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穴位贴敷技术

第一节　穴位贴敷技术发展史

穴位贴敷技术是指在一定的穴位上贴敷药物，通过药物和穴位的共同作用以治疗疾病的一种外治方法。其中某些带有刺激性的药物贴敷穴位可以刺激局部发疱化脓形成“灸疮”，又称为“天灸”或“自灸”，现代也称为发疱疗法。

穴位贴敷法的历史非常悠久，“敷”的记载最早可见于《五十二病方》，表现为“傅”，书中记载傅法的就有七十多方，约占全书方剂的1/4，其中“蚖……以蓟印其中颠”的记载，即用芥子泥贴敷于百会穴，使局部皮肤发红，用于治疗毒蛇咬伤。《灵枢·经筋篇》记载：“足阳明之筋……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治之以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这是利用膏剂和散剂两种剂型贴敷对口眼斜患者进行治疗的早期记载。

晋唐时期，穴位贴敷疗法已广泛地应用于临床，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中即有记载“治疟病方，临发时，捣大附子下筛，以苦酒和之，涂背上。”《肘后备急方》中还收录了大量的外用膏药，如虎骨膏、莽草膏、蛇衔膏、丹参膏、五毒神膏等，并注明了具体的药物组成、制作和使用方法。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但利用穴位贴敷治疗各种疾病，同时还将贴敷与按摩相结合，如《要方少小婴孺方上》记载的五物甘草生摩膏方等。

宋明时期，穴位贴敷在用药、制剂形式、用药等方面不断进行改进和创新，并对其机制进行了探讨，如《圣济总录》中指出：“膏取其膏润，以祛邪毒，凡皮肤蕴蓄之气，膏能消之，又能摩之也”，初步探讨了膏能消除“皮肤蕴蓄之气”的中药贴敷治病的机制。其他如《普济方》《本草纲目》等著作中都收载了大量的贴敷方药，如《普济方》中记载“鼻渊脑泻，生附子末，葱涎和如泥，罨涌泉穴”，《本草纲目》记载的以吴茱萸末贴足心治疗口舌生疮、黄连末调敷脚心治疗小儿赤眼至今仍在临床沿用。

清代是穴位贴敷疗法较为成熟的阶段，无论是对机制的研究还是临床应用都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不少中药外治的专著，许多贴敷药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现在广泛使用的“三伏贴”最详尽地记载可见于清代医家张璐所著的《张氏医通》，其《诸气门下·喘》中记载“……冷哮灸肺俞、膏肓、天突、有应有不应。夏月三伏中用白芥子涂法往往获效。方用白芥子净末一两、延胡索一两，甘遂、细辛各半两，共为细末。入麝香半钱，杵匀，姜汁调涂肺俞、膏肓、百劳等穴。涂后麻瞀疼痛，切勿便去。候三柱香足方可去之。十天后涂一次，如此三次，病根去矣。”清代徐大椿在其《医学源流论》中著有“薄贴论”，提出外治法既可治表，又可治里，并提出穴位贴敷的优势所在，即“若其病既有定所，在于皮肤筋骨之间，可按而得者，用膏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其腠理，通经贯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较之服药尤有力”。《理瀹骈文》是“外治之宗”吴师机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书中对外治法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理论探索的专著，依据中医基本理论，对内病外治的作用机制、制方遣药、具体运用等方面，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并对膏药的制作方法有所创新。治疗时以膏药薄贴为主，选择性地配以“点、搐、熏、擦、熨、烙、糁、敷之药佐之”，将穴位贴敷疗法治疗疾病的范围推及内、外、妇、儿、皮肤、五官等科，提出了“以膏统治百病”的学术论点，认为膏药的作用一为拔，一为截，“凡病所结聚之处，拔之则病自出，而无深入内陷之患；病所经之处，截之则邪自断，而无变行传变之虞”。在遣方用药时，要“一审阴阳，二察四时五行，三求病机，四度病势，五辨病形”，即可“凡汤丸之有效者，皆可熬膏”，又可以自创，不必拘泥于古人。

发展到今天，穴位贴敷疗法以其适应证广、安全、有效、简便等特点在临床被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