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贵霜早期佛教的发展

贵霜是一个消失的文明，一个多文化、多种族的文明。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宗教的融合、创新和发展。尤其是佛教在这里得到新的机会，从口耳相传发展到文本佛经的出现，从个人修行发展到拯救众生的菩萨理念，从没有偶像崇拜发展出精致独特的犍陀罗佛教艺术。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主要信仰体系之一，佛教在这里实现了飞跃，从一个局限于印度的地方性宗教，发展成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在1世纪，就是贵霜建国和巩固的阶段，佛教得到了发展的良机。贵霜帝国的建立，为佛教在更广阔的地域传播奠定了基础。丝绸之路的畅通、商业的繁荣，为佛教的更新和繁荣提供了条件。佛教在贵霜君主和臣民的供养下，在佛教高僧的推动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进入中国奠定了基础。与原始印度佛教相比，在贵霜时期兴起的佛教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政治理念。这个所谓的“大乘佛教”推动了佛像的出现，佛陀的形象从人间导师转变为无所不能的最高神。作为佛教救世主的弥勒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跟政治宣传紧密结合的一种政治和宗教理念，也为普通大众期盼正法时代重新来临提供了思想基础。转轮王观念获得了推动，佛教王权理念更加系统，影响也更加深远。燃灯佛授记思想在犍陀罗地区盛行，这一理念在印度本土较少体现。在几百年中，犍陀罗地区成为世界的佛教中心，佉卢文成为早期传播的重要载体。犍陀罗地区虽然衰落了，但是其带来的大乘佛教，对整个东亚文明从古典走向近代提供了精神食粮。

公元前535年，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犍陀罗，犍陀罗成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部分。此后一直到公元前326年，在波斯文明的影响下，犍陀罗地区流行琐罗亚斯德教，阿胡拉玛兹达等祆教神成为重要的神祇。而且巴克特里亚本来就是祆教教主琐罗亚斯德出生的地方，琐罗亚斯德出生的时间约公元前7世纪。此后又有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建立希腊化王国，将本来就在这里流行的希腊信仰和神祇进一步融入当地民众的信仰之中。到了公元前3世纪，佛教开始传入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地区。根据《善见律毗婆沙》的记载，在即位第十七年，阿育王派遣佛教僧人到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地区传教。在阿育王等君主的推动下，佛教在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获得繁荣发展。正如前面章节谈到的那样，希腊君主如米南德一世等大力推动佛教，佛教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信教人口。很多琐罗亚斯德教徒转而信仰佛教，比如大迦叶等拜火教教团数百人一起接受了佛陀的教诲。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琐罗亚斯德教的一些符号和理念。

在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地区，希腊宗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印度教互相影响、碰撞和融合，使得这里成了人类宗教酝酿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方。大乘佛教在这里成型后，越过葱岭，往东亚传播。实际上，早在贵霜帝国建立之前，公元前2世纪，佛教已经成为了犍陀罗的主流宗教。外来统治者包括希腊国王和贵霜君主，都任用佛教高僧担任顾问，以便与广大的佛教人口沟通，达到统治的目的。外来统治者和佛教的结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文化和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对贵霜民族和犍陀罗文明的自我认同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机制和渠道。佛教的和谐宁静打动了野蛮的征服者，净化了他们的心灵，重塑了他们的思想，推动佛教艺术发展，最终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文明。

犍陀罗佛教不再追求自我救赎，更多地关注大众，以拯救众生为目的，这成为大家熟悉的大乘佛教的基本内涵。大乘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众生平等”，以“普渡众生”为最高目标，而注重自我修行的教派则被称为小乘。在这种理念里，菩萨（Bodhisattva）的概念就变得非常重要。菩萨不是佛，却以拯救众生为目的。重要的菩萨比如弥勒菩萨，是将来的佛；观音菩萨，则是大众苦难的倾听者；后来中国兴起的地藏菩萨，则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地狱一日不空，一日不成佛”的理念，拯救世人。从犍陀罗出来的传法高僧们，就是怀着这样的“普渡众生”的理念，穿越流沙，经历千辛万苦去传教的。大乘佛教的这种理念能够吸引更多的民众入教，因为信奉者不必苦苦修行，只要通过礼拜菩萨，对寺院慷慨施舍，就能换来同样的功德。在轮回报应的信仰体系中，这样的功德同样能够改善目前和来世的生存状态。大乘佛教对世俗生活的大量干预，深入大众，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尤其是对于非印度民族来说，他们更能理解和接受大乘佛教的教义。

大量佛教遗址的发现，足以证明佛教在贵霜帝国时期的地位和繁荣景象。比如有名的塔赫特巴希佛教遗址（Takht-i-bahi）, Takht-i-Bahi是乌尔都语“泉水之王”的意思。这座遗址最初可能是一个琐罗亚斯德教的圣地，佛教到来之后，改宗佛教，时代大约是1世纪。遗址出土的铭文证实，早在1世纪初，这里已经是佛教中心。这个时期，正是贵霜崛起的时候。先是贵霜建国君主丘就却的统治，其后是迦腻色伽等统治。到了3—4世纪，塔院建立起来。贵霜王朝晚期和拘多罗贵霜时期，也就是4—5世纪，再次繁荣。到了6—7世纪，密宗兴起，这里出现了密宗的修行建筑。

塔赫特巴希佛教寺院遗址位于500英尺的山丘上，旁边有军事堡垒，年代和寺院同期。遗址位于山顶，有军事城堡，可能让它屡次免于毁灭。它附近的佛教据点都遭到了破坏。它的寺院遗址包括四部分：中部是塔院，是供奉窣堵波的地方；僧房，由单个的僧房围着庭院组成，还包括讲法堂等；寺院建筑，包括很多窣堵波，但这些窣堵波年代比塔院的窣堵波晚；一座密宗寺院遗址，有很多小的、光线很暗的小僧房，出口很低，可能是用作密宗的打坐。还有其他的一些建筑，可能是用作世俗用途或者住宿。建筑材料都是来自附近采集的石头。1864年开始的发掘发现了大量佛教文物，现在保存在大英博物馆。

在政治理念上，转轮王观念也被纳入佛教理念中，成为佛教对世俗君主的主要概念。转轮王是一种帝国意识形态。佛陀和转轮王的关系被定义为神圣和世俗世界的对应：佛陀是神圣世界的最高领袖，转轮王则是世俗世界的最高统治者。转轮王也被赋予了佛陀一样的物理特征，包括三十二相。佛陀的葬礼和转轮王的葬礼也是一样的。佛教对世俗王权的理论，很可能影响到了贵霜君主的概念和相关政治宣传与操作。丘就却和迦腻色伽等贵霜君主被描述为转轮王。尤其是迦腻色伽，他在汉文佛教文献中以转轮王的形象屡屡出现。这些理念传入中国，也对中国本土的政治理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犍陀罗成为佛教世界中心之后数百年间，中国求法高僧络绎不绝前往学习和巡礼。很多高僧到了大犍陀罗地区之后，停留学习和瞻仰圣迹，然后就返回中土，没有再跨过印度河进入印度。主要原因，就是当时佛教在印度本土已经衰落，而犍陀罗才是真正的佛教中心。沿着丝绸之路，佛教的理念和艺术也一路东来。楼兰和于阗的佛寺，乃至云冈石窟，都有犍陀罗艺术影响的痕迹。

民众信仰层面，佛教也深入日常生活中。新发现的巴克特里亚文书中就有佛教文书，向佛和菩萨致敬，写在织物上，有的带有图像，文书礼敬所有佛包括释迦牟尼，然后是菩萨，最后是佛教中的一些神祇，包括夜叉、罗刹、紧那罗、龙王等，然后是帝释天和梵天。文书上有圆孔，可能是为了悬挂或携带，是日常用物。

佛教在犍陀罗和世俗生活中结合得比较紧密。比如斯瓦特的出土物中，男女情爱的场面尤其多。例如布特格拉出土的一件拱门下的男女浮雕。头裹巾帻的男子站立，女子右手搭在男子肩上，卷曲的拱边上悬挂着两串葡萄，体现的是当时世俗的生活场景。这多少受到了希腊传统的影响，比如酒神狄俄尼索斯场景。浮雕里的女子依照当时的审美标准呈现，丰乳肥臀，展现其生育力。有些浮雕，下半截是佛陀，是神圣的宗教场面；上半截却是两情相悦的世俗爱情画面。一对情侣拥抱在一起，勾肩搭背，男子右手持环状物（花环？），左手搭在女子的肩上。

佛教的发展，给犍陀罗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帝国统一的局面带来了经济繁荣，手工业和商业兴盛。高度的城市化出现了，沿着商路建立和扩建了很多城市。这些城市由君主派出的总督管辖。城市分工细致，根据佛教本生经的一些描述，可以一窥当时城市面貌。城市里有专门负责早晨开启城门、夜晚关闭城门的官员，手工业者有自己的居住区，比如毯工村、陶工村、织工村、牙雕街等，宗教建筑在城市空间和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大量的城市是由佛教信仰而凝聚在一起的。犍陀罗地区成为佛教的中心，从首都布路沙不逻到山区的第尔（Dir）和巴焦尔都能听到寺院的钟声，而印度的佛教据点，只剩下了桑奇、巴尔胡特、马土拉等地。城市居民尤其是手工业者和商人们是虔诚的佛教徒，因为通过布施给寺院就能获得功德和精神资本，故而为商人们提供了行菩萨道的途径。同时，寺院体系是商业贸易的重要网络，为往来的商队提供客栈、补给。甚至有的寺院提供金融服务，为商人提供融资借款服务。因为有佛教神圣光芒的笼罩，寺院在商业借贷中拥有别人无法相比的信用。而且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往往跟怀抱传教理想的僧侣们结伴同行。商队为僧侣提供物质供养，僧侣为商队提供精神鼓励。商人和寺院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商人向寺院布施，寺院也向商人提供精神、物流、信用、金融服务。佛教寺院强调佛光普照、众生平等的理念，四方财来自四方，散于四方。商人们通过寺院和僧团跟社会之间搭起桥梁，推动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大乘佛教带有浓厚的商业内涵。佛教的繁荣也造成了相关宗教用品的需求，比如佛教七宝（金、银、琉璃、水晶、珊瑚、珍珠、玛瑙或琥珀）等装饰品及其他的宗教用品，就是商业贸易的重要货物。宗教用品是当时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仰佛教，为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思想和信仰基础。甚至有学者认为，大乘佛教的宇宙观反映了商人的价值观念对佛教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改造。同时，商业的繁荣，也给寺院的兴盛提供了条件。商人、手工业者、贵族官僚等阶层的大力支持，让佛教在贵霜帝国成为主流的宗教。贸易的繁荣使犍陀罗地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从1世纪中期开始，犍陀罗进入了黄金时代。佛教兴盛，佛教寺院里除了佛塔之外，还有宽敞的僧舍，数万僧侣在佛教寺院里修行学习。佛塔上装饰着七宝彩幡，塔克西拉的法王塔周围甚至用玻璃砌成环道，供礼佛者围塔绕行。宗教热情带来了造像的热潮，宇宙观的改变带来了建筑样式的变化。犍陀罗艺术繁荣发展。在贵霜的统治之下，犍陀罗地区第一次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1833—1838年左右，英国探险家马松（Charies Masson）在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西部毕马兰村的一座佛塔遗址（编号2号佛塔）中发掘出一个镶嵌红宝石的舍利盒，现藏大英博物馆。盒高7厘米，出土时已经没有盖子，盒子底部中央为莲蓬纹，绕一周八瓣莲花纹。盒外壁上端和下端分别镶嵌形状不太规整的红宝石12枚和15枚，中部为8个浮雕人像，分别立于连拱门之内，可以明确为佛像的至少有2尊，其特征是，头后有圆形项光，头顶为束发肉髻，睁眼，穿通肩衣，圆领，右手在胸前施无畏印状，左手在腰间似握衣角。佛陀造像穿希腊袍服，采用希腊塑像的单足支撑态（contrapposto）。这件舍利盒可视为犍陀罗希腊式佛教艺术的珍品。佛两侧各有一胁侍，是帝释天和梵天。除了两组佛陀+帝释天和梵天之外，还有两个贵族供养人。印度-希腊君主或贵族供养佛陀舍利并不稀奇。关于这个舍利盒的时代，存在较大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是60年以前，即贵霜王丘就却时期。埋葬舍利盒的佛塔是丘就却时期修建的，一起出土的还有装在舍利盒里的四枚钱币，属于塞王阿泽斯（Ayasa）。阿泽斯一世即位于公元前57年，阿泽斯二世即位于公元元年，但是钱币的年代从逻辑上并不能断定舍利盒的年代。从金舍利盒和青铜舍利佛像及胁侍的造型特点，再结合佛塔等信息，可以推断舍利盒制作的年代是在1世纪前后。这个时期正是贵霜初期，很可能是在迦腻色伽之前某个贵霜君主统治时期。

贵霜佛教的发展，也能从外部世界的记载得到佐证。埃及亚历山大的基督教神学家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提到全世界的哲学流派时，就提到了巴克特里亚人中的沙门和印度人中的裸形智者（Gymnosophists）。这两者之间显然是有区别的，前者是贵霜统治下的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的佛教僧侣，后者是印度本土的梵志。可见当时外部世界已经了解到佛教在犍陀罗地区发展的状况，并了解到佛教在这里的新发展。根据文献记载，佛教在1世纪可能已经传入中土。张骞分别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和元鼎元年（前116）两次出使西域，第二次出使时曾“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此时佛教可能尚未传入中亚和西域地区，故张骞仅听说身毒（印度）有佛教，而在《史记》和《汉书》有关西域诸国的记载中自然不见有佛教的内容。佛教在中亚的广泛传播无疑与贵霜帝国的建立与推动有直接的关系。《魏书•释老志》记载，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或许当时中土已经接触到佛教。接受经文的博士弟子之名，《魏略》作“景卢”, 《世说新语》作“景虑”, 《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 《通典》作“秦景”, 《通志》则作“景匿”。虽然学习佛经者名字不清楚，但授经者确定是来自贵霜的月氏人。如果考虑到西域情况，则佛教传入更早。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一个地方可能是塔里木盆地丝绸南道的于阗。根据《洛阳伽蓝记》和《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已有迦湿弥罗的高僧毗卢折那来于阗传教。

南朝僧祐撰《四十二章经序》记载：“昔汉孝明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第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称数。国内清宁，含识之类，蒙恩受赖，于今不绝也。”而且，东汉永平八年（65），楚王刘英“尚浮屠之仁祠”并供养“伊蒲塞（优婆塞）、桑门（沙门）”。如果这一情况属实，则说明1世纪时，中国一些特定阶层或人物已经开始信仰佛教。汉明帝夜梦金人和楚王刘英崇拜浮屠祠，如果真实发生的话，时间在1世纪中期，正是丘就却当政、贵霜帝国建立的初期。此时，佛教已经是贵霜的主要宗教之一。

此后，佛教很可能在迦腻色伽时代达到繁荣顶点，此时的贵霜人，或者汉文史料中的大月氏人大部分应该是佛教徒。随着佛教传教和商业贸易的频繁，大量贵霜人进入中土，居住在洛阳等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区。史料记载，在洛阳居住的至少数百人的贵霜居民大多应是佛门弟子。甚至可以揣测，他们在洛阳兴建寺院，按时礼拜佛陀和菩萨，形成初步的佛教社群。这些新的思想、仪式、信仰可能对洛阳这样一个传统古都的文化、艺术、城市面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史料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大月氏人骁勇，史料也显示，大量的大月氏人加入了东汉末诸雄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