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史回顾

清代中泰关系研究可以追溯至清朝人对暹罗朝贡的历史记录。在乾隆朝官修的《钦定皇朝通典》、《钦定皇朝文献通考》，乾隆朝初修、后来多次续修的《钦定礼部则例》，道光时期两广总督梁廷枏总纂的《粤海关志》和撰写的《粤道贡国说》中，都有集中的关于清代暹罗朝贡的记录。其中《钦定皇朝通典》记录下限为乾隆十八年（1753）、《钦定皇朝文献通考》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钦定礼部则例》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粤海关志》和《粤道贡国说》均为道光十九年（1839）。这些都属于最早的清代中泰关系史书，但不能作为真正的清代中泰关系研究。

真正的清代中泰关系研究始于民国时期。1914年开始编撰、1927年完成的《清史稿》卷五二八《属国传三·暹罗》约5000字，是对清代中泰关系的首次全面概括；1915年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三三《四裔考三·暹罗》记事起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迄于光绪年间，是对《钦定皇朝文献通考》有关暹罗内容的续编。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暹罗侨情日益严重及南洋史地研究热潮的兴起，介绍暹罗国情及中泰历史关系的成果大量涌现。著作方面，嵇翥青编著《中国与暹罗》旨在“引起一般研究中暹问题者之趣味”，对暹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华侨诸问题均有论述。陈阜民编《暹罗状况全书》内容丰富，笔墨浅显，上至国家之政治，下至乡民之风俗，皆在叙述范围之内，而对于暹罗华侨，叙述尤详。李长傅著《南洋华侨史》第六章《暹罗》简要叙述了华人迁徙暹罗的历史。陈序经撰《暹罗与中国》虽也论及暹罗概况及其与英、法、日、南洋地区的关系，但主旨在说明中暹关系和在暹华侨“暹化”问题。顾公任著《泰国与华侨》在介绍泰国概况和中泰关系简史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泰国华侨的经济地位及其与中国的联系。黎正甫撰《中暹关系史》系统论述了自秦汉至近代的中泰关系史和中国人移民泰国史，可称为第一部中泰关系通史著作。蔡文星编著《泰国近代史略》论述了自19世纪中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泰国历史，其中涉及近代泰国对华关系。曹绵之撰《暹罗》10概要介绍了暹罗的地理、历史、民族构成及与中国的关系和华侨华人情况。此外，这一时期学者也注意到对国外泰国史著作的翻译介绍。如陈清泉翻译了山口武的《暹罗》、王又申翻译了共丕耶达吗銮拉查奴帕（即丹隆亲王）的《暹罗古代史》、陈礼颂翻译了吴迪的《暹罗史》。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出现的著作多是暹罗国情或历史概述，但也涉及清代中泰关系特别是华人移民暹罗的历史。

论文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涉及清代中泰关系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中暹历史关系概述。如嵇翥青的《中国历史上之暹罗》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史籍中有关暹罗及中暹关系的记载。林熙春的《中暹两国关系及暹罗排华之由来》在分析中暹历代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基础上，评论了暹罗政府排华政策的远因和近因，提出暹罗排华政策实质是纯华侨与准华侨之争的观点。陈序经的《暹罗华化考》考证了中国与暹罗在历史上的关系，讨论了“暹罗”二字的来源、泰族的起源、暹语与华语的关系、暹罗受中国文化之影响等重要问题。苏鸿宾的《中暹之历史关系》按历史发展顺序论述了自汉代至清朝时期泰国地区古国与中国的关系。黄征夫的《中暹外交关系论》概括了历代中暹使节往来的历史。李加勉的《中暹关系的检讨》在概括中暹历史关系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清末民初中暹关系转向恶化的原因。郑鹤声的《千六百年来中暹两国之旧谊》分朝贡与内属、敕封与遣使两大问题讨论了自三国孙吴时期至清朝末年凡1600余年的中暹友好关系。二是中暹贸易问题。1931年杨端六、侯厚培等编辑出版《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10后，何炳贤的《中国与暹罗贸易问题的研究》11、逊之的《中暹贸易之观察》12、苏鸿宾的《中暹贸易之检讨》13三篇文章均使用书中统计资料论述1868年至20世纪30年代中暹两国贸易总体状况、主要贸易商品情况，并分析了中暹贸易的发展趋势。三是暹罗华侨华人。任致远的《中国人在暹罗之势力》介绍了清末在暹华人从事商业、渔业、航业、工业、矿业和农业的情况。王基朝的《中暹关系及暹罗华侨之概况》论述了历史上的中暹关系、暹罗民族文化与中国、华侨在暹概况等问题。郭威白的《中暹国籍法的冲突与世界各国国籍法的比较》、曾特的《中暹国籍冲突示例》、立人的《中暹订约问题之检讨》三篇文章均涉及清末民初在暹华人的“归化”问题。黄正铭的《暹罗华侨之法律地位》论述了在暹华侨法律地位的历史变迁。李长傅的《泰国华侨之发展》则论述了泰国华侨华人的发展历史及泰国政府对华人的政策等问题。

20世纪50至70年代，受国内政治形势影响，学界有关清代中泰关系的研究成果不多。值得注意的是田汝康的《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主要讨论了明末至清前期中国帆船往返东南亚的贸易活动，以及华侨在暹罗航运中的贡献。此外，台湾学者李光涛利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清代内阁大库残档撰写了《记清代的暹罗国表文》和《跋乾隆三十一年给暹罗国王敕谕》10两篇文章，成为这一时期清代中泰关系研究最值得重视的成果。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学术走向繁荣，有关清代中泰关系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可以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关于清代中泰关系的总体研究。著作方面，1987年葛治伦、徐启恒完成《中泰关系史》，但未正式出版。1993年高伟浓出版《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第一章论述“贸易寓于‘朝贡’的暹罗对华关系”，但惜之过于简略。1999年余定邦等著《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全面论述了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泰关系为论述重点之一。2009年余定邦、陈树森著《中泰关系史》，系统论述了自汉代至1999年中泰两国的交往历史，其中第四、五、六章分别论述清朝与阿瑜陀耶王朝、吞武里王朝、曼谷王朝的关系。黄重言、余定邦编著《中国古籍中有关泰国资料汇编》由汉代至清代142种古籍中有关泰国的资料汇编而成，并对部分人名和地名作简单注释，对于研究泰国史和中泰关系史大有帮助。中山大学东南亚史研究所编《泰国史》和段立生著《泰国通史》是国内较有影响的两部泰国通史著作，其中对清代中泰关系多有涉及。另外，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于1986年编辑出版《<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从《清实录》中摘抄出有关越南、缅甸、泰国、老挝的史料，分国按时间顺序编排，为学者相关研究提供了方便。论文方面，余定邦撰有多篇关于清代中泰关系的论文，成为该领域最有影响的中国学者。江应樑的《古代暹罗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概括了暹罗自1289年至1869年共580年的贡使往还历史，进而分析了通过贡使所发生的两国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葛治伦、徐启恒的《清代中国与暹罗的友好关系》10分政治上的频繁交往、经济上的往来、旅暹华侨及其贡献三个方面论述了清代中泰关系。张步天的《1767年至1946年的中泰关系》11分1767—1853年、1853—1945年、1946年以后三个阶段简要叙述了中泰两国的历史关系。此外，香港学者陈佳荣的《清代前期中—暹航海针经、地图略释》对康熙至道光年间有关中国与暹罗的航海针经和地图，如《指南正法》的针经、《东洋南洋海道图》和《查询广东至暹罗城海道程途》等地图，以及《清代东南洋航海图》等图册，进行了很有价值的考释。

第二，关于清朝与暹罗的政治关系。段立生的《中国古籍有关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的记载》概要介绍了中国宫廷档案、官修正史、私家著述中有关暹罗阿瑜陀耶王朝的记载。该作者另文《郑信与中国》论述了暹罗吞武里王朝国王郑信的祖籍身世、复国战争及与清政府的关系演变。冷东的《18世纪暹罗吞武里王朝与清朝及缅甸的关系》分析了18世纪清朝与暹罗吞武里王朝的封贡关系及与缅甸雍籍牙王朝的战争，认为这两大事件的顺利解决，恢复了清朝与暹、缅两国的历史友好关系。李庆新的《鄚氏河仙政权（“港口国”）与18世纪中南半岛局势》主要讨论18世纪30至70年代越南南部河仙地区华人鄚氏政权对中南半岛国际局势的影响，其中涉及清朝与暹罗吞武里王朝的政治关系。王军的《体系转换与晚清外交转型的时滞：以清暹（罗）关系（1853—1911）为例》以晚清中暹关系为例，分析了晚清外交转型的时滞现象。该文认为，在晚清外交中，虽然清暹关系深受国际体系变迁的影响，但晚清决策者在观念上既难以判别该体系转化的内涵，又难以接受用新规则指导中暹关系，这种观念滞后和转型时滞阻碍了清暹现代外交关系的确立。柳岳武的《清代中暹宗属关系探略》将清代中泰政治关系定性为“宗属”关系，分清初、康雍乾时期、嘉道时期、咸同时期、光绪朝五个时期分析了中泰“宗属”关系的建立、开展、延续、终结和重建尝试。另外，台湾学者张启雄的《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清末民初中暹建交的名分交涉》主要讨论清末民初中暹建交交涉问题。文章提出，暹罗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东方国际秩序后，中国为维系“中华世界帝国”的宗藩关系，要求属藩遵守“名分秩序论”的国家位阶；中华属民也受到传统宗藩关系的影响，拥有牢不可破之“天朝上国”与“华夷之辨”的文化价值。至于暹罗，则在西方近代国际法秩序原理下，对旅暹华侨要求国家认同，对中国要求依西方国际法重建双边关系。由此，双方产生根本性的矛盾。

第三，关于清朝与暹罗的贸易往来。俞云平的《十八至十九世纪前期的中暹海上贸易》对18至19世纪前期的中暹朝贡贸易和民间海上贸易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并对其性质及影响贸易发展的因素加以分析。陈希育的《清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帆船贸易》分别考察了清代中国与吕宋、苏禄、巴达维亚、安南、暹罗、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海上贸易几经周折而走向衰落的过程及原因。申旭的《历史上云南和泰国之间的交通贸易》涉及到清代中泰陆路贸易。聂德宁的《近代中国与暹罗的贸易往来》根据中国海关统计资料提出，1864至1941年近代中暹贸易经历了从缓慢到平稳到迅速发展的三个阶段。李金明的《清代前期厦门与东南亚的贸易》专门讨论了厦门作为福建通洋正口，与暹罗、吕宋、苏禄、噶喇吧、新加坡等国的贸易规模、商品结构及发展经过。范丽萍的《19世纪中暹海上民间贸易的市场运作》剖析了19世纪中暹海上民间贸易中的商人构成、资本经营方式、商品结构和商品交易过程。易文明的《论清代乾隆时期暹罗来华朝贡贸易的特征》讨论了乾隆时期暹罗来华朝贡贸易的特征，认为乾隆时期暹罗来华进行朝贡贸易的经济目的越加明显，政治功能日渐下降。田渝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主攻清代中暹贸易，其硕士论文《清代中国与暹罗的贸易》分析了清代中暹贸易的背景、形式（包括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商品、经营者、港口、帆船及影响；博士论文《16至19世纪中叶亚洲贸易网络下的中暹双轨贸易》进一步提出，自明中后期至清代，中暹两国朝贡贸易与私人贸易始终并行并彼此消长，这种“双轨”贸易既是亚洲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亚洲贸易的缩影。另外，田渝还与汤开建合作发表了多篇关于清代中泰关系的学术论文。

18世纪清朝与暹罗间的大米贸易是清暹贸易研究的重要问题。林京志的《乾隆年间由泰国进口大米史料选》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年间暹罗大米输入中国的原始档案作了一个整理和编辑。李鹏年的《略论乾隆年间从暹罗运米进口》则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原始档案分析了暹罗运米进口的崛起、清政府鼓励运米进口的措施、运米进口政策的意义等问题。公羽的《清代前期中暹大米贸易初探》将中暹大米贸易分为康熙末年至乾隆前期、乾隆后期至道光年间两个阶段来讨论，分析了中暹大米贸易兴衰的原因。陈希育的《清代前期中泰大米贸易及其作用》将中暹大米贸易分为明末清初至乾隆六年（1741）的初兴时期、乾隆七年至二十三年的兴盛时期、乾隆二十四年至鸦片战争的衰退时期三个阶段来讨论，并分析了中泰大米贸易对推进中国海外贸易、解决民生问题、促进泰国华侨经济以及中泰友好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郭净的《清代泰米进口对中泰民间贸易的影响》也讨论了清暹大米贸易的影响，认为清代前期的中泰大米贸易，对当时中国与南洋贸易结构从朝贡贸易向民间贸易的演变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俞云平的《十八世纪的中暹大米贸易》讨论了18世纪中暹大米贸易的兴衰、原因及特点。另外，兰雪花的《略论清前期中暹大米贸易的作用及其影响》和《略论清前期暹罗与福建的大米贸易》两篇文章也讨论了清前期中暹大米贸易问题。

第四，关于清朝与暹罗的文化交流。相对而言，专题研究清代中泰文化交流的成果很少。施荣华的著作《中泰文化交流》分历史文化交流、民族文化交流、风俗文化交流、近代文化交流四编，为中泰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脉络。葛治伦的《1949年以前的中泰文化交流》和陈炎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泰两国的文化交流》两篇文章相得益彰，互相补充，概述了中泰两国历史上各个方面的文化交流。此外，冯立军的《清代以前中泰中医药交流》通过对清代及以前中泰中医药交流的阐述，分析了这种交流给双方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和重要意义。俞云平的《福建移民与中华文化在泰国的传播》专门讨论了福建人把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带到泰国传播的情况和福建移民所起的作用。

第五，关于清代暹罗的华侨华人。这是近年来清代中泰关系研究的重点问题，出现了大批学术论文。如陈碧笙的《中泰历史关系略论》重点论述了中泰两国人民间的同化融合关系，以及华侨在泰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王小燕的《华人移居泰国的原因及其经济活动》主要分析了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中叶华人移居泰国的情况和原因，以及华人在泰国经济活动的性质和作用。吴凤斌的《暹罗华侨的暹化》论述了清代及其以前暹罗华侨的暹化问题，认为暹罗华侨比东南亚其他各国华侨融化快而可称为“高度融化型”。李金明的《十八世纪中暹贸易中的华人》10讨论了暹罗国王利用华人管驾对华贸易船只这一做法的历史、原因及影响。许肇琳的《泰国华人社区的变迁》考察了泰国华侨华人社会形成、变化和发展的历史。王苍柏的《东亚现代化视野中的华人经济网络——以泰国为例的研究》分析了17世纪至20世纪初泰国华人经济网络从孕育到形成、从国内到跨国的历史过程，认为华人经济网络是东南亚特有历史条件和华人文化因素等综合作用的产物，是东亚社会独特的现代化方式。冷东的《泰国曼谷王朝时期潮人制糖业的兴衰》论述了潮汕地区移居暹罗的华侨华人在曼谷王朝时期经营的制糖业的兴衰，及其对泰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吴群的《试论20世纪初以前中国移民及其后代与泰国社会的自然融合》对20世纪初以前中国移民及其后代与泰国社会自然融合的历史、条件及其遇到的挑战进行了分析，指出20世纪初以前中国移民及其后代与泰国社会的融合是一个完全自然融合的过程。李益杰的《海外潮汕华侨华人集中于泰国的原因浅析》分析认为，潮汕人迁徙泰国的原因包括自古以来的通商贸易基础、泰国郑王室的庇荫和影响、泰国政府和人民对华人的友好欢迎政策三个方面。石维有的《暹罗王室在垄断贸易中重用华侨的原因》提出，暹罗王室重用华侨的主要依据是华侨相对其他族群的优越性、依附性以及借此稳定暹罗封建统治秩序的可行性，因此能够一度创造出暹罗王室和暹罗华侨双赢局面，并促使暹罗华侨发展成为暹罗社会结构中的商业阶层。王元林、刘强的《清一口通商时期中暹贸易中的潮州籍华侨》认为，清朝一口通商时期，暹罗潮州籍华侨不仅积极参与暹罗对广州和潮州的直接贸易，而且通过潮州“中转”，参与暹罗对广东以外沿海各省的间接贸易活动。关于暹罗华侨华人与萨迪纳（Sakdi Na，又称萨克迪纳）制度的关系，吴圣杨的《萨迪纳制与暹罗华人的文化适应》提出，早期暹罗华人相当程度上填补了萨迪纳制对依附民的需求，在萨迪纳制实施过程中，政治与商业、宗教相互联姻，促成了泰、华心理层面的高度同化，华人认同当地的政治统治和宗教信仰，也被当地的政治、文化所接纳，这种早期的文化适应为后来泰、华人更高程度的同化奠定了基础。庞卫东、李庆丰的《17—20世纪初暹罗华人社会的形成》对暹罗华人社会的形成过程及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沈燕清的《华侨与暹罗曼谷王朝时期的包税制度》以暹罗曼谷王朝时期的包税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华侨在包税制度缘起、发展及走向衰落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连心豪的《暹罗宋卡吴国主考略——一个显赫的海澄籍华侨家族》以海澄籍旅暹华侨吴氏家族为考察对象，分析清代漳州海澄月港海商的实力和影响。在学位论文方面，黄素芳的博士学位论文《贸易与移民——清代中国人移民暹罗历史研究》将清代华人移民暹罗的历史分为17世纪下半叶、18世纪初至1767年、吞武里王朝时期、曼谷王朝时期四个阶段，以历史发展为线索，把中国人的移民活动置于中暹关系尤其是中暹贸易关系背景下来讨论，同时还考察了暹罗华人社会从初步形成、发展变化到最终形成的历史过程。黄素芳还以学位论文为基础，发表多篇关于清代暹罗华侨华人的论文。潘少红的博士学位论文《泰国华人社团史研究》按时间和逻辑顺序，对泰华社团的历史渊源、组织发展、运作机制、作用效能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等进行了梳理分析，但研究重点在20世纪。总的来说，国内学者对清代暹罗华侨华人的研究涉及清代华人移民暹罗的原因、历史、作用、暹华社会发展、特殊移民群体等各个方面。学者们在研究中大量使用官方档案和方志史料，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个角度讨论泰华移民问题。遗憾的是，由于难以利用泰国官方档案及田野调查资料，中国学者难以深入研究暹罗华人在当地的发展状况。

就国外研究而言，各国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是泰族起源问题，这也是影响中泰历史关系的首要问题。由于缺乏确切的文字记载，泰族起源一直是泰国历史一大悬案。1885年，伦敦大学教授拉古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在为柯乐洪（Archibald Ross Colquhoun）所著《在掸族中》（Amongst the Shans）一书作序《掸族发源地》（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时，首次提出“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成为该学说之始作俑者。其后数十年间，一批泰国和西方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大肆宣扬“南诏泰族王国说”和“元灭大理迫使泰族南迁说”。其中以泰国丹隆亲王的《暹罗古代史》和英国人吴迪的《暹罗史》为代表和滥觞。丹隆亲王是曼谷王朝国王拉玛五世之异母兄弟，曾对泰国历史发表过不少演说和论述，《暹罗古代史》即是其1925年在朱拉隆功大学讲演暹罗历史的讲稿，可以说填补了缅暹大战前泰国历史的空白。丹隆亲王被泰国人尊称为“暹罗历史之父”，其著作在泰国学界影响重大。丹隆亲王在书中提出：“汰（泰）族初发源于中国之南方，如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以前皆为独立国家。汰（泰）人散处各地，中国人称之曰番。至于汰（泰）人放弃故土，迁徙缅甸及狫、蛮等地之原因，实由于汉族之开拓领土。”“汰（泰）人之五个独立区域，合成一国，时在唐朝，称之曰南诏。南诏王国都昂赛，即今日之云南省大理府。”佛历1797年（公元1254年），“元始（世）祖忽必烈可汗大军征伐汰（泰）人，汰（泰）人既受侵扰，放弃故有土地，迁徙而南者日多，兰那（又译兰纳，指兰纳王国，1292—1558）之汰（泰）族因之势力大振”。英国人吴迪（W.A.R.Wood）在20世纪20年代曾任英国驻泰北清迈总领事，他在泰国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搜集泰国历史资料，写成《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一书，于1926年在伦敦出版。这是第一部用西方文字写成的泰国通史著作，行销世界，影响深远。吴迪在书中也提出：650年，“泰族复告独立，且蔚然成为强盛之帝国，即所谓南诏者”。1253年，“南诏（或云南）为忽必烈汗所征服。此为泰族帝国之终局，而其结果即促成泰民大量南移，其影响于暹国历史至大且巨”。直到今天，泰国和西方学者仍多延续丹隆亲王和吴迪的观点。如泰国学者姆·耳·马尼奇·琼赛的《泰国与柬埔寨史》、英国学者霍尔的《东南亚史》、美国学者约翰·F．卡迪的《东南亚历史发展》、戴维·K．怀亚特的《泰国史》等。这些著述一般认为，泰族起源于中国川北陕南或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然后逐步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而汉族却从西亚巴比伦地区进入中国本土，迫使泰族一次又一次南迁，从黄河流域迁至长江流域再分批进入云南和中印半岛地区；唐代时泰族在云南建立南诏国，到13世纪中叶忽必烈平定大理，泰族被迫大批南下，并在泰国北部建立起素可泰王国。这些错误说法几十年来一直载入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泰国人。

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就有中国学者凌纯声、方国瑜、徐嘉瑞、范义田、陶云达等撰文批驳“南诏泰族王国说”。20世纪后半叶，中国学者论证“南诏并非泰族所建”的成果不断增多。1990年，贺圣达发表《“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系统论述了“南诏泰族王国说”产生和传播的根源，指出它的出现是为帝国主义侵华目的服务的，同时也适应了20世纪前半叶泰国统治阶级的“大泰民族主义”心理；各方面的证据都充分证明“南诏泰族王国说”作为学术观点毫无合理性可言，它不过是西方某些学者的主观臆造而已。2005年，陈吕范主编出版《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三册，汇辑了中外学者和有关人士对于泰族起源与南诏国历史的不同观点和意见，包括学术论文、通讯报道、会议纪要、专题采访、书评札记、访谈记录等。这些成果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角度充分证明：南诏、大理政权是彝族和白族的先民——乌蛮和白蛮建立的地方政权，而不是由泰族建立的国家；1253年忽必烈大军平定大理地方政权主要是用和平方式，并未引起云南地区泰族的大量南迁；泰族发源地既不在中国的川北陕南，也不在阿尔泰山，而是在中印半岛北部和云南南部的峡谷平原地带，在这个亚热带河谷平坝地区，自古以来泰族先民——古掸人就在这里生息繁衍。

除泰族起源问题外，泰国学界的中泰关系研究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泰历史关系研究。陈棠花（泰名堂·洛乍那珊，Thongthae Rochanasant）编著的《泰国古今史》是一部泰国通史，书中使用了大量中国古籍资料，对各个时期的中泰关系均有涉及。陈棠花还将1853年暹罗来华使者拍因蒙提事隔多年后撰写的《泰国最后一次入贡中国纪录书》译为中文发表，为证明清代官方有关曼谷王朝遣使来华之记载的真实可靠性提供了依据。二是中泰贸易研究。威廉·努恩（W.Nunn）的《略论暹罗商业的发展》分析了19世纪中叶前暹罗对外贸易的发展，其中涉及对华贸易。沙拉信·威拉蓬（Sarasin Viraphol，中文名吴汉泉）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朝贡与利益：1652—1853年的中暹贸易》系统论述了清朝与暹罗间的朝贡贸易、民间贸易、中暹日三角贸易、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组织、暹罗贸易中的华人及中暹帆船贸易的衰落等问题，是国外学者在该领域最有影响的成果。三是华侨华人研究。宛拉帕·布鲁帕的《泰国华人的由来》分析了泰国华人的基本情况和华人在各个时期迁入泰国的历史。萧汉昌的《孙中山三次莅暹活动》论述了孙中山1903至1908年间三次到暹罗宣传革命的经过。需要强调的是，泰华学者的华侨华人研究一直是泰国学界有关中泰关系研究的重要力量。特别是1993年泰中学会成立后，在洪林、黎道纲等学者主持下，连续出版了数期《泰中学刊》，每期都收录多篇关于中泰关系特别是泰国华侨华人的文章。2000年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泰中研究中心成立后，也连续出版了多辑《泰国华侨华人史》论文集，内容包括泰华经济、社会、宗教、艺术及中泰关系各方面。2006年，由洪林和黎道纲主编的《泰国华侨华人研究》在香港出版。作为泰国华侨华人社会第一部资料参考书，该著分移民史、华侨华人、人物、华人神庙社团、侨批文化、华文教育、华文报七大部分，收录中泰学者、泰中学会会员撰写的泰国华侨华人研究文章66篇，记录了泰国华侨华人及其后裔的生活和奋斗史。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泰国来华留学生往往以中泰关系史为选题，成为中泰关系史研究的新生力量。如钟福安（Mr.Adisorn Wongjittapoke）的《泰国华人社会的形成述论》从历史上中泰交往的角度对泰国华侨华人的移民史、泰华社会的形成史进行了分析，所论问题虽不够深入，某些观点也值得商榷，但引用了不少泰方资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黄汉坤（Mr.Surasit Amornwanitsak）的《中国古代小说在泰国的传播与影响》讨论了中泰文化交流史上一道重要人文景观——中国古代小说在泰国的传播、翻译与影响。黄璧蕴（Ms.Chaweewan Wongcharoenkul）的《泰国华人作用：泰国曼谷王朝拉玛三世至拉玛五世时期华人社会（公元1824年至公元1910年）》利用中、泰、英三国资料，论述了拉玛三世至拉玛五世时期泰国华人社会的变迁以及泰国华人对泰国经济发展、文化艺术、政治生活的影响。陈光明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暹罗华侨及其对暹罗社会的影响》重点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暹罗华人政治发展演变，详细分析辛亥革命对暹罗华人社会发展变化、运作机制、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等方面的影响。

其他国家学者研究方面，以新加坡华人学者许云樵、英国学者布赛尔、美国学者施坚雅和澳大利亚学者库什曼等的研究较具影响。许云樵将泰国学者朗苇吉怀根（Luang Wijit Watkan）泰文原著《世界史纲》第7卷《暹罗史》中的第10章“六国”、第11章“颂戴佛昭黎统婆里”译为中文，冠以书名《暹罗王郑昭传》出版，分六国争雄记、拓地功业记、病癫遇弑记三篇，论述了吞武里王朝国王郑昭的生平事迹。许氏著作《北大年史》最后一章“华侨史略”，可谓迄今唯一专论泰国北大年地区华侨历史的著述。许氏还将乾隆四十六年（1771）暹罗朝贡使团成员丕雅摩诃奴婆撰写的中国纪行译为中文五言诗，以《郑昭贡使入朝中国纪行诗译注》为名发表；又将存于泰国王室档案馆的郑昭入贡清廷之暹字表文与中文档案文献相对照，以《郑昭入贡清廷考》为名发表。另外，许氏还发表有《读暹罗华化考》和《中暹通使考》，前者针对陈序经《暹罗华化考》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进行讨论和辨析，后者则分华富里之罗斛国、速古台（素可泰）之暹国、大城之罗斛国、暹罗之大城前期、大城后期、郑昭王朝、曼谷王朝七个部分系统论述了中暹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英国学者布赛尔（Victor Purcell，又译珀赛尔、巴素）的《东南亚的中国人》（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于1951年出版，1965年修订，因资料丰富而被誉为西方国家研究东南亚华侨史的权威著作之一。该著卷三“在暹罗的中国人”分1800年以前、19世纪上半叶、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1946年中暹友好条约之后共五个阶段，论述了泰国华侨华人的移民史、社会生活和商业发展、泰国政府的华人政策等，但作为整部专著的一部分，论述较为概略。相对而言，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旧译史金纳）1956年完成的《泰国华侨社会：历史的分析》一书是研究泰国华侨社会最经典的著作之一，该书系统论述了17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泰国华人社会的发展变化，提出了著名的民族（族群）“同化”理论，在20世纪60至70年代风行一时，影响了一大批华侨华人研究和民族研究的学者。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多元文化、多元社会思潮兴起，施坚雅的“同化”理论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但无论如何，他对泰国华人社会的历史考察之系统和深入，至今仍未被超越。澳大利亚学者珍妮佛·库什曼（Jennifer Wayne Cushman）的博士学位论文《以海为田：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中国与暹罗的帆船贸易》，结合中国沿海地区方志资料与暹罗政府官方档案撰成，是继沙拉信·威拉蓬著作后关于清代中暹贸易研究又一力作。库什曼还撰有论文《暹罗的国家贸易与华人掮客1767—1855年》，专门讨论华人在暹罗海外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可惜的是，库什曼于1989年英年早逝，两年后其遗著《家族与国家：一个中泰锡业王朝的形成》出版，通过大量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发泰南锡矿的许泗漳家族如何通过与皇室建立政治联盟而发展锡矿业和航运业，建立其庞大家族商业帝国的历史进行了深入考察。

综上所述，学界对清代中泰关系的研究已经百年，百年来学者们围绕清朝与暹罗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及暹罗华侨华人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探讨，但也存在以下几个不足：第一，尚无对清代中泰关系系统论述的专著，相对于清代中国与朝鲜、日本、琉球、越南、俄国、葡萄牙、美国、英国等国关系研究成果斐然、著述林立而言，关于清代中泰关系的研究还停留在对个别问题讨论的层次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著作。第二，在专题研究方面，对于清代中泰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清代前期两国封贡关系的发展流变、晚清时期两国政治关系的转型变化、两国间贸易往来的组织管理、清暹贸易在东南亚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两国关系的地缘政治背景与影响等，学界研究较为薄弱，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三，在文献资料方面，国内学者局限于外文文献资料缺乏及使用困难，国外学者则局限于中文档案文献的使用不足。实际上，关于清代中泰关系，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存有大量原始档案，对这些档案文献的使用，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很不够。第四，由于使用资料来源和话语系统的限制，中国学者研究中泰关系一定程度上存在“中国中心主义”倾向和“中泰友好模式”，国外学者则一定程度上存在“泰族中心主义”倾向，而两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和对话也很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