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此书凝聚了我十几年的思想和工作成果，但写作本书的源头还要回溯到我的童年时代。

在我5岁的时候，我与家人搬到了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的新家。那时家里已经有了3个孩子，还有一个即将出生，所以我们需要更大的空间。在那里，我们甚至拥有车库这样的奢侈品，而我的父母对车库的用途却持有不同的看法。

最终，父亲的意见胜出，这让母亲很不满意。父亲是一名工程师，但摄影才是他真正的爱好，按照他的意见，车库会被改造成暗室。

我们兄妹3人会在父亲整理一张张底片的时候轮流坐在他身边，他将底片对着灯光，确定当天要冲洗哪一张。然后他会熄灭灯光，借助放大机将图像投射在用4根黑色金属条夹紧的白色相纸上。

之后父亲会把相纸放在液体中浸泡。我们坐在父亲旁边，在“安全灯”的红色光线下看着图像慢慢显现。无论我亲眼见识过多少次，都还像一个了解魔术师戏法但仍痴迷不已的男孩一样，觉得魔法一直存在。

几年之后，我得到了我的第一台照相机。这只是一台简单的傻瓜式照相机，却意味着我能加入父亲的摄影征程了。他会到格外荒凉的地方寻找拍摄对象，这些地方印刻在我的记忆中：城镇垃圾场、废弃工业区、小溪畔，抑或是一些不曾探索过的街道。照相机挂在我的脖子上，我随时都可以拍照。我会寻找那些第一眼就吸引了我的事物作为拍摄对象，回去后冲洗胶卷，然后再次上路。

我的父亲会关注一些完全不同的事物，他会朝各个方向观望，好像准备捕捉大型猎物一样。偶尔，某些事物吸引了他，他便停下脚步，把包放在地上，拿出照相机。我总是无法弄清他会被哪些事物所吸引，因为他的关注对象形形色色，有建筑的小角落、街上的旧金属块或一段旧绳子，甚至是被扔在垃圾堆里缺了一只眼睛、脏兮兮的布娃娃。

经过孜孜不倦的训练，我的父亲已经可以从平庸中发现美好了。他敏锐地观察着世界，从最微小、最灰暗的画面中发现美好的故事。

后来，我考入乔治敦大学和哈佛商学院学习，但在我的教育经历中，没有什么比在街区漫步拍摄日常垃圾、仔细观察并寻找其中的故事，对我了解世界内部运转规律更加有帮助的了。

在过去200年间，每一代人都见证了在交通、医疗、食物保存与速食等领域技术的发展，在能够称为“现代生活”方面其他技术所发生的变革。对于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我们来说，最大的技术变革就是电视。尽管在孩提时代我们有许多事情可做，比如每天送报，但是我们就像电子被原子核吸引一般被电视所吸引着。

我的父母成长于广播发展的黄金时代，对他们来说，电视是新奇事物。对我们来说，它只不过是很平常的家用电器。我不能想象没有电视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打开电视看直播画面就和打开冰箱拿冷饮一样自然。

有一个新词可以用来描述当今的青少年，即“屏幕少年”（screenager），但我们才是真正的第一代“屏幕少年”。最初我们只有小小的黑白电视机，还需要来回调整兔耳天线以接收到更好的信号，但这也足以让我们心驰神往。我还记得父亲为了让我们看到更加清晰的影像、接收更多的频道，爬上屋顶安装定向天线的情景。我也记得在5岁的时候，家里买来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原来的黑白电视机搬到了父母的房间里。）我们很快接受了目之所及的一切。

我们也小步迈进了创造影像的世界，开始用无声Super 8摄像机拍摄生活短片。我们和祖父母以及大家庭的其他成员每年都会相聚几次，我们打开便携式屏幕，在放映机中装入胶片，熄灭灯光，有说有笑地观看着昔日的生活短片。尽管我们没有利用影像讲述家庭故事，但仍将其看作记录生活的艺术。

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与在电视上看到的内容所带给我们的刺激无法相比。在很大程度上，电影被看作一种娱乐和消遣对象而电视则被认为是有价值而“永存”的。我们父辈的生活中根本没有电视，而我们的学校和教师也不清楚该如何利用电视来教授知识。

在正式课堂里学到的东西，我能一直记住的寥寥无几，这是因为弗雷明汉的公共教育体系毫无特别之处。时至今日，我还记得老师为运送视听教材招募志愿者时，每个同学的手都会立刻高高地举起。

以上是我在中学之前的经历。来到中学后，我们发现，志愿者工作是书呆子的代名词，我们这么酷的人才不要去做志愿者呢！那时，我们争先恐后地在走廊里推着装满视听教材的小车，这对整个班级来说就像个小型假期，我们对此都兴奋不已。与其他课程不同，视听教学时间通常意味着下课时间会较往常稍早，或者在学期末老师已经完成了授课任务，但还剩下几天无事可做。

从来没有老师给我们解释将要观看什么样的电影，观影之后也很少会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即使有讨论，通常谈论的话题也只是电影中发生了什么故事，以及我们是否喜欢。我们从不会讨论故事结构、叙事语言所蕴含的意义。电影未曾被当作学术研究的文本，而是被当作一场需要品尝、吞咽然后忘掉的演出，这很像吃一桶味道可口但是没什么营养的爆米花。

我不认为这是老师或学校的疏忽造成的，他们只不过缺少讨论这种叙事方式的工具。教师们尚未准备好谈论电影和电视，因为它们刚刚出现不久，又在不断进步着，他们也不知道电影将会成为占主要地位的信息传播媒体。我们只是跟着感觉走，把评论这件事情留给“专家”。

几十年以后，我的大女儿塔莉娅出生了，妻子和我很快就遇到了大多数家长要面对的问题：应该什么时候把女儿放到屏幕前，让她接受媒介的熏陶。即使在接触屏幕之前，她感知到的世界仍然是视觉化的，与之前的无数代人没有区别。

大女儿在出生后的头几个月中，她一睁开双眼就能看到一堆人冲着她微笑、低声哄她或者做着鬼脸。在她的小脑瓜还是软软的、大脑还在发育的时候，镜像神经元几乎从第一天起就做好了启动的准备。我们笑，她也跟着笑；我们睁大眼睛、张开嘴巴做出惊讶的样子，她也会有模有样地模仿。她通过基本的感觉触摸世界、理解世界，但最主要的感知途径还是视觉。后来，先笑的人变成了她，她会来触发我们的镜像神经元，激起我们的反应，她无意识地从信息接收者变成了创造者。

当她渐渐长大，能够抬头坐起来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一起阅读图画书，例如《星月》或《绒布小兔子》。在我们阅读的过程中，她会研究每幅图片，经常让我们停下来，以潜心欣赏书中的图片。她能通过图片构想出自己的故事，与文字相比，图片能给孩子留下更多解读的空间。

这种“视觉阅读”是让孩子爱上阅读的基础。然而不幸的是，当孩子走进校园后，“视觉阅读”不再受到重视，反而要为文字阅读让路了。图画书让位于插图越来越少的教材。最终，图像变成了阅读完文字后的想象，画面感在阅读的过程中被摒弃了。我们花了大把时间阅读字母和文字，但花在图像上的时间却屈指可数。

我已经记不得第一次把她放在屏幕前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作为年青一代的父亲，我最喜欢的休闲姿势就是让女儿靠在我的胸膛上，而我则躺在沙发上观看棒球比赛。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姿势总会让她昏昏欲睡。因为她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所以我们能够密切监视她对电视的依赖程度（与我们的第三个孩子截然相反，其哥哥姐姐喜爱看电视，所以他自然就看得多些），但上学之后，她开始去朋友家玩耍，因此我们的电视时间控制斗争就此告一段落。我开始思考孩子与电视等媒体的接触问题，也认识到这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我们应该做的是帮助孩子做好自控力方面的准备。

我从青少年成长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不过是短短30年间的事情，而屏幕就已经渗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说屏幕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是新奇事物，对我来说只是家用电器的话，那么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它们只不过是个小配件。家里只有两台电视机、一架Super 8摄像机的时代已经远去，取而代之的是4台电视机、2个台式电脑、5台笔记本电脑、2台便携式DVD（非车载）、5部手机、1个iPad、1个iPod touch和4部Mp3设备，所有的移动屏幕都能让人们观看到海量视频，许多设备都能连接到流媒体网站进行在线播放。我们也拥有几代不同的数码摄像机可以用来捕捉影像，还有电脑预装的图像编辑软件，这样我们也能享受到几十年前还要花费数十万美元才能实现的影像剪辑功能。

为了避免你觉得我的家庭不具有代表性，那么请盘点一下你自己的设备。如果你生活在普通城市家庭中，通常家里的电视数量会比人数更多。如果家里增添了其他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你会自然而然地将更多精力投注在屏幕上，与他人变得疏远，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新趋势。2012年，全世界人口约为70亿，电视和电脑的消费数量约为35亿台，这还不包括智能手机和其他带有屏幕的电子产品。事实上，在2011年第四季度，光是iPhone的生产速度（每秒4.37台）就超过了地球上人口的出生速度（每秒4.2人）。

只要你走出家门，无论身在何处都会进入屏幕的海洋。比如，杂货店结账的长队里、便利店、加油站、飞机场、公共交通工具上都安装了无数的屏幕来吸引你的注意。无论你身处荒漠的蒙古包里还是纽约市的别墅里，你都可能会定期接触视觉传播媒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屏幕和动态影像的世界中。

视觉媒体重新定义了人们在接收、表达信息方面的素养以理解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那些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的人们所生活的世界里聆听者众多，但说故事的人却屈指可数。只有电视制片人或影响力颇大的好莱坞工作室才能创造一个能让全世界看到的视觉故事。在那时，极有能力的人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大批的团队人员才能制作并传播一段价值不菲的媒体资料。但时至今日，有了能够装进口袋的数码摄像机（某些摄像机与手机、音乐设备甚至电脑合为一体），大规模文件分享的时代已经到来，各种传播渠道触手可及。

在1998年，我开始公开讨论建设非营利性机构的设想：一个可以放映电影和进行视觉教育的场所。我的观点在一群坚定的社区成员那里获得了热烈的反响，一些才华横溢的工作人员也在中途加入了宣传。2001年6月，我们在纽约州普莱森特维尔创立了雅各伯恩斯电影中心。

每年，我们都会放映来自50多个国家的400多部电影，迎接数百位嘉宾，也会组织工作人员通过学习人们在网络上分享的故事来了解不同的文化。在教育方面，我们的关注点单一而明确，即在充斥着视觉媒体的世界中，“素养”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也是过去10年间我们的工作重点。同时，我们也修建了占地2500平方米的传媒艺术实验室，一方面它可以支持现有电影项目的实施，另一方面可以为旨在将视觉素养概念引入课堂的新课程和新项目提供试验场地。

从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我们的敌人是公共学校课堂里根深蒂固的偏见，这一点并不令我惊讶。今天的学生会发现，电影教学在课堂上仍然地位低下，与我们那一代人如出一辙。放映电影不过是老师忙得脱不开身或懒得讲课时的替代手段。但今天的学生比我们多了学术标准化测试的压力，这种测试剥夺了学生们进行创意或其他素养全面发展的空间。

我们希望所有来到传媒艺术实验室的老师都能对引进课堂的视觉文本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这些视频材料不只应是老师授课任务的补充，也应该是为教育服务的手段。新型素养这一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在否定传统意义的素养，而是与之完全相交相融。

在传媒艺术实验室的第一个项目中，我们就有幸与安妮·桑托罗（Anne Marie Santoro）共同合作。桑托罗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为本科三年级学生授课，她同时也担任了10年的儿童电视工作坊（Children’s Television Workshop）的教育总监，该工作坊曾出品过著名儿童剧《芝麻街》（Sesame Street）。在安妮·桑托罗的领导下我们创立了一个项目，即利用电影语言和制作工具帮助三年级的学生提升写作技巧。这一项目建立在一个基本概念之上，即媒介体验由三个基本部分组成：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或面对文本我们会产生哪些情感反应）。这三个部分都有助于孩子对角色或故事产生移情作用，从而培养孩子在社交和情感方面的能力。无论在哪种媒体上，所有好的叙事者都敏锐地表现着周围的世界，他们能看到微不足道的差异和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他们拥有能够极富感染力地表达观察结果的叙事技巧。

在2001年9月，学校首次引进了“看、听、感受电影”项目，那时我们还不确定老师和同学会有怎样的反响。该项目采用了一系列复杂的教学材料：广角镜头、中景镜头、近景特写、极近距离的特写，我们甚至与三年级学生讨论舞台布景，而他们凭借本能就能理解全部内容。这些孩子刚刚能阅读复杂的句子，就能在我们谈论这些事物的时候“看到”我们想要表达的含义了。

我们最初播放了一部定格动画Trompe l’oeil，其名字在法文中是“视错觉”的意思。电影画面中，一只虫子正在挖掘似乎是泥土的东西，随着镜头拉回，我们意识到，它正忙着挖空一个苹果给自己做个新家。我们认为看到的图像仅此而已，然后镜头再次拉长，我们看到苹果处于更广阔的田园风光中，再次拉长镜头后，更多的东西显现出来，我们逐渐发现，之前自以为看到的东西实际上全然不同。苹果放在厨房桌上碗里的一堆苹果中间，后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田园风光的图画。鞋跟在地上行走的声音提示有人来了，镜头将我们的视线转移到桌上的刀子。然后屏幕黑下来，传来了金属和木头碰击的声音，我们认识到有人正在切苹果。整个故事用4分钟讲完，没有任何对话，但影片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方式让我们赞叹不已。

学生们很喜欢这部小短片。后来，我们发给每个人一本封面上印着电影中苹果图像的笔记本，请他们据此书写自己的故事，这令他们激动不已。甚至连那些从来没写过完整段落，更别提写故事的人都对看到的事物赞叹不已。接下来的几节课里，他们的笔记本里写满了内容，还想要更多的本子。他们更加批判性地观看影像，注意到了剪辑、拍摄角度和故事结构，也更加热情洋溢地进行着阅读和写作。

这种学习方法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口述传统中，我可以看到，这唤醒了孩子们内心深处最原始的交流方式，也可称之为非语言性的情感交流方式。我们解释了微小的细节和姿势如何传递未曾明说的意义，它们通常比文本拥有更强的力量。我们看到了视觉台词，就理解到了潜台词。建立在动作或姿势基础上的角色言语与他们脑海中的想法可能天差地别。注意到这一点，重现这一点的技巧就称为素养。

过去11年来，我们在幼儿园到高中的课堂上、少年俱乐部里、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中，甚至为当地监狱的少年犯开设了各种各样的课程，学生的数量已达几十万。我们也与那些热切期望讲述故事或获取技能以寻找工作机会的成人学员一起合作。我们发现了真正奏效的事物，也看到人们获得新型素养后获得了不错的成就。

本书是这些工作的结晶，也是我们10年来试图理解媒介的独特力量以及如何最有效利用媒介的工作成果。从单纯的娱乐到国际化的实践，个体影像制作者正在把握创造和传播的工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数以百万计的观众。这些视频的共同点是，具备支撑这些架构和信息的能力，其传递的信息和叙事方式让观众能够推断出其含义。

素养总是应新兴技术而变。虽然社会中的保守力量总是恐惧改变并抗拒改变，但是转变通常无须流血。以视觉媒体为例，那些认识到素养会与时俱进、能够反映人类渴望并进行最直接的沟通的人们，会更加轻松地接受这些转变。自人类诞生以来，视觉媒体的力量就一直与我们相伴相依，因为我们的心理构造决定了在我们接受并寻找含义时，影像会超越其他的传播形式。利用今天的视觉技术，我们的工作生活将会发生永久性的改变，不会制作视频很快就会和不会发邮件一样让人难以理解。好莱坞所制造的词语正在成为大众用语。我们必须接纳这些强大的工具，不只用它来巩固国家的发展力和竞争力，也应把握这些工具所提供的机会，让我们变成更加高效、更加高能的员工、经理和领袖。

请不要被我的话吓到了，在这个视觉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式比你想象得更加简单。事实上，只要生活在世界上，人就会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将其变成例行公事。通往视觉这一新素养的密码可谓唾手可得，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对你来说是便于获取的。你总能通过实践和引导找到自己的方向。

在雅各伯恩斯电影中心，有一个传统是放映新兴导演为家庭和社区拍摄的新电影。我们的教员乔·萨默海斯（Joe Summerhays）曾经说过：“当你看到年轻的电影人不仅因为独一无二的愿景，还因为合作和完成这些愿景坚持不懈而受到尊重时，就好像看到了他们的DNA在发生变化。”

在《讲故事的动物》（The Storytelling Animal）一书中，乔纳森·戈特沙尔（Jonathan Gottschall）解释了叙事如何吸引并驱动着我们。我们从坐在篝火边口头交流故事的物种，进化成了能够发明并传播字母和印刷文字来分享故事的物种，也进化成了能够创造视觉影像和传播工具的物种，只因我们努力想要讲述越来越引人入胜的故事。无论我们是接受还是抵抗这一事实，社会中的文化和叙事DNA正在转变的说法毫不夸张。

每次革命之后，当我们回顾过去，都能够看到那些凝聚在一起促使革命发生，甚至使其变得势不可当的元素。充分理解并有所准备的人们能够顺势而为，而拒绝变化且毫无准备的人只能落后于时代。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中，人们参与社会、民主和全球经济的方式也在发生着巨变，视觉影像和故事是这一历史性变革的核心。本书能够指导我们更好地理解推动世界发展的要素，以及如何把握这些发展带来的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