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一本比较经济史著作，同时书中还讨论了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若干经济理论问题。本书试图从历史事实出发，用封建社会体制外异己力量和体制外权力中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来说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我把自己所进行的这一研究称做制度分化和制度调整分析。封建社会体制外异己力量和体制外权力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是制度分化研究的内容。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的转变，是制度调整研究的内容。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就是经济成长的过程，而经济成长既离不开一定的技术条件，又离不开一定的制度环境，技术条件和制度环境二者同时对经济成长发生作用。然而，制度环境也许比技术条件更能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因为任何一种技术条件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才能产生、存在和发挥作用。罗斯托作为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专家，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这样五个阶段。他在1971年出版的《政治和成长阶段》一书中，又增加了第六个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关于罗斯托的理论，学术界的争论十分激烈。据亨利·罗索夫斯基的看法，单就“起飞”概念而言，就有支持派和反对派，而且两派各有知名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史专家。面对这场争论，罗斯托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声明决不放弃原来的观点。由于“起飞”指的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过渡，也就是指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开始，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多经济学家的关心。但从争论的焦点来看，主要集中于积累率的高低、各国“起飞”的年代划分、经济中主导部门的确定、工业化是渐进的还是突发性的等问题上，而没有人反对罗斯托提出的一个重要条件：“起飞”需要有制度环境。但本书认为制度环境这一说法比较空泛，难以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因此，本书提出的制度分化和制度调整分析，看来有助于对这一问题作较深入和细致的说明。

经济学家习惯于把封建社会看成是传统社会（当然，传统社会还包括前封建社会），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近代社会（如果从历史延续方面看，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了近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研究，不仅要解释一个国家或地区是怎样逐渐摆脱传统社会的制度环境而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有哪些因素促成了这种转变，以及不利于传统社会的制度环境变更的各种阻力是如何被克服的，而且通过这方面的研究还会导致另一个重要问题的探讨，即就世界范围而言，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表现为单一模式还是多种模式，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是一致性大于相异性还是相异性大于一致性，文明的进步是单线的还是多线的。我在1993年写道：“经济史资料充分说明，西欧的社会发展模式和工业革命的途径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再往上推，究竟什么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它究竟存在于西欧，还是存在于东方，或者存在于东方的中国？甚至可以假定，西欧的、东方的、中国的封建社会都是典型的封建社会。这种观点也不一定就不正确。总之，在这个领域内，供讨论的问题还有很多，意见的分歧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

根据这样一种思路，所以我撰写本书时持有两个目标。第一，以西欧封建社会的转变为题，试图从制度分化和制度调整方面说明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第二，从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进而说明世界历史发展决不是单一模式而是多种模式；封建社会既具有多样性，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必然具有多样性。

本书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资本主义起源：一个历史难题”，主要解释本书提出的两组基本概念。一组是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以及由此涉及的制度调整问题。另一组是封建社会体制内的异己力量和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并由封建社会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引申到体制外的权力中心的形成，这涉及制度分化问题。本书的论点是：西欧的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刚性体制，等级森严，身份制严格，社会的流动受到很大限制，从而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下产生了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市民；市民主要由逃亡农奴构成，他们所聚集的地点后来发展为中世纪城市，并成为西欧封建社会体制外的权力中心。正是这一社会变动最终导致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

第二章“西欧封建社会中的集市贸易和城市的兴起”，从西欧封建社会集市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谈到城市成长的自发性，说明西欧封建社会中的城市是制度分化的结果。在神权支配一切的西欧封建社会前期，城市是作为封建领主统治的对立面而发展起来的。而城市之所以能够兴起，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商业意识和宗教观念调和的表现。

第三章“西欧封建社会中对商品货币关系的限制和反限制”所要说明的问题是：尽管在西欧封建社会的集市贸易和城市兴起过程中，商品货币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然遭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限制，其中包括封建主阶级对商品货币关系的限制，小商品生产者为防止自身两极分化而采取的限制，以及城市当局为防止市民内部贫富差距扩大而采取的限制。然而，一旦西欧封建社会刚性体制下出现了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商品货币关系的不断发展就再也不是任何势力所能阻挡得住的了。

第四章“西欧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从七个不同的领域说明了西欧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这七个领域是：行会手工业的分化，包买商对家庭手工业的控制，采矿与冶炼业小生产者合伙组织的演变，航运业新组织形式的出现，早期的银行的产生，建筑包工队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成。这七个领域中的变化，充分表明西欧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途径是多样性的。

第五章“西欧封建社会中体制外异己力量夺取政权的过程”指出，尽管西欧封建社会后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有较快的发展，但这只是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确立准备条件，而并不意味着西欧封建制度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在本章中，在阐述作为封建社会体制外权力中心的城市取得自治权和独立地位之后为什么要支持王权，以消灭国内封建割据状态；而王权在得到市民的支持并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之后，所建立的却是封建专制的政权。西欧封建社会中的体制外异己力量暂时容忍了这些，并等待时机，准备进行一场夺取政权的战争。

第六章“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确立”，论述了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确立中的意义，说明只有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在一些国家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本章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属于原生型的资本主义。虽然原生型资本主义在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的产生和发展途径不同，但只要是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全都同封建社会体制外异己力量和体制外权力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有关。

第七章“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研究所引起的思考（上）”，主要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制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是刚性体制，但后来逐渐转变为弹性体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下，特别是在后来长达一千年的弹性体制下，中国封建社会中只出现过体制内的异己力量而不曾出现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从而也没有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因此，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如果没有来自西方（后来还包括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沉重打击，中国封建制度自行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将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漫长的过程。

第八章“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研究所引起的思考（下）”，讨论了20世纪前期在中国产生的资本主义属于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除中国以外，在印度、韩国和拉丁美洲国家产生的资本主义同样属于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外来殖民势力对印度、韩国、拉丁美洲国家的征服和占领，使后者逐渐走上了非原生型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它们各自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很不一样。至于日本，尽管它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敲开大门前处于封建社会刚性体制之下，但由于各种原因却发生了封建社会体制内异己力量向体制外异己力量的转化，并较快成为一个非原生型资本主义的国家。所有这些，都说明了非原生型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道路也是多种多样的。

本书所提供给读者的，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制度历史演进的理论模式，它反映了多年来我对人类历史上封建主义解体和资本主义起源的思考。

在前言中，我只想摘引我为日本学者见田宗介著《现代社会理论》中译本撰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以表明我的心意。我在序言中写道：“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于青年一代的影响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研究者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或个别研究心得能直接给读者以影响，使读者能循着所提出的思路作进一步的研究，解决尚未解决的难题。另一种类型是：研究者只是发表自己的某种见解或思考，他并不想去影响其他人的研究，但一种见解、一种思考一旦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或见于某本著作之中，读者就可能从中得到启发，这既可能使读者循着研究的思路去进行深入一层的研究，也有可能引起读者的反思，对研究者的思路或某些看法产生怀疑，进而在研究中另辟新径。”

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我认为能够充分代表自己的经济学观点的是以下七本：

1.《20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与罗志如先生合著，人民出版社，1982年）；

2.《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

4.《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5.《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

6.《转型发展理论》（同心出版社，1996年）；

7.《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这七本书都属于上述第一种类型的作品。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作为我的另一本代表作，则属于上述第二种类型的作品。假定这本著作能使读者受到启发，或感到疑惑，并由此引起进一步的思考，我也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