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明诚与端志
（一）明诚
我第一次踏上中学的讲坛，是在二十二年（民国二十二年，即1933年——编者）的九月里。那时我只有二十四岁，正是年轻好胜的时候。“我是教学的先生了！”这念头时时在脑里回旋着。是先生就要有先生的仪容，所以把脸孔板得急绷绷，走路也几乎摆出八字步。是先生就要有先生的尊严，所以当回身在黑板上写字，听到有学生在低声喁语的时候，便料定他们必是在讥讪我初出茅庐，已经着实侵犯我的尊严了。虽然没有发作，却气冲冲地想：“我年纪尽管轻，总是你们的老师；不比你们，有的也二十岁左右了，酒囊饭袋！”当学生提出问题时，便认定他是在故意问难。遇到自己能够解答的问题，就带着一种鄙薄的神气讲给他，意思是说高中学生连这一点常识都没有。遇到自己不十分清楚，本不能马上作答的问题呢，也不肯示弱说“等我去查一查”，就上下古今地胡诌一阵，强不知以为知地搪塞过去。为维护做先生的尊严计，错就错到底！
“这一班学生的程度太差！”“气质也都不大好！”“考试要严格，分数不会多！”这一串儿的“警句”都兜地上心来，自然也不免要带在脸上。学生们投射给我的也都是惊疑的眼光。
若干学校里，师生之间不但没有感情，反而彼此仇视着，病根大半就种在这里。
这样的教书生活，天天疑神疑鬼，时时短兵相接，又气恼，又紧张，我几乎不能再忍耐下去。亏得过了两三个月，渐渐地平静下来。我不再怀疑学生的发问，倒要设法鼓励他们多多提出些问题，而且应该是“问之弗知，弗措”
的。学生中偶尔有一两人在态度上显出松懈，或是交头接耳，我也不遽便认为是含着什么恶意。自己精神贯注地讲述功课时，他们便也聚精会神地不暇他顾了。
这教学态度的改变是有因的，主要的一点是我已不再时时地记起“我是教书的先生”了。已经消除这魔障，我看学生们便并不怎样调皮，学生们看我也并不怎样别扭了。我不自觉地收敛起那“急绷绷”，又自嫌自憎地丢开“八字步”，不再装腔作势，才又行若无事地依然故我。从这里我更亲切地体悟到庄子所说的“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的真受用，曹丕慨叹着“动见瞻观，何时易乎”正是他的不达处。
“我是中学生了！”“我是大学生了！”……人们在历践着人生的每一阶段时，这念头是辄必应时涌现的。它有时给我们以鼓励，有时也使我们因不必要的矜持而矫揉造作。造作就是不诚，就是虚伪，就是丑！邯郸学步，就不免要失其故行；东施效颦，就越发显现出她的丑陋：真是何苦来！王猛的扪虱而谈、王羲之的坦腹而卧，本不见得怎样漂亮，但为了他们出之以诚，就是洒落，就是美！
人类和禽兽不同的地方，就在前一代能把经验传授给后一代。教与学是多么伟大、神圣的事！这真善美的大门只有相接以诚，才能敲打得开。你下帷读书，要做到《荀子》所说的“致好”的地步，“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不欺人，不自欺，掬出这一点诚心，方能有些成就，不负你十载寒窗地坐守。你设帐为师，要秉持《学记》上载着的“待问”的态度，“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傲，不囋，本着这一点诚心，尽先知先觉的职责，才能辅成百年树人的大计。
学问是探求宇宙人生一切真理的，学问的本体就是诚，教的人与学的人目标都在此，所以《中庸》上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教与学是为探求真理才有的施设，学问的方法也不外一个诚字，所以《大学》上讲“正心诚意”的功夫。本体和方法又是二而一的，所以《中庸》上又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人类用他们的智慧去寻求真理，前一代至少有筚路蓝缕之功，后一代按理该奏发扬光大之效。师生之间能够推诚相与，衔接一气，竭尽才智去探讨发明，便算各自尽了本分。教的人能够循循善诱，把自己辛勤获到的心得指点给来学的人，一片至诚笼罩在他们的身上；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自然再不消慨叹什么师不严，道不尊。学的人能够把自己所致力的学问，穷其原委，好而乐之，一片至诚放在学问上，功夫深，铁杵也磨成针。君子之学是“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的，自然也不消担心什么学不成，名不就。可见明诚是教与学走上成功之路的不二法门，逡巡顾盼于这明诚门外的便是所谓门外汉，都应该尽早收其放心，踏进这门限去。
我是在“教然后知困”的当儿才悟到这明诚的道理的。在学校里求学时，没有理会到这许多。为了先时没有明诚去读书，未曾立定稳固的基础，所以后来便有“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的隐痛。《颜氏家训·勉学篇》中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我每逢读到这一段时，便不禁三复其言，悔恨不已。
我常常向学生们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原来也该是松柏之材，可以为栋为梁的。可惜自己把它斫损又斫损，后来只剩下二三尺长一根枝丫，只好用它做成一柄斧柯。在树林中徘徊眄睐，不时冲着森森乔木的曲枝错节砍去……”为了自己的蹉跎老大，越发巩固了我这教学以诚的信心。为己的时机已经错过，为人的打算不容再疏忽了。这不单是责任感，在感情上也是非如此不宁贴的。一走进教室里去，看见坐在面前一排排的学生，便像置身在森林之中了。一片葱茏的绿海，在严封密集中又别是露现出一番清旷的光景，使人默契了《孟子》所说教育英才的乐处。爱之深便也期之厚，触目又是败叶枯枝、枵空瘿赘，斧柯的挥动是欲罢不能的。
似这样的舌耕到处，一眨眼间便是十几个年头！一切都由诚字出发，所以一向没有隐讳过自己学识的浅薄，也没有姑息过学生的错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该一就是一，该二就是二。简单省事，倒也坦荡荡的。《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我认定“诚”便是教学之“善”，所以十年如一日地固执着它，将来还要一直固执下去。
现在好多人把“固执”看成跟“顽固”是同意的语汇，一般人也缺乏固执的精神。春秋时，晏婴的拒盟于崔杼之坛、季札的挂剑于徐君之冢、曾子的易箦、子路的结缨，都见出他们的固执，也完成了他们的人格。现代人不要嗤笑他们太看重了一领席子或一顶帽子，那时的礼法如此，执礼之士自然要由衷地信守，死生不移的。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违仁便是明诚以守礼，造次颠沛必于是便是择善而固执之。时迁事异，“所”执的有不同，而“所以”执的精神则是不可易的。谁把固执看成傻气，便是不可恕的自私和愚蠢，而且学问事业也都没有他的份儿！
教学以诚的人，偶尔也许会招惹一些烦恼。譬如说你不肯自家去表襮，那一般听惯了别个吹擂的学生，也许因此便低估了你，冷淡了你。譬如说你诲人谆谆，有些学生也许听之藐藐；你情诚意切至再至三地开导他，也许他反而厌苦说是老生常谈，或者说不过是几句婆子舌头话。这些都无妨。稍假时日，他们会逐渐了解你的，况且说人不知而不愠的才是君子。我们本不是左手施舍出一些什么，马上又伸右手去讨还一些什么的人。章学诚说：“深识之士，黯然无言，自勒名山之业，将俟知者发之，岂与容悦之流较甘苦哉！”黯然往往是诚的表现。为学也是如此。荀子云：“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专默精诚是成功的酵母，酝酿的功夫是不可少的。所以归根结蒂还只是一句话：要固执不移地教以诚，学以诚。
（二）融情思
诚原是心之本仁，与生俱来的，赤子之心便无不诚。待到为物欲所蔽，这天性便渐被汩没了。一般庸俗的人就把虚伪当成涉世的锦囊妙计，突梯脂韦地过了一生，结果毫无所获与所就，食粟而已。一部分人经过了一度或几度人世的沧桑，时时观察与自省，忽然觉悟了。知道对人对事，离开了诚便无是处，才打点着又走回明诚的路，这合于孔子所说的“知者利仁”。还有极少数的人，他们的生性格外醇厚，涅而不缁，磨而不磷，一生乐得为君子，便是“仁者安仁”。安仁跟利仁的，都是不违仁的大人，在学问事业上才能有所成就。轰轰烈烈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盛业，只是茁芽于这方寸间的一点赤诚。所以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人类凭着愿望与思考去观察宇宙，改善人生。感情是力的源泉，理智是能的武库。最高的智慧便是诚，无上的受用便是乐，诚与乐都起于情知的欣合。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便是讲为学的光景的。只是理智上的“知”道应该为学，感情并不在此，就不免要“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无源的水是流不长远的。所以他不如感情上的“好”喜为学，源泉混混，不舍昼夜。只是感情之好，理智不来辅畀它，又容易流于散漫偏陂，不能抵于履中蹈和的境地，所以情知翕习的“乐”学之士才是此道中的上乘。诚明有自而情知调达的便是乐，乐此不疲而表里如一的便是诚。诚与乐互为因果，乐是至诚，诚也是至乐。所以能探得教与学的真乐的人，自然便会明诚；能明诚以教以学的人，自然便会感受此中的真乐。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是教者的诚；孟子便又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君子的一乐。颜子终日不违如愚，是学者的诚；他也便能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终于不改其乐。
情知的相融会当然不是一蹴可就的事，多少人都因为情知的矛盾而无所适从地迷惑着。所以博学、审问、慎思之后，要加上一番明辨的功夫，为学就要明辨为学的层次。《礼记》中的《大学》篇就是论说这层次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人知道了自己生活的目的（“知止”），就有致力的正鹄（“有定”）了。有了正鹄，虚灵的心得到着落，才能够渐渐地“静”下来，也就是“正心”。这只是理智上的认识要如此，还不十分可靠。待到感情也“安”于如此，才能坚守不移，也就是“诚意”。所以又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教与学的人都应该似这般一步步地走上去。先生的职责是教，学生的本分是学。所教与所学是求真、求善、求美，已经“知止”了。“有定”了没有？能“静”而“安”了没有？能“虑”而“得”了没有？教与学的人可以自己去问自己。晓得了自己的造诣，就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王国维《人间词话》里有一段：“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就是金针度人的说法。我试着把它跟《大学》配合起来，补充着讲几句。晏殊《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知止”的境界。晏几道《点绛唇》:“长爱荷香，柳色殷桥路。留人住。淡烟微雨，好个双栖处。”是“有定”的境界。欧阳修《浪淘沙》:“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是“能静”的境界。在这时，固然已经能够矻矻终日，但还不是我行我素，有时怕要着些子“为人”的心。张先《系裙腰》:“东池始有荷新绿，尚小如钱。问何日藕，几时莲！”不免急切求成就，而那相“怜”之“耦”的来相成就倒是相当辽远的。柳永《凤栖梧》:“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才到了“能安”的境界，是“为己”而学，可以终身以之了。但若只是这样不怕憔悴地拼命学下去，岂不是为了性命之学反而自戕了性命？这感情上的偏陂也要用理智来调节它。“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礼记·学记》）藏与修是博闻强识的苦功夫，息与游是优游容与的乐天地。欧阳修《玉楼春》:“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便到了名心尽泯、从容乐道的境界。“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程颢《春日偶成》）一首诗，须从这里去领会它。这种境界是明诚乐道，情知既已欣合无间，可以左右逢源，抟扶摇而直上了。“虑”便如明镜照形，“得”便如铜盘承露。辛弃疾《青玉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便是虑而终得的境界。“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一首诗，须从这里去领会它。
我们不寻思一番情知的欣合，便无由理会明诚的着紧处；不见识一番为学的境界，就不会心仪乐道的卓绝处。一讲起道理，就更仆未可终；实践起来是不知觉间便有进益的。读到这里的青年，不要望洋兴叹，畏难缩手，说明诚难，乐学不易。时机正在你们的眼前！你们溺于物欲还不深，你们的赤子之心也还通灵未昧，及时努力，是可以事半功倍的。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我们不敢想望自己是“生而知之”者，也未必甘心“困而不学”。你们正是在学的青年，顺理成章地便有“学而知之”的份儿，在我已是“困而学之”。所以我已将是“不足畏也已”的无闻的人，而你们正是“后生可畏”。
“可畏”在你们年富力强，若能负重致远，将来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倘若不能把握时机，蹉跎过去，待到“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往时的骄傲便成了这时悔恨的种子。功夫没有枉费的，学问也不是能巧取的。“蓦然回首”是“众里寻他千百度”以后的成就，知他尾随着宝马雕车跑了多少冤枉路，为那“花模样”耗去了多少“玉精神”，然后才谢天谢地“眸而见之”。都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然而你不踏破了铁鞋，也不会有那么便宜的“得”。有的人便犯了乖巧的毛病，他们众里也不去寻，铁鞋也不上脚，却盼望着有一天交了好运，不费功夫地来一个蓦然回首。这是守株待兔的行径。杜甫自己讲作诗的经验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种了读万卷书的因，才得下笔有神的果，因果关系是“其为物不贰”之诚。天心人事的消息也只有透过“诚”字方窥测得。
（三）端志向
定静安虑的功夫，都是从“知止”生出来的，可见人要成就一番事业或学问，立志是第一着棋。今日在学的青年，“述志”一类的题目眼睛里早已看烦了；“有志者事竟成”一类的话语耳朵里早已听腻了。自从“立志”二字公式化了以后，许多青年就和它绝了缘。“人是混水鱼，混到哪里是哪里”是他们的人生观。在学的时候如此，毕业之后便也听天摆布、听人摆布地鬼混着，盲人骑瞎马，在社会间熙来攘往，最后躺进棺材便是他们的“止”！
我常向学生们说：“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了七十岁才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之学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才算学道的大成。我个人几乎到年三十才志于学，比孔子志学的年龄加了一倍，成就的日子该在一百四十岁时。我会有那么长的寿命吗？”怕也须待盖棺然后论“定”了。
朱熹《偶成》诗云：“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人不能够长生不死，便永远是时间的奴隶。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只是争取这时间上一寸一分的先后。所以在求学期间首要的事便是发掘自己的天才，尽早地立志。
高中的三年里，受普通的教育，一切学科具备。应该有两层意义：一因这些都是基本知识，缺一不可；二要学生各就性之所近，选择专习的学科，作大学选系的准备。在高中肄业的学生，除了每科成绩都应该及格以外，至少须有一两门课程是自己更感到有研究的兴趣的。就这兴趣，发掘出自己天才的倾向，然后立了志愿，力行去求实现它，自然便会走向成功之路。
这里所说的“兴趣”是要自反以诚，不容羼杂纤毫外在条件的。譬如说，看到银行界的人们生活较裕，便感到自己仿佛是原有研究经济的兴趣。或者由于自己的懒惰，数理一类的课程没有按部就班地学下来，便感到自己仿佛是原有研究文学的兴趣。这都是自欺，这类兴趣也不足做立志的参考。
就文学一科来说。感情是文学的主要因素。有真挚的情感、浓郁的同情心，豁达时便脱屣千乘，认真时便情移花鸟……你自揆着有似此的情性时，才可以打叠着走上文学的路。只是课余读上几本小说，拿起笔来春之神、夏之梦地写上几句新诗，似乎自己便已爱好文学了；其实是不甚可靠的。
我们从事国文教学的人，也应该做到两件事：一是帮助所有的学生都能用语文表达自己的情思，便是“辞达”；二是帮助可能走上文学的路的青年发现他们自己的天才，便是“辨志”。学生希望做到辞达，已经需要对于国文发生些学习的兴趣，才能进求行文的技巧；做到辨志，兴趣便更加要浓许多，性之所近当然要声应气求的。教学的人必须设法引起大多数学生学习上的一般兴趣与少数的特殊兴趣，才算“循循善诱”。只照顾到平均发展而忽略了特殊的天才，不免是“记问”之师；只注意几个成绩好的学生而不理会全班的进度的，又不合“有教无类”之义。
提到兴趣问题，又触及我错误的往事的创疤。在我读书的时候，学校里流行着一句话，说什么“国文为百科之母”；待到我教书的时候，国文却沦为百科之仆了。一般学校里都姑备一格似的开这一门功课，学生们也无边无际似的学习它。那时我想，读书本来是苦的行业，你要读书便该嚼得菜根香。所以上课便是章句训诂，什么《说文》《尔雅》的一大堆——这个便是学问！学生中有偷看小说或用笔乱涂、不专心听讲的，便严加管束，以为“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这样过了一年，看学生的成绩，觉得他们毫无进步。学生们“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只是难得放在书本儿上。
我便又想，这是时运使然，学生的耳朵是被偏见的棉花堵塞住了的，还是设法提起学生学习国文的兴趣吧。以后我的教学态度便渐渐地改变了。在讲授时，偶尔加入些轻松幽默的说白，撩拨得哄堂大笑；偶尔讲些滑稽诗文跟文人轶事之类，使学生听得兴味盎然……这么一来，学生们上国文课时，便常是笑逐颜开，不像过去那样愁眉苦脸的了。有一两年我维持着这样的教法，欣幸着自己教学的成功。
后来又渐渐觉察到，学生所需要的并不是常开笑口，而且这样唤起的快感与学问上的兴趣是如风马牛之不相及的。检讨我的过去，有意地矜庄时，除了“诗云”，便是“书云”，学生吞咽不下，不免要“渐行渐远渐无书”；有意地诙谐时，眼前“讲义”，口头“演义”，学生捧腹不迭，究竟又“乐事回头一笑空”！总而言之，学生是得不到益处的。症结便在我的教学方法，因袭与杜撰，两无是处。不过有时褒衣大招，用圣经贤传来装幌子；有时青衣小帽，借插科打诨去讨生活罢了。从那时起，我便自憎须眉，唾弃着自己的过去，勉励自己走上务本明诚的路。
人固然不该有意地为恶，也不可有意地求好。有意便多少带些造作，着些子为人的心，便是不诚。《世说新语》上载着“赵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便是此意。是好便好，诚于中的形于外，有意地去“为”，结果一定不会好。
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教学与求学，“学”便是本，一切教学与求学的方法（道）都从学的根本中来。所以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又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方法是要贴切着学来运用的，所以孔子说：“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教学方法像是海洋里的灯塔，不是商店前的霓虹灯。
文学的教材本然地便可以唤起人们的情趣，和专专诉诸理智的自然科学等不同。若能情知相辅，由了解进抵欣赏的境地，教与学在这上面的乐本是无涯涘的。不怕是寻常的教材，教学的人果然能够深浚它到八九分，自家凿破此片田地，不拾他人涕唾，讲述出来的自然会别有一番光景；学生也可以各随其分地领略到两三分或五六分。这样的教与学自然便乐在其中，学生向学的兴趣也会渐渐培养成功了。
兴趣要萌动于自己的心上，学问之道，贵能自得。俗语说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是颇有道理的。教学注重启发性的辅导，也是这个意思。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是学问的滥觞，也是学问的尾闾，学问是终始于自得的。“居之安”是情知的欣合，立志由于它；以后每逢有新的认识而进造一境时，也由于它；到最高的成就，像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光景时，仍然是由于它。它不断地新生、进步、发展，一直到真善美的极致，是最高的学问，也是无上的自在。
我懊悔我的“好为人师”，十数年来，不知道耽误了多少青年，没有发掘出他自己文学的天才，而委屈地从事于其他违性的学问。我希望这一类青年能够于自修时在暗中摸索出一条门路，稍稍补偿这阙失。尽管有良师指导着的，许多处还需要你们有自我的觉醒、自发的精神，然后才能居之安。你们能从勉强走向自然，在苦中寻出乐来，立定了志向，便会有灿烂的前程。
194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