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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读者会留意到，到目前为止，书中所列举的人物全是男性。导致这种性别不平衡的部分原因是本书的论述集中于占领初期，这是军事入侵阶段，行动的决定力量是军事暴力和政治交易。传统上，女性在这些领域的作用并不起眼。当然，不起眼并不能保护她们免于飞机的轰炸、大炮的袭击，以及大火的燃烧。随后强奸发生了，日本兵对待中国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是不同的。男性、女性的身体都被践踏摧残了，但却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兵役年龄的男性被枪杀或被抓去做壮丁，因为他们是国家的士兵或准士兵。生育年龄的妇女被强奸或者强迫其做妓女，因为她们是国家人口的来源或即将为国家带来人口。因此，强奸的大规模上演是作为一种征服的象征，这不仅仅是男性性饥渴的释放，它还是一种羞辱的行为。日本兵强奸的是中国女人的身体，但羞辱的是中国的男人，这证明了他们在各方面都没有能力。在张怿伯的《镇江沦陷记》中，这种象征是最令人讨厌和恶心的。他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对夫妻提着一篮黄瓜去镇江市内出售，在城门口被日本兵拦下，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剥去衣裤，且强迫他们裸体在太阳底下晒好几个小时。一个士兵用黄瓜插入女人阴部，拔出后令男人吃下黄瓜，男人拒绝，立即被开枪打死。女人是施暴的对象，男人是羞辱的目标，这个公式可以被放大到对中国国家的蔑视和羞辱。这个故事是张怿伯听别人说的，但他深信确有此事发生。他相信这是可能的，是因为这次特殊事件真实地反映了男人和女人的身体以不同的方式遭受凌辱的过程。

对女性而言，强暴意味着她们将遭受较高的性攻击率；而对男性来说，则是较高的死亡率。有人估计，南京沦陷时期，男女死亡的比例是三比一。与之相伴随的现象是女人失去父亲、丈夫或兄弟的可能性要比男人高，而且她们经常发现家中无收入来源。这种差异在南京难民营中无家可归者的性别比上也有所反映，女人与男人的比例是二比一，这是南京被占领一年后统计的。

除了军事入侵阶段外，妇女在整个沦陷时期还遭受怎样的影响呢？这更难描述。研究维希法国的汉纳·戴蒙德（Hanna Diamond）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占领状态下的妇女“必须做出选择，其选择的环境与男人完全不同，女人之间或女人和男人之间，不论在合作还是抵抗方面，出发点都不相同”。然而由于我们还没有开始书写沦陷时期中国的社会史，对于占领状态下妇女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她们不得不面对和做出的选择等，我们依然一无所知。我们可以采纳戴蒙德的观点：法国妇女聚集在一起，向当局请愿释放她们的丈夫，这是对“占领政府”抱有希望而不是抵抗它。1938年春，南京的妇女在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的领导下，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但当我们了解更多沦陷时期妇女的生活状况时，才得知这件事只是处于计划阶段的，还没有付诸行动。尽管如此，戴蒙德关于法国妇女的研究结论仍适合我的案例，即合作对男性更有吸引力。“尽管一些特殊形式的合作有性别要求，但相对而言，只有很少的女性加入‘占领政府’的团体，很少的妇女卷入到正规的政治组织中。另一方面，男人似乎较多地参与到有组织的合作中。”男人公共生活的训练使他们更有可能参与合作，而女性被排除在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斗争之外，使她们免除了这些纠缠和麻烦。

在地方合作故事里，妇女不是唯一不起眼的社会群体，儿童更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战争期间，能事先将孩子送到其他地方避难的父母都这样做了，但大多数的孩子没有这样的机会。一些孩子在战乱中并没有受伤，但却被有心人利用他们的单纯来做宣传照。但很多孩子流离失所，失去亲人，饱受身心创伤。难民营的报告偶尔也会提到他们。在日军第一波的袭击中，有关他们状况的报告好像不存在。早在1938年4月，“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便成立，它宣布总共有37,253名孤儿。这只是大上海地区的统计数据，不包括被其他家庭收留的孩子。

直接遭受战争灾难的孩子，将终身被沦陷时期的残酷记忆所折磨。李植中亲眼目睹了镇江的沦陷，那年他12岁。50多年后，在一篇短小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印象最深的是1937年11月27日那天晚上。那天，日机投了上百枚炸弹，轮番轰炸镇江。晚上，他母亲领着他们兄妹三人躲在防空洞里，洞土簌簌地往下掉。他回忆道，每个人都害怕极了，不敢哭出声来。他还记得一颗炸弹在防空洞的上方爆炸，一些孩子都吓得尿裤子了——或许是他自己？当空袭结束后，他们从泥泞的藏身之处出来时，发现在不远处的地方被炸死了60多人。半个世纪后他回忆道，“许多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那些恐怖可怕的事情“一辈子也不会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