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之旅

1966年，中国。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半个世纪以前。我这个澳大利亚人当时并未意识到，1966年的6月，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不寻常的一个月，“文革”刚拉开序幕。北京市市长刚被罢职，北京城内是人山人海的抗议者，为市长的下台击掌叫好。在一些人看来，市长有望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因而他的罢职引发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

很快这场革命便席卷学校、剧院和工作单位。红卫兵揣着他们的小红书出现了。资产阶级思想和外国影响在这场革命中遭到批判。数以十万计的人被当众羞辱。公民中的精英销声匿迹。

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的翻译也摸不着头脑。恐怕大多数中国人也都只有猜测、希望和担忧的份儿。十三年后，我作为一个澳大利亚政府代表团的主席再次访问中国。当我和几位中国部长聊天，告诉他们我曾在1966年到访中国时，他们吃惊地问我：“哪个月？”他们不相信，那个动荡不安的6月，我居然在中国。

我为什么访问中国？作为年轻的历史学家，我只是怀着对中国的好奇，想要亲眼一窥究竟。但外国人不是很容易作为游客获准进入中国。哪怕是海外华人也鲜有机会。美国当然不许本国公民访问中国或与中国通商。

澳大利亚当时向中国出口大量小麦，但并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因而我要等到达香港后才正式申请签证。面试我的中国官员或机构问了我一个关键的问题：去过台湾吗？倘若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可能就不会被允许进入中国大陆了。

我进入中国境内，乘火车一路从南到北。在广州和北京的时候我是一个人，但我提前雇了一个官方翻译、一辆很旧的东欧轿车，还有一名中国司机。无论我走到哪里，中国人都向我投来惊诧的目光，尤其是城乡劳动者。外国人在当时还很稀奇。

轿车当时也很少见。到了晚上，我们的车没有车头灯，司机要一路鸣喇叭，把如流的自行车和行人驱散到一边。哪怕在北京，大多数交通工具也是古董级别的，晚上，骆驼拉着车在那些优雅的大道上踱过。游客简直太少了，我去参观长城的一段，还有明十三陵，这可是世界上珍贵的旅游胜地，一个外国游客也没见到，中国游客也不到40人。

无论是坐火车还是汽车，我都能看到怡人的乡村风光：磅礴的江河，流水灌溉的稻田，中国北方平原上收割的粮食，甚至戈壁沙漠。但城市和城镇则没那么让人兴奋。公园看起来有失打理。为数不多的咖啡馆很少坐满人，一些街道上也充斥着政治宣传的噪音。到处都是喇叭。每当长长的客车离开火车站，就响起响亮的军乐。后来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数字——中国有超过600万个喇叭。

在街道上，长长的横幅和彩色的海报谴责着“美帝国主义”。有一次我到剧院观看表演，表演被终止，然后一个官员登台，用响亮热情的声音谴责“人民的敌人”，我的翻译这样告诉我。离开中国，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我在小本子上记下了我的一些想法：“这可能是最彻底的一次重塑社会结构、重塑每一个公民思想行为的举动。”最后，我的这段观察被收在了我的一系列火车纪行的书里。该书记录我从香港开始到荷兰结束的行程，1968年于墨尔本、伦敦和纽约出版，即《跨越红色世界》（Across a Red World），因为我曾连访五个共产主义国家：中国、蒙古、苏联、波兰和东德。当时正值冷战，核国家之间有可能爆发战争。

当时的中国与世隔绝，唯一忠实的同盟是阿尔巴尼亚——当时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住在北京的外国人里最多的可能也是阿尔巴尼亚人。苏联当时刚与中国断绝同盟关系，可怜了那些不畏麻烦努力学习俄语的中国人，他们突然发现在中国完全用不上俄语了。

当时中国的经济落后。大多数人的日常工作都是艰苦的体力活儿。田地里极少见到拖拉机，铁路上清一色是蒸汽火车。人们的生活水平很低。当时我想，至少在我有生之年，中国是不会进步多少了，但而今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经济强国，这是20世纪末最大的一个奇观——也是世界所经历的最卓越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