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君主专制时代

第九章 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大帝的统治

第一节 戴克里先的统治

（284—305）

145．总论

戴克里先即位标志着罗马历史上一个重要时代的开始。他统治期间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对政府的改革，一是对基督教徒的迫害。

戴克里先对政府的改革虽然激进，却是有益的，为垂死的帝国注入了新的活力，让它续了近200年的寿命。

146．帝国变成了赤裸裸的东方君主制

一直到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时代，政府的君主专制本质还或多或少地隐藏在古共和国的面纱下。从前，奥古斯都用共和的表象来对不受限制的权力进行伪装，他的继任者也不得不继续这样做。但是现在，罗马的共和政府已经不复存在，形式上的残余也毫无意义。戴克里先抛开了所有的面具，赤裸裸地表明政府的本质——一个绝对的、亚洲式的君主专制体系。吉本（Gibbon）在比较奥古斯都和戴克里先时说：“一个的目的是掩饰皇帝对罗马世界的绝对权威，另一个则是展示。”

改变的标志是戴克里先采用了亚洲皇室的头衔和东方的宫廷礼仪，使用了“主人”（lord）的名号——拉丁语是“多米努斯”（dominns），所以这一时期的君主专制也被称为“多米那特（Dominate）”——“统治”之意。他身穿华丽的织金丝质长袍。所有觐见他的人，无论身份高低，都必须匍匐在地，这种东方式的奴性崇拜为西方的自由民族所不齿，他们一直拒绝使用这样的礼节。

帝国的宫殿也有了鲜明的东方特色，充满了浮华与奢侈。宫廷内满是各种奴仆和各阶层的军官。皇帝周身都是“东方君主的排场”。

当然，君主专制的到来意味着对公民权利的最后一击。城市和自治区公民仅存的一点自由也荡然无存。新政府下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独立和自治。意大利现在和外面的行省一样，处于被奴役状态，交一样的税，接受一样的统治。

147．行政制度的改变

戴克里先之前，罗马有一个世纪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25个皇帝中有10个死于刺杀，新政府需要一个能减少刺杀和保证皇位有序继承的制度。戴克里先的体系对这两个问题做了规范。首先，他选择了马克西米安（Maximian）作为共治者，都称为“奥古斯都”。然后，两人分别又指定一位副手，称为“恺撒”，恺撒被认为是皇帝的继子和继承人。这样，帝国就有两位奥古斯都和两位恺撒。意大利的米兰是马克西米安的都城，而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ia）则为戴克里先的驻地。奥古斯都们管理各自都城邻近的地区，更年轻更有活力的恺撒——伽列里乌斯（Galerius）和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则管理偏远混乱的省份。这样确保地域广阔的帝国每个角落都处于有力的管理之下。

戴克里先把各行省进一步细分。他的目的是削减行省总督的权力，令他们没有反叛的能力。

为了使王权更加巩固，戴克里先实行军政分开，在各个地方指定两套人马，分别管理行政与军队。

在新制度下，元老院被完全架空，成了只能管理罗马城市事务的地方机构。

这一制度的最严重缺点是，维持四个皇庭中无数官员和侍从的开支非常巨大，因为复杂的体系需要大量的官员和人员为之工作。人们抱怨在政府吃饭的人比交税的人还多。税收负担逐渐变得不能忍受。一些地方农牧业荒废，大量农牧民沦为乞丐或劫匪。地方元老院的元老成为对本地区税收工作负责的人，以致当官不再是人人羡慕的荣耀，而成了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猛于虎的苛捐杂税正是造成帝国人口减少、贫困和最终衰弱的主要原因。

148．等级制度的发展

为了逃避苛捐杂税，农民逃往沙漠，去做修士，还有的偷渡边境，去野蛮人那里寻求自由。富人也想方设法逃税逃官。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政府采取了把所有人都束缚在自己职业上面的政策，按照职位和职业收税。地方元老院的成员没有准许不得离开城市，佃农或农民与土地捆绑在一起，实际上成为农奴，工匠要一直从事自己的手工业，商人要一直经商。而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所有的行业都是世袭的，子嗣必须承袭父辈的职业。每个人的一生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就被决定了，官员的儿子还是官员，农民的儿子注定要种一辈子的地，士兵的儿子则要从军，所有的职业都如此。阶级从此变成了世系的等级，个人自由就此消失。

149．宫廷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戴克里先及其后继者的改革对罗马和国家领袖关系的影响，那就是帝国现在成了君主的私人庄园，君主就像大庄园主管理自己庄园一样治理自己的国家。皇庭和整个政府行政体系不过是更大规模的庄园主的家庭事务，它深受东方宫廷的影响，带着浓郁的东方特色。

这种宫廷或体制，是古罗马留给后来欧洲诸国的最重要历史遗产之一，仅次于罗马法和市政体系。它是查理大帝以及后来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宫廷的模型，所有近代欧洲王室都对它进行了形式上的保留。

150．对基督徒的迫害

在统治的后期，戴克里先开始了对基督徒的迫害，并一直持续到他退位之后很久。这一次对基督徒的迫害是异教皇帝发起的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基督徒被投进地牢，被扔进斗兽场与野兽搏斗，或是被各种残酷的刑罚折磨致死。但是，什么都动摇不了他们。他们追求死亡，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死亡会立即带他们进入永恒的幸福。

正是第2、3世纪中对教会的种种迫害，使得许多基督徒不得不在地下墓穴中寻求庇护。在罗马这些巨大的地下长廊和房间里，他们埋葬死者，在墙上画上象征着他们的希望和信仰的粗犷符号。于是，在黑暗的地下洞穴里出现了基督教艺术的萌芽。

151．戴克里先退位

在20年的统治之后，戴克里先厌倦了烦琐的国事，宣布退位，并强迫，或劝诱他的同事马克西米安也在同一天放下了手中的权力。伽列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晋位为奥古斯都，他们的副手成为恺撒。

戴克里先退隐到亚得里亚海东岸的索罗那（Salona），据说，马克西米安曾写信给他，敦促他与自己一起拿回放弃的权力，他回复道：“如果你到索罗那看到我家花园里我亲手种的卷心菜，就不会再和我说帝国的事情了。”

第二节 君士坦丁大帝的统治

（306-337）

152．米尔维安桥战役（312）；“这是征服的标志”

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退位后，伽列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成为奥古斯都，然而他们的共治只维持了一年，君士坦提乌斯就死在了不列颠的约克（York）。他的士兵不顾戴克里先规定的继承顺序，拥立他的儿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为皇帝。在不同的地区有六个人争夺帝位，君士坦丁通过18年的征战才获得了最高的权力。

帝位争夺战中最著名的战役发生在离罗马2000米的米尔维安桥（Milvian Bridge），君士坦丁击败了统治意大利和非洲的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在这一战中，君士坦丁的军旗是基督十字。有一次，他向太阳神祷告时，日落的天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十字，上写着“这是征服的标志”。君士坦丁顺应天象，立即用十字做了他旗帜的标志，正是在这一旗帜下，他的士兵在米尔维安桥战役中取得了胜利。

不管君士坦丁用十字做军旗的背景和动机是什么，他的这一行为成为了基督教会史上的转折点。基督教刚出现时，是一个和平而善意的宗教。基督教导它的信徒要放下屠刀。两个多世纪以来，大多数信徒都遵从这一主张，贵格派（Quaker）的、去军事化的精神一直都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一些基督教早期教父认为，军人这种职业是与基督生活不相容的。但是，米尔维安桥战役的胜利却给教会带来了改变。它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俗权力中去，变得好斗起来。那神奇的空中十字架的故事和君士坦丁大帝对基督教的拥护所产生的最重要后果就是罗马军事精神融入了教会。

153．君士坦丁让基督教变成了国家的宗教

君士坦丁于公元313年，即米尔维安桥战役的第二年，在米兰颁布了一条命令，承认基督教与帝国的其他宗教具有同等的地位。这一著名的宗教宽容赦令，又被称为“教会大宪章”，它规定：“我们给予基督徒及其他人选择宗教的完全自由。”“历史上第一次，普遍的宗教宽容政策被正式确认。”

然而，通过接下来的几个法令，君士坦丁让基督教成了事实上的国教，并给予它异教所没有的资助。到公元321年，他已经允许教会收受馈赠和遗产，他本人也不停地给教会捐献金钱和土地。从此，教会开始拥有大量财产，也拥有了随之而来的世俗精神。它原始的淳朴的精神开始衰败，早期高尚的道德标准开始沦丧。但丁用他的诗句来叹息帝国资助的可悲后果：

啊，慈母般的君士坦丁多么有害，

第一位富有的教父从你那带走的，

不是你的皈依，而是结婚的嫁妆！

君士坦丁的另一个与新宗教有关的行为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重要性。他承认基督教的礼拜日为休息日，那一天禁止一般性的工作，而且还命令基督徒士兵必须参加教堂的礼拜仪式。承认基督教的安息日对奴隶来说意义重大。在印欧各族人民的历史上，奴隶第一次可以每周都休息一天。这是个好兆头，它预示着每一天都属于他们自己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154．尼亚西宗教会议（325）

为了解决基督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争议，特别是阿里乌斯派（Arians）和亚他那修派（Athanasians）关于基督本质的争议——前者不承认他与天父的平等地位——君士坦丁于公元325年在小亚细亚的城镇尼西亚（Nicaea）召开了基督教会的第一次大会。阿里乌斯派受到谴责，大会通过的尼西亚信经成为基督教的正统信条。

155．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了新罗马君士坦丁堡（330）

继承认基督教的地位之后，君士坦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选择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拜占庭（Byzantium）作为帝国的新首都。君士坦丁选择在东方建立一个新首都是有很多原因的。

首先，军事需求十分迫切。帝国最危险的敌人是多瑙河后面的野蛮人和刚刚复兴的波斯国王们。这种情况使得在东方建立一个新的和永久的军事基地变得十分必要。拜占庭以其无可比拟的战略地位，被指定为最佳的新首都，极其适合帝国的需要。

其次，迁都有着商业原因。随着罗马征服希腊和亚洲，帝国的人口、财富和商业中心都向东转移。现在，在东方所有的城市中，拜占庭的位置最为优越，是扩大了的帝国的商业都会。

不过，迁都东方的最重要原因还是政治因素。和戴克里先一样，君士坦丁希望建立一个像东方那样的君主专制政府。但是，当时西方人的传统、情感和性情使得建立这样的政府没有根基。君士坦丁很明智地寻求东方那些更顺从的民众，那些总是对统治者卑躬屈膝的民众才是戴克里先所推崇的君主专制的坚实基础。

新都的地址确定了，整个希腊-罗马世界的艺术和物质资源都被征用，在新址上建立一个注定与其命运相匹配的城市。帝国的邀请和宫廷的诱惑让无数人趋之若鹜，涌进了这座新首都。几乎是在一夜之内，古老的拜占庭就成了新的大都市。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尊敬，城市的名字改成了君士坦丁堡，即“君士坦丁的城市”。台伯河上的旧罗马城，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居民，很快便沦为次要的行省省会的位置了。

156.“叛教者”尤利安统治下的异教复辟（361—363）

君士坦丁大帝死后，帝国陷入了近25年的混乱，然后帝国的权杖落到了被称为“叛教者”尤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的手里，因为他抛弃了基督教并努力恢复异教崇拜。早年，尤利安曾接受过精心的基督教教义培养，但后来，在雅典及其他城市的学习使他受到了异教导师的影响，最终放弃了基督教信仰，开始对古希腊文化异常的仰慕。

尤利安并未采取传统的复辟手段——剑、火和狮子——因为就在他想消灭宗教的柔和的影响下，罗马已经变得充满温情和人性，尼禄和戴克里先式的迫害已经不可能了。尤利安的主要武器是笔，因为他是一个极有天赋的作家和讽刺家。

“叛教者”皇帝无法根除新的信仰，因为基督教教义的纯洁性、它的道德戒条的普遍性和永恒性让它得以流传于世。试图恢复对古希腊-罗马诸神的崇拜也是不可能的，世界早已超越了多神教的时代：伟大的潘神（Pan）已经死了。尤利安给基督教带来的打击很快就为继任者约维安（Jovian）终止了（363—364）。军队中十字皇旗取代了异教军旗，基督教又是帝国的国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