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的历程

一、20世纪前期敦煌石窟的调查研究

1907年斯坦因来到莫高窟，他是第一个来到莫高窟的外国人，在他后来的考古报告里，与莫高窟密切相关的主要有1921年出版的《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1931年出版的《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是斯坦因所获绢画等艺术品的完整目录。1908年伯希和来到莫高窟时，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各种文字题记，对大部分洞窟均作了详细的文字记录，同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莫高窟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考察活动。其后，伯希和将所摄敦煌壁画照片编为《敦煌石窟图录》6卷，于1920-1924年陆续出版。这是第一部具有一定规模的敦煌艺术图录，对敦煌石窟的研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1914年8月-1915年1月，俄国人奥登堡(1863-1934)在敦煌停留长达半年，对洞窟进行记录，拍摄照片，绘制相关的示意图、测绘图等。1924年初，美国人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利用粘胶从敦煌盗走12块壁画和2尊彩塑（其中有一块壁画被打碎）。日本学者秋山光和曾数次到美国作过调查。证实华尔纳于1924年剥去的11块壁画包括现编号的第320、321、323、329、335窟共5个洞窟的内容。193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了华尔纳著《佛教壁画：对万佛峡九世纪石窟的研究》。在此前后，美国人波林（B.Bohlin）曾发表过关于敦煌西千佛洞的调查报告。

日本学者松本荣一于1937年出版了《敦煌画研究（图像篇）（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7年），本书内容包括对敦煌壁画中十余种重要的经变画，以及佛传图、本生图的图像考证，对一些特别的尊像图，如卢舍那佛、灵山说法图、炽盛光佛并诸星图、水月观音图、引路菩萨图、罗汉及高僧像等等都作了研究。此外还对密教图像各种曼荼罗乃至景教等非佛教图像进行了考察。这部著作对后来的敦煌壁画图像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日比野丈夫、樋口隆康、秋山光和等陆续发表过有关敦煌石窟的研究论文。

二、中国学者在20世纪前半叶的调查与研究

伯希和劫走的敦煌文书曾于1909年在北京展示，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并开始对敦煌文献进行记录、刊布和研究，但是对于敦煌石窟的艺术一直没有引起重视。

1938年，画家李丁陇到敦煌临摹壁画，他是第一个到敦煌临摹壁画的人。1941年，画家张大千到敦煌开始了为期近两年的临摹和调查。张大千为洞窟编号共编309号，并大致分出了洞窟的时代。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编号没有公布之前，张大千的敦煌石窟编号被学术界普遍采用。1942年画家谢稚柳也到敦煌临摹壁画，后来写成了《敦煌艺术叙录》。

1940年6月，中国教育部成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由画家王子云任团长。1942年5月，考察团成员陆续到达敦煌，分两个阶段在敦煌进行了近一年时间的考察，在敦煌临摹了大量壁画，并对洞窟进行考古性的记录，拍摄照片。成果主要有《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并以各地考察收集的资料、照片、临摹品举办展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时期，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的向达、夏鼐、劳榦、石璋如等学者先后到敦煌进行考古调查，夏鼐和阎文儒等不仅考察了敦煌石窟，还考察了敦煌周边的汉长城，并发掘了敦煌地区的古墓葬。此后，不断有艺术家和学者对敦煌艺术进行实地调查和临摹研究。向达于1942年参加由中央研究院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任考古组组长，从1942年至1944年开始对河西走廊及敦煌石窟、阳关、玉门关遗址作过考古调查。这些调查成果陆续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其中，《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连带的几个问题》、《论千佛洞的管理研究》等文章，对敦煌石窟的管理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设想。

1944年1月，中国政府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隶属教育部。研究所成立初期，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所长常书鸿率领全所职工对石窟进行了基本的维修和保护，同时展开了考古和美术方面的研究，进行壁画临摹，对外展览，以宣传敦煌艺术。史岩编成《敦煌千佛洞概述》《、敦煌石窟画像题识》，李浴则完成了《敦煌千佛洞石窟内容》《、安西万佛峡石窟志》等。可惜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公开出版。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敦煌石窟无人管理的时代从此结束，对敦煌石窟有计划的保护与研究工作逐步展开。

三、20世纪后期敦煌石窟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敦煌艺术研究所于50年代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壁画、彩塑的临摹、复制方面进一步走向正规化，同时对石窟的保护和考古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60年代初，国务院拨专款对濒危状态的莫高窟崖壁进行了全面的保护加固工程，使莫高窟全部洞窟得到有效保护。南区400多个洞窟都修通了栈道。为配合保护加固工程，考古人员对洞窟南区的窟前建筑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在南区窟前380米的范围内清理出22个窟前殿堂建筑遗址、7个洞窟或小龛，在当时的底层洞窟之下又发现了3个洞窟，得知莫高窟的崖面洞窟分布上下有五层之多。窟前建筑遗址的清理对认识莫高窟营建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初，敦煌文物研究所有计划地对洞窟的内容、时代作了全面的调查，对供养人题记进行校录。50年代到60年代初对敦煌石窟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周一良、金维诺等学者运用佛经、变文、敦煌文献，对壁画与佛经、佛教和变文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王逊等学者则从美术史视野来看敦煌艺术的特点。此外，阎文儒《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宿白《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等论文涉及到敦煌石窟构造、塑像及壁画中的建筑等问题。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由于“文革”的影响，对石窟的调查研究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敦煌文物研究所于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加强了研究队伍，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是敦煌石窟艺术研究飞速发展的时代，出版了大量的图书，涌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这期间，首先是由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1-5卷，文物出版社，1981-1987年）出版，与此同时，史苇湘主持编纂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和贺世哲主持编纂的《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出版。这些重要著作都是凝结着几十年众多学者在敦煌艰苦努力的成果，成为学术界研究敦煌石窟的基本参考资料。90年代又出版了《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包含西千佛洞）。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壁画图像的考证研究。这是参加的人数最多、取得成就最大的领域。敦煌壁画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内容上大体可分为尊像画、故事画、经变画、民族传统题材画、佛教史迹画、供养人画像及装饰图案画七类。其中前五类内容非常丰富，对这些壁画内容的考证、定名，探索其来源，是敦煌石窟研究的基础工作。敦煌研究院的大部分专家都曾投入到这一领域的研究，如史苇湘、贺世哲、施萍亭、樊锦诗、李永宁、王惠民、殷光明等先生对敦煌壁画中的经变画、故事画的考证，孙修身、马世长对佛教史迹画的考证，都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

2．石窟考古和分期研究。以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刘玉权为代表的学者们对敦煌石窟作了严谨细致的分期排年研究，分别发表了关于敦煌北朝石窟、隋代石窟、唐代前期石窟以及西夏石窟的分期研究成果。不仅对敦煌石窟作出了科学分期，而且把考古学应用于佛教石窟，为中国佛教考古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参考。此外，潘玉闪等对莫高窟窟前遗址的发掘研究，彭金章先生对莫高窟北区石窟的清理调查，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还有的学者对莫高窟现存崖面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莫高窟营建的历史。

3．石窟艺术研究。以段文杰、史苇湘等为代表的学者对敦煌石窟美术发展历史、敦煌艺术的美学特征、敦煌壁画彩塑的艺术特点以及敦煌艺术与古代历史文化的关系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发表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论文，后来分别集成了《敦煌石窟艺术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等著作。萧默、孙儒僩对敦煌石窟建筑及壁画中建筑画的研究，分别出版了《敦煌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敦煌石窟保护与建筑》（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等著作。关友惠对敦煌壁画图案的研究，刘玉权对西夏及回鹘时期艺术的研究，万庚育、李其琼对敦煌壁画绘制技法的研究，王伯敏、赵声良对壁画山水画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20世纪90年代，敦煌研究院推出了大型图录丛书《敦煌石窟艺术》（共22册，江苏美术出版社，1991-1997年），详细公布了部分重点石窟的图像资料。《中国敦煌壁画全集》（共11卷，辽宁美术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2006年），按时代顺序全面介绍了各时期敦煌壁画的艺术特色与成就。《敦煌石窟全集》（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2005年）则是在石窟考古和艺术、宗教文化诸领域研究的集成性著作。本丛书总有26卷，包括佛教类、艺术类和社会类三个方面的专题研究，均为当时最新研究成果。

20世纪后半叶，欧美学者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少，法国在伯希和去世后，学者们陆续整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和中亚资料，其中包括《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共六册），于1980-1992年间出版，中文译本则是在1993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是对洞窟主要内容和题记的调查记录，为后来的研究保存了十分珍贵的资料。此外，由韦陀主编的《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藏敦煌艺术品》（东京：讲谈社，1982年），刊布了斯坦因所收集的中亚和敦煌艺术品的大部分图录，其中还包括韦陀的论文和图片说明，体现了英国学者在敦煌艺术方面的研究成果。日本与法国学者合编的《西域美术——吉美博物馆藏敦煌艺术品》（东京：讲谈社，1994、1995年）体现了部分法国和日本学者对敦煌绢画的研究成果。美国方面，则是在80年代以后，有部分学者参与敦煌艺术的研究，如冉云华、李铸晋、巫鸿、阿部贤次、胡素馨、王静芬等。

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佛教艺术》杂志就作过“敦煌佛教美术特辑”，其中水野清一、樋口隆康、冈崎敬和日比野丈夫等分别对敦煌塑像和壁画作了深入研究。70年代以后，日本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罗寄梅于1944年在敦煌拍摄的二千多张照片资料。这是继伯希和公布敦煌石窟图片之后最为丰富的石窟资料，促成了一些学者对敦煌石窟的研究，如秋山光和就取得重要的成果。80年代后，秋山光和、日比野丈夫、东山健吾、百桥明穗等学者都分别从图像学和艺术史的角度对敦煌石窟艺术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田中公明《敦煌密教与美术》（东京：法藏馆，2000年）对敦煌艺术中的密教图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成果。

90年代至21世纪初，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了《俄藏敦煌文献》之后，又出版了《俄藏敦煌艺术品》，刊布了此前从未全面公开的俄罗斯收藏的敦煌艺术品。其中第5卷还出版了奥登堡探险队在莫高窟所绘的洞窟测绘图和部分壁画的临摹图，这些资料对于敦煌石窟的考古和艺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四、21世纪以来的敦煌石窟研究

石窟考古是敦煌石窟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这方面的重大成果，首推樊锦诗等专家著《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此书是敦煌石窟的第一本考古报告，主要内容是对洞窟内容作详尽而客观的记录，并探讨了洞窟主题与佛教信仰的关系，以及艺术样式的源流等。这部考古报告的特色还在于，刊出的测绘图、数码摄影拼图等都采用了最新科技成果。

莫高窟北区石窟经过全面考古发掘后，21世纪初出版了完整的考古报告，此后，不断有学者利用北区考古成果或北区出土文物进行新的研究。《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一书，则是这方面的成果的汇总。

敦煌壁画图像的研究是敦煌石窟研究中参与学者最多，成果也较丰富的。如贺世哲对金刚经变、楞伽经变的深入研究，施萍亭对净土变的研究等。此外，张元林对法华经变的研究，殷光明对与华严经相关的卢舍那佛像的研究，王惠民对地藏图像的研究等等，都体现着新的研究进展。与密教研究相关，近年来学界对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艺术十分关注，罗世平、张亚莎、刘永增等学者都取得了不少新成果。

美术研究方面，赵声良《敦煌壁画风景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是对敦煌壁画中风景绘画的专门研究。此外，赵声良等学者还按年代顺序对敦煌石窟进行系统的美术史研究，完成《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这项成果的特色在于不仅对敦煌早期石窟发展史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而且注重对印度、中亚佛教艺术的比较分析，揭示出敦煌早期石窟艺术风格的源流和发展。敦煌壁画艺术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也是美术研究中较受关注的，2007年敦煌研究院主办了“敦煌壁画艺术继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不少艺术家和学者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

敦煌服饰研究方面，包铭新等学者对敦煌壁画图像以及相关历史文献进行调查，获得对古代服装结构的认识，从而进行复原研究，制作出仿古的服装。尤其对古代吐蕃、回鹘、西夏、蒙古等民族服饰的研究和复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以赵丰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们还从染织史、服装史的角度，对丝绸之路沿线特别是新疆等地出土文物进行的调查，并对一些代表性的服饰进行了复原研究。赵丰还对法国、英国以及国内各地所藏的敦煌丝织品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分别完成了《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和英藏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2010年）。

一百多年来，学者们从考古学、图像学、历史学、佛教学等方面做了深入的探讨。这些无疑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而从艺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较多的图书和文章停留在对敦煌艺术的一般性介绍和分析，既缺乏从宏观方面对敦煌艺术作系统的、美术史的研究，也少有从微观方面对敦煌艺术某一领域的深入研究。相比敦煌学的其他领域，如敦煌历史研究、敦煌文学研究等方面，对敦煌艺术的研究还需要有更多的专家参与，需要更深层次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