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思路

一、组织与环境互动的分析视角

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种群生态理论”、“资源依附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对组织研究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这三大理论各有其独特的立足点和见解，但它们都突出了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并试图从这种互动关系入手来探寻组织生存与变迁的动力。例如，种群生态理论主要关注共同领域内的组织竞争、竞争的不同策略，以及环境变化产生的选择性效果，它将组织形态的分布（哪些组织得以建立，哪些组织得以生存）归因于外部环境的选择性；如果说种群生态理论是从环境的角度出发，强调环境的选择和组织的被动性的话，那么资源依附理论则是从组织出发，强调组织对环境的“适应”和组织的主动性，重视环境如何为组织提供其生存所必需的资源，以及组织又是如何为争夺资源而彼此竞争的。该理论把组织看作是环境关系的一个积极参与者，关注资源对组织的强烈诱导作用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权力安排过程；而新制度主义理论则认为，组织生存于其中的环境，并非只包括资金、人才、能源、信息等技术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包含了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等“合法性”的维度。在现代社会中，这些规定组织为实现既定目标所必须采取的形式、手段和程序的“合法性”维度，可能会表现为一种理性的“神话”（myth），并伴随着相应的“仪式”（ceremony）渗透于环境之中，构成从外部强加给所有正式组织的制度化压力，迫使组织不断地内化这些合法性要求，形成与制度环境相符合的正式结构。但这些正式结构又经常与组织的技术效率没有关系，有时甚至与技术效率相冲突。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理性化组织很可能将制度要求的正式结构与实际的运作结构“分解”（decouple）开来，使前者仅作为仪式而存在，而实际的运作不受其制约和影响。这样既可维持了组织在制度环境中的合法性，又保证了组织的技术效率。由此造成了全社会范围内正式组织的制度“同形”（isomorphism）趋势，而针对单个组织来，就出现了组织的形同质异，或组织正式结构与实际运作的分离。

作为中国内地首家专门从事禁毒工作的公益性非营利组织，上海Z社工机构的组建及运作在非营利组织的培育、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通过购买服务与承接服务的方式来实现职能的对接、社区禁毒工作体制的完善等方面无疑都具有重大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但正是这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体现重大创新的组织，其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却呈现出诸多结构形式与运作实际不相一致的地方，很大程度上仍然要沿袭我国既存的非营利组织在传统体制内谋求生存与发展的路径，从而导致其陷于自主运作还是政府运作、营利还是非营利、是社会工作机构还是政府组织、是专业性社会服务组织还是非专业性社会服务组织等两难境地。很明显，要具体探讨Z社工机构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呈现出这些特点的原因，如果将目光仅局限于该组织的内部，肯定是不够的，只有将分析的视角置放于一个动态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厘清Z社工机构创建及运作的客观现实环境，才可能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这正如李汉林所说：“通过检讨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到，组织和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不仅仅是组织本身的系统变化，改革一种制度，也不是依靠单纯的制度移植或更替就可以一蹴而就，一个组织和制度的形成、生长和变迁，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组织结构及其制度模式内在的构造或重构过程，而必须考虑到组织嵌入其中的整体社会的结构性环境，也必须考虑到组织自身的路径依赖的惰性。”因此，本研究将借鉴组织理论中组织与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关系的视角，来分析Z社工机构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之所以出现组织异化、目标置换与偏离等现象的制度基础和资源条件，以及其应对环境的机制与策略。

二、组织与环境互动的分析维度

（一）组织环境：资源供给与制度约束

尽管在开放系统理论的关照下，学者们普遍承认环境对组织的深刻影响，但对于环境如何界定、环境由哪些要素构成，以及环境怎样影响组织等问题，学者们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早期的组织理论认为：环境是指组织界限以外的一切事物；环境由原材料、资金、人才、能源等物质性要素构成；在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上，也更多地将环境视为一个敌人、一种压力和问题的来源，并把环境对组织形式和运作的作用视为单向的过程，认为组织的生存是其向残酷并充满敌意的环境进行妥协的结果。如塞尔兹尼克在其著名的“田纳西谷地的权威”研究中，就分析了当组织适应环境的努力与目标达成相冲突时，外部环境条件如何施加压力迫使组织的原始目标被破坏与置换的过程。

现代组织理论则认为，任何一个组织不可能对所有的环境要素都产生影响，组织也有其边界。因此，一般来说，组织环境仅是指存在于组织的边界之外，对组织的目标达成、生存与发展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的总和；环境不仅包括组织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原材料、资金等技术性要素，还包括法律规范、文化期待、社会共识等符号性要素，后者构成组织获取合法性与社会支持的制度环境，并且这些社会建构的观念体系和规范制度不仅决定组织目标及实现手段的选择，也制约着组织的构架与运作；针对外界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组织也具有其能动性，它会有意识地采取各种缓冲技术和桥梁战略，保护或调整其与环境的边界，将一些环境因素吸纳到自身的结构中去，以提高技术上的安全性，谋求其合法的制度支持。

（二）组织的结构与运作：组织形式与实际运作的分离

在传统理性系统的研究范式下，组织结构表明了组织内部各构成部分或各部分之间所确立关系的形式，它是组织决策者为有效达成既定目标而专门设计的技术手段或工具。罗伯特·邓肯就认为，组织结构远不只是一张图表，它是联系技术、任务和组织中个体的各种活动协调关系的一种模式，其目的是确保组织实现自己的目标。按照邓肯的观点，组织结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组织能够充分地利用内部的信息流，以减少决策的不确定性；二是将组织内部的个人、群体和部门，尤其是独立的单位联系到一起，以实现统一和协调。早期理性系统理论家这种过于关注组织内部特征，而忽视更大的社会文化和技术环境对组织结构或运行的影响的观点，不断遭到其他学者的批评与修正。开放系统的观点就指出，任何组织，哪怕是最为理性化的科层制组织，都不能封闭住自身的环境，组织深深地嵌入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技术环境和社会环境当中，并受到这些环境因素的深刻影响。因此，有学者就认为，组织结构是组织的环境与其内部各分系统——转换过程使用的技术、从事各种不同任务人员之间的关系和计划、控制管理系统——之间的纽带或网络。组织是一个开放系统，并需要从环境中获取输入，这一事实对组织的内部结构有着重要影响。组织结构的设计与其所处的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密切相关，当环境的差异性、动态性和不稳定性增大时，组织内部结构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也就越大。

所谓组织运作，是指组织在特定条件下的实际运行与操作，指一种进行中的工作状态。在通常情况下，组织形式大体规定着组织运作的轨迹与方向，组织也会按照形式化结构的要求来安排自己的实际活动。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外部环境和组织内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绝大多数组织的形式和实际运作之间会存在差异，只是这种差异因组织内外部作用力大小的区别而有着程度上的不同。默顿及其弟子塞尔兹尼克等人的研究就指出，组织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最先理性设计出来的组织形式并不能框制住内部的一切活动，组织的既定目标往往可能被置换，组织的既定活动程序和活动规则也往往被重构或走样，组织内部也充满着协商与互动。因此组织并不仅仅具有一种简单的正式结构，并且其内部还存在着诸多非正式结构体系。其作为一种多重正式与非正式结构体系的复杂结合体，并不单单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技术工具，它会有着自己的生命，其运行不会是按照既定的程序或逻辑，而是在内外部压力的作用下呈现出一种不能预期的逻辑。梅耶和罗文所开辟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路径，还从组织既要维护合法性又要保持技术效率的角度，分析了组织形式与实际运作相分离的原因。

然而针对本研究的个案——上海市Z社工机构而言，它之所以呈现出组织形式与运作实际相分离现象，并非完全如同梅耶和罗文所说的，是为了既维持组织合法性又保持组织的技术效率，而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在的、强大的力量（如政府）对该组织实施制度化控制的结果。这个外在的强大力量对该组织实施控制的目的在于，通过强力和诱导使该组织的一切活动按照它所规定与期望的方式进行，从而间接实现其部门利益。

（三）组织运作的结果与反馈：组织的自我调适

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与环境的互动是其运作的关键。组织必须在不断地从环境中接受投入的同时，又向环境输出产品。没有这种持续不断的投入与产出，组织是不可能生存与发展的。当然，组织与环境之间的投入产出的转换，并非原封不动的“转运”，而是一个组织利用自身优势对投入的资源进行加工并附加效用的复杂过程。组织产出的结果是在满足环境需求的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维护与成长壮大的能力。

由于环境总在变化之中并影响到组织，作为开放系统的组织之所以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在于它具有自我稳定的倾向和能力，即不仅能防止系统的不良变化所产生的恶果，而且还能调整各种干扰使之趋向于平衡。而这种自行调节的作用，又必须依赖于反馈和控制两项功能的发挥。罗斯（Joel E.Ross）认为，所谓控制是将系统的“产出结果”与“既定目标”进行比较的一项功能；反馈，则指提供各种有关“产出”与“控制标准”间发生失调的情报，并进而将这些情报回输到原来的过程中，以作为未来产出的输出项。根据伊斯顿（David Easton）的观点，反馈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的完善，而反馈回路至少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由权威当局制订的决策，成员对这些决策的反应，并使这种反应的情报传递到当局，以及最后权威当局所可能采取的行动，然后是新一轮的输出、反应、情报反馈和决策当局的反应历程。反馈回路的完善，必须具备三个步骤：一是绩效标准的界限；二是将工作结果与原订标准相互比较，并送回决策当局；三是采取修正的途径。

三、组织与环境互动的分析框架

关于组织的运作机制，学者们建构有不同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代表性的有纳尔逊（Nelson）、奎克（Quick）的组织系统模型和斯温茨（Swinth）的控制系统模型。这两个模型都采取开放系统的视角，强调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交换是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这两个模型对组织运作机制的解释都各有其可取之处，也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纳尔逊和奎克的组织系统模型（见图2-2）是在利维特（Leavitt）的“钻石结构组织模型”中加入环境因素修订而成的。在纳尔逊和奎克的模型中，组织系统包括任务、结构、技术和人员（行动者）四个内部要素，以及组织的输入、输出和任务环境中的其他外部要素。组织系统的运作过程主要包括：从外部输入原材料、资本、信息、人力等资源，并将它们转化为生产能力，再向外部输出产品与服务。在此过程中，竞争者、监管机构、客户以及其他任务环境因素也会影响到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成员行为。该模型强调了组织在“输入—转化—输出”过程中所形成的内部结构关系及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其缺点在于忽视了组织在环境中的能动性，以及组织运作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而这一缺陷恰好在斯温茨的“控制系统模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弥补。

斯温茨的控制系统模型（见图2-3）借鉴了与热源相关的恒温机械装置的原理，展示了组织在应对外部环境时，其内部的决策、控制、操作部门在生产流程中进行协作、指导、检测、反馈等关系。在该模型中，组织的运行机制是由一系列相关的决策、控制、操作和反馈等流程构成的。决策中心主要是为系统确定目标，以应对外界环境的需求或选择（流程1）；另外，组织在决策过程中还可能受到更高层次组织系统的指令（流程2）。决策中心将目标或行为准则传递到控制中心（流程3），控制中心再把自己的程序运用到操作层次（流程4），然后通过操作层次将信息、原材料转化为产品和服务（流程5和流程6）。控制中心还要负责监测组织的产出，将其与决策中心事先确定的标准进行比较（流程7）。而外界环境对组织的产品与服务的反馈也可能导致组织决策中心进行目标调整（流程8）。斯温茨的控制系统模型比较清晰地说明了组织内部运行的层次和流程，也较好地反映了组织与环境的双向互动关系，但其对组织与环境的边界区分还不够清晰，因此也需要对其做进一步的修订。

为了更直观地阐释Z社工机构的运作及特点，笔者在综合纳尔逊、奎克的组织系统模型和斯温茨的控制系统模型二者优点的基础上，根据本研究的个案——上海市Z社工机构运作的实际特点，对以上两种模型做进一步的情景化修订，从而归纳出Z社工机构运作机制的解释模型（见下图2-4）。

在图2-4中，中间部分展示了Z社工机构的组织结构及运作。按照开放系统的观点，任何一个组织的创建都应充分考虑外部环境的资源条件和现实需求，组织的结构及其特点不完全是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更多是组织自身与环境反复互动、多次博弈的产物，具体就本研究个案——上海Z社工机构这样一个完全由政府扶持创建的新生组织而言，政府的需求及其制度安排在其中往往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流程1）；组织创建以后，Z社工机构便进入了实际运作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外界环境的力量（尤其是政府的权力介入与强力作用）仍会渗入其实际运作过程中，并诱发组织的行动结构对既定规范制度的偏离（流程2），或Z社工机构为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而进行组织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也会出现组织实际运作与组织性质和既定目标不相吻合的现象，即加剧了组织的异化（流程3）；在Z社工机构内部，也存在类似于政府的层级化结构，首先担当决策职能的市级总社根据环境需求和信息，制定可行性目标和实施方案，然后由专司控制职责的各区（县）工作站分配任务，并组织街道（乡镇）社工（点）按既定方案落实任务（流程3和流程4），街道（乡镇）社工（点）任务落实的过程和结果则会同步反馈给区（县）工作站，以确保整个组织的运作符合最初制定的目标（流程5）；如果出现目标偏离或者操作上的困难，区（县）工作站就会再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决策层的市级总社，由它们对目标进行重新评估与修订（流程6）。

在图2-4中，右边描述的是Z社工机构运作的结果。经过上述一系列的组织运作过程之后，组织会向外部输出产品或服务（流程8），这些产品或服务一般又必须满足以下三种需求：

第一，政府需求。即Z社工机构及其禁毒社工根据相关政府部门的要求和安排提供产品或服务。例如：配合政府部门开展“禁毒、防艾”等方面的宣传与教育活动；在城市动拆迁、上海举办国际会议等过程中，协助政府部门做好维稳工作；依照上级部门的统一部署对社区内吸戒毒人员进行排摸、清理和统计；督促或带领服务对象去公安机关指定的医院定期做尿检，甚至遵从部分街（镇）领导的“吩咐”去为政府部门打字、写工作汇报、布置会场、张贴海报、节假日或特殊时期到政府部门顶班等；

第二，社会需求。即Z社工机构及其禁毒社工秉承“平等、尊重、接纳、诚信、助人自助、自决”等专业理念，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的知识、技能和方法，为服务对象提供戒毒康复指导、生活关心与情感支持、心理及行为干预等服务，积极推荐他们就业和参加相关的技能培训，最终促使服务对象顺利回归社会。

第三，社工机构自身需求。除了满足政府和社会需求之外，Z社工机构通过自身运作还必须维持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不断改善员工的福利待遇，并提升他们的工作满意度、自我成就感、职业认同感和机构归属感，进而扩大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

总体来说，以上三种需求之间具有一致性，具体体现在Z社工机构通过承接政府的项目购买，为社区吸戒毒人员提供专业服务，既满足了政府需求和社会需求，也解决了机构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但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又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异质性，尤其是当政府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Z社工机构及禁毒社工受资源、时间和精力的限制而对以上两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权衡利益得失，暂时放弃对社会需求的供给，而专注于政府需求的满足，其最终结果是导致Z社工机构一定程度上出现目标偏离或置换、性质变异等倾向。例如，在实际工作中，Z社工机构和禁毒社工为完成政府有关部门所下达的对社区吸戒毒人员进行摸底排查和清理统计、督促和带领去做尿检等任务，而使得他们与社区吸戒毒人员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的专业关系经常被监管与被监管的行政关系所取代；或者一线禁毒社工由于经常受到街道（乡镇）政府部门的“差遣”而去从事一些分外工作，从而根本无暇顾及为社区吸戒毒人员提供服务的本职任务。另外，在成长路径的选择上，Z社工机构主要依托政府“自上而下”力量的推动，有时也会以部分牺牲自身的组织独立与自治来换取其生存与发展的合法性。

当然，在图2-4中，Z社工机构运作机制的模型中，产品的输出并非Z社工机构运作过程的结束，产品输出的质量和效率还会反馈给外部任务环境和Z社工机构自身（流程9）：对需求者来说，这些产品是否符合他们的目标与期望；对于法规制度和文化传统来说，这些产品及生产是否具有合法性或有效性。所有这些在短期内会影响到外部任务环境对Z社工机构的信任，长期内会波及Z社工机构所需资金、人才、信息等资源的持续供给状况，进而还会导致Z社工机构内部结构的变迁（流程1）和决策目标的调整等（流程2）。

总之，本研究尝试从组织与环境复杂互动关系的视角，以组织运作为核心，按照资源输入、组织转化、产品输出及反馈的分析脉络，采取动态的分析方法来系统阐述Z社工机构的组建及运作过程，梳理和厘清Z社工机构在运行过程中与有关政府机构（如区县预防办、街镇政府、派出所等）、居委会、吸戒毒人员及其家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进而分析Z社工机构创建及成长道路上所显现出来的运作特征及其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