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英国病”的初期，1918—1929

毫无疑问，如果1914年不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就有可能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一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为在1913年下半年和1914年上半年，存货不断增多，工业品销售量逐渐减少，价格呈现下跌的趋势。看来这场经济危机将是普遍性的，英国不可能例外。但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来分析，还不能得出正在来临的或已经逼近的经济危机促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7年7—8月间爆发的结论。战争的准备过程早已开始，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一经形成，它们随时有可能动手厮打起来。这是一场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确定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战争。应该说，两次巴尔干战争都可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线，因为战争的条件实际上已经成熟。但大战并未因此爆发，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中的每一方都认为自己在未来的战争中取胜的把握还不够大，不妨再等一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可以在经济高涨时爆发，也可以在经济危机或萧条时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与1913—1914年的经济形势并无必然的联系。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显著的不同。道理是很清楚的：二十世纪初年，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存在大规模的失业人口和长期萧条现象，它们没有必要把用战争来刺激经济作为摆脱长期萧条的手段。

战争终于因萨拉热窝暗杀事件而诱发。促使英国直接参战的理由并不是对塞尔维亚命运的关心，也不是对比利时无故遭到德军入侵的同情，而是出于英国当时基本国策的考虑，即维持帝国的现存地位和既得利益。在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如果听任德奥联军囊括巴尔干半岛，打通到伊斯坦布尔的陆上道路，英国在中东、近东甚至印度的利益就会遭到直接的损失，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一方面，如果容许德军侵占比利时，击败法国，独霸西欧大陆，那么英国的经济利益将受到严重的威胁，英国将被孤立在欧洲之外，甚至英伦三岛的安全也失去了保障。因此，英国必须为帝国利益而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所不同的另一点是：1914年，英国政府在号召本国人民参加战争时，并不像1939年那样把战争与制度的选择（资产阶级民主制还是法西斯制度）、意识形态问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还是纳粹主义）联系起来，而是在抽象的“公理”、“正义”、“人道”的幌子下，要公民们为帝国的荣誉而战斗。

这是一场为维护英国殖民帝国的既得利益的战争，但却是一场对英国来说得不偿失的战争。

表面上看，当英国投入战争后，与军事有关的部门由于得到政府的大笔订货而迅速增长。劳动力供给也显得十分紧张，各部门普遍感到人力不足。军事工业与某些重工业部门的利润大大增加，股票行情上升。然而，即使从英国国内经济状况来分析，英国也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庞大的军费开支使财政赤字剧增。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英国不仅大量增发公债，而且增加了纸币的发行量。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迅速增加。停止银行券的黄金兑现，实际上等于结束了传统的金币本位制度。英国的战时通货膨胀是严重的。物价普遍上涨。

问题不限于此。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向国外购买军需物资和居民生活资料的开支，使英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发生急剧变化。特别是由于战争期间英国传统出口品生产的减少和出口贸易额的大幅度下降（特别是棉纺织品、煤炭和机器出口总值的下降），英国不得不靠变卖自己持有的一部分国外有价证券和向美国借债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和美国在国际金融中的相对地位颠倒了过来。英国从对美国的债权国变为美国的债务国。伦敦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英镑的稳定地位因英国的金融实力的削弱和英国国际金融地位的下降而发生了动摇。

极盛时代的英国不仅是金融实力和传统工业品出口竞争能力最强，而且也是海上势力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英国的商船的70%，英国的海军也因战争而大大削弱。正如大战结束时英国失去了国际金融方面的最强国的地位一样，英国也丧失了长期保持的海上霸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英国殖民帝国赖以维持的两个有力的手段——英国的经济力量和英国的海上霸权——大为削弱。虽然英国作为战争胜利者，再次扩大了殖民地面积（前德国殖民地坦噶尼喀、西喀麦隆、西南非洲，前奥斯曼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如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都变为英国的殖民地或成为受英国统治的地区），并且巩固了自己在东非、南非和中东的阵地，但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这时不仅英国本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如往昔，而且整个世界形势也已改观。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埃及都掀起了规模浩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新的斗争高潮。阿富汗、伊朗等国的人民强烈要求摆脱英国的控制。而在中国和土耳其，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不断高涨的民族解放斗争，也都把英帝国主义当作主要的敌人之一。

当然，如果要说英国殖民帝国这时已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那是不确切的。英国对殖民地的反抗采取了镇压措施，并在镇压的前提下，加紧培植自己的代理人。英国政府清楚地察觉到，不能按照十九世纪的那种方式继续统治下去了，对殖民地、附属国和自治领，开始采取适应于新形势的新统治策略。

对殖民地和附属国，英国统治者感到单靠武力不足以应付战后出现的新情况，于是作出某些非实质性的让步或让步的许诺。例如，在1919年颁布的印度政府组织法中，英国对省一级的行政机构的组织作出某些新的规定，把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工程、农业之类的事务移交给地方立法机关和对这些立法机关负责的地方官员去办理，这就给予印度资产阶级以较多的参预地方行政的机会。但印度的最高行政权以及省一级的司法、警政、税务大权，仍控制在英国殖民当局或由它任命并对它负责的地方官员的手中。这在实质上虽无变化，但至少意味着殖民统治形式的一种改革。在埃及，鉴于1919年起埃及各阶层人民反英斗争的高涨，英国不得不于1922年取消埃及的保护国名义，承认埃及独立，而只限于在苏伊士运河区继续进行军事占领。在阿富汗，英国由于入侵失败，而在1919年退出阿富汗。在伊拉克，英国也在1921年被迫承认伊拉克独立，而保留驻军权和治外法权等特权。

对自治领，英国所作的让步要大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随着英国的移民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和本地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它们对英国的离心力也不断加强。早在1867年，英国就允许在加拿大建立自治领。1914年，加拿大取得了较完整的国内事务自治权。澳大利亚于1901年成为英国的自治领。1907年，新西兰也获得自治领的地位。英国在南非的开普、纳塔尔、德兰士瓦和奥伦治四个省（州）组成了南非联邦（1910年），作为英国的自治领。这些自治领并不因自己已经争取得到的内部自治权而满足。它们要求扩大自治权和减少对英国的依附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各自治领与英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基本一致性，这些离心倾向暂时有所缓和。但大战一结束，由于战争中英国力量的大为削弱，离心倾向迅速增长了。正如保罗·纳普伦德曾经指出的，各自治领大规模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行动，不仅刺激了它们政治上分治倾向，使它们进一步察觉到自己与英国本土之间的利益一致性与差距，而且由于各自治领都派出了兵士直接参战，并取得了战果，从而提高了自治领对自己力量的估计，这进一步扩大了自治领的离心趋势。但战后，英国资产阶级中一些仍然采取旧眼光来看待各自治领同英国之间关系的人，总希望把各自治领保留在帝国的结构之内，甚至寄希望于建立一个大英帝国联邦，以便用诸如宪法之类的条文把各自治领的离心倾向抑制住。但这些希望全都落空。各自治领在经济方面的发展和自身的军事实力的逐步壮大，特别是它们对英美两国实力对比变化的敏感性，以及它们的离心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的鼓励和支持，使得英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容易地驾驭各个自治领了。1921年的帝国会议通过了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的空洞决议，它只是一般性地声明英国与各自治领之间有必要保持联系，并就重要问题定期地举行磋商，而否定了制定帝国成文宪法的必要性。

隔了两年，在1923年举行的帝国经济会议上，虽然通过了有关英国与各自治领经济关系的重新安排的若干重要决议，但由于英国本身政局的动荡，由于保守党内阁的下台和1924年1月麦克唐纳的工党内阁的建立，这些决议暂时未能付诸实施。1923年通过的决议（包括组成帝国经济委员会，以统筹安排英国与各自治领以及印度等地的经济关系），直到1924年年底保守党再次执政以后，才成为事实。1924年年底起，保守党政府执行的有关英国与各自治领之间经济关系的政策的中心思想，是英国与各自治领双方在贸易互惠问题上各作出一定的让步，即自治领的产品输入英国时，要受到照顾，而英国产品输往各自治领时，也应受到照顾。与其说这种措施是放弃自由贸易传统、走向工业保护主义的一个步骤，还不如说它是英国与各自治领之间经济关系的重新调整，因为这意味着力量削弱了的英国为了适应战后的新形势，不得不使自己与各自治领处于接近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就这一点来说，这种关系已不同于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初期的关系了。

英帝国对殖民地和自治领的控制力量的减弱、各自治领离心倾向的加强，与二十年代英国国内经济的长期停滞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段时期英国国内经济特征是：开工不足，生产设备闲置，传统工业品生产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出口萎缩，高失业率，经济效率低。除了通货膨胀这一症状在当时还未具备之外，我们通常所说的“英国病”的症状，在二十年代内已经呈现出来，只是其严重程度远远不如以后那样，而且各个症状之间交织和错综复杂的程度也不如以后那样。所以我们把英国经济的这一时期称作“英国病”的初期。

“英国病”的病根在于英国历史中。“英国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发作，受到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如果英国的经济没有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突然打击，虽然“英国病”迟早也会发作出来，但时间也许会拖得更长久一些。身上已有病根的病人，最怕剧烈的震荡和突然的打击。英国经济也是这样。加之，战争结束后不久又爆发了1920年经济危机。在战争期间萎缩的民用工业部门，本来指望可以在战争结束以后恢复和发展起来，然而1920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使这种打算成为泡影。煤炭、棉纺织品、造船工业部门因国内市场狭窄和出口遇到困难，不可能恢复元气。甚至在度过1920年经济危机之后的整个二十年代内，它们始终是停滞的。

二十年代英国国内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涨，是这一时期英国政治与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战后初期，在十月革命影响下，英国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先后展开声势浩大的要求提高工资水平和改善生活条件的罢工斗争。特别是在1920年期间，英国工人阶级为了反对包括英帝国主义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干涉苏俄，展开了全国性的斗争。这场斗争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垄断资本统治的政治色彩。在英国经济长期停滞期间，1925年6月，英国煤矿业资本家为了加强同德国煤矿业的竞争，要求取消最低工资限额，并减少工资的10%（以后又决定将工作日从七小时延长到八小时）。英国煤矿工人坚决抗议资本家的这些无理决定。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采取联合行动，以拒绝运煤来支持煤矿工人的斗争。英国政府面临这种威胁，暂时作出让步，同意对煤矿工业的情况进行调查，并答应由政府拨款来弥补工资缩减后工人遭受的损失。但政府的让步只是为资本家加强对工人的压榨争取时间。到1926年4月，政府停止津贴，并要求劳资双方接受政府调查委员会建议时，资方表示拒绝，宣布继续坚持延长工时和减低工资，并以大批解雇工人作为威胁。工人于是以1926年5月4日的总罢工来答复。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总罢工，除矿工以外，铁路、运输、机械、建筑、印刷业、电力等行业的工人都参加了。全国交通断绝，报纸停止出版。总罢工因工会上层领导人的妥协而只坚持了九天。煤矿工人的单独罢工行动延续了半年左右，最后仍告失败。但总罢工这一事件本身不仅显示了英国历史上罕见的工人阶级一致行动的巨大力量，而且使英国经济遭受严重的损失。总罢工期间英国经济处于瘫痪状态。罢工事件的失败使英国的劳动人民遭到更大的苦难，失业增加了，贫民增多了，矿工的生活状况恶化了。这些都对此后英国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战后十年与战前十年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战前十年虽然已经是英国极盛时代的尾声，但英国经济力量还是强大的，英国对帝国各个部分的控制还是有力的；而战后十年却是“英国病”的初期，英国经济力量削弱了，经济长期停滞，国内阶级矛盾激化，而英国对帝国各个部分的控制也不如以往，特别是对各自治领的控制大大削弱了。所以，战后十年，既是“英国病”的初期，也是英帝国解体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