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3日，我作为北京第七批第二批次援藏医生返回北京。从贡嘎机场离开的时候，我抱着前来送我的援友泣不成声。一年的时间太短，我心里还惦记着拉萨的孩子们。

谁也没想到，回到北京还不到一个星期，我又看到了关于“组团式医疗援藏”的消息。对于拉萨，我的心里本来就有深深的不舍和眷恋，我眼睛都没有眨，再一次报名了。

很多朋友都劝我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40多岁的年纪，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援藏一年，家人已经为我做出了牺牲；再次返藏，亲人们又要承受思念之苦。我征求家人的意见，他们早已把我对于拉萨的感情看在了眼里。他们支持我、鼓励我，让我再一次回到了这片神圣的土地。

2014年，我第一次来到拉萨，在堆龙德庆县人民医院担任儿科主任。整个自治区、拉萨市都没有一家儿童专科医院，我来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培训。对于当地医生能完成的手术，进行标准化管理，密切联系理论知识，让他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对于新开展的手术，先进行理论培训，第一次手术以示教和讲解为主，第二次的手术辅助当地医生加讲解，一步步让当地医生学会手术方法，做到授之以鱼的同时，更努力做到授之以渔。记得第一次带领大家做疝修补手术的时候，手术前我先给当地医生讲解一次手术步骤；手术过程中，再一次讲解手术方法和注意事项，并让他们亲自去摸去体验去感受；手术后在帮助他们修改手术记录的同时，再次讲解注意事项。第一台手术之后，一名当地医生信心饱满地说：老师，我该看书了，我该学习解剖了。您再带我做两次这个手术，我一定会自己完成这个手术的。

拉萨有可爱的同事，还有可爱的孩子。在堆龙德庆县的一年里，所有的乡、村我都跑遍了。让我心里最难受的是我们医疗队去边远乡村为孩子们体检，筛查先心病、肢体畸形等患儿。别看堆龙德庆县就在拉萨近郊，但是很多村子都在海拔4500米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到了5000米。我们所到之处，都被孩子们和家长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家长们端着热乎乎的酥油茶，我们不喝就不让我们工作；孩子们忽闪着大眼睛羞答答地看着我们，乖乖地配合我们做检查。看着很多孩子的先天性疾病明明可以治愈却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我在这里不知流下了多少次眼泪。语言不通、医疗知识落后，很多家长以为孩子的病是无法治疗的，直接给孩子办理了残疾证。看着本该是活蹦乱跳的孩子，一瘸一拐地出现在我面前，我心里难过极了。

我是医生，还是母亲。我知道，一个孩子的痛苦就是一个家庭的痛苦。在堆龙德庆县医院的一年里，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在北京和拉萨之间奔波了多少次。我为筛查出来的患儿联系了自己的“娘家”首都儿研所，免费为他们进行治疗护理；我把首都的儿科专家请到拉萨，为这里的医生进行培训、授课；我还找来了婴幼儿营养专家，给育龄妇女讲科学喂养。在西藏，一代一代的孩子都是吃糌粑长大的。我在一个村子搞试点，给每个产妇发一口高压锅，手把手地教会她们如何用青稞和牦牛肉煮出好吃的肉粥。在奶水不够的时候，这就是有营养的辅食……

西藏是个神圣的地方，从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天起，我就感知到了自己和这里的缘分。这里的孩子需要我，而我也对这里充满了感恩之情。还记得带着患先心病和肢体畸形的孩子们去北京治疗，刚一到站，从未出过拉萨的孩子们就呆住了。正赶上六一儿童节将近，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姐姐带着礼物来到火车站迎接他们，儿研所的医生带着他们和家长去天安门看升旗，电视台的哥哥姐姐带着他们录制六一晚会。看到孩子们的眼神由恐惧变成平淡又变成快乐和信任，我的心也放下了。还清楚地记得10岁的罗布卓玛，在北京电视台录制六一节目时，亲口告诉我：她长大了也一定要当一名节目主持人！

回到儿研所，孩子们在短短两天里就和医生护士们处成了朋友。我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被推进手术室，我和他们的家长一起在外面焦急地等待。我在内心深处祈祷着他们能平安，能尽快康复，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像是一名医生，而更像是这些孩子的母亲。

在首都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孩子们康复得很快。我随先心病患儿回拉萨，一路上有孩子们相伴，一点也没感到寂寞。火车42个小时，甚至觉得太短太短。丹增措姆是先心病孩子们中最大的女孩，来自堆龙德庆县最偏远的门堆村牧区。来北京之前，她根本不会说汉语。勤奋聪明的小姑娘，一路上一直在努力学习汉语，火车每到一站，她就会跑过来问这是什么地方。我告诉她，她就努力地记，恨不得把所有的地名都记住。到了兰州车站，我带她下火车玩耍，一起拍了一张照片，她拿在手里反复地看，仿佛要把我的样子也记在心里。快到拉萨火车站时，她突然用汉语问了我一句：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心再一次融化了。多么聪明可爱的孩子，愿她今后的路越走越平坦，愿她能有机会去北京上大学，愿她健康地成长，为明天的民族团结事业做出贡献。

孩子们回到堆龙的第三天，儿研所的罗毅院长利用出差到拉萨的机会又专程到堆龙德庆县医院病房看望孩子们，仔细地了解痊愈的情况，同时代表研究所亲切地慰问患儿的家长。看见这些术后的孩子们在走廊玩耍，院长非常欣慰。最感人的一幕是等罗毅院长一行从病房出来离开时，所有的藏族患儿家长都带着孩子来到病房楼的大门口，向罗院长一行挥手欢送，民族团结和深情交融的场景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2015年8月，当我再次返回拉萨，我已经不再是一名县医院的儿科医生。在拉萨市人民医院，我接触到了更多的患儿。由于西藏没有专门的儿童医院，我们就和自治区医院启动了合作模式，我经常去区里的医院进行会诊。记得有一天自治区医院请我会诊一个气腹的新生儿，根据孩子的病情，我判断患儿不是生理性气腹，于是给患儿做了腹腔穿刺，证实了我的判断，孩子得到及时的手术治疗。随后连续会诊了两个病人，穿着厚厚的隔离衣在监护病房奋斗了一个多小时，出来时已经大汗淋漓。非常遗憾的是：有一个孩子病史已经3天，开腹手术时腹腔严重感染，广泛的肠穿孔无法修复，最后失去治疗的时机。

几天前，又有一个病人给我感触很深。这是一个那曲地区几个月大的孩子，因为持续腹泻一个月转到拉萨就诊。我去看这个孩子时，已经是完全性肠梗阻，手术时已经有肠管坏死。肠套叠是2岁以内孩子的多见疾病，内地的绝大多数孩子都可以通过非手术治疗治愈。很遗憾，在拉萨的孩子却要经受这么多的痛苦！病痛在他们的身上，也在我的心里。

我和很多医生援友交流过，在拉萨，我们的工作量并不饱和。我们见不到像北京的医院里那么多的病人。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精细的诊断，有时间与患者和他们的家属进行沟通交流。这里的病人信任我们、尊重我们，和谐轻松的医患关系让我们的医术得以更好地发挥。在这里，我们拥有自己的存在感。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能让陌生的我们建立起相互的信任。

如果说，在第二次进藏之初我还有些忐忑的话，此时此刻，我的心已经安定下来。我知道自己的选择没有错。我来到了一个更需要我的地方，我也来到了一个让我感恩的地方。即使是第二次援藏，我仍然感觉到时间是那么紧迫。多做一台手术、多讲一次课、多做一次培训……我愿意做一个造血者，把我毕生所学倾囊而出，永远地留在西藏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