为保持与权力中枢的密切联系将有利于他们在仕途上的发展。

君士坦丁堡的政治中心作用决定了它在宗教、文化等社会生活方面的特殊地位。3、4世纪，在帝国境内形成的罗马、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安条克和拜占庭城教区，代表基督教最强大的几股势力，其中新都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地位迅速上升，从排名最后到排名第一。在皇帝们的支持下，很快即获得了和罗马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了罗马，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也因此成为东部各教区的首领。由于皇帝们严密控制教会事务，所以，帝国各地教会的主教，包括罗马的主教都随时听候皇帝的召唤，或到首都参加会议，或面君接受皇帝的训示。与此同时，新都迅速发展成为欧洲和地中海最大的文化中心。这里安全舒适的环境和繁荣昌盛的城市生活吸引着整个帝国的知识界，原先聚集在罗马城的文人学者和分散在各地的知识分子纷纷涌入新都。语法学家和哲学家来到首都建立起语言学校，向贵族子弟传授古希腊和罗马语言知识，因为吟诵古典诗篇和名著既是当时的时髦风雅，也是从政为官的基本要求。艺术工匠来到这里开设作坊，广招当时急需的建筑和艺术学徒，承包和制作大量建筑所需的艺术品，他们从最初仿造古希腊的绘画雕刻发展到创作具有独特风格的宗教作品。法学家也开办了法律学校，培训帝国官员，提供大量急需的司法人才。国家还规定，通过全国性考试，招贤纳才，选择和任命国立学校教师。为了整理古代图书，帝国政府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翻译注释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重要文献。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尚古之风极盛，学习古希腊语、搜集抄写古籍蔚然成风，研究古代哲学和戏剧、钻研古代文法和修辞也成为知识界的“热门”。正是在这个热潮中，形成了以中世纪希腊语为基础的拜占庭译本的古典文献和以亚历山大柯普特语为基础的译本。首都文化生活极为丰富，除了定期举行的大型赛车和体育竞赛外，各个剧场经常上演传统剧目，各种新节日也常常把君士坦丁堡人带入不夜的狂欢之中。君士坦丁堡特殊的文化环境使它成为地中海世界和欧洲各国王公贵族及其弟子向往的求学之地，来自各国的年轻人和拜占庭学生一同在君士坦丁堡各所学校中接受教育。

君士坦丁堡活跃的经济生活是其重要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生活的基础。在城区中心地带建立的巨大商业区，汇集着全国各地的商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奇货物，街道上各种肤色的商贾身着各国服装来来往往，集市上人们用各种语言进行交易，“黄金角”海湾中则停泊着各国各地的船只，拜占庭金币成为各国商人从事交易的国际硬通货。帝国的各类作坊和工场大多集中在大皇宫内或附近地区，著名的皇家丝织厂和铸币厂就在皇宫内，而兵器和金银加工场则散布在全城不同地方，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使君士坦丁堡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逐步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可以说，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就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历史，在这里上演着帝国千余年的历史剧，作为拜占庭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遂成为拜占庭兴亡历程的主要见证。330年新罗马建成和君士坦丁一世启用新都标志着拜占庭国家历史的开端。自此，以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地区为核心的东罗马帝国也被后代史学家称为拜占庭帝国。

六、内政改革

君士坦丁堡的建立虽然标志着拜占庭国家的形成，但是新国家并不稳固，它面临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君士坦丁一世首先进行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的行政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继续推行戴克里先采取的皇帝专制制度，强化皇权；建立由皇帝控制、只对皇帝个人负责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削减地方权力，将地方行政权和军事权分开，由皇帝任免军、政高级官员。

事实上，君士坦丁的行政改革是在戴克里先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他继续保持了戴克里先改革所确立的君主专制制度，不仅继续在宫廷中实行皇帝崇拜礼节，而且通过各种方式扩大君主权。君士坦丁还利用对基督教的宽容政策争取民众支持，鼓励基督教信徒神化皇帝的活动。为了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军阀割据的现象，他废除了戴克里先曾推行的“四帝共治制”，将包括高卢、意大利、伊利里亚和东方大区在内的整个帝国重新划分，分别置于由皇帝任命的大区长的管辖之下，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为直辖市，所有大区和直辖市均由中央政府严密控制。大区进一步分为地区，东方大区包括埃及、东方、滂底斯（今黑海）、亚细亚和色雷斯五个地区；伊利里亚大区包括达吉亚和马其顿两个地区；意大利大区包括亚平宁半岛和北非的达尔马提亚、潘诺尼亚、诺里库和莱提亚四个地区；高卢大区包括高卢（今法国）、不列颠（今英国）、伊比利亚（今西班牙）和毛里塔尼亚四个地区。地区由行省组成，行省的军政权力分别由皇帝任命的行政和军事官员掌握。戴克里先实行改革以前，罗马帝国仅有57个行省，君士坦丁重新统一帝国后，行省的数量上升到96个，君士坦丁改革后行省的数量增加到120个左右。大区、地区和行省不仅数量常变，而且，其边界区域也不固定。此外，所有的地方官员均由皇帝亲自任免，使他们直接效忠皇帝，对皇帝个人负责，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杜绝地方官员培植个人势力，防止地方势力做大。同时，严格的等级制度也有效地制约了各级官员权力的膨胀。

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君士坦丁扩大朝廷各部门权力，增加中央官吏的数量，并把许多原来由地方控制的权力收归中央部门管理。最初，君士坦丁堡市长是中央政府中权力最大的官员，几乎控制首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不久以后宰相取代了君士坦丁堡市长的地位，实际控制朝廷各部官员的活动。宰相之下设立财政税收、邮政交通等主管部门，他还控制着1200名钦差大臣，这些钦差大臣是中央政府加强地方控制的工具，他们随时将监视地方官员动向的报告提交给宰相。宰相还负责指挥御林军和近卫军，确保皇帝的人身安全和首都的正常生活秩序。皇家总管也听命于宰相，负责皇室房地产的经营和内宫事务。邮政大臣的职责既包括信件往来，也包括道路修筑和皇家驿站的管理，还包括外国君主和信使的迎来送往。财政部是宰相府中第一大部，财政大臣则是宰相之下最重要的官员，由两名地位相同的大臣担任，主管全国税收和国家财政收支事务。大法官是与宰相和君士坦丁堡市长同样重要的官员，负责为皇帝起草法律文件，帮助皇帝处理司法审判，并掌管皇帝的印玺。此时的元老院成为真正的皇帝咨询会议，其过去拥有的立法权逐渐丧失，其对帝国行政事务的影响力迅速削弱，但是，它在帮助皇帝立法方面仍然发挥不可小视的作用，特别是在人民起义和皇帝意外死亡等非常时期，元老院将决定新皇帝的即位。君士坦丁一世去世时，元老院约有2000名成员。为了稳定中央政府的贵族和高级官吏，君士坦丁一世制定了新的等级条例，并根据等级的高低，发放薪俸和赏赐财产。

君士坦丁行政改革的影响深远，其方向和成果基本上为其后的皇帝们所坚持，特别是在塞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Theodosios Ⅰ，379—395年在位），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罗马旧贵族的反抗，削弱元老院的权力，加强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塞奥多西二世（Theodosios Ⅱ，408—450年在位）在位时还组织法学家编纂了著名的《塞奥多西法典》，该法典于438年正式颁布，它将君士坦丁一世以来百余年历代君主颁布的法令汇集成册，从而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了强化中央集权的改革成就，也为其继续推行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这部法典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查士丁尼时代，才被《罗马民法大全》所取代。

七、蛮族问题

蛮族入侵是早期拜占庭国家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4世纪末，日耳曼各部落在匈奴人的进攻压力下加快了向西迁徙的速度，拜占庭军队几乎无法阻挡他们涌入帝国的浪潮，拜占庭统治者认识到使用武力解决不了哥特人问题，因此采取接纳和利用蛮族的政策。君士坦丁一世接受哥特人为帝国的臣民，允许他们在帝国边境地区定居垦荒，缴纳赋税，提供劳役和军队，而且大量使用哥特人雇佣兵，在帝国军队中建立哥特人兵团，吸收哥特人担任军官，甚至担任高级军职。

哥特人进入拜占庭社会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随着哥特人的迁徙，在拜占庭国家经济中增加了一种新的经济生活方式，即普遍存在于日耳曼各部落的农村公社。根据《日耳曼尼亚志》记载，日耳曼人农村公社制度早在1世纪就已经存在，在农村公社中土地公有，由公社按照家族人口和身份地位进行分配，“他们每年更换新地，但土地还是很多”。

晚近学者的研究认为，此时的公社属于大家庭公社阶段。到4、5世纪时，日耳曼人在入侵罗马帝国过程中，原始公社的社会制度逐渐瓦解。其中与拜占庭人接触最多的哥特人发展速度最快，其农村公社经济生活制度已经相当成熟。由若干大家族组成的农村公社基本保持土地公有的习惯，由公社将新定居地区的土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以个体家庭劳动为基础，由家庭经营。如果没有新的迁徙活动和重大变迁，土地一旦分配即由公社成员连续使用，而不必每年重新分配。农村公社仍然由集体占有公有地，如树林、河流和草地等。这种经济生活方式，就个体而言，与拜占庭帝国早期历史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小农经济十分相似。因此，拜占庭政府从一开始就允许定居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的哥特人保持其农村公社制度，让他们继续按照其过去的习俗生活。这一政策的经济意义在于加强了拜占庭小农阶层的力量，巩固了处于社会转型中的拜占庭农业经济基础。当然，由于大批哥特人按照约定向拜占庭人缴纳赋税，从而也缓解了拜占庭国家的财政困难。其次，大批哥特人定居拜占庭后，为拜占庭军队提供了兵源。一方面，他们作为士兵，以兵团的形式参与拜占庭军队对外战争，由于他们勇敢尚武、忠诚团结，使拜占庭军队作战能力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及其后诸位皇帝大胆任用哥特人担任军中要职，使用哥特御林军代替经常哗变的拜占庭士兵，个别哥特将领甚至进入了元老院。

哥特人加入拜占庭军队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拜占庭国家抵御外敌的防务任务相当大部分逐渐由哥特人承担，他们大多驻守在边境地带，有效地阻止了其他民族对拜占庭的进攻，至少在使其他民族绕过拜占庭领土继续向西迁徙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二，进入拜占庭军队的哥特人以他们凶猛剽悍的作风多多少少给士气不振的拜占庭军队注入了一些生气，而习惯单兵作战的哥特将领也部分地改变了陈旧的罗马兵团式作战的战略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