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Д.肖斯塔科维奇的同时代人，多少年来，我们曾每时每刻都在期待着他的新作，渴望得知，他在新创作的交响曲、协奏曲或弦乐四重奏当中，将以怎样的形象出现？他又要展示自己音乐天赋的哪些崭新的侧面？作为作曲家，他从未让我们大家失望过：他的创作形象一贯是风格独特并不断得以丰富，我们仿佛觉得，他的创作潜力将永无止境。
然而，他这位艺术家在道出了自己最后的一言之后，还是走向了生命的尽头。如今他的全部创作已成为历史，在他的经历中，曾有过生与死的较量，而今他完全进入了永恒的世界，他的英名也将万古流芳。
在苏联时期，苏维埃曾向世人献上了两位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一个是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另一个就是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他们两位都是20世纪音乐经典人物，双双通过自己的创作活动，确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艺术原则。
这两位大作曲家的创作不可能不引起音乐界与音乐评论界的特别关注。关于Д.Д.肖斯塔科维奇，早在他生前就出版过大量的研究资料，其中包括以多种文字出版的有关他音乐创作的书籍、特写和论文等。A.Н.托尔斯泰、Б.В.阿萨菲耶夫、И.И.索列尔金斯基、Г.Г.涅高兹、И.В.涅斯季耶夫、Г.М.施奈尔松、Л.A.马泽尔、М.М.索科尔斯基、В.М.波格丹诺夫-别列佐夫斯基、М.C.德鲁斯金、Г.Н.胡博夫、И.И.马丁诺夫、A.Н.多尔让斯基、М.Д.萨比宁娜、В.П.博布罗夫斯基、Л.Н.列别金斯基、A.A.索洛夫佐夫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和音乐活动家，也曾分别撰写专著或论文，对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作出了诚挚热情的评价。
针对Д.Д.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似乎曾进行过相当认真细致的研究，但我还是想起了与我现在所写内容有直接关系的一段谈话，在那次座谈中，有人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关于П.И.柴可夫斯基作品研究的书籍，是否还有必要继续撰写？”因为人们似乎将柴可夫斯基的创作及其他的一切已经全部写完了，再也挖掘不出什么新东西了。然而，这个问题的结论却是：关于柴可夫斯基，只要世界上有人演奏他的音乐，对于他的研究就不能停止，研究他的书籍也要继续写下去。那么对于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同样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和答案的。此外，还有另一种特殊情况，在此也值得一提。
有一次，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曾这样说，如果有人要写他的生平与创作，他本人特别希望能够写出一本“人性化的和通俗易懂的书”。换句话说，就是要写一本能使每一个音乐爱好者容易读懂的书。遗憾的是，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目前还没有出现一本这样的著作。
我还记得，Д.Б.卡巴列夫斯基曾说过的一段话，大意如下：“最好能写出这样一本书，一本能够在读者面前全方位展示肖斯塔科维奇整个创作个性的书，一本任何音乐分析和研究都不会歪曲作曲家精神世界的书，能够全面反映他这位出生于异常复杂的20世纪的作曲家并通过自己的创作反映这个世纪风貌的书。”
肖斯塔科维奇本人和卡巴列夫斯基所说的这个问题，也是我本人尽力补充说明的问题，不过首先应当弄清，这里所说的是要撰写一本普及性的书，但一本书得以推广，并不意味着要对该书的内容及其文学语言特点进行大大简化。否则，将无法展示作曲家的真实个性及其丰富的精神世界。在我这本专著当中，我极力避免有可能歪曲主题或使主题变得苍白无力的“简单化”现象。当然，为了达到通俗易懂的效果，为了使该书的读者群不只是局限于职业音乐家的范围，本人只好尽可能避开一些过于专业化的术语，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考虑到照顾“广大的读者群”，而影响对音乐美学、哲学以及社会学方面问题的研究深度；书中所讨论的问题，是任何一个有教养的读者都能接受的话题，无论读者是不是一个音乐家，情况都是如此。书中尽可能地涉及了与作曲家的创作风格、惯用的音乐语言特点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考虑到，即使是这样，书中的描述还是尽最大可能做到使人容易理解，而又绝不会使读者产生庸俗而粗略之感。
作为艺术家的肖斯塔科维奇与作为普通人的肖斯塔科维奇是分不开的，凡是有幸见过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人，都会对他那罕见的优秀品格给予最高的评价，对于他的优秀品格，有时甚至难以找到准确而恰当的言辞来表述。
在这本关于Д.Д.肖斯塔科维奇的新书撰写过程中，我虽然利用了我编著的关于Д.Д.肖斯塔科维奇的前两本书中的相关资料，但这本新专著绝不是对前两本书的复述，本书的结构是新颖的，同时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其中许多内容都是在我与Д.Д.肖斯塔科维奇的个人接触后得到的。没有这些新内容，我是不可能写出这本新专著的。
作为本书的作者，我的写作构思是：作曲家的创作形象应当在我对作曲家音乐生活的描写中逐渐展开，但是首先应该说明的是：什么是作曲家创作形象中至关重要的内容。
在Д.Д.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中，所有“至关重要”的内容早已成为世界音乐学中的宝贵财富，如今这笔财富显得格外卓荦，意义也更加深远。这里首先要说的就是关于主观与客观、个人与民族及全人类之间的相互结合问题，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从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某些个性特点开始说起，然后再开始研讨他的音乐创作。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一生保持着惊人的谦虚精神，这是大家所熟知的，现仅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有一次，当他阅读过一篇关于他的音乐创作的评论手稿之后，他先是对书中所写的基本内容表示同意，随后却不高兴地说：“您怎么能称我是一位最杰出的、最天才的作曲家呢……千万不要这样写，我这是认真的，绝不要这样写……”还有一次，他执意不听人们对他的《第十四交响曲》的夸赞，他说道：“不，不，您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评价，只是因为您是一个善良的人。”众所周知，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非常不愿意多谈自己的音乐创作，特别是当这种座谈带有正式采访的意味时，尤其是这样。我记得，有一次，广播电台音乐频道的编辑来找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希望录制他对刚刚完成的《第十二交响曲》（《1917年》）的一些感受，当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情绪很不好，仅一只话筒就足以使他感到神经紧张，使他十分生气，他一心想拒绝那次采访。在那个女编辑苦苦哀求下，工作人员才打开了录音机。
“请问，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当您在谱写这首关于1917年的交响曲时，是不是您读过的文学作品或是您看过的电影，对您产生了一定的启发？”
“是的，使我受到启发的既有文学作品，也有电影，还有绘画作品。”
“但最主要的动因，也许是由于您在年轻时代曾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见证人的缘故？”
“是的，正是如此，尽管我当时还很年轻，可我毕竟是十月革命的见证人。”
这就是那次采访的大致内容。当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全部离开之后，当他们把话筒拿走之后，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觉得“彻底轻松了”，他这才开始讲述自己生活中的一件不寻常的事：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当В.И.列宁在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广场上与工人见面时，他就在现场。说到这里，虽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变得“和颜悦色”，但是他依然是只字不谈自己的音乐。
后来，在作曲家协会音乐厅里，在钢琴演奏完他刚刚完成的《第十五交响曲》之后，有人向肖斯塔科维奇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为什么在这部交响曲中，引用了罗西尼的歌剧《威廉·退尔》和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的指环》的主题？肖斯塔科维奇当时回答说，这是无法解释的。有一次，我单独跟他座谈时，我再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仍然回答说：“我无法解释……当时我就想那样写，于是就写出来了。”
我们所说的并不是关于交响曲创作过程中技术手段问题，在《第十五交响曲》中，他之所以借用了“他人”的主题，是因为这些主题与该交响曲的创作构思及其音乐内容是极为符合的。
我们可以假设，作曲家早已知道，他为什么“就那样写出来的”，但是他却没有找到恰当的词语来表述，这是他唯恐人们会曲解他的原始构思……肖斯塔科维奇认为，创作构思是通过音乐表达的，所以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
30年以前，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研究专家之一，思想深邃、学术作风严谨的Л.A.马泽尔，好像是无意中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肖斯塔科维奇之所以寡言少语，是因为他通过自己的音乐已经完全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这是何等公正而准确的评价啊！是的，肖斯塔科维奇在自己的音乐中，讲述了他“本人的”所有，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吐出了自己的心声，而且他是以无比的坦诚和真实的态度，彻底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他以一种罕见的和充满矛盾的力量，给自己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个性烙印，这种个性不仅包括一个作曲家和艺术家的个性，而且首先是包括了一个使人产生深刻印象、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十分敏感的人的个性。
假如肖斯塔科维奇通过音乐只讲述了他个人的得失和命运，假如他的音乐只反映了他本人的情感世界，那么，他的音乐也就不会具有全人类的伟大意义。然而，问题也就在于此，那个时代出现的重大的社会震荡，早已成为他“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他对生活从未等闲视之，而是深深地，有时甚至是痛苦地去亲身体验整个人类所发生的一切，他的音乐中充满了这样的感受。在他的音乐中，深邃的心理活动与史诗般的宽广，最为细腻的个人情感与艺术宣扬者那火一般的热情，主观意识与客观事实等，都非常自然地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每一位艺术家的创作都是既有主观的一面，也有客观的一面，艺术创作的规律就是这样的，但艺术活动中的这些最重要的元素之间的关系却是各不相同的。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事实，不难判断出，哪一种原则是主要的，是起主导作用的，但是对于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来说，采用这种方法未必是可行的，因为在他的创作中，最主要的和最具他本人特色的品质之一，就是对两种原则（主观与客观）所作出的异常完整的表达，可以说，是达到了最大限度的完整表达，这充分体现了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绝对的天赋、天赋的突出特点及其创作个性。除此之外，这也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反映，我们的时代要求对每个人、每个人应有的人权及其独特的个性，都要给予特别的关照。这里所说的并不只是那些杰出人物，而且还有“普通人”，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也并非是简单的，因为每个普通人都有极为复杂的思想和情感世界。与此同时，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人民大众勇往直前的时代，是确立人民是历史的缔造者的时代。所有这些，都使得像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那样的艺术家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
人、岁月、生活现实…… 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建设、伟大的卫国战争、反法西斯战争、为争取人类和平与幸福的斗争、生与死的主题等，就是哲学、美学和社会学的主题，所有这些，都是肖斯塔科维奇音乐创作，他的交响曲、歌剧、声乐交响作品、室内声乐套曲和四重奏乐曲的基本内容。
有不少专著和论文，分别记述了这样一个问题：悲剧色彩在肖斯塔科维奇创作过程中的重大意义。他的歌剧《卡捷琳娜·伊兹迈洛娃》就是一部悲剧，可以称为音乐悲剧的还有他的几部交响曲——《第四交响曲》、《第八交响曲》、《第十交响曲》、《第十一交响曲》、《第十四交响曲》和《第十五交响曲》，还有他的几首四重奏、三重奏等，也都充满了悲剧色彩。悲剧色彩还渗透到了他的声乐作品，他根据米开朗琪罗的诗歌改编的声乐套曲就是一例。
再现产生于社会历史矛盾的对抗性冲突，这是悲剧体裁固有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首先是他的交响曲创作）揭示了当代的主要冲突：获胜的社会主义阵营与黑暗势力、战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对抗；新旧制度的疯狂对立与大量的流血牺牲和种种灾难交织在一起。当然，像每一个苏联人一样，肖斯塔科维奇深知，最后的胜利将属于哪一方。在谈到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八交响曲》时，Б.В.阿萨菲耶夫曾这样写道：“在取得胜利之后，侵略者的王国、战争帝国和钢铁帝国都将被摧毁，但不经过极度的痛苦是不会获得胜利的，在铿锵有力的战争步伐之下，总是会听到亿万人心脏最真实的跳动。”因此，肖斯塔科维奇体现出的对“他人”的痛苦（对他来说，别人的痛苦就是他自己的痛苦！）少有的敏锐和敏感的反应，对亿万人的灾难从不视而不见的态度，是不足为怪的。
悲剧性并非悲观主义，在题为《关于音乐创作中的几个迫切问题》的重要文章中，肖斯塔科维奇就论述了莎士比亚、歌德、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人灵魂深处所蕴涵的乐观精神。作为一个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接受了这些天才艺术家的传统，所以他作品中的悲剧形象通常都是积极向上的，是反映苏联革命人道主义思想的。
所有作曲家的构思都是通过音乐“织体”再现出来的；这种音乐织体的质量及其特点，决定着作曲家创作构思的命运及其实现创作构思的信念。假如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不具有非凡的灵感和最高的技艺水平，肖斯塔科维奇就不可能是受人敬重的作曲家。在此不能不特别强调指出作曲家在勇于解决音乐创作问题、在探索音乐语言的独特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创新精神。
肖斯塔科维奇从未中断过与传统的密切联系，这些传统和联系在他的创作中始终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肖斯塔科维奇来说，穆索尔斯基的作曲传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特别喜欢和尊重19世纪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在肖斯塔科维奇的早期作品（歌剧《卡捷琳娜·伊兹迈洛娃》、战后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穆索尔斯基对他的影响。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肖斯塔科维奇在自己的交响作品（例如，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第十一交响曲》和《第十四交响曲》）和钢琴作品（《前奏曲与赋格》）的创作里，充分运用并发扬了穆索尔斯基的歌剧创作及其室内乐创作传统；肖斯塔科维奇还特别崇尚巴赫充满睿智的高远精神的艺术，在巴赫的影响下，他创作了《第五交响曲》、《第六交响曲》、《第七交响曲》、《第八交响曲》和《前奏曲与赋格》；肖斯塔科维奇还继承和发扬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创作传统，发扬了柴可夫斯基的抒情式交响曲传统；他还借鉴了马勒的某些创作特点，在他的创作中，明显地反映出20世纪文艺的某些最重要的美学风格发展趋势。在研究肖斯塔科维奇音乐创作的资料中，曾出现过几十位世界各国、不同时代的作曲家的名字，他们或多或少地对他的创作都产生一定的影响。肖斯塔科维奇也确实对某些作曲家的创作风格及其特点，有时也表示赞同。尽管如此，肖斯塔科维奇仍不愧为当代无与伦比的艺术家之一。
说到这里，自然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应当如何辨别艺术中的折中主义与创新呢？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可以说，折中主义是毫无原则的，那么，折中主义的美学原则也就是这种毫无原则性。折中主义的创作在接受各种不同影响时，甚至是在接受那些偶然出现的影响时，从不对这些影响进行再加工，而是直接吸纳，于是便会出现一系列各种不同的风格，而这些风格却不会产生新的艺术品质。而具有创新意识的艺术家则不善于听从某些传统的支配，他们对传统总是持有提取遴选的态度，他们只接受他们自身所需要的那些传统，并且对他们所接受的传统进行重新审视，作者炽热的创作个性永远位于各种影响之上，其结果必然产生新风格和新流派。肖斯塔科维奇就具有这些特点，他的创作活动就是一系列惊人的发现，他开创了新型的音乐形象，以全新的方式诠释了音乐体裁与形式，重塑了交响-奏鸣曲套曲结构，把交响曲解释为现代音乐剧、音乐悲剧或史诗；他还开创了具有特色的美妙的音调体系，所以我们通过简短的旋律，便能立刻作出判断：这就是他的音乐。在此不能不提“肖斯塔科维奇的调式理论”，因为这些调式独特地装点着音乐的旋律及其织体中的各个要素。他那“多层次的音色”显得异常丰富和新颖，他笔下的诠释、配器特点及其个别乐器的特色，犹如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演员一样，有时在独白，有时参与对话，有时还相互“辩论”。
历史的经验表明，音乐语言领域的新趋势通常不会立即得到大家的普遍承认，因为现实中存在着一种听力知觉惯性，而要克服这种惯性是十分艰难的。听觉一般都是习惯于某种固定的音乐声波，也就是说，听觉习惯于某些固定的标准，若要摆脱这些标准，将会被认为是一种“不法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的人，即专业水平很高的听众，他们的知觉都有这样的特点。
20世纪初，出现了一些新的特殊情况，它们阻碍了人们迅速了解新音乐现象的出现，社会的动荡同样反映在音乐艺术之中，对音乐内容和形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后的“伟大变革”时代之一，就是“音乐技术革命”，音乐表现手段的演进与发展的漫长阶段，已经被突飞猛进的变化所取代，音乐艺术资源的界限被迅速扩大，具有创新意识的作曲家掌握了过去处于音乐思维之外的手段和方法，所以一大批老一辈音乐家不愿意接受“晚年”的和“中年”的斯克里亚宾、斯特拉文斯基、年轻的普罗科菲耶夫，音乐界“父与子”之间的关系达到了空前的对立。
像肖斯塔科维奇这样求知欲很强的艺术家，不可能不利用20世纪音乐中第一次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来充实自己，他的音乐语言与前几个世纪确立的标准常常是不相符的，这个事实引起了音乐界激烈的争论，有人甚至指责他犯了现代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错误。不良的后果并不在于作曲家的某些作品没有及时被许多人理解和接受，而是这种不解导致了错误的美学意识的产生。如今这一切已成为过去，当时遭到批判的作品，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音乐经典。
作为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同时代人，能够投身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之中，肖斯塔科维奇曾感到莫大的荣幸，但是他的人生之路却是不平坦的。在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葬礼上，Т.Н.赫连尼科夫说了这样一句话：“生活使肖斯塔科维奇经受了多种磨难和考验，他以一个伟人的智慧，走过了那坎坷的荆棘之路。”肖斯塔科维奇生来就具有非凡的智慧和勇敢精神，他是一个身为党员的艺术家，他一生都迈着坚定的步伐勇往直前。对于他来说，人类的最高境界就是服务于人民和报效祖国，他把毕生精力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自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