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要文献资料

拜占庭人十分注意历史记载，这可能是受古典时期希腊作家的影响。拜占庭帝国的许多年代纪史家、编年史家、传记作家等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字。其撰写史书的方式不同于中国古人，而是继承了古希腊历史家的写作风格，即在写作中围绕历史事件展开的叙述体例和注重民俗风气的社会文化视角。综观拜占庭历史作品，其共同点在于普遍关注王朝政治斗争和教俗重大事件。正是这些年代相继不绝的历史作品，使后人能够追寻到拜占庭帝国上千年历史的主要线索，得以了解这个千年帝国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使我们可以窥见当时人的生活和思想。拜占庭历史文献非常丰富，保留至今的数量也极多，在世界范围内是仅次于我国的文献资料“大户”。这些文献资料在拜占庭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学习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正式开始叙述拜占庭帝国历史前，有必要对最主要的拜占庭历史作家及其作品作简要介绍。这里所谓“最主要的”历史作品是指那些经文献学研究证明记述可靠、涉及年代相互衔接连贯并能够为我国大多数读者直接阅读的拜占庭史书。事实上，拜占庭历史作品中最重要的文献大多被翻译为西方主要文字，其中英文版本可以为我国更多读者所接受。

最早的拜占庭历史文献出自恺撒利亚人尤西比乌斯（Eusebios of Caesarea，260—340年）之手。他于260年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恺撒利亚城，少年时即师从当地著名的教会学者潘非罗斯（Pamphilos），深受其影响，甚至在后者入狱的两年间继续帮助其师著书立说，直到潘非罗斯被处死，他被迫流亡。他经历了拜占庭帝国初期剧烈的政治宗教动荡，53岁得到平反，当选为家乡的主教，并与皇帝君士坦丁成为好友。他一生著述不断，身后留下大量作品，其中有三部最重要，即《教会史》、《编年史》和《君士坦丁传》。尤西比乌斯在其多卷本的作品中大量地使用了前代文献，结合他所经历的各种事件，阐明了这样的道理：只有遵循上帝意旨办事才能获得最终胜利，而获得最后胜利的人都是在上帝指引下，君士坦丁皇帝是杰出的代表。现存10.2万余字的《教会史》的内容涉及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直到324年，而总字数24万余字的《编年史》则从圣经传说的亚当一直到3世纪末。这些作品目前均有英文译本，其中比较权威的版本有“劳埃布古典丛书”、“企鹅丛书”、克鲁塞、威廉姆斯、迈克基夫特等译本，其中迈克基夫特的译本全文可在“互联网中世纪资料书籍”（http://www.fordham.edu/halsall/sbook.html）中查到。

撒尔迪斯人尤纳比欧斯（Eunapios of Sardis，345—420年）的《历史》与尤西比乌斯的作品衔接。尤纳比欧斯生在撒尔迪斯，但是在古典文化传统极为强大的雅典接受教育，深受非基督教学术的影响，笃信新柏拉图哲学，并因此成为皇帝“背教者”朱利安的好友。在14卷的《历史》中，他记述了270—414年的大量人物和历史事件，但是，全书缺乏连贯性，似乎是人物故事和事件记载的汇编。该书散佚较严重，404年以后部分缺损，现存1.6万余字。因其重要的史料价值，而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其英译本中比较权威的有布罗克雷和瑞特的译本。

《朱利安皇帝传》是专门记载这位有着传奇生涯的皇帝的作品。据现代学者研究，该书是由索卓门诺斯（Sozomenos，约400—450年）收集整理的各种传说，由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490—574年）丰富内容完成全书。朱利安332年生于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帝国首位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侄子。他五岁时君士坦丁去世，皇家从此陷入血腥的争夺皇权的斗争，其父和其他男性亲属均成为斗争的牺牲品，他则因年幼免遭劫难。他是在恐惧中长大成人，先后在皇宫和雅典接受系统教育。幼年的经历使他对基督教心存反感，秘密接受了多神教信仰。当君士坦丁王朝只剩下他一个男性继承人时，他便继承了皇位。他在位仅三年，期间全面恢复了多神教，公开参加崇拜阿波罗的宗教仪式，引起基督徒的反对，最终在远征波斯的进攻战中，被狂热的基督徒暗害，其时年仅31岁。朱利安一直是信奉正统基督教的拜占庭作家笔下的反面人物，被冠以“背教者”的绰号，因此没有人愿意冠名为之作传。这部书直到9世纪才被其他史书提及。目前该书被编入劳埃布古典丛书。

阿米安努斯·马赛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330—392年）出生在安条克的贵族家庭，年轻时即从军，参与多次战争，随皇帝朱利安出征波斯。退役后，他对东地中海沿岸文化重镇，如希腊、埃及、罗马等地方进行学术访问，为日后的写作积累资料。其《史绩》涉及96—378年间的历史事件，全书共31卷，包括257年的前13卷目前已经散佚，后18卷的叙述更详细，以亚得里亚纳堡战役作为全书结尾。该书基本上保持了罗马史家的写作风格，尤以塔西佗为榜样。其明显的史学倾向是充满着爱国情绪，以及对“蛮族”的蔑视，对民众“暴乱”的指责和腐败堕落的抨击等方面。在宗教问题上，他作为非基督教作家，特别推崇朱利安皇帝，将其当作英雄和主人公来描写。该作品还涉及大量基督教兴起的资料。

底比斯人奥林匹多罗斯（Olympidoros of Thebes，约4—5世纪）的生卒确切时间不详，但是根据其作品，人们知道他出生在埃及的底比斯，后来携带能歌善舞的鹦鹉云游地中海各地达二十年之久。大约在412年，他随一个使团出访匈牙利，后被怀疑对匈牙利王做手脚，致使后者突然死亡。此后，他在雅典供职十年，并以希腊语写作了22卷的《历史》一书。该书涉及407年以后二十年的拜占庭帝国历史，特别是塞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的重大事件。与当时渐成气候的基督教作家有所不同的是，奥林匹多罗斯崇尚古典希腊文明，不仅拒绝使用拉丁语写作，而且行文模仿古代作家，在历史叙述中使用诗歌和富有哲理的语言。其权威的英译本为布罗克雷译本。

左西莫斯（Zosimos，5世纪人）的《新历史》与奥林匹多罗斯的作品相印证，主要涉及410年以前的历史。他的生平至今尚无确切说法，一些学者认为，他与历史上有名的雄辩家加沙人左西莫斯为同一人。他早年的活动不为人知，但是后来官至圣库伯爵和国库法官。其六卷本《新历史》现存6.2万余字，其第一卷为全书的引言，在介绍了自古希腊到奥古斯都期间的历史后，其他几卷重点分析罗马帝国，特别是4、5世纪拜占庭帝国历史的重大事件，预言君士坦丁堡将成为繁荣的城市。他与其他作家的重要区别在于，不仅客观叙述各个事件，而且点评它们对帝国国势的影响。他被后代拜占庭学家称作“最后的非基督教史家”。他的作品有多种英译本，其中布查南译本和瑞德雷译本比较权威。

苏克拉底（Sokrates Scholastikos，379—440年）与奥林匹多罗斯和左西莫斯为同时代人，其作品也主要涉及4—5世纪的历史。他生于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自幼接受系统的教育，后师从著名的非基督教学者，当时从亚历山大城流亡到京城的阿莫尼欧斯和海拉迪欧斯，成为小有名气的文法家和律师。其代表作品为7卷本的《教会史》，该书第一次问世后曾受到一些当代作家的质疑，认为其原始资料存在诸多可疑点。为此，苏克拉底重新修改，多年后完成了第二个版本，后者即是流传至今的版本。《教会史》的内容不局限于基督教事务，而是广泛涉及305—439年的重要历史事件，特别注重那些对君士坦丁堡政治影响较大的地方性事件，视野比同时的教会史作品更开阔。该书每卷以一位皇帝在位时间为范围，自戴克里先开始，依次谈及君士坦丁一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朱利安、瓦伦斯、塞奥多西一世和塞奥多西二世等皇帝统治时期的历史。全书现存10.4万余字，其权威的英文译本为米涅本。

与苏克拉底同时的作家索卓门诺斯也是一位教会史家。他出生在加沙附近的贝塞利亚，后在君士坦丁堡学习法律。他深受早期拜占庭作家恺撒利亚人尤西比乌斯的影响，因此写了《教会史》作为后者作品的续篇。该书从尤西比乌斯《教会史》中断的324年写起，直到443年，内容涉及一百二十四年间的历史。索卓门诺斯是皇帝塞奥多西二世的好友，在他写作之初，皇帝就其写作内容提出了要求，以纠正和补充奥林匹多罗斯《历史》中有关其统治期间的历史。据说，后来塞奥多西皇帝仔细阅读了该书，并认可了其内容。全书共九卷，但涉及425—443年的最后一卷散佚，原书最后叙述的443年塞奥多西巡视贝撒尼亚地区一事仅保留在后来其他史家的作品中。《教会史》对苏克拉底作品中关于教义和神迹的批判，以及对基督教在波斯、亚美尼亚、阿拉伯和哥特人中间的传播的叙述凸显了该书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权威英译本为沃尔富特译本。

塞奥多利特（Theodoret of Cyrrhus，393—466年）大概也可以算是上述几位作家的同时代人，生于文化重镇叙利亚的安条克，自幼遵从父母之命献身教会事业，进入当地的修道院。但是，如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他同时也接受了系统的古典文化教育，对古希腊罗马文史作品十分精通。由于他坚持聂斯脱利派教义，与亚历山大教区的希利尔派尖锐对立，遂名声大噪，423年当选为塞鲁斯教区主教。431年以弗所宗教会议宣布聂斯脱利派为异端教派，他因此被罢免，449年被流放。几经沉浮，他最终回到家乡叙利亚，并在此度过了最后的十五年。塞奥多利特在激烈的宗教争论中写下的大量神学论文多成为正统教会的禁书，其《教会史》是最有史料价值的。该书共分五卷，现存7万余字，涉及323—428年正统基督教对阿里乌派异端斗争的细节，因此为后人提供了大量有关叙利亚地区宗教和政治史的信息。他留下的数百封书信则广泛地反映了当时拜占庭帝国的社会生活。塞奥多利特作品权威的英译本为杰克森译本和法拉尔译本。

普里斯哥（Priskos，410—472年）生于色雷斯的潘农，早年生平不详，后入仕为官，曾随外交使团出访匈奴王阿提拉，并出使罗马，访问埃及，入朝做官后，官至马尔西安皇帝首相秘书。他的八卷本《拜占庭史》（此名称为近代编辑者所加）仅留下残部，现存近1.9万字，涉及433—468年的历史。其作品最重要的价值表现在关于阿提拉的叙述，为后代史家反复引用。但是，他刻意追求语言的华丽和韵律，特别是将其个人好恶加入历史叙述，影响了记述的可靠性。他对匈奴人的看法基本上沿袭了古代的传统，蔑称其他民族为“蛮族”。普里斯哥作品的权威英译本保留在布罗克雷译本和格登的专题著作中。

普罗柯比（Procopios，？—565年）是6世纪拜占庭帝国最重要的历史作家。他生于巴勒斯坦地区的恺撒利亚的贵族家庭，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后来赴京城寻求发展，结识了青年军官贝利撒留。当后者因突出的军事才能而跃升为拜占庭帝国东部前线司令时，普罗柯比受聘为他的秘书和法律顾问。自527年以后，普罗柯比随军南北转战，东征西讨，亲身参加了查士丁尼一世发动的各次战争。这些经历对于他后来的写作帮助极大。542年，他受贝利撒留的牵连，被迫回到宫廷，处于皇帝的直接监督下，此后再没有离开君士坦丁堡，直到去世。他的主要作品有记载三次重大战争的《战记》，歌颂查士丁尼修建京都功德的《建筑》和抨击时政并对皇帝和皇后进行猛烈人身攻击的《秘史》。八卷《战记》详细描述了拜占庭帝国对波斯人、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的战争，不仅对影响战争进程的各次战役进行评述，而且还涉及了相关民族和地区的历史。他对战事胜负原因的分析基本摆脱了神学的影响，但是对于拜占庭军队战胜“蛮族”抱着明显的颂扬的态度。《建筑》中充满了对查士丁尼肉麻的吹捧，有学者认为，该书是作者在被“软禁”期间，迫于查士丁尼的淫威完成的，其价值在于提供了当时君士坦丁堡公共建筑和社会生活的宝贵信息。最有争议的作品是《秘史》，因为作者在书中一反常态，全面否定了查士丁尼时代的各项政策，并对皇帝皇后的人格人品大肆诋毁，语言刻毒粗俗，以至于后代人怀疑普氏不是《秘史》的作者。从书中描写的宫廷秘史和写作风格看，这种怀疑并不成立。唯一的解释是作者后半生遭受的冤屈改变了他原有的思想观点。无论如何，普罗柯比的作品为我们展示了查士丁尼时代广阔的历史画卷，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史料，它们涉及查士丁尼开始主政直到552年的历史。其作品被整理问世后，先后被翻译成世界各主要文字，其中数十万字的《战记》篇幅最长，《建筑》现存23万余字，《秘史》现存3.3万余字。它们权威的英文译本包括劳埃布古典丛书中的译本、卡迈隆删节本、威廉森译本和阿特沃特译本。

阿嘎塞阿斯（Agathias，532—580年）与普罗柯比是同时代人，比后者年轻。他是小亚细亚地区米利纳人，早年经历不详，曾是斯米尔纳地方负责公共建筑的官员，后来成为君士坦丁堡有名的法学家和诗人，写过一些六步韵律诗和情诗，以及散文和法学作品，还编辑过一本小有名气的时事讽刺诗集，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上百首诗歌。该书最抢眼之处是他致查士丁尼皇帝的前言，反映了当时崇尚古希腊文化的知识阶层的心声。但是，使阿嘎塞阿斯青史留名的作品是其《历史》一书，因为他明确指出其写作目的是续写普罗柯比未完成的历史记叙。在五卷本的《历史》中，他从普罗柯比中断的552年写起，详细描述了此后三十七年的政治军事事件，刻意追求普罗柯比的写作风格，注重发生在帝国东、西部的各次战争、查士丁尼皇帝晚年的神经质，以及当时拜占庭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而教会的事务却被有意或无意地省略或简化了。总字数为6万余字的《历史》最初被收入柏林出版的《拜占庭史籍大全》中，其权威英文译本为富伦多所译，另有卡迈隆删节本可供参考。

埃瓦格留斯（Evagrios Scholastikos，536—595年）可以算作阿嘎塞阿斯的同代人，他生于叙利亚的埃比发尼亚，曾是拜占庭帝国文化重镇安条克的法学家，可能还担任过地方行政官员。其六卷本《教会史》涉及431—594年的历史事件，时间范围超过阿嘎塞阿斯的《历史》。该书名为《教会史》，但无论取材还是描述都不局限于教会事务，资料来源广泛，描写生动，语言比较华丽。他是一位持正统教义的作家，但是对其他教派采取宽容态度。他对拜占庭王朝事务的叙述不受信仰的束缚，特别推崇马尔西安、提比略和莫里斯等皇帝的功绩和能力。可能是对安条克更熟悉的原因，他的《教会史》对这个城市倾注了比对君士坦丁堡更多的笔墨。值得注意的是，他作为教会史家并不完全采用传统的教会史写作方法，而是交替使用教会和古典文史写作风格。总字数达到5.6万余字的《教会史》的重要价值还表现在他记载了许多他在安条克亲身经历的事件，以及详细列出的参考书目。该书权威的英文译本为沃尔富特译本。埃瓦格留斯有一位表弟值得一提，他叫约翰（John of Epiphaneia，6—7世纪），是安条克地方的名人，不仅活跃在知识界，而且担任安条克教区大主教乔治的顾问。约翰著有《历史》一部，目的在于续写埃瓦格留斯的《教会史》，但是其破损严重，现存1.5万余字。根据目前保留下来的前言等残部，人们了解《历史》的重点在描写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长期的战争，特别是波斯国王与拜占庭皇帝莫里斯对西亚地区的反复争夺。可惜这部书仅有少量篇章传于后代，目前尚无英文译本。

马赛林努斯·戈麦斯（Marcellinus Comes，6世纪人）出生在伊利里亚的斯科普杰，属于拉丁人，但却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求发展。他在查士丁尼一世任恺撒时就成为这位未来皇帝的亲随，后来授公爵名号，位列贵族。他的《编年纪事》涉及379—534年的历史，重点在帝国东方事务，提供了许多细节。该书的价值是它为拜占庭帝国史书提供了拉丁作家的旁证，其英文和原文对照本在悉尼问世。

塞奥发尼斯（Theophanes of Byzantium，6世纪人）与同时代人曼南德尔（Menander Protector，6世纪人）的事情令后人不解，因为两人的作品不仅同名，而且内容几乎相同，前者十卷本《历史》涉及566—581年的历史，而后者的作品涉及558—582年的事件，时间范围和叙述对象雷同。至今人们难以确定谁是原创者，谁是抄袭者。塞奥发尼斯在该书前言中追溯历史到562年，其内容侧重于外交关系和对外战争，对拜占庭帝国东部地区相邻民族，如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和高加索地区各民族社会风俗都有记述。该书资料来源独特，为同时代其他历史书籍所未见。例如有关突厥人的资料就极为珍贵，以提比利斯为都的埃伯利安人的资料也是其他同时代作品中缺少的。他对有关中亚僧侣从中国贩运养蚕育桑技术到拜占庭帝国的叙述是关于这一问题史料的原始出处，后经普罗柯比引用，广为流传，至今成为中国古代文化西传的一段佳话。该书残卷不足千字，但其续编近10万字。曼南德尔生于君士坦丁堡贵族家庭，据他自己说，早年遵从父命，在首都学习法律，因为这是为官的必要条件。后来，他和其他寻求仕途生涯的贵族子弟一样，进入宫廷侍卫队，曾任御林军军官，一度卷入当时流行在君士坦丁堡等大都市的“竞技党”活动。莫里斯皇帝掌权后，他受命写作历史，并负责接待各路学者。由于他随和的性格和写作才能，他一直与当朝皇帝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仅为查士丁二世和提比略一世所赏识，而且是莫里斯的好友。这些特殊的经历有助于他了解拜占庭帝国高层事务，接近宫廷文件。他对多次拜占庭帝国皇帝与波斯国王和其他君主谈判细节的描写说明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作家特别注重对不同民族风土习俗的描述，观察独到细微，记载翔实具体，并注意对叙述对象所在的地理地貌进行准确的描写。他们的作品为后代作家广泛引用。目前该书有两个古代版本，但是两个本子并不完全一致。最好的英文译本为布罗克雷译本。

塞奥非拉克特（Theophylaktos of Simokattes，580—641年）的生平不详，后人只知道他出生在埃及，曾任察尔西顿主教的助手。其主要著作为八卷本《历史》，涉及莫里斯皇帝统治时期的拜占庭历史。这部书与曼南德尔的《历史》相接，重点叙述莫里斯时期君士坦丁堡的重要事件。正是由于他观察的重点在首都，特别是在宫廷，所以书中有大量有关京城庆典和宫廷仪式的细节描写，这是同时代其他作品中缺乏的内容。他对拜占庭帝国东部地理的记载一直伸延到古代中国，表现出作者对古代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推崇和熟悉。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在《历史》的前言中采用了拟人式的对话，让历史与哲学各自阐述观点，以突出历史写作的独特风格。全书充满了他对这位皇帝的颂扬，语言夸张，有许多历史年代错误，并很少涉及邻国或其他民族的事务。另外，他在写作中带有强烈的基督教信仰色彩，特别注意描述所谓的神迹和上帝的“奇迹”。塞奥非拉克特作品现存6.5万余字，其英文译本以怀特比译本为最好。

尼基弗鲁斯（Nikephoros I Patriarch，750—828年）出生在君士坦丁堡的教会贵族家庭，当时毁坏圣像运动正处于高潮，其父因坚持崇拜圣像而被皇帝君士坦丁五世驱逐流放，他随父亲流亡。伊琳尼皇后摄政期间重申崇拜圣像，他才得以返回京城，并得到平反重用，官拜皇帝的秘书。退休后，他周游帝国各地，在小亚细亚建立多所修道院。802后，他重新回到京城，被任命主管首都最大的救济中心。四年后担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达九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不遗余力地以温和手段平息毁坏圣像派残余势力，积极维护皇帝权威，但是未能成功。当朝廷以强制手段镇压反对派时，他拒绝签署迫害决定，愤然辞职。尼基弗鲁斯一生著述丰硕，留下了多部批驳毁坏圣像派主张的著作和长篇论文。他写作《简史》的目的在于批判毁坏圣像派作家“错误”引用和解释前代历史。该书现存1.7万余字，涉及602—769年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从崇拜圣像派的立场叙述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他不是按照年代顺序，而是遵循事件发展写作，对涉及的地理地貌有更准确的描写。他还完成了一部《编年史》和一部《教会史》，但前者更像是一部年表，包括自上帝创造万物以后直到828年间“世界”的统治者年表。《编年史》在当时的影响似乎更大些，被翻译成拉丁语和斯拉夫语，流行于地中海世界。尼基弗鲁斯作品的英文译本由曼戈完成。

尼基弗鲁斯之后，拜占庭年代纪似乎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作品少的原因是历史家普遍青睐编年史的写作。而接续尼氏《简史》的作家是在他之后近一个世纪才出现的，这位作家就是约瑟夫（Joseph Genesios，912—?）。约瑟夫出生在君士坦丁堡高级官宦之家，自幼接受系统的贵族式教育，学识渊博，与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关系密切，是聚集在后者皇宫中的文人学者圈子里的重要成员，也是“马其顿文艺复兴”热潮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他的《列皇纪》就是根据他在宫廷中接触到的大量文档和书信写成的，涉及813—886年的多位皇帝，包括利奥五世、米哈伊尔二世、塞奥非罗斯、米哈伊尔三世和瓦西里一世。该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前代和当代作家完成的编年史和基督教圣徒传记，例如修道士乔治的作品。《列皇纪》的近代版本早在近两百年以前就被德、法学者整理出来，共2.3万余字，最新的权威原文版出现在1973年，其最新原文与德文对照版本出现在1989年。

拜占庭历史上第一位亲自撰写文史书的皇帝是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Ⅶ，905—959年），他虽然是皇帝利奥六世和贵族出身之宫女邹伊的亲生儿子，但是命运坎坷。其父生前多次结婚，一直希望有男性皇位继承人。君士坦丁是利奥第四次婚姻所生之子。由于这次婚姻违反了基督教婚姻法规而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邹伊的皇后地位未能得到教会的承认，君士坦丁也因此被排斥在王朝权力中心之外长达四十年。可能是他的这种特殊经历为他提供了生活条件优越而又置身权力斗争之外的环境，还可能是他继承了其父学者的天赋，君士坦丁一生向学，热爱古代文化，大力支持学术研究，褒奖各种文化活动，吸引大批学者在其周围，推动“马其顿文艺复兴”。客观而言，他算不上杰出的拜占庭皇帝，但却是真正的学者。在其多部关于拜占庭帝国军区、政府、宫廷礼仪的著作之外，他主持编纂的《皇帝历史》属于史籍类。该书共分四卷，共20万余字，涉及813—961年的王朝政治史。第一卷的内容以813—867年利奥五世、米哈伊尔二世、塞奥非罗斯、米哈伊尔三世等皇帝统治事件为主，可能是作为著名编年史家塞奥发尼斯作品的续写，因此《皇帝历史》有时又被冠以《塞奥发尼斯作品的续篇》的名字。第二卷单独记载君士坦丁的祖父、马其顿王朝的创建人瓦西里一世的生平，极力歌颂这位皇帝的文治武功，肯定军事将领的作用，贬低商贾。第三卷涉及886—948年六位皇帝在位时期的历史事件。可能直到君士坦丁去世时，该书的编辑工作仍在进行，因此最后一卷是在他死后两年完成的。全书充满了对皇族和福卡斯家族、布林加斯家族、库尔库阿斯等军事贵族的欣赏和崇敬，其视野因而受到限制。目前，该书只有德文和原文对照本。

与《皇帝历史》衔接的作品是利奥的《历史》。利奥（Leo the Deacon，950—994年），小亚细亚人，早年受教育于君士坦丁堡，后任宫廷执事，随瓦西里二世出征。利奥的《历史》涉及959—976年的历史事件，重点叙述王朝政治和对外战争，特别是对保加利亚人的多次战事，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战斗经历。他使用的资料可能来自目前尚未发现的福卡斯家族史，因此他在写作中表现出对出自福卡斯家族的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的敬佩。利奥笃信上帝的力量，确信命运是无法摆脱、不能对抗的，而一切成功都体现了神意的肯定，而所有的失败和灾难都是上帝对人的惩罚。这使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利奥是位尚古作家，他将歌颂的对象比喻为古代的英雄，认为他们不仅具有古代英雄的人格品行，而且简直就是古代英雄下凡，战无不胜。利奥笔下的皇帝尼基弗鲁斯成为再世的赫拉克利特，皇帝约翰则变为复生的提丢斯，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被视为阿喀琉斯的后裔。总之，现存约3.5万字的《历史》的文学色彩浓厚，影响了历史写作的可靠性。该书的英文译本为塔尔伯特译本。

普塞罗斯（Michael Psellos，1018—1080年）是拜占庭历史上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他的《编年史》实为年代纪，是为续写利奥的《历史》而作。他出生于君士坦丁堡中等的殷实之家，其父母极为重视对他的系统教育，师从当时多位学者，教俗知识兼通，奠定了日后发展的基础。他属于当时思想活跃、学识渊博的学术新星，在首都知识界脱颖而出。他在36岁时因其庇护人退出政坛而被迫进入奥林匹斯山修道院。不久，他重返首都政界，成为宫廷学者，在君士坦丁九世、罗曼努斯四世和米哈伊尔七世统治期间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和学术作用，曾任帝国哲学院院长（类似我国古代“翰林院大学士”）。他晚年失势，在贫穷和失落中去世。普塞罗斯是一位多产作家，其大量作品涉及历史、哲学、神学和法学，还写作了大量韵律诗歌、散文、札记和书信。其《编年史》按照当时流行的传统，首先根据《圣经》的记载对上帝创造世界以后的历史进行简介，而后进入正文，主要涉及976—1078年的政治和军事大事。古希腊历史作家对他的写作产生深刻影响，他在叙述中始终强调大自然的作用，注意从现世事物中寻找事件发生的原因，而很少描写神迹。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分析，而不是从神学的角度理解历史事件，因此，在他的书中没有正义和邪恶、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鲜明对立，他笔下的人物和事物几乎都是矛盾的，因为他力图从人性的缺陷中追寻失败的原因。普塞罗斯的作品得益于他丰富的经历，许多关于皇帝和宫廷生活的描写来自其亲身近距离的观察，因而比较可靠，成为后人反复引用的资料来源。现存7.8万余字，《编年史》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其中权威英文版本为邵特尔译本。

小亚细亚阿塔利亚人米哈伊尔（Michael Attaliates，约1020—1085年）是普塞罗斯的同代人，他的《历史》可以与后者《编年史》相互印证。米哈伊尔出生在阿塔利亚的中等家庭，但是自幼聪明，在君士坦丁堡受到的系统教育使他在仕途上发展顺利，曾任法官和元老，以及主管京都供水工作。这些职位不仅使他跻身拜占庭帝国上层社会，而且为他带来可观的财富。他的作品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包括他根据自己的了解完成的历史作品、个人传记、为他建立的修道院制定的法规制度以及从罗马共和国到马其顿王朝的法学发展历程的法书，等等。其中，《历史》是其主要的代表作。该书涉及1034—1080年拜占庭帝国重大历史事件，与普塞罗斯的作品相比，更为客观，没有个人对事件的价值评论，而主要是从第三者角度记述事件的原委，即使在不得不涉及其本人参与的过程时，也绝少自我吹嘘，这在拜占庭历史作家中是不多见的。然而，他还是不自觉地表现出他对皇帝尼基弗鲁斯三世的青睐，将后者描写成具有帝王的天赋和美德，勇猛果敢，极有军事天才和卓越的组织能力。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君士坦丁堡等城市生活，其笔下的人物大多与城市民众活动相关。由于尼基弗鲁斯皇帝以80岁高龄退位时，《历史》尚未完成，后代学者认为，本书对他的肯定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倾向，而不掺杂阿谀奉承的成分。应该说，《历史》的资料是可靠的。可贵的是作者对大自然产生的浓厚兴趣使他对诸如大象和长颈鹿作了细致的描写。该书现存约6.2万字，目前有权威的德文和法文本，部分内容的英文译本由邓尼斯完成。

科穆宁王朝公主安娜（Anna Komnene，1083—1154年）为其父皇阿莱克修斯一世写作的传记《阿莱克修斯传》恰好衔接了米哈伊尔的《历史》。她是皇帝阿莱克修斯的长女，生长在皇宫中，接受全面的皇家教育，后嫁给前朝皇帝米哈伊尔七世·杜卡斯的儿子君士坦丁。这次婚姻实际上是阿莱克修斯加强统治地位的举措，但是她误以为这是自己成为皇后的机会。1118年其父去世其弟即位时，她在母后杜凯纳的支持下阴谋发动宫廷政变，被其弟约翰二世挫败，被迫成为修女。其后半生三十余年被软禁在修道院里，这使她有可能撰写《阿莱克修斯传》。该书不仅仅记载了阿莱克修斯的业绩，而且广泛涉及1069—1118年的拜占庭帝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是有关军事和外交方面的细节。全书充满了她对父亲的歌颂，开篇就描写了阿莱克修斯的胜利，并从后者的活动中解释这个时期拜占庭人对外战争胜利的原因。作为古典文化的爱好者，安娜不仅在写作中随时引用古希腊诗人的名句，而且对当代的基督教狂热思潮持批判和否定态度。她对古希腊作家的作品和前代拜占庭人取得的成就深感自豪，特别对阿莱克修斯治下的社会生活推崇备至，因此对约翰及其后继者曼努埃尔一世的统治持批评态度。由于该作品大部分是她亲身经历事件的记录，因此其资料价值极高。她文笔细腻，一些场面的描写生动感人，这在拜占庭作家中是不多见的。该书属于拜占庭历史作品中的上乘之作，总字数约15.2万字，被现代学者翻译为欧洲多种文字，其中英译本有大维斯和索特尔两种版本。

安娜公主的第二个丈夫也是位作家，他的名字叫小尼基弗鲁斯（Nikephoros the Younger Bryennios，1064—1137年）。根据他的自传《历史素材》记载，他同名的父亲是米哈伊尔七世时期著名的军事将领，曾任保加利亚地区军队司令，和多瑙河下游地区总督，后发动政变推翻了米哈伊尔的统治。尼基弗鲁斯三世登基后，他不接受恺撒称号，继续军事反叛，终被阿莱克修斯击败受刑，后得到皇帝的赦免，晚年以盲目成功指挥对库曼人作战而闻名。小尼基弗鲁斯娶安娜为妻后，成为军事将领，一直希望夺取皇权，并参与了安娜的宫廷政变。失败后，继续参与指挥帝国军队，曾随约翰二世远征安条克。他的《历史素材》是部未完成的作品，涉及1057—1080年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外交活动。与安娜不同的是，他特别注重当时几个势力极大的家族为争夺皇权进行的斗争，包括科穆宁、杜卡斯和布雷恩努斯等军事贵族势力集团的政治活动。在表面上歌颂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字里行间，他含蓄地批评和否定这位皇帝的人格，而对其父亲加以肯定。他认为其父具有贵族的一切优秀品行和条件，即高贵的血统、万贯家财、为理想献身的勇气和军事天赋。该书现存3.1万余字，目前只有原文与德文和法文对照本。

约翰·金纳莫斯（John Kinnamos，约1143—1203年）的《约翰和曼努埃尔功德纪》在时间上接续了安娜公主的作品，其涉及的历史为1118—1176年。金纳莫斯的生平不详，从其他同时代作家得知，他曾任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的秘书，参加过多次对外战争，在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短暂统治期间，卷入神学争论。其作品原始文本多有破损，书名为后人所加，内容重点叙述科穆宁王朝两位皇帝的事迹。他对曼努埃尔的文治武功极为推崇，特别是对其具有的英雄气质十分欣赏。根据现代学者的观点，曼努埃尔是拜占庭帝国第一位“西欧化”的皇帝，曾长期生活在意大利西西里。因此，金纳莫斯对这位皇帝的肯定表明了作者在思想上倾向于东、西欧联合的“世界帝国”的政治主张。这种政治倾向也决定了他对十字军战争的看法，认为这个战争有助于基督教世界的联合。金纳莫斯的历史观是上帝决定论，命运和神意决定历史的发展和事件的过程。他还高度评价曼努埃尔的军事组织改革和对改造军事技术的支持。该文献现存6.3万余字，英文译本由布兰德完成。

在以年代纪和编年史为主要历史编纂体裁的拜占庭帝国，塞萨洛尼基人尤斯塔修斯（Eustathios of Thessalonika，1115—1196年）的《塞萨洛尼基陷落记》可谓独树一帜，是记述单一事件的史籍。他生在塞萨洛尼基的贵族家庭，在首都接受系统教育，后进入教会任职，当过大教长米哈伊尔三世的秘书，并升任副执事和教区常务总管，1178年担任塞萨洛尼基大主教。他崇尚古希腊文化，对《荷马史诗》极为精通，曾对这部古典名著做过详细注释。此外，他组织收集整理古希腊文史作品，使一大批古籍得以保存下来。作为一位具有原发性思维的思想家和作家，他在《塞萨洛尼基陷落记》中对皇帝曼努埃尔的政策做出诸多价值评估，基本上肯定这位皇帝的所作所为，但同时也大胆指出这位皇帝在试图调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教义等政策上的失误，敢于褒贬时政，公开指责官僚作风和腐败堕落的修道士，否定役使奴隶的现象，认为这是邪恶和反自然的制度。他认为人类社会经历着从低级向文明的高级社会的进步过程，人们之间的关系将日益紧密，其重要性必然超越包括宗教仪式在内的各种外在的公共活动。1185年，作为当时拜占庭帝国第二大商业贸易中心的塞萨洛尼基一度被来自意大利的诺曼人占领。尤斯塔修斯身临其境，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描写，特别是对各种类型的居民在突发灾难面前的表现做了生动的刻画，该作品被后人称作拜占庭人“百态图”。该书近3万字，其英文译本由迈尔维勒-詹尼斯完成。

侯尼雅迪斯（Niketas Choniates，1155—1217年）的《记事》也是接续安娜公主的作品。他出生在小亚细亚西部地区，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受其在雅典任主教的兄长影响，曾赴黑海地区任地方官员。任满回都后，一度成为宫廷高官。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他随大批贵族官吏逃亡尼西亚。他的《记事》真实记录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涉及1118—1207年的历史，是有关该时期最重要的史料。他以散文的风格，近距离地观察当时拜占庭帝国各阶层民众，他们是善恶混杂的矛盾体，是历史的主题和最活跃的因素，而上帝则提供了最完美的道德准则。他将皇帝安德罗尼库斯的统治视为残暴、堕落的灾难时期，并歌颂处于困苦环境中的人类尊严、财富和人生乐趣。但是，这次灾难性事件给他带来的心理震撼远远超过了肉体痛苦，反映出当时拜占庭知识阶层中普遍存在的自信心的瓦解。宿命论体现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全书充满了灾难降临的预兆，突如其来的风暴、损失严重的海难、无法控制的火灾、野兽血腥的扑食场面、流行病和瘟疫等都被他赋予神启的含义，冷嘲热讽，脏话满篇，甚至不时开些残酷的玩笑，而在夸大的心理观察中突出了性的描写。这些使《记事》成为拜占庭文史作品中不多见的“颓废”之作。该书现存16.3万余字，其英文译本为马古里亚斯译本。

阿克罗包利迪斯（George Akropolites，1217—1282年）是拜占庭人在尼西亚流亡期间最著名的历史家。他出生在被第四次十字军占领下的君士坦丁堡。作为原拜占庭贵族的父母，对他施以严格的家教，并在其16岁时将他送往尼西亚宫廷，使他在当时最著名的大学者布雷米狄斯等人门下全面学习古代教俗知识，学业大长。1240年，年仅23岁的阿克罗包利迪斯成为皇子的老师，并以大学士身份主持皇家法庭，以皇帝特使身份从事外交活动。皇子塞奥多利二世即位后，他出任军政要职，监察驻扎在马其顿地区的拜占庭军队。由于他是皇帝米哈伊尔八世的亲戚，君士坦丁堡重新被拜占庭人控制后，他立即被委以重任，负责全面恢复拜占庭皇家教育和学术。作为皇家大学的哲学、几何学、修辞学教授，他培养出许多出色的弟子，有些成为后来的拜占庭文化名人。他的《当代编年史》全面记载了拜占庭人在尼西亚励精图治、积聚力量、东山再起的过程，特别对米哈伊尔皇帝充满敬佩甚至吹嘘。该书还广泛涉及当时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的历史，其时间范围大约为1203—1261年。这部作品现存近4万字，其英文译本由马格达林诺完成。

涉及拜占庭帝国末代王朝的史家有多位，首先应该提到乔治·帕西迈利斯（George Pachymeres，1242—1310年）。帕西迈利斯生于尼西亚，其少年时代是在拜占庭帝国流亡政府卧薪尝胆、努力恢复统治的氛围中度过的，接受了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绪的系统教育，19岁时随老师阿克罗包利迪斯到君士坦丁堡，后进入教会阶层，其教职不断升迁，成为教俗高级官吏。他的代表作品名为《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米哈伊尔和安德罗尼库斯》，涉及这两位皇帝1260—1308年在位时的拜占庭帝国历史。由于该书记述的事件大多为其本人的亲身经历或目睹，来自他的观察和体验，所以内容比较可靠。他注重当时引起拜占庭社会分裂的宗教冲突和教义争论，虽然力图不带个人意见，比较客观地叙述历史，但是对米哈伊尔的人品和政策仍提出批评，认为这位皇帝脾气暴躁，虚伪做作，对教会人士粗鲁敌视，这种倾向显然受到其教会立场的影响。他在写作中的尚古倾向得益于其渊博的古典知识和坚实的古希腊学识，大量典故随笔而出，甚至使用古代的历法名称记载当时的年代和月份，但是这也使他的作品比较难读。他敏锐地感到末代王朝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已经日暮途穷，衰败之象处处显露。因此，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充满忧虑，其悲观主义的历史观体现在上帝决定一切的宿命论叙述中。正因为如此，他十分注意在追寻人物动机和事件原因中表现神意。该书目前只有德文和法文译本。

哥里高拉斯（Nikephoras Gregoras，1290—1361年）撰写的37卷本《罗马史》在涉及的时间跨度上远远超过帕西迈利斯的作品，其内容包括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直到1359年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事件。他幼年丧失双亲，由时任伊拉克略城主教的叔叔约翰养育成人，接受良好的教育，后被送到君士坦丁堡，师从大学者格雷基斯学逻辑与修辞，跟塞奥多利学习天文和哲学。在王朝内战期间，他支持老皇帝，但是并未因此而得罪与老皇帝作战的小皇帝，后来因学识超群而得到后者的重用。在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统治时期，他成为皇帝心腹重臣坎塔库震努斯（即后来的约翰六世）的死党，并在后来的王朝战争中支持约翰六世。这对他晚年的失势有极大影响，他不仅遭到宗教大会的谴责，而且被当局拘禁在家中，其作品被列入禁书，死后被焚尸，骨灰遍撒京城，让万人践踏。哥里高拉斯多才多艺，完成多种文学、哲学、艺术、史学作品，其中《罗马史》具有最重要的史料价值。他在写作中采用了严格的资料考证方法，对前代史书中记载的事件进行认真考核，特别是将主要的笔墨用于其亲身的经历。作为教会领袖，他对教会内的争议和斗争极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他不相信宿命论，更反对以神意解释历史事件，强调人世的邪恶不能归于上帝。《罗马史》是研究14世纪上半期最重要的古籍，该书现存35.3万余字，目前只有原文和德文对照本。

接续哥里高拉斯历史写作的是著名的约翰六世（John Kantakouzenos，1292—1383年）。他出身古老世家坎塔库震努斯家族，其父为巴尔干半岛南部伯罗奔尼撒地区总督，故与皇家关系密切。他与后来成为皇帝的安德罗尼库斯同龄，且结为终生挚友。当安德罗尼库斯反叛其祖父时，约翰坚定地站在好友一边，甚至当其战场失利时也不惜家财，倾力支持。后来，他成为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的宰相和大将军。安德罗尼库斯三世死后，约翰受先帝托孤，成为九岁的约翰五世的监护人，摄政帝国军政。后因遭到外戚贵族集团的排挤，发动内战，并于1347年击败对手，自立为共治皇帝，同时将女儿嫁给约翰五世。凭借其万贯家财和大地主的支持，以及塞尔维亚和土耳其人的支持，他巩固了统治地位，在位七年，直到被约翰五世推翻，被迫进入修道院。在修道院度过的近三十年的后半生成为他潜心写作的时期，其间完成了大量作品。他的代表性作品是四卷本《历史》，该书涉及1320—1357年的历史事件，几乎都是他本人亲身经历的事件，资料来源主要是他的私人日记。他熟练地驾驭历史材料，举凡这个时期的大小事件都在其关注中，无一遗漏。但是，他在写作中将自己放在事件的中心，吹嘘其在位期间政策的英明，自我标榜为运筹帷幄的战略家。尽管如此，由于他身处拜占庭政治生活的核心，其总字数达31.6万的《历史》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是后人了解14世纪上半期拜占庭政治、军事、宗教史的最重要依据。作为接受过良好系统教育的贵族，他崇尚古希腊文史作家的风格，特别推崇修昔底德，《历史》便深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影响。但是，他与古典作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他笃信上帝决定人的命运，认为他的最后失败不是人为的，而是天意。该书最权威的版本为德文和原文对照本，而英文译本大多是部分内容的翻译。

拜占庭帝国衰亡时期的历史记载是由杜卡斯（Doukas，约1400—1470年）完成的。他的生平一直不为后人所知，至今也没有发现有关的资料。但是，人们从其作品中了解到，其祖父是约翰六世的拥护者，内战期间流亡小亚细亚重镇以弗所，托庇于当地土耳其埃米尔。杜卡斯年轻时曾任拜占庭地方高官的秘书，后服务于莱斯伯斯岛大贵族加提鲁修家族。由于他通晓意大利语和土耳其语，故以代表身份多次造访土耳其苏丹国和意大利。杜卡斯的《历史》涉及1341—1462年拜占庭帝国衰亡史，许多事件为其亲身经历，记述虽然可靠准确，但带有政治倾向。该书不仅使用希腊文资料，而且使用意大利热那亚和土耳其方面资料，因此，比一般拜占庭作家的史书资料更加丰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描写了1416年发生在小亚细亚西部地区的农民起义，这在拜占庭史书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中注意到这次农民起义实行“人人平等”的制度，公开宣称穆斯林和基督徒是平等的兄弟。与大多数同时代作家赞扬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不同，他严厉批评这位拜占庭帝国的“终结者”道德败坏、荒淫无耻、残酷无情，公开主张东正教应与罗马天主教联合，以争取西欧君主的援助，挽救拜占庭帝国。他认为土耳其军队攻占君士坦丁堡是上帝对拜占庭人违背神意和罪孽的惩罚，是人力无法改变的惩罚。《历史》现存7万余字，其英文译文由马古里亚斯完成。

拜占庭帝国衰亡阶段的历史文献还包括大量记载各地地方性事件的史籍。塞萨洛尼基大主教西蒙（Symeon，？—1429年）的作品就记载了当时发生在这座拜占庭第二大城市的历史事件，叙述了15世纪20年代塞萨洛尼基城面临来自土耳其和威尼斯人两方面的巨大压力，最终投降威尼斯人的过程。他的长篇《谈话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的心态和宗教情绪，其中关于宗教生活的细节描写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他提到东正教教士的等级制度、洗礼的过程、圣餐的内容、忏悔的方式、涂油礼和葬礼的要求，等等，甚至具体列举了复活节庆典需要的物品、教堂中家具和圣器摆放的位置、各类参加者出场的顺序的清单。对于宗教生活的细腻描写，大概只有君士坦丁七世的作品可以与之媲美。其作品目前只有原文和德文对照本。类似的作品还有利奥条斯·马克海罗斯（Leontios Makhairos，15世纪人）编纂的专门记载当时塞浦路斯历史的《塞浦路斯乐园叙事》（涉及1359—1432年的事件），约翰·卡诺那斯（John Kanonas，15世纪人）完成的重点叙述1422年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二世进攻君士坦丁堡的《编年纪》，约翰，阿纳哥斯迪斯（John Anagostes，15世纪人）记载1430年穆拉德二世击败威尼斯人夺取塞萨洛尼基事件的作品。这些反映拜占庭帝国各地情况的历史，极大地丰富了拜占庭历史研究的基本史料。

劳尼哥斯·查克孔迪利斯（Laonikos Chalkokondyles，1423—1490年）的十卷本史书以大量有关拜占庭帝国和土耳其苏丹国的外交资料补充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劳尼哥斯为雅典人，青少年时代随父亲流亡希腊，师从隐居米斯特拉的大学者普莱松，后在爱琴海地区从事文化活动。他的《精粹历史》涉及1298—1463年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关于拜占庭帝国和土耳其等周边民族交往的历史，除了土耳其人，还包括阿拉伯穆斯林、俄罗斯人、德意志人、南斯拉夫人、西班牙人等，其中来自土耳其文的资料极为重要。劳尼哥斯宣称自己的写作目的就是记载“伟大的希腊帝国的衰亡”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这在自傲的拜占庭历史家中是十分少见的。可能是他早年受到的古代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精粹历史》带有浓厚的古典风格，例如其中关于其他民族的描写就充分体现出希罗多德的写作风格，而其中大段引用的演讲词又有修昔底德的文风，甚至不时使用古代雅典人常用的阿提卡方言。作为历史著作，该书最主要的不足是缺乏年代记载。该书目前现存10.7万字，其权威版本是德文与原文对照本。

乔治·斯弗兰齐斯（George Sphrantzes，1401—1478年）是末代王朝的宫廷史家，他还在青年时代就进入上流社会，成为曼努埃尔二世的朝臣，后来又是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心腹大臣，特别是作为特使出访土耳其、热那亚、特拉比仲德和爱琴海诸多岛屿。1430年，他被任命为希腊南部帕特拉地方总督，1446年转任米斯特拉总督，1453年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时，被俘入狱。获释后，他出家修道，游历各地，浪迹天涯，足迹遍及意大利、巴尔干和地中海各岛屿，老死于科孚岛。他的《简明编年史》涉及1413—1477年的历史，主要依据他本人的日记，其中既有当时重大事件的年代记事，又有其子女生卒日期记录，属于私人回忆录。他在写作中放弃了拜占庭历史作品传统的文言体语言，而使用民间口语，其中夹杂许多土耳其和意大利方言和词汇，这在拜占庭文史作品中也是极少有的。该书现存近2.5万字，其准确的年代记录提高了其使用价值，被后人翻译为多种语言，其中权威的英文和原文对照本为菲力匹底斯本。

塞尔维斯特（Sylvester Syropoulos，约1400—1453年）属于拜占庭帝国灭亡前夕的著名学者，他的《回忆录》真实记载了发生在1438年前后的宗教和政治事件。他是东正教高级教士，任君士坦丁堡教区总管和大教长的助手。当时拜占庭帝国面临土耳其人的巨大军事压力，灭亡在即。1438年，他作为东正教代表团重要成员，前往意大利参加著名的费拉拉-佛罗伦萨宗教和解大会，并在《东西教会联合法令》上签字。据他本人说，他是在被关押胁迫中不得不签字的。而这一法令在拜占庭帝国民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大部分教士和信徒都反对两个教会的联合，认为这是罗马教会乘人之危迫使东正教屈服的阴谋。他回国后改变立场，公开支持反对联合派，斥责《东西教会联合法令》。尽管他本人并非朝廷命官，也非宫中常客，但是《回忆录》还是涉及许多宫廷秘史和逸闻趣事，特别是皇帝身边的大量阴谋诡计，是后人了解这一时期拜占庭政治生活的重要史料。该书只有意大利和原文对照本。除了记载某一重要事件的文献外，还有专门记载某位皇帝的传记，例如米哈伊尔·克利多布鲁斯的《穆罕默德二世传》。

还有两部涉及拜占庭帝国末代王朝的匿名作家的书值得提出，其一是完成于1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大教长和苏丹》，叙述1391—1543年君士坦丁堡发生的历史事件，其中包括多位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和东正教大教长，以及占领并统治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苏丹。另一部书名为《1373—1513年的拜占庭城、欧洲和奥斯曼帝国初期的苏丹》，完成于17世纪，涉及1373—1513年的历史。这两部书提供的珍贵资料使人们得以了解拜占庭帝国何以未能再次恢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两部书目前已经都被翻译为英文，它们的权威版本均由菲力匹底斯完成。

与上述年代纪相比，编年史在拜占庭文献中的重要性显然差得多。因为，大多数编年史是从《圣经》中选取写作资料，并采取几乎相同的叙述风格。但是，编年史作者在涉及其所在时代历史事件时常常给以更多关注，这就使拜占庭编年史成为年代纪的补充和旁证。因此，我们对拜占庭编年史家及其作品也应加以注意。

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490—574年）生于叙利亚，在当地文化重镇安条克接受系统教育，后成为当地官员，530年以后移居君士坦丁堡。其代表作品为18卷《编年史》，从上帝创造万物和亚当开始写起，前14卷大量引用前人作品，并具体注明原作者的姓名，使许多遗失的古代文献得以保存；后三卷则仿效修昔底德的文风，大量引用演讲词和布道词，并带有许多其本人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最后一卷涉及作者所在的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特别对当时的宗教政策提出委婉的批评，表达了作者对受到迫害的“一性论派”的同情。《编年史》一直写到查士丁尼统治结束，后经他人续写到574年。值得注意的是，该作品是以通俗民间语写作的，在以阿提卡方言为主要语言的拜占庭文史作家圈内带来清新的变化。马拉拉斯作品对其他民族的巨大影响是在被翻译为其他语言后逐渐显现出来的，特别是对斯拉夫人和格鲁吉亚人的历史写作产生深刻影响。《编年史》约10万字，其英文译本和原文对照本由杰夫里斯完成。

埃及尼基乌地方主教约翰（John of Nikiu，7世纪人）的生平不详，只知道他被任命为主教后，主管埃及教区的修道院和对修道士的管理，但是由于他的严厉和近乎残酷的训练导致修道士的死亡，他也因此被停职。其《编年史》完全承袭拜占庭编年史写作传统，即从上帝造人写起，亚当以后数千年的历史则完全依赖《圣经》的资料，一直写到阿拉伯军队攻占埃及。该书使用希腊语和在埃及流行的柯普特语写作，但是原书已经散佚，目前使用的古代版本为埃塞俄比亚本，该文本是17世纪初从阿拉伯文本转译整理而成。据现代学者研究，这个文本与原始文本有一些区别，因为其中有个别脱漏，有的章节标题与内容不符，但是人们仍然不能确定区别在哪里。《编年史》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是第一部涉及阿拉伯军事扩张，特别是对埃及征服的记述，比阿拉伯人的相关记载早大约两百年。

《编年史纪》的作者“忏悔者”塞奥发尼斯（Theophanes the Confessor，752—818年）是8世纪后半期和9世纪前半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出生在君士坦丁堡，其父为掌控爱琴海军区的“将军”，军事贵族家庭背景使他在青年时代即成为利奥四世宫中的官员，他不仅结交了一批上层人士，而且与贵族之女结婚。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对过去生活的忏悔，新婚后他和新娘即进入修道院，他还在巴尔干北部西格兰山上建立了迈卡格罗修道院。当时拜占庭帝国正处于毁坏圣像运动的高潮，皇帝更迭导致政策多变。塞奥发尼斯支持主张调和两派的大教长塔拉修斯，反对支持迫害崇拜圣像的新大教长塞奥多利。他因为反对皇帝毁坏圣像的政策使他受到迫害，并客死流放地。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纪》共13.5万余字，是以其前代学者乔治的作品为榜样，后者的《编年史》从亚当写到285年，《编年史纪》则从284年写到813年。该书取材广泛，引用了前代许多年代纪作品，例如普罗柯比、马拉拉斯、塞奥发尼斯、塞奥非拉克特等人的作品。一些现代学者批评他不加考证地大量引用，这从保存史料的角度看并非是缺点，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未加改动的珍贵的旁证材料。他在作品中一再申明，他记载的都是客观事件，其中许多内容虽然与他本人的观点不同，但是他忠实历史，不进行任何改动。由于他的作品是按照严格的年代顺序编写，因此成为后代作家的工具书。《编年史纪》的英文和原文对照本是由图特雷多夫完成的。续写《编年史纪》的是位匿名作家，他在四卷本的《编年史纪续编》第一卷中说明自己只是塞奥发尼斯的继承者，但是在写作体例上不是编年大事记，而是按照一系列皇家人物的传记编排813—963年的历史事件。第一卷涉及利奥五世、米哈伊尔二世、塞奥非罗斯和米哈伊尔三世，第二卷仅涉及马其顿王朝创立者瓦西里一世，第三卷涉及利奥六世、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七世，最后一卷涉及罗曼努斯一世及其两个儿子、罗曼努斯二世等四位皇帝。全书可能是多位作者的共同作品，其中各卷政治倾向不完全相同，但是，从其从始至终贯穿的对马其顿王朝皇帝的赞誉看，它应该是宫廷组织的编史活动的成果。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君士坦丁七世就组织过这样的工作。该书仅有德文和原文对照本。

拜占庭历史上有许多位教士作家，其中还有修道士作家，修道士乔治（George Hamartolos，9世纪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生卒和生平不详，但是其作品《编年史》非常有名。该书从亚当写起，按编年顺序记述了直到842年的历史事件。其中古代历史的内容主要来自《圣经》，当涉及罗马帝国历史时，他主要关注教会事务，例如有关恺撒的内容只有20行，而关于“背教者”朱利安的内容仅10行，他对恺撒的叙述还主要与基督诞生相联系。该书大量引用教会文件，特别是主教大会决议和早期教父作品，而涉及拜占庭帝国历史的内容主要来自马拉拉斯和塞奥发尼斯的作品。属于他使用的独立资料大多是其经历的事件，然而他在这部分叙述中过多地加入了先入为主的看法，例如他以激烈刻薄的语言公开表达了对毁坏圣像派、伊斯兰教、摩尼教和偶像崇拜行为的憎恨。值得注意的是，他毫不隐讳自己对柏拉图学说的推崇，声称在阐述其哲学时绝无不懂装懂，宁可“磕磕巴巴地复述，也不弄虚作假”。乔治的作品被后人翻译为斯拉夫语和格鲁吉亚语，对相关民族的历史写作产生深刻影响。该书现存12.2万余字，目前只有德文和原文对照本。

10世纪最著名的编年史家是“大官”西蒙（Symeon Logothete，10世纪人），其生平不详，从其绰号看，曾任高级官吏。西蒙的《编年史》首先以“绪言”开篇，遵从拜占庭编年史的传统写法，从《圣经》故事中的亚当开始，简略叙述到查士丁尼二世。该书第一部分大体与乔治的《编年史》相似，按编年顺序叙述7世纪末至842年的历史事件。第二部分涉及的时间范围为842—948年，由几个不同写作风格的部分组成，包括米哈伊尔三世和瓦西里一世的故事，以君士坦丁堡纪年录为基础的利奥六世和亚历山大的故事，只有913—948年的内容是以作者亲身的经历和亲自观察为基础。西蒙的《编年史》原文数十万字，现存3.5万余字，有多种版本，有的附有续写到963年的续编。该书后来被翻译成其他民族语言，目前的英文和原文对照本就是从古代斯拉夫语转译过来的。

约翰·斯基利奇斯（John Skylitzes，11世纪人）的《简明编年史》与“忏悔者”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纪》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他的生平也不为后人所知，人们只是推测其主要活动年代在11世纪后半期，从其名称上还可以推测他曾担任过高级官职。其《简明编年史》的主要内容涉及811—1057年的大事，被认为是“忏悔者”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纪》的续编。约翰在对比了前代历史家的作品后，赞扬塞奥发尼斯是最值得信赖的历史家。《简明编年史》的资料来源广泛，由于各家观点不一，其结论也多有相互矛盾之处。该书的写作风格多变，前后不统一。有关米哈伊尔四世统治时期的内容是按照塞奥发尼斯的写法处理的，即以年代顺序记述一系列相互并无关联零散的事件，而对君士坦丁九世时期的处理则无任何年代标记，只有大段的叙事，有时是不同年代事件的大汇编。该书最后一部分是作者对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观察的记录，其中对军事将领褒奖有加。作者对当时拜占庭军队的著名将领卡塔喀隆特别青睐，视其为心目中的英雄。卡塔喀隆是约翰同时代人，贫困家庭出身，从军后因战功卓著而不断升迁，曾胜利完成西西里远征，平息君士坦丁堡暴动，担任过多瑙河前线总司令和包括安条克在内的东部几个地区总督，成功地击溃了罗斯军队对君士坦丁堡的围困，因此被人称为“斯基泰人和匈牙利人的克星”。约翰的作品保持了拜占庭编年史的传统，故被后人续写。《简明编年史续编》（又称《斯基利奇斯编年史续编》）即是匿名作家完成的简明《编年史》，涉及1057—1079年的事件。这两部作品总字数达到15万字，已经被现代学者整理出版。

约翰·仲纳拉斯（John Zonaras，12世纪人）的《精粹编年史》是12世纪拜占庭编年史中的代表作品。他的生卒年月和生平不详，但从其作品看，他曾担任阿莱克修斯一世朝廷高官，后因反对皇帝任人唯亲而被免职，1118年进入圣格雷克利亚修道院，在其后四十年的修道士生涯中，完成了《精粹编年史》。该书的前部与其他编年史一样，以《圣经》为依据，从亚当写起，按照编年体例一直写到1118年。书中大量使用了普塞罗斯的《编年史》和约翰·斯基利奇斯的《简明编年史》的材料，以充实811年以后的内容。关于阿莱克修斯一世统治期间的历史则主要取材于其本人的经历和见闻，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显然是针对安娜公主颂扬其父的《阿莱克修斯传》。他公开批评阿莱克修斯皇帝将公共的钱财分给皇亲国戚，他们有的因此发了大财，富可敌国，有的竟然拥有几个城市。他还指责这位皇帝过分放纵士兵，造成军纪散乱，将士专横跋扈，特别指责阿莱克修斯的几次远征是对国家物力和人力毫无意义的浪费。该书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被整理出来，共24万字左右，其英文译本出现在1977年。

与仲纳拉斯同为12世纪编年史作家的还有君士坦丁·曼纳萨斯（Constantine Manassas，1130—1187年）和米哈伊尔·格雷卡斯（Michael Glykas，12世纪人）。曼纳萨斯生于君士坦丁堡的贵族之家，成年后任宫廷高官，是科穆宁王朝的宫廷史家和作家，写过多种颂扬皇帝和大贵族的散文，以及浪漫题材的史诗，其中《简明编年史》对当时人影响深刻。该书的前部以《圣经》历史故事为主线，从亚当写到罗曼努斯四世登基的1081年。他以仲纳拉斯为榜样，以《精粹编年史》为蓝本。就其资料价值而言并无新奇之处，但是，其优美的文笔凸显出它的文学价值，他刻意模仿《荷马史诗》，遣词造句注意对仗和韵律，使作品读起来朗朗上口，颇受人们欢迎。可能是他的贵族出身决定了他的政治倾向，他尖锐批评尼基弗鲁斯三世的平民政策，认为其宽容金属匠、木匠、商人和其他手工工匠，而苛刻对待贵族的措施是导致其短命统治的重要原因。格雷卡斯生于希腊西部沿海的科孚岛，曾任宫廷大学士，因卷入推翻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的阴谋活动，被捕入狱，受到瞽目惩罚。其12.2万余字的《编年纪事》也是仿效仲纳拉斯的风格，其内容从亚当直到1118年。在这部作品中，他宣泄其反对科穆宁王朝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对该王朝的创立者阿莱克修斯一世进行猛烈抨击，如同曼纳萨斯指责皇帝是色情狂一样，他攻击曼努埃尔是星相狂。值得注意的是，他明确反对神意决定论，并因此否定除亚里士多德以外的所有崇尚命运的古典文史作家。曼纳萨斯和格雷卡斯的作品可以作为仲纳拉斯的《精粹编年史》的补充和旁证，目前均被整理出版。

13世纪的三部重要编年史各有特点。《编年史精要》是由卓埃尔（Joel，13世纪人）完成的，前半部是《圣经》年表，后半部主要由一系列君主年表组成，涉及犹太君主、东方君主、罗马君主和拜占庭皇帝，他们在位的年代和死因。作者认为，自曼努埃尔一世以后二十余年间的六个皇帝统治短暂，并不得善终，完全是上帝对拜占庭人罪恶的正义惩罚。这部书的价值在于，提供了拜占庭帝国和相关国家君主的准确年表。《编年史》是由塞奥多利·斯库塔留迪斯（Theodore Skoutariotes，1230—1300年？）完成的。该书内容的时间范围从上帝创造世界到1261年，其资料价值有限，因为它的第一部分来自《圣经》，涉及拜占庭帝国早期历史的第二部分资料几乎完全和仲纳拉斯作品相同，而最后部分的资料来自侯尼雅迪斯和阿克罗包利迪斯的作品。唯一有价值的部分是全书的附录，其中包括某些经济史研究的资料。《莫利亚编年史》是匿名作家完成的作品。所谓莫利亚是指伯罗奔尼撒半岛。该书按照年代顺序记载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至1292年发生在该地区的重大事件，但是对伯罗奔尼撒地区以外的事件或者涉及很少，或者错误百出。从该书混用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敌视拜占庭人和东正教的情况分析，作者可能是西欧化的希腊人或是在希腊生长起来的西欧人。这三部作品也早有现代版本。

14、15世纪是拜占庭帝国苟延残喘和最后灭亡的悲惨时期，动荡的局势使学术和文化陷入迷乱的境地，一些学者为躲避战乱移居意大利，不愿意背井离乡的学者无可奈何地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历史创作也反映了学者们普遍的颓废心理。这一时期，除了个别地方编年史家外，还出现了许多匿名作品。首先要提到的是来自色雷斯埃诺斯地区的埃弗莱姆（Ephraim Ainios，13世纪初—14世纪初），其生平不详。他的《编年史》采用十二音节诗歌形式写作，涉及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君主帝王编年史，直到1261年帕列奥列格王朝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该编年史还附有基督教自使徒安德列建立教会到1323年大教长伊赛亚即位期间所有教会的主教名单。现代学者推测，伊赛亚可能是作者的同时代人。该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仲纳拉斯、侯尼雅迪斯和阿克罗包利迪斯的作品，其中叙述最详细的部分是西欧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历史。该作品现存5.4万余字。米哈伊尔·潘纳雷多斯（Michael Panaretos，1320—1390年）是埃弗莱姆的同时代人，出生在黑海南部地区，后来成为特拉比仲德的大科穆宁家族的高官和编年史家。从作品可知，他曾在该家族阿莱克修斯三世军中服役，担任过御林军队长一类的军职，参加过多次战争，并两度到访君士坦丁堡。潘纳雷多斯的《编年史》现存10万余字，是拜占庭古籍中唯一关于特拉比仲德（帝国）历史的文献，涉及1204—1390年的事件。该书前半部记述不详，后半部涉及1340年以后历史部分比较详细，因为其大部分出自作者亲身的经历和见闻。全书重点在于描写宫廷生活重大事件，例如婚丧嫁娶和军事远征。他以讲述故事的方式，按照编年体例进行写作，不时以第一人称和事件参加者的身份叙述，语言通俗易懂。由于该书的年代体系不同于其他拜占庭编年史，所以判断其内容的正确年代是很困难的事情。他们两人的作品均由兰普西迪斯整理出版。

这个时期出现的许多匿名作家的编年史大多简洁精练，篇幅短小，涉及的年代短暂，成为年代纪的补充。

除了史学著作外，在拜占庭文献中还有大量政治类和法学类作品，它们可以为拜占庭历史研究提供资料。

有关拜占庭官僚制度和官职的文献分散在多种史书中，集中记载的书有几部，《职官录》、《教会职官录》和《君士坦丁堡职官录》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献。《职官录》是拜占庭帝国早期的作品，主要是由当时帝国东、西部文臣武将的官职清单组成的。该表的目的可能是为参加重大庆典的各级各类官员确定各自出场的顺序和位置，这种官职表很可能是在旧表基础上根据当时对个别官吏所做的调整修改而成。由于各个王朝甚至许多皇帝对文臣武将官职的调整不同，不同时期的《官职录》也不尽相同。目前相关研究中最出色的成果当属英国学者布瑞的《9世纪帝国政府制度》一书，其后附有原始文献的译文。《教会职官录》的数量比《职官录》多，它主要是由东正教教阶官职清单组成的，主要用途也是为宗教仪式服务的。根据目前保存的大量教会职官表，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地位最高，其次是各大教区和大城市的教长，而后是大主教，主教排在最后。其他教会神职人员则分列在上层教会官职之下。目前发现最早的《教会职官录》是6世纪初完成的，此后陆续问世的教会职官表大约有20部。《君士坦丁堡职官录》主要反映首都各级文武官员的情况。这类职官表的价值在于，它们不仅提供了宫廷和教会活动的许多细节，而且提供了反映拜占庭政治状况和经济形势的信息。

专门讨论拜占庭官职和宫廷活动的作品首推君士坦丁七世的《帝国政府》，该书十分详细地叙述了拜占庭官僚机构，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的职责，以及他们的历史沿革。这本书是君士坦丁皇帝为其后人管理帝国朝廷和各级官员而专门写作的，其中保留了大量前代文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次应该提到约翰·莱多斯（John Lydos，490—565年）的《论罗马人民的官员》。莱多斯出生在里底亚，20岁以前接受系统教育，后到京都寻求发展，入宫为官四十年，对6世纪以前拜占庭帝国官制极为精通，曾受到查士丁尼皇帝的重用。他的作品涉及晚期罗马帝国政府结构和官职的变化，并广泛叙述了查士丁尼时代的政治生活，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一般状况。它重点讨论从晚期罗马帝国到拜占庭帝国政府的变化，资料价值极高。类似的史料还有一些，但都不如这两部书。

拜占庭帝国继承罗马帝国的法律传统，历任皇帝均注重法律建设，为后人留下大量法律文献，其中除了近百位皇帝发布的法令外，比较重要的是一系列法典。法典中最著名且最有价值的当属查士丁尼主持下完成的《罗马民法大全》。查士丁尼一世即位之初，首先着手调整帝国社会关系，针对当时成文法律极为混乱的情况，下令组成法律编纂委员会，该委员会汇集了当时最著名的法学家特里波尼安、法律教授狄奥菲鲁斯等十名法学专家。529年4月，经过十多名法学家一年多努力编成的10卷本《查士丁尼法典》，正式颁布，其收编范围自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连（117—138年在位）到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历代皇帝颁布的法律。该法典包括前言、法理一卷、私法七卷和刑法一卷，534年修订后又增加公法三卷。该法律颁布后立即取代其他与此矛盾的旧法，成为拜占庭帝国唯一具有权威性的法典。530年，特里波尼安再次指导扩大为16人的法学编辑委员会编辑《法学汇编》，并于三年后编成颁布。该书汇集古代法学家的论著，共分50卷，是学者们阅读参考约2000部古书编撰的包括300万行内容的巨著。由于编撰工作十分繁重，时间又相对仓促，这部法律汇编内容比较粗糙，一些古代法律相互矛盾，某些法律条文的注释概念模糊不清，还由于专家们在搜集和审阅此前所有公认的法学家的著作过程中，对古代文献进行摘录、节选、分类和评介，人多手杂，使个别总结性的评语存在明显错误。为了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人才，查士丁尼要求特里波尼安、狄奥菲鲁斯和法律教授多罗塞乌斯完成《法理概要》，并于533年发表。全书分为五卷，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明确的法学概念简明系统地总结《法学汇编》的全部内容。在查士丁尼统治末期，他又将自己在534年以后三十年期间颁布并没能收入法典的法令编辑成《查士丁尼新律》作为补充，《查士丁尼新律》使用希腊语完成。除了这部法典外，比较著名的还有438年颁布的《塞奥多西法典》、739年完成的《法律选编》、870年以后颁布的《法律指南》、880年前后修订的《法律手册》、利奥六世颁布的《皇帝法规》、1345年编成的《六书》，以及《农业法》、《士兵法》和《海洋法》等，它们都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

此外还有大量拜占庭帝国财政档案、纸草文书、合同契约、税收记录、军事论文、圣人传记、旅行札记、神学文章、教会文件、会议决议、布道演讲词、悼词、诗歌集、小说、教会法、战争纪事、修道院制度、书信、请示报告，等等，这些文献都为学习和研究拜占庭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信息。据学者们的初步统计，目前已经整理出来的拜占庭历史文献总计达到2.2万余种，它们形成了拜占庭历史研究的巨大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