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第

郑孝胥“幼而英异”，四岁时，从叔祖郑世恭学习，“授《尔雅》，辄能上口”，七岁时，侍母赴京，与弟郑孝柽（字稚辛）从福建士子李兆珍“授读经史”。父亲郑守廉督责甚严，“日课皆有定程”。同治六年（1867）九月，郑孝胥八岁时，母亲去世。郑孝胥“十三岁毕经书，文辞英迈”。对此，他亦有诗自称，“由来《文选》是家学，父子授受善与邕”，“吾年十二熟《仪礼》，暗诵全部色不挠。《尔雅》、《急就》亦宿读，当时恚渠云等道”。陈宝琛曾谓，郑守廉“萧然外名利”，“所为诗词，幽峭凄厉，晚乃自祓以内典。然抚接后进，必诱之轨范于儒”，郑孝胥“丱角背诵十三经，如泻瓶水”，皆郑守廉所亲授也。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闽县螺洲人。他长郑孝胥十二岁，尝从游郑守廉，“以年家子，时就请业，预读书会，每游名园古刹，未尝不从”。在郑孝胥的人生当中，陈宝琛是一位重要的角色，每每由于他的引荐，郑孝胥的人生便走进一个新阶段。

郑孝胥十七岁时，父亲郑守廉去世。郑孝胥遂归闽，开始跟从叔祖郑世恭“习举业，未冠，补博士弟子员，文名藉甚”。他早年日记里的一些描述，能够充分显现他的文才：

光绪八年（1882）三月十四日：早，送文于叔祖处，因纵论诗家短长。叔祖曰：“我于诗家各体中，独不喜排律、七律，谓此二体只可作应酬文字用。若除去此二体，当不染时习。”余云：“近代罕解古诗者。五古尚偶有佳者，长短句直无其人。往时窃谓长短句高于五古，五古至汉始有，古所传者俱是长短句。《毛诗》且勿论，即《离骚》、《天问》，体已大具，至《汉书》中乐府铙歌之辞，正是长短句正宗。后代学作长短句者，受青莲之毒最深，缘无脱其窠臼、无出其范围者耳。究之两汉乐府而后，作者惟明远、青莲；下至晚唐、宋、元、明诸老所作，则直是近体气力音节，只袭其貌尔。最不解‘君不见’调头始于何人，青莲偶用之，遂令千古作古风者，除‘君不见’无可开口，令人生厌。杜老不多作此体，却纯是汉人神理气骨。然则学诗者定须套调乎？”叔祖莞然是之。余复谓：“黄涪翁诗，功深才富，亦是绝精之作，特门面小耳。此譬如富翁十万家私，只做三五万生意，自然气力有余，此正是山谷乖处。”叔祖击节曰：“此论极允！自有评山谷以来，无此精当者。”

六月十四日：早，录文呈叔祖。叔祖谓余文“有玄度，风骨高骞，笔势尤峭拔万仞。闽中省垣所见，恐无此好笔气。然更须放笔透写，则是‘梁栋既构，施以丹垩’，能不令有目共赏耶！”但余胭脂牡丹，终不耐画，是一劣也。沈文肃祠建于乌山之麓，沈爱村求叔祖为作楹联，叔祖命余代作，属思殊不易就。傍晚爱村来，适叔祖已出，爱村为余诵郭嵩焘、林颖叔、李次青等所作文肃祠中楹联，皆俗。

十五日：早，拟就文肃祠联云：“乡曲说平生，用世能完不朽事；岩阿此终古，入山犹近故人祠。”祠在乌山之麓，与致用书院隔邻，叔祖时主书院讲席。录示叔祖，叔祖大赞赏之，谓不仅压〔倒〕祠中一切联语，复有大手笔，亦无可措辞矣。

十八日：是日诗题为“赏雨茅屋，得茅字”，归后取纸立成一首：“老屋三椽在，浮生此系匏。故交谁下榻？风雨旧诛茅。竹影侵书幌，苔痕上砚坳。窗明容我坐，门静几人敲。剑古心俱冷，尘红梦暂抛。眼前无广厦，身外有云巢。况味堪谋醉，生涯费解嘲。秋风愁欲破，池水起潜蛟。”姑即景写吾意尔。叔祖谓余曰：“今日此文题专为尔出也。若出全句，恐尔文境又过高古。今视此艺，才华绝盛，闱中可用矣。”批云：“入后二比，昂首高歌，气象万千，直俯视熊、刘以下。”

郑孝胥深受郑世恭的影响。陈衍称，“苏堪十余岁丁外艰后，惟师介节公一人”。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到，郑世恭对郑孝胥的评价很高，期待也高。

六月十四、十五日的日记，均提到“沈文肃”，即两江总督沈葆桢。沈葆桢（1820—1879），字幼丹，福州人，林则徐婿。郑世恭与沈葆桢相交深厚，光绪十八年（1892），郑世恭去世，郑孝胥时在日本，曾作一首《冬日杂诗》，抒发怀念之情，诗中有句，“虽然异出处，知己配文肃”，即谓二人交情。郑家与沈葆桢的关系很密切，郑舅林葵在赴吴长庆幕前，亦曾是沈葆桢的幕僚。

“沈爱村”，即爱苍，沈葆桢的四子沈瑜庆，“爱村”乃“爱苍”谐音。沈瑜庆（1858—1918），字志雨，号爱苍，又以营沈葆桢赐祠于乌石山，购故许友涛园，而号涛园。沈瑜庆与郑孝胥交往终生，乃“数十年亲爱之交也”。

郑孝胥丧父以后，“家贫，以就馆为活”，曾入沈葆桢幕府。光绪五年（1879），他二十岁，《郑传》称，“九月，就婚于庐江吴氏，为吴光禄赞诚次女。初光禄欲试先生之才，命为言志赋，先生操笔构思，数千言一挥而就，光禄大奇之”。他曾称，“己卯之秋，春帅乞假到宁就医，时文肃疾犹未剧，某在文肃署中，亲侍两公晤谈，知其相得也”。己卯正是光绪五年，吴赞诚于是年归南京，可以推测，“试才”一幕，可能就发生在两江总督署内。

郑孝胥的岳父吴赞诚（1823—1884），字存甫，号春帆，安徽庐江人，与李鸿章同乡。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咸丰元年（1851），以拔贡朝考知县，分发广东，署永安县，以后补德庆州、顺德、虎门同知，与太平军攻战累年，事平，以功擢惠潮嘉道。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奏调他至天津机器局，补直隶天津道。光绪元年（1875），擢升为顺天府府尹。光绪二年，吴赞诚奉旨督办福建船政事宜，兼理台湾海防。四年，以光禄寺卿署福建巡抚，十月，补授光禄寺卿，仍署福建巡抚，兼督办船政大臣。是年九月，吴赞诚赴台抚番，历时月余，行程数千里，为当地瘴气所侵染，自是以后，病体支离。五年夏，吴赞诚寓居南京，就医调养。六年，身体渐复，由李鸿章奏调，主持筹办天津水师学堂事宜。七年冬，以瘁劳触发旧疾，重返南京。十年，吴赞诚病故。是年九月，柩归庐江，安葬在李氏家族的庄田内。吴赞诚与李鸿章的长兄李瀚章同年考取拔贡，又同朝考一等，两家子女叠姻架亲，关系紧密。

郑孝胥在沈幕的时间只有数月，沈葆桢逝后，就离开总督衙署。光绪八年（1882），他自南京回福州，参加乡试，中了第一名举人。同榜题名，有陈衍、林纾、高凤岐，“皆一时知名之士”。主考官宝廷，在当时名重海内，为清流一派领袖，对郑孝胥尤其器重。

在叶参等人撰写的《郑孝胥传》中，保存有郑孝胥得中解元的原文与试帖诗。第一场八股文章及试帖诗，批云：“首艺精力弥满，万象在旁，次三如挽强弩，气力不见疲薾，诗逋峭。”第二场经文，批云：“不事夸多斗靡，落落写来，都有意境，真文中逸品也。”第三场对策，批云：“前二场犹拘于体裁，观三场五作，知用力古文深矣。”

第二年春，郑孝胥北上，参加礼部试，报罢，归南京。是年，“岁暮受鉴泉聘，授二子读。自春徂夏，或月许日未尝出户”。鉴泉，名学廉，吴赞诚的长子。吴学廉（1853—1931），功名较晚，光绪十七年（1891）方中举人，娶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长女为妻，与李鸿章关系颇密。其子女，亦与李家联姻。

十年（1884）五月，吴赞诚去世，九月柩归，十月至十二月间，郑孝胥以丧事在庐江。民国年间流传的《南冈听水记》，就写在这个时候。《南冈听水记》曾发表在梁启超任主笔的1913年的《庸言》，后在民国的中学语文教材中也有出现，如中华书局1932年出版的《新中华国文》、上海大东书局1935年出版的《近代文读本》。

十二月，郑孝胥自庐江抵福州。这一年，陈宝琛丁母忧亦在福州。丁忧期间，他以举人失当，被朝廷降五级使用。十一年（1885）四月，郑孝胥谋求出路，“将去家”，与陈宝琛商议良久后，决定赴津。他在日记中记述，“余往伯潜处，谈久之始返”，“余将去家，伯潜欲荐之张香帅。余愿北行，伯潜亦以为可，拟修书往谒合肥”，“赴津之计遂决”。张香帅，即张之洞，时督两广，在广州。合肥，即李鸿章，时督直隶，在天津。陈宝琛与张之洞同为京中清流，交章论劾，可谓战友，直到九年（1883），中法交战，两人先后离开京城。郑孝胥选择李鸿章，应是出于吴家与李鸿章交密的考虑，另外，这时张之洞的声名也还逊于李鸿章。

五月，郑孝胥来到天津。在李鸿章的幕府，他随办营务，月领三十六金。他在日记里这样记述他与李鸿章的初次见面：

复谒，得进见。初问春帅家事，次问学问文字，次问闽事，既而曰：“陈伯潜盛称吾子，予亦久闻子贤。有著作否？”对曰：“方学，而未敢自信也。”辞出，中堂曰：“子无事，可常来谈。”余唯唯。中堂颀然，赤面白髭，望之甚伟，声亮而和，谈吐颇有条理。雨甚，既归而晴。晚，稷臣往谒中堂，因言及余，中堂意令余数日移入行台。

吴赞诚号春帆，故称“春帅”。“稷臣”，即罗丰禄，亦福州人，出身沈葆桢创办的求是堂艺局，毕业后，被派往英国学习，归国，入李鸿章幕，时以道员在北洋水师营务处，兼办洋务。以后，郑孝胥又在日记中记道：

五月二十二日：稷臣入督署，中堂因言及余曰：“我方治屋，数日后可邀之来。”索余所为文，稷臣以《祭吴光禄文》进，中堂阅之甚喜。

六月初八日：……同稷臣便服谒中堂，坐语久之。中堂自言虚心爱才，所以日益未已，语甚多。又曰：“姑寄居营务处。伯潜书已手复矣。”

十二日：是日，稷臣入谒中堂，批“令郑某以随办洋务，于支应局月领三十六金”。

七月十四日：同稷臣入谒中堂，中堂问剑泉家事，意甚挚。曰：“昨吴老三与我书，称不能即赴南京，欲辞机器局之事。此儿亦大拘矣。子之来津，想渠处未知，我已书告之矣。子家眷犹在安徽，乃无家信来耶？”对曰：“庐江，道甚左，寄书不易到。”曰：“然。”

八月十二日：十点同稷臣入谒中堂，余以大卷呈阅。中堂方临《圣教序》，取卷披阅，曰：“好，有别致矣。”俄笑曰：“劲气直达矣。”翻复数四，乃笑谓余曰：“此岂非二甲高等卷乎，我平生不以鼎甲许人，为其系于运气；可以二甲，即可以鼎甲矣。”稷臣起语，顷之，德璀琳禀见，余与稷臣将辞出，中堂谓余曰：“欲入都乎？”对曰：“此间无所事，惟中堂命。”中堂曰：“我行，且告子。惟不必多带行李耳。”遂出。

从这几次记述看，吴家与李鸿章的关系，以及陈宝琛的“盛称”推介，确实让郑孝胥受到了李鸿章的优遇。自然，郑孝胥的才气，是让“虚心爱才”的李鸿章欢喜的更主要原因。郑孝胥在幕中，并不办理具体事务，他的事情便是读书，作大卷，作文，以待三月赴闱。

在天津，还可一述的是郑孝胥与严复、罗丰禄、罗臻禄的交往。严复与罗氏兄弟都是福州人，与郑孝胥同乡，皆于少年时考入沈葆桢创办的求是堂艺局，且是“同舍生”。求是堂艺局后搬至马尾，改名为马尾船政学堂，即福州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的第一所海军学堂。严复与罗丰禄以出色的成绩毕业后，在光绪三年（1877），同被派往英国学习。五年，福州船政学堂缺少教习，严复较罗丰禄提前一年回国，赴福州船政学堂任职。一年后，李鸿章奏请在天津创建水师学堂，严复又被调往水师学堂，任洋文总教习。罗丰禄则在这一年回国，直接进入水师学堂，任驾驶学堂委员兼教习。七年，罗丰禄又被派办营务处，兼办洋务。罗臻禄是丰禄的五兄，亦于三年赴欧洲留学，不过他去的是法国，学习的是矿务。郑孝胥在津时，适逢臻禄在丰禄处。

郑孝胥与严复虽同乡，但在郑到天津之前，两人并不相识。严复后曾有诗云，“早岁天津桥，长揖识公始。与公俱少年，双眸对秋水”，说明甚清。与罗丰禄，从日记记载的情形看，之前似相识，而不密。郑孝胥初至津，“登岸，入春元栈。剃发已，至水师营务处见吕秋樵、罗稷臣。稷臣邀余移行李来，从之。稷臣意甚殷，所居洋楼临大河，极轩豁，设榻焉。夜，月明，与稷臣剧谈至三鼓始寝”，并描述罗丰禄，“其人好沉思，可与诣古，视严幼陵气不如而思路过之”。罗氏亦是福州大族，罗丰禄又出身船政，与同在福州城、与船政系统内官员沈葆桢、吴赞诚有密切关系的郑孝胥，是有着比较熟便的认识的客观环境的。

郑孝胥对严复、罗丰禄的评价很高。他称严复“天资绝高”，作诗赠严复，有句道：“慷慨怀大志，平生行自哀。嗟君有奇骨，况复负通才。时事多荆棘，吾侪今草莱。天津桥上见，为我惜风裁。”视罗丰禄则为清交素友，谓罗丰禄“沉深好书”，亦以一诗相赠，诗道：“弦龛吾素友，对我说生平。知己唯吾子，相期共令名。壮心付歧路，愁眼看神京。语罢同三叹，苍茫百感并。”

郑孝胥在津的这半年里，严复曾经归闽赴秋闱，故拢总算起，两人的交往也就月余左右。罗丰禄则总办营务，一直在幕，与郑孝胥多纵谈快论，交往更深契一些。年轻的郑孝胥对罗丰禄甚是敬重，他在日记中道：“稷臣自上海买《皇清经解》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以大箧致之。发箧陈书，烂然满几，顾之拊髀甚欢。史公言‘荆轲之为人，沉深好书’，稷臣近焉。”他与罗丰禄甚投合，称“余知之而能言，稷臣闻之而满意，其会心一也”。与罗臻禄，郑孝胥亦“谈甚洽”，谓“醒尘天资绝高，怀抱旷如，可重也”。

罗丰禄、罗臻禄均年长郑孝胥，对他实有兄长宽爱。兄弟二人对他的期许，尤让他感念：“醒臣兄弟皆期余志之遂，而忧余体之羸，意皆非私好于余者。余亦深重其怀抱，而非私感其惠我。”当然，郑孝胥的高言清行也给罗氏兄弟留下深刻印象。当李鸿章在营务处的公事房夜宴中外政要时，郑孝胥在楼上，罗丰禄邀其下楼入座，郑孝胥笑拒道：“在楼上犹是太夷，入坐中，直是三十余金随员耳，君何取焉！”令罗氏兄弟怎不感叹！臻禄道：“某阅世在外，垂二十年，如君者，千万人之一也。”

光绪十六年（1890），郑孝胥致书严复，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噫，入世既深，则摅情多阙，良足咎矣。然足下、弦龛之于我，相得之意，非泛然交游之列，相重之雅，又非山川之所能疏也。纵睽违老大，阻隔泥云，宁改故时之尔我哉！”虽然从郑孝胥的一生来看，睽违老大，阻隔泥云，还是改变了故时之“尔我”，但彼时，初步仕宦社会的郑孝胥，说出的确实是心中的深情厚谊。

光绪十二年（1886），郑孝胥二赴会试，再不中。四月底，自京回津，随即南归。这次会试不举，对他的生活和心情影响很大。其后两年，他在宁、沪两地奔波，深觉没有安身立命之所，十分愁闷。十三年的八月十五中秋夜，他在沪，“引三爵，对烛独坐，繁忧四集”，心中发出感念，“前岁客天津，去岁客庐江，今年乃至于此，身事潦倒，不知所归，仰视碧天，帝安置我”?

十五年（1889），郑孝胥第三次参加会试，仍未获。他的诗、文、书法基础俱厚，然不料科名蹇涩，竟至于此。幸好，在这一年，他考得了汉内阁中书，典试官是李鸿藻、汪鸣銮、翁同龢。大约在六月，郑孝胥奉朱笔圈出记名，到阁赴任。秋天，他以中书改官同知，分发江南，回到南京。十一月，他又北上入阁，兼充镶红旗官学堂教习，并领事于方略馆。

十六年（1890）三月，郑孝胥最后一次参加会试，报罢，遂以举人终身，自此不复科试，结束了以读书习举为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