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抵达拉瓜迪亚的那天晚上，我既高兴又好奇，简直到了忘形的地步，继后的一个星期里，更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对于美国精神分析学的最新发展，我确实各方面都得学习；无论是开大会，还是与同行的交谈，都富有教益。可我也渴望见见纽约城，然而他们却拼命阻挠，让人心头好不难过。他们整天闷在暖气过热的宾馆、配有空调的餐厅、庄严的办公室和豪华的套间里，要摆脱他们，谈何容易。每天晚饭后，每当他们把我送回宾馆，我便匆匆穿过大厅，从另一扇门溜出去；我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在上午开会之前外出漫步一番。可在这偷偷外出的自由时光里，我没有多大收获。我意识到在美国，孤独感也无法排遣。为此，离开纽约时，我感到惴惴不安。芝加哥、圣路易斯、新奥尔良、费城，然后又回到纽约，再去波士顿、蒙特利尔：一次美妙的旅行。可是他们还得为我想方设法，使我不虚此行，有所收益。同行们确也给我提供了一些当地人的地址，这些人都会很高兴向我展示他们的城市。可尽是些医生、教授、作家，我表示怀疑。
无论怎么说，芝加哥这一站一开始就砸了。我在那儿只呆了两天，两位年迈的太太早早地在机场等候着我，然后她们领我去和另一些老太婆们吃午餐，整个白天里紧紧缠着我不放。做完报告后，我又由两位呆板的先生一左一右陪着吃螯虾。这种烦恼是如此折腾人，以致我一回到旅馆，便径直上楼睡觉了。
翌日清晨，我被气醒了。“不能这样下去了。”我暗自拿定了主意。我拿起电话：“我心里过意不去，请原谅，可我患了感冒，不得不卧床。”紧接着，我欢天喜地地跳下床。可到了街上，我马上失望了。天气酷冷，脚边是有轨电车的铁轨，头上是架空铁道，我感到彻底迷失了方向，即使再走几个小时也是白搭。我漫无目标，没有任何去处。我打开了记事本：刘易斯·布洛甘，作家。也许总比一无所依强。我又拨通了电话。我对这个布洛甘说我是本森夫妇的朋友，他们肯定已经写信告诉他我来访的消息。好，他说要在下午二时到达我所在的旅馆的大厅。“还是我去接您吧。”我说，然后放下电话。我讨厌我住的这家旅馆，讨厌它的去污粉味和美元味，能乘出租汽车去一个明确的地方，去看看某个人，我感到高兴。
出租汽车越过了一座座桥梁、一道道铁轨，穿过了一个个货栈，驶过了一条条尽是意大利商店的街道，最后停在一条小径的一角。小径散发着焚烧的纸味，弥漫着湿润的泥土芬芳，也透溢着一股贫穷的气味。司机指了指一堵架着个木阳台的砖墙：“就在这儿。”我沿着一排栅栏走去。左侧有一家小酒馆，挂着灯火熄灭的红字招牌：斯希尔茨；右侧贴着一张硕大的广告画，画上画着一个理想的美国家庭，合家笑盈盈地嗅着一盘麦片粥。一座木楼梯下，放着一个垃圾桶，正冒着热气。我登上楼梯。在阳台上，我发现了一扇玻璃门，遮着一块黄颜色的帘子：肯定就在里边。可突然间，我感到惶恐不安。富有总是包含公开的成分，然而一种贫困的生活，却是隐秘的。我感到去敲这扇玻璃门似乎有失礼貌。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望着这一堵堵砖墙，靠墙搭着千篇一律的楼梯和灰不溜秋的阳台；越过屋顶，我瞥见了一个巨大的圆柱形的东西，呈红、白颜色：原来是只大储气罐；脚下有一块四方形的土地，光秃秃的，中间长着一棵黑黝黝的树，还有一架蓝色风翼的小风车。一列火车在远处驶过，阳台直晃。我叩响了门，看见走出一位相当年轻、高大的男子，他上身穿着一件皮夹克，绷得直挺挺的，他惊奇地打量了我一番。
“您真找到我的住处了？”
“我看是的。”
黄颜色的厨房里，正中摆着一只黑炉子，正呼呼地在烧；铺着地漆布的地面上堆满了旧报纸。我发现里边没有冰箱。布洛甘茫然地招了招手，指着那堆纸张说：“我正在整理。”
“我希望没有打扰您。”
“噢，不。”他一副尴尬的神态，笔直地站立在我的面前，“您为什么不愿让我去旅馆接您呢？”
“那是个可怖的地方。”
布洛甘的嘴上终于显出了微笑：“那可是芝加哥最美的旅馆。”
“问题就在这里。太多的地毯、太多的鲜花、太多的旅客、太多的音乐，一切都太过分了。”
布洛甘唇边的微笑悄悄爬上了他的双眸：
“请往这边走。”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墨西哥毯子和一幅凡·高的《椅子》，然后是书、电唱机和打字机。这间房子不像是冒牌艺术家的寓所，也不像是美国人理想的典型住家。生活在此，该很惬意吧。我激动地说：
“在您这里感到挺舒服的。”
“您觉得？”布洛甘用目光扫视着四壁。“这儿不大。”又是一阵沉默，接着他急促地说：“您不愿意把大衣脱了吗？来杯咖啡怎么样？我有些法国唱片，您喜欢听吗？听夏尔·特雷内的？”
无疑是因为那只呼呼在烧的大炉子或因为被二月冰冷的太阳染成金色的布帘上那棵瑟瑟战栗的黑树的影子，我遂起了一个念头：“要是坐在墨西哥毯子上度过这个白天倒是挺美妙的。”可是我给布洛甘打电话是为了参观芝加哥。我狠了狠心说：
“我想看看芝加哥城，我明天早上就要走了。”
“芝加哥大着呢。”
“领我看看其中一角吧。”
他摸了摸皮夹克，声音不安地说：“我有必要换一下装吗？”
“想到哪里去了！我就讨厌穿得笔挺笔挺的！”
他激烈地辩解道：
“我这一辈子从未穿过硬领的衣服……”
我们的微笑第一次相遇了，可他似乎还没有放下心来：
“您不想看看屠宰场吧？”
“不。咱们到街上去随便走走。”
街巷很多，一条条都很相似，两旁尽是破旧的木屋和一块块极力想模仿郊区小园子的空地。我们也游览了几条大街，街道笔直，死气沉沉，到处都是冷飕飕的。布洛甘不安地触摸着双耳：“这耳朵已经硬邦邦的，就要冻成两截了。”
我对他顿起怜悯之心。“我们到哪家酒吧去暖暖身子吧。”
我们俩走进了一家酒吧。布洛甘要了姜汁酒，我点了美国威士忌。当我们走出门外时，天还是那么冷；我们又进了一家酒吧，开始闲聊起来。他曾在登陆战后在阿登省的一个军营里呆过几个月，于是就法国、战争、占领时期和巴黎向我问了一大堆问题。我也向他提问。他对有人听他说话似乎感到十分幸福，可要讲述自己的情况却又感到不好意思。开始时，他迟疑不决地一句句往外掏，可很快滔滔不绝地向我道来，话中倾注着几分热情，我每听到一句话就仿佛感到领受了一份礼物。他出生在芝加哥城南一个小食品杂货店主的家庭，父亲是个芬兰人，母亲是个匈牙利的犹太人。在大危机时期，他正好二十岁，经常躲进货车的车厢在美国到处闯荡。他当过小贩，洗过餐具，做过跑堂，还干过按摩，当过挖土工、泥瓦匠、售货员，迫不得已时也干过偷鸡摸狗的事。在亚利桑那州那家他洗过餐具的偏僻的驿站里，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由一家左派杂志发表了。于是他又写了另一些小说。自他第一部长篇小说成功之后，他一直靠一家出版商给他发的一笔年金维持生活。
“我很想读一读这部书。”我说。
“下一部将更好。”
“可这一部已经写成了。”
布洛甘一副困惑的神色审视着我：“您真的想读？”
“对，真的。”
他站起身，向厅堂深处的电话机走去。三分钟后他回到桌旁说道：“那部书将在今天晚饭前送到您的旅馆。”
“噢！谢谢！”我热烈地说。
他一举一动都富有活力，因此而触动了我。正是他这种自然的姿态马上赢得了我对他的好感。他不知道那些客套话，那些礼节、礼貌。他这些亲切的举动完全是自然的流露，仿佛是柔情的创新。首先，我为与这位有血有肉的传统的美国典型——自立的左派作家相遇感到欣喜。现在，我感兴趣的是布洛甘，通过他的叙述，可以感觉到他并不认为对生活拥有任何权利，然而他向来具有强烈的生活欲望。这种交织着谦逊和热望的脾性真惹我喜欢。
“您是怎么冒出写作念头的？”我问道。
“我生就喜欢那种印成铅字的纸头，我还是个孩子时，就用剪报贴在日记本上，搞了一种报纸。”
“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吧？”
他思索片刻：“我熟悉许许多多不同的人：我渴望给每个人展示其他人的真实面目。人们撒谎何其多。”他沉默了一会儿。“二十岁时，我终于明白了大家都对我撒谎，这使我极为愤怒，我想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才开始写作并继续写下去……”
“您还一直气愤吗？”
“或多或少有点儿。”他有所保留地微微一笑。
“您不搞政治吗？”我问。
“我做些细微的小事。”
简言之，他与罗贝尔和亨利的处境相差无几，然而他异常镇静，泰然处之。写作，在电台发表讲话，偶尔在群众集会上谴责某些流弊，这着实使他满足。有人已经跟我说过：这儿的知识分子可以安心地生活，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绝对无能为力。
“您有作家朋友吗？”
“噢！没有！”他激动地说。接着他微微一笑，“我有些朋友，他们见我只在打字机前坐坐就可以赚到钱，便都动手搞起写作来，可没有成为作家。”
“他们赚到钱了吗？”
他朗声大笑起来：“有一位一个月内就打了整整五百页，他肯定花了一大笔钱才将它印成书，他妻子禁止他再干这等营生，于是他又操起了扒手的行当。”
“那是个好行当吗？”我问道。
“要看人。在芝加哥，这一行竞争很激烈。”
“您认识许多扒手？”
他一副稍带揶揄的神态看了看我说：“半打吧。”
“那盗贼呢？”
布洛甘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所有的盗贼都是混账。”
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起最近这些年来盗贼们干的那些破坏罢工的勾当，接着又对我讲述了许多关于盗贼与警察、政界和商界的关系的趣事。他讲得很快，我听他说话有些困难，可这仍像爱德华·鲁宾逊的电影一般引人入胜。他突然打住话头：
“您不饿吗？”
“饿。现在经您一提醒，我饿极了。”我说，继又快乐地补充道，“您知道的趣事真多。”
“噢！要是我不了解，我就瞎编。”他说，“因为有兴趣看您听人说话。”
已经八点多了，时间流逝得真快。布洛甘领我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吃晚餐。我一边吃着意大利馅饼，一边琢磨在他身边我为何感觉如此舒服。我对他毫不了解，然而他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这也许是因为他生活贫困，却无忧无虑的缘故吧。矫揉造作、附庸风雅、扭扭捏捏，这只会造成距离。每当布洛甘拉开或拉上穿在那件破旧的羊毛套衫外面的皮夹克，我便感觉到身边这一具躯体的冷与热，这是一具活生生的躯体，他的存在给人以信任感。他从来都是亲手擦拭自己的皮鞋：只要看看他的这双鞋子，就可对他的个人生活有所了解。当我们走出意大利馅饼餐馆时，他挽起我的胳膊，怕我在结了薄冰的地面上滑倒。顷刻间，我感到他的热情是多么亲切。
“哎！我总得领您看看芝加哥的几个地方吧。”他对我说。
我们坐进了一家杂耍歌舞表演厅，看着一些女人伴着音乐脱去衣服，继又在一个黑人小舞厅里听了爵士乐，然后来到一家像是夜晚收容所似的酒吧喝了酒。布洛甘什么人都认识：表演厅那位手腕上刺了花纹的钢琴手，舞厅那位黑人小号手，酒吧里的流浪汉、黑人和老妓女。他邀请他们跟我们同坐一桌，逗他们说话，满脸幸福的神情凝望着我，因为他看得出我玩得很开心。当我俩又来到街上时，我激动地说：
“感谢您让我度过了美利坚之行最好的一个夜晚。”
“我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想让你开开眼界！”布洛甘说。
黑夜结束了，黎明就要来临，芝加哥城就要永远离去，然而架空铁道的铁轨遮住了我们眼前那个已经开始侵蚀蓝天的圆点。布洛甘挽着我的手臂。黑黑的桥拱在我们身前身后无限地延伸，仿佛感到它们已经将整个地球团团围住，我们将永久地这样走下去。我说：
“一天，太短暂了。我得再来。”
“再来吧。”布洛甘说，接着声音急促地补充道，“我不愿去想从今往后再也见不到您的面。”
我们继续默默地走，一直来到出租汽车站。当他把脸凑近我的脸庞时，我禁不住把头往边上一扭，可我嘴上感觉到了他的呼吸。
几个小时后，在列车上，我一边尽量集中精力去读布洛甘的小说，一边暗暗责备自己：“都这么大年纪了，真荒唐！”可是，我的嘴仍然那么狂热，犹如一位未婚的处女。我从来只是和跟我睡过觉的男人接吻。当我回味着这一仅仅是个影子的吻时，我似乎感到就要激起大脑深处那炽热的爱的回忆。“我一定要再来。”我打定了主意，暗暗对自己说。可我紧接着想到：“这又有何用？我们还得再次分离，到了那一次，我就再也没有勇气说‘我一定要再来’了。不，还是立即停止亲近为好。”
我并没有惋惜芝加哥之行。我很快明白了毫无结果的友情和分离时微不足道的痛苦正是旅行乐趣的组成部分。我干干脆脆，把讨厌的人一概排斥在外，只接触让我高兴的朋友。大家整个下午在一起漫步，整个晚上在一起喝酒、交谈，然后便各奔东西，一生再也不能相见，对此谁也不感到惋惜。生活是多么轻松！没有憾事，没有义务，我的一举一动都无关紧要，谁也不求我帮助出主意，我也无拘无束，任自己为所欲为。在新奥尔良，我在一家院子里畅怀痛饮代基里酒，过后，一出门便乘上了飞机飞往佛罗里达。在林奇堡，我租了一辆小车，整整八天里，我驾车在弗吉尼亚州的红土地上到处兜风。回到纽约后，在整个逗留期间，我几乎没有阖眼睡觉，我四处游逛，见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戴维斯夫妇建议我陪他们去哈特福德，两个小时后我便跟他们坐上了小车：能在一幢美丽的乡村别墅度过几天，这是多么意想不到的美事啊！这是一座十分漂亮的木屋，洁白的颜色油光闪亮，到处开着小巧玲珑的窗户。默利娅姆是搞雕塑的，女儿在学跳舞，儿子在写一些谁也读不懂的诗篇。诗人三十多岁，长着一张娃娃脸、两只忧伤的大眼睛和一只迷人的鼻子。第一天晚上，南希一边向我倾诉她内心的忧伤，一边玩着帮我穿上了一件宽松的墨西哥礼服，把我的头发松开，披散在肩头。“您为什么不总是这样梳妆？”菲利普对我说，“好像您故意要变老似的。”他拉着我跳舞，一直跳到深夜。为了让他高兴，继后的几天里，我继续打扮得像个年轻女子。我完全理解他为何向我献殷勤。我来自巴黎，而且我的年纪和他少年时期心目中的默利娅姆一般大。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感动了。他为我组织舞会，邀请我参加鸡尾酒会，用吉他给我弹奏十分美妙的牧童曲，领着我漫游古老的清教徒村寨。在我启程的前夕，我们等别人走后，继续留在起居室里，一边饮着威士忌，一边听着唱片。他以遗憾的声调对我说：
“我在纽约没有更好地了解您，多么遗憾啊！我该多么高兴在纽约城里和您一起出门漫步！”
“还会见面的。”我说，“再过十天我又要回到纽约，您到时也许会在那儿吧。”
“我不管怎样都可以去那儿。给我打电话。”他神情严肃地望着我说。
我们又一起听了几张唱片，接着他陪我穿过客厅，把我一直送到我房间门口。我把手伸给他，没料到他低声问道：“您不愿意拥抱我吗？”
他把我搂到怀里，我们脸贴着脸，一时冲动得全身整个儿一动不动。忽然，我们听到了轻轻的脚步声，连忙松开了身子。默利娅姆诡秘地一笑，看了看我们。
“安娜一大早就要走，不要让她熬得太迟了。”她声音微妙地说。
“我这就去睡觉。”我说。
我并没有上床。我站立在敞开的窗前，呼吸着夜间的气息，然而这黑夜闻不到任何芳香，仿佛月亮已经冻结了鲜花的芬芳。默利娅姆就在隔壁的房间睡觉或者尚没有入睡。我知道菲利普不会再来了。偶尔，我好像听到了一声脚步声，可那只是风刮树枝的声响。
加拿大没有什么意思。当我重新回到纽约时，心里感到十分幸福，马上就想到了：“我要给菲利普打电话。”当天我就受到了邀请，请我去参加一个鸡尾酒会，可以与我结识的大部分朋友再次相聚。从窗前望去，我瞥见了一大片摩天大楼，可是所有这一切再也满足不了我。我下楼来到旅馆的酒吧，在蓝黑色的灯光中，一位钢琴手正在低声弹奏着靡靡之音，一对对男女在窃窃私语，酒吧招待踮着脚尖来回走动。我要了一杯马提尼，点起了一支烟，心脏在怦怦地小声跳动。我就要做的那一切并不是十分理智的。与菲利普一起度过八天时光之后，要与他分离，内心肯定会陡添一丝淡淡的哀愁，不管怎么说总是难免的，况且我已经感到忧伤。再过八天，皇后桥、中央公园、华盛顿广场、东河，我就再也看不到了。不过总的说来，我宁愿深深地怀念某人，而不乐意为那些石块伤心，这在我看来似乎要好受些。我呷了一口马提尼酒。一个星期的时间，要有新的发现，要享受毫无结果的乐趣，这点时间实在太短暂了。我再也不想当个游客在纽约城到处游逛，我必须在这座城市里实实在在地生活，只有这样，它才有可能成为我的城市，我也才有可能在这座城市留下我的某些东西。我必须有个暂时属于我的男人挽着我的胳膊漫步街头。我举杯一饮而尽。在这次旅行期间，只有一个男人挽过我的胳膊。时值寒冬，我踩着薄冰踉跄而行，可在他的身旁，我感到温暖。他说：“再来吧。我不愿去想从今往后再也见不到您的面。”可是我不会再去，我的胳膊将又紧紧地搂着另一个人的手臂。一时我感到有罪，感到是对他的背叛。可是，这谈不上什么背叛。我彻夜难眠，渴望得到的是菲利普，我对他还充满欲望，而他也正在等待我的电话。我站起身，走进了电话间，要通了哈特福德。
“我要菲利普·戴维斯先生。”
“我去找他。”
我的心蓦然猛烈地跳动起来。片刻前，我还是那么随心所欲地占有着菲利普，唤他来到纽约，让他睡在我的床上。但是，他是为自己而独立地生活着，此刻，从属于他的是我。在这个狭窄的牢笼里，我孤立无援。
“喂？”
“菲利普吗？我是安娜。”
“安娜！听到您的声音是多么愉快！”
他慢腾腾地讲着一口纯正的法语，那声调突然显得那么冷酷。
“我是在纽约打电话。”
“我知道，亲爱的安娜，自从您离开我们之后，哈特福德是多么使人厌倦！您旅行愉快吗？”
他的声音是多么贴近！这声音掠过了我的脸庞，可是他突然那么遥远。我的手紧捏着黑色的硬质胶话筒，湿乎乎的。我语无伦次地说道：“我多么想跟您谈谈我的旅行。您说过让我与您联系。您能在我离开纽约前来一趟吗？”
“您什么时候走？”
“周六。”
“噢！”他说道，“噢，这么急就走！”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这个星期六，我要到科德角的朋友家去，我答应过的。”
“多遗憾啊！”
“是的，是遗憾！您不能推迟行期？”
“不能。您不能推迟去看朋友？”
“不行，不可能！”他声音沮丧地说。
“那么，我们就今年夏天在巴黎见。”我客气而又乐呵呵地说，“夏天已经不那么遥远了。”
“我多么遗憾！”
“我也一样。再见了，菲利普。今年夏天见。”
“再见，亲爱的安娜。不要把我忘了。”
我放下了汗涔涔的电话听筒。我又恢复了平静，肋骨下留下了一片空虚。我来到了威尔逊家。客人很多，有人把一杯酒塞到我的手中，人们向我微笑，叫喊着我的名字，扯着我的胳膊、肩膀，右边有人请我，左边又有人请，我在记事本上记下了一个个约会，然而那片空虚仍然留在我的胸间。肉体的失望，我能承担，可这片空虚，我实在难以承受。他们向我微笑，跟我说话，我也跟着微笑，说话，整整一个星期里，我们还得再微笑，再说话，然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念着我，我也决不会怀念他们。这是个真实存在的国度，我也是个活生生的人，可是我却将空空地离去，留不下我的一丝痕迹，带不走这儿的任何东西。在扮笑脸的当儿，我猛然生起一个念头：“我去芝加哥怎么样？”当天晚上我就可以给布洛甘去电话，告诉他：“我来了。”若他不再渴望见到我，那他会明言相告的。但这又有何妨？遭受两次拒绝，并不会比被人拒绝一次更糟糕。在再次假扮笑脸的间歇，我愤然自问，得不到菲利普，就要投入布洛甘怀抱，这种发情母畜似的作风算什么东西？实际上，跟布洛甘睡觉这一念头对我并无多大吸引力，我猜想他在床上准是个笨样。再说，连我自己也不肯定与他再次见面会带来什么乐趣。我仅仅与他度过了一个下午的时光，有可能经受更为痛苦的失望。毫无疑问，这是个愚蠢的念头。我渴望走动，寻找刺激，这仅仅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窘迫。人们往往就这样干起了真正的蠢事。我决定留在纽约，继续记下了一个个约会。要参加那么多展览会、音乐会、晚宴、聚会，一个星期时间将会很快度过。当我置身于街头时，格拉梅西广场的大钟敲响了午夜的钟声。不管怎么说，打电话已经太迟了。不，还不算迟，在芝加哥还是九点钟，布洛甘准在他的房间读书或写作。我止步站在一家杂货店灯火闪烁的橱窗前。“我不愿去想从此再也见不到您的面。”我走进了小店，在柜台换了零钱，要通了芝加哥。
“刘易斯·布洛甘吗？我是安娜·迪布勒伊。”
没有任何回音。“我是安娜·迪布勒伊。您听清了吗？”
“我听得很清楚。”他声音欢快，但结结巴巴，用不成句子的法语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道，“您好，安娜，您好吗？”
这声音不如菲利普的那么贴近，然而布洛甘显得似乎不那么遥远。
“我这个星期可以来芝加哥过三四天。”我说，“您觉得怎么样？”
“眼下芝加哥天气很好。”
“可我来是为了见您。您有时间吗？”
“我有的是时间。”他打趣地说道，“我的时间全都属于我自己。”
我犹豫了片刻。这太容易了：一个说不行，一个说行，可两人都那么漫不经心。要想退却，为时已晚。我说：“那我明天早晨乘头班飞机到。给我预订个房间，不要在芝加哥那家最好的旅馆。我们在什么地方碰面？”
“我去机场接您。”
“一言为定。明天见。”
一阵沉默。我终于又听到了三个月前对我说“再来吧”的那个声音。这声音又在说：
“安娜！我与您再次见面多么幸福！”
“我也一样幸福。明天见。”
“明天见。”
这是他的声音，这确确实实是我记忆中的他，他没有把我忘却，在他的身旁，我将像冬日里一样感到温暖。突然，我为菲利普回答“不行”而感到高兴。一切都将十分简单。在灯光柔和的酒吧交谈片刻之后，他就会对我说：“到我家去休息吧。”我们将紧挨着坐在墨西哥毯子上，我将乖乖地听着夏尔·特雷内的唱片，布洛甘会把我搂到他的怀里。这肯定谈不上多么了不起的一夜，但他会因此感到幸福，我对此深信不疑，这也就使我满足了。我上床睡觉，想到有一位男子正等着我，要把我紧紧地贴在他的心间，我心里是多么激动。
他没有等着我，大厅里空无一人。“一开始就不顺利，”我边想边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我明显感到慌乱，忧虑不安地责备自己处事不慎。“我到底要不要给布洛甘打电话？”我独自玩开了这个游戏。贸然投入一桩鲁莽的事中，能否有结果，不再取决于我。我所能做的，就是乖乖地跟随着钟盘上那指针的运动，可是那指针却不往前移动。这种被动的境况令我感到害怕，我极力安慰着自己。不管怎样，如果这事没有好的结果，那我可以找个借口明天就回纽约去。无论如何，一个星期后事情就会彻底了结：我将又平平安安地过我的日子，宽大为怀地向我那些或迷人或荒唐的往事微笑。我不安的心情平静了下来。我细细察看所有安全门，保证不会遇到任何不测，然后打开了提包，寻找记事本上布洛甘的电话号码。我抬起头，发现他就站在我的面前，正冲着我淡淡地微笑。我惊骇不安，以为是在世界的彼端遇见了他的幽灵。“怎么样？好吗？”他用那糟得可怕的法语问道。我站起身子。他比他的照片上显得更瘦削些，可两只眼睛更加炯炯有神。“还好。”
他一直挂着微笑，把嘴巴凑到我的唇间。当着众人的面亲吻，我感到很不自在，这一吻在布洛甘的下巴上留下了一个红红的唇印。“看您脸上被弄得红红的。”我说道，随手用我的手绢给他擦拭红印，并补充道：“我九点钟就到了。”
“噢！”他以责备的口吻说道，仿佛是冲着我来的，“他们在电话上告诉我头班飞机十点着陆。”
“他们搞错了。”
“他们从来就不会错。”
“反正已经在这儿了。”
“您是在这儿了。”他退让着。他坐了下来，我也跟着坐下。九点二十分。他迟到了二十分钟，也提前了四十分钟。他身着一套漂亮的法兰绒套装，一件洁白的衬衫。我隐隐约约看到他站立在镜子前，惴惴不安地一心想为我打扮得体面些，笨拙地照着镜子，用既得意又困惑的目光询问着镜中的身影。他焦虑不安地直盯着挂钟，而我心里已经暗暗地等待着他！我朝他莞尔一笑：
“我们可不要一个上午都呆在这里。”
“不会。”他说道。他思索了片刻说：“我们去动物园，您愿意吗？”
“去动物园？”
“离这儿很近。”
“我们去那儿干什么？”
“我们去看动物，它们也可以看我们。”
“我来这儿可不是让你们那些动物看的。”我站起身。“我们还是去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可以喝杯咖啡，吃点三明治，就我们俩，您望着我，我看着您吧。”
他也站了起来：“这是个主意。”
我们俩坐进了一辆老式小汽车，车子载着我们向市中心驶去。布洛甘把我的旅行包放在膝上，一直没有吭声，我重又感到不安起来：“要与这位陌生人一起度过四天，这太漫长了；可要相互了解，这四天时间又太短暂了。”我说：“得先去我的旅馆，把行李放下。”
他神态尴尬地笑了笑。
“您是给我预订了一个房间吧？”
他仍然挂着那自感有罪的苦笑，可声音中却隐含着某种挑衅的成分：“没有！”
“怎么！我不是在电话里请您订的吗？”
“您说的那些话，我连一半也没有听懂。”他滔滔不绝地说，“您的英语比去年冬天还要糟糕，讲得又快，像打机关枪似的。可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把这只包放在行李寄存处。您在这儿等着我。”当我们在民航局前下车时，他这样对我说道。他推开了一扇转门，我满腹狐疑地用目光尾随着他。忘了订房间，这到底是疏忽还是狡猾？他说不定跟我一样明白，今晚我将在他的床上度过。可一想到晚上我们有可能激不起真正的欲望，我不禁感到惊慌。我早就发过誓，若没有欲望，今生今世决不犯傻上一个男人的床。等布洛甘一回来，我便焦躁不安地说：
“无论如何要给哪家旅馆打个电话。我夜里没有睡觉，我想先眯一会儿，洗个澡。”
“在芝加哥，要找到一间客房很难。”他说。
“那就更应该马上去找。”
他本该开口说：“就来我家好了。”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领我去的一家咖啡店一点也不像是我想象中的亲切又温暖的酒吧，而像是车站的餐厅。我们紧接着走进一家酒吧，可这地方也俨然一间候车室。我们就这样眼巴巴地等待着度过白天？我们在等待着什么呢？
“来杯威士忌？”
“好。”
“要烟吗？”
“谢谢。”
“我去放张唱片。”
要是我们能够像上次那样安安静静地交谈，该多好啊！可是布洛甘一刻也呆不住。他到柜台要了一瓶可口可乐，往唱片盒里塞进了一块硬币，接着又塞进一块，继而又去讨价还价买香烟。当我终于说服他去打电话后，他离开的时间那么久，以至于我误以为他已经永远离去了。我的打算显然错了！仿佛他是故意要打破我的如意算盘似的。他几乎不像是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个男子。春光融化了他那被寒冬凝固了的一团僵硬。诚然，他并没有变得风度翩翩、灵活敏捷，可他差不多有了一个优美的身段，添上了一头金发，连眼睛也显示出了十分明朗的灰绿色。在这张我曾以为毫无表情的脸庞上，我发现了一张敏感的嘴巴，两只略嫌粗野的鼻孔和某种令我困惑不解的精妙。
“我没有找到房间。”布洛甘重又坐到我的身旁，对我说，“我只好给旅馆协会挂了电话。稍过一会儿我还得再打。”
“谢谢。”
“您现在想做点儿什么？”
“咱们安安静静地呆在这儿怎么样？”
“那再来一杯威士忌？”
“好。”
“要烟吗？”
“谢谢。”
“您愿意我再放一张唱片吗？”
“请您不要放了。”
出现了一阵沉默。我开口说道：“我在纽约见到了您的那些朋友。”
“我在纽约没有朋友。”
“有的，是本森夫妇让我们联系上的。”
“噢！那些不是朋友。”
“对了，两个月前您为什么会同意接待我？”
“因为您是法国女人，您的名字‘安娜’惹我喜欢。”他一时又向我露出了微笑，可很快收起了笑容。我重又鼓起勇气说道：
“您后来情况怎么样？”
“我过一天老一天。”
“我看您倒更年轻了。”
“是因为我穿着夏季衣服的缘故。”
重又降临了一片沉默，这一次我没有再开口。
“好。咱们找个地方去。可到哪儿去呢？”
“去年冬天，您曾想去看一场棒球。”他连忙说，“今天就有一场。”
“那好，就去看吧。”
能记起我上次表达的愿望，这真好，可是该明白眼下棒球根本激不起我的兴趣。算了。我们还是等待着消磨时光……可等待什么呢？我目光呆滞，傻乎乎地看着那些戴着头盔的男人在绿得刺眼的草坪上奔跑，心里焦灼不安地重复道：消磨时光！可是，我们连一个小时也不该浪费。四天时间，这是多么短暂，我们必须加快行动：我们到底何时才能真正相会啊？
“您是不是看厌了？”刘易斯问道。
“我有点儿冷。”
“咱们到别的地方去。”
他领我进了一家保龄球场，我们一边看着小木柱被击翻在地，一边喝着啤酒；接着又进了一家小酒店，里面五架机械钢琴轮流弹奏着一种干巴巴的乐曲；后又去了一家水族馆，一些鱼儿恶意地扮着怪相。我们乘了有轨电车，又坐地铁，接着又坐上了有轨电车和地铁。在地铁里，我倒挺高兴。我们额头顶着第一节车厢的窗玻璃，投入了令人晕眩的地铁隧道中。隧道里，挂满了淡绿色的灯泡，布洛甘用胳膊撑扶着我的腰身，我们默默无言，就像是保持着将相互信任的情人联结在一起的那份沉默。可是一到了街头，我们就又拉开了距离行走。我绝望地感觉到我们之所以沉默无语，是因为我们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相互倾吐的东西。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我已经不得不承认自己盘算确实有误，到了下个星期，明天，这一天就会成为过去，即使我赢得这一天也无济于事。可是现在得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度过这一天，在这些时光中，一位陌生人肆无忌惮地控制着我的命运。我已经如此疲惫，如此失望，恨不得马上一个人呆着。
“请您再打个电话。”我央求道，“我需要睡一会儿。”
“我这就去给旅馆协会打电话。”布洛甘边说边推开了一家杂货店的门。我站着漫不经心地看店中出售的那些铜版纸封面的书籍，他几乎很快就走出了电话间，脸上挂着得意的微笑。
“再过两排楼房，就有一个房间在等着您。”
“啊！谢谢。”
我们默默地一直走到旅馆。他为何没有撒谎？他现在就该说：“就上我家去住吧。”他莫非也对自己有否欲望没有把握？我本来希望他的那份热情和那股勇气来打破紧紧附在我身上的孤寂，可是他任我囚禁在这份孤寂之中，我已经无能为力，不可能再为我们俩做点什么。刘易斯走近服务台：
“我刚刚订了一个房间。”
服务台朝登记簿瞥了一眼：
“两个人？”
“一个人。”我说。我在住房登记卡上登上自己的名字。“我的行李在寄存处。”
“我去拿。”刘易斯说，“您什么时候要？”
“两个小时后给我打电话。”
我是否做了一个梦？要不他真的和服务员交换了一个奇怪的眼色？他是否预订了一个双人房间：要是这样的话，他完全可以找个借口与我一起上楼呀？这种借口我完全可以教给他几十个。他那可怜的计谋令我感到气恼，更何况我本来倒是希望任他捉弄的。我给浴缸放了水，置身于温乎乎的水中，一边暗暗在想我们俩一开始就把事情搞糟了。难道是我的过错？说不定有的女人一见面就会说：“我们上您家去。”纳迪娜可能就会这样说。我躺在缎面棉被上，阖上了双眼。我已经恐惧这种可怕的时刻，被迫独自一人呆在这间客房中间，连牙刷也不会给我一分亲切的感觉。一间间不同而难以辨认的客房，一次次打开又关上的行李箱，一次次抵达、一次次出发、一次次惊醒、一次次等待、一次次奔跑、一次次逃窜，我已经感到厌倦，为在这三个月中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毫无出路的日子而厌倦，为在每个清晨、每个夜晚、每个时辰都不得不重新创造自己的生活而厌倦。我热切地希望一股外来的力量将我永远击倒在这张床上。但愿他上楼来，来敲我的房门，进入我的房间。我焦躁不安地窥听着走廊里响起他的脚步声，这种焦躁是多么的强烈，以致都抑制了欲望的爆发。没有一点声响。我进入了睡梦之中。
当我在大厅又与布洛甘相见时，心里已经平静下来。这场历险的命运不久就有定局，不管怎么说，再过几个小时，我就可以安睡了。我们在一家古老的德国餐馆吃了晚餐，我觉得这家餐馆殷勤好客。我们在此无忧无虑地闲聊了一番，接着又坐进了一家酒吧。酒吧沉浸在紫罗兰的朦胧气息之中：我感觉颇佳。布洛甘也开始用他过去的声音跟我说话。
“出租汽车把您带走了，”他说道，“我没有您的一点音讯。回到家门口，我看到了门下的《纽约客》，在一篇报道精神分析学术大会的文章中，我一眼就看到了您的名字。仿佛您在深夜又回到了我的身旁，对我说明您到底是何人。”
“本森夫妇没有告诉您？”
“噢！我从来不读他们的来信。”他以打趣的声音说道，“在那篇文章中，他们说您是位杰出的大夫。”
“这肯定使您大吃一惊吧？”
他看了看我，笑而不答。当他这样冲着我微笑时，我嘴上似乎又感觉到了他的气息。
“我想法国有的是怪大夫。”
“我一回到旅馆就发现了您的书。我想好好读读，可我太困了。第二天，我在火车上读了您的书。”我审视着刘易斯，“贝尔迪，大概就是您吧，对吗？”
“噢，我可从来没有放火烧过一家农场。”布洛甘以含讥带讽的口吻说道，“我太怕火了，也很怕宪兵。”他突然站起身来，“来玩一盘二十六点吧？”
端坐在牌桌后的那位目光忧郁的金发女郎给我们递过了圆锥形的骰子盒。布洛甘选了一个六点，押了半个美元，我无精打采地看着那些小骰子在绿台毯上滚动。他为何在我们刚刚开始相聚时就回避？难道我也使他害怕？他的面孔在我眼里显得十分坚硬又极为脆弱，我难以看透。“赢了！”他声调欢快地喊叫着。他把骰子盒递给我，我猛烈地摇晃着。“我押的是我们的良宵。”我在瞬息间拿定了主意。我选了五点，我的嘴巴像是贴上了一层羊皮纸，两个掌心汗涔涔的。五点在前十三次中出了七次，接着又出了三次：输了！
“这是种愚蠢的游戏。”我边说边又坐了下来。
“您喜欢玩吗？”
“我讨厌输。”
“我就爱玩扑克，可我尽输。”布洛甘阴郁地说，“据说我的面相很容易被看透。”
“我看不见得。”我用挑衅的目光盯着他说道。他显出尴尬的神色，可我还是没有移开目光。我押上了我们的良宵，可我输了，布洛甘拒绝给我以帮助，骰子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猛烈地与这次失败抗争，突然间，这股猛烈的反抗力量化作了勇气。
“今天上午以来，我一直在想您对我来是否高兴，可我怎么也弄不清楚。”
“我当然高兴。”他说道，那声音是如此严肃，我不禁为自己那逼人的口吻感到羞愧。
“我希望您高兴。”我说，“因为与您相会我是多么幸福。今天上午，我真害怕我的记忆让我出了差错：可是没有，我记在心头的确实是您。”
“我很自信自己的记忆。”他说，那声音重又变得热乎乎的，就像是呼出的一股热气，我握住他的手，道出了所有想表达柔情的女人常说的那句话：
“我多么喜欢您的手。”
“我也多么喜欢您的手。您就是用这手来折磨那些毫无防御能力的可怜病人的脑袋？”
“把您的脑袋给我吧，我相信它需要我的折磨……”
“噢！我这个脑袋只有一边不太牢靠。”
我们的手紧紧地贴在一起，我激动地凝望着这座在我们的生命之间架设起来的易垮的桥梁。我嘴巴发干，暗自在问：“这手，我到底要不要把它们分开呢？”沉默持续了许久，布洛甘建议道：
“您愿意我们再转回去听比格·比利唱歌吗？”
“我很乐意。”
在街上，他挽起我的胳膊，我知道他时刻都会把我拉到他的怀里，这沉闷的一天的重负悄悄地从我的肩头消失了。我终于走向安宁，走向欢乐。突然，他放下了我的胳膊，他的脸上出现了从未见过的明朗的微笑：“泰迪！”
那位男子和两个女人停下脚步，也都咧嘴朗笑。不一会儿，我们坐进了一家寒碜的咖啡店，在桌上，他们一个个讲话都讲得很快，我根本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布洛甘经常大笑，他的目光变得活跃起来，看他的样子，似乎为摆脱了我们俩漫长的单独谈话松了一口气。这是很自然的：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他们有许多趣闻可以相互述说。而在他和我之间，到底有何共同之处？坐在他身旁的女人年轻漂亮：她们惹他喜欢吗？我突然意识到在他的生活中肯定有不少年轻漂亮的女人。我们俩尚未交换过一个真正的热吻，可我为什么会感到如此痛苦呢？我感到痛苦。在一条隧道深处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瞥见了逃命的出口，就在今天上午，那些安全门在我看来是那么可靠，可是我已经精疲力竭，难以走到那个出口了，哪怕爬也恐怕不行了。我真想抱怨：“搞了那么多麻烦，为的就是不让我们俩亲吻！”然而，这种不知羞耻的抱怨也无济于事。荒唐还是不荒唐，得到我的赞同还是遭到我的指责，这再也无足轻重。事情的发展已经完全由不得我：我已经被束缚了手脚，彻底被另一个人所摆布。多么愚蠢啊！我甚至都不再明白我到底来这儿寻找什么，只有头脑发昏才可能想象一个与我毫无关系的男人于我会有什么价值。“我马上就去睡觉。”我打定了主意。恰在这时，布洛甘又挽起了我的胳膊。
“我很高兴把泰迪介绍给您。”他说，“这就是我上次跟您说过的那位扒手作家，您还记得吗？”
“我记得。那两个女人，她们是谁？”
“我不认识她们。”布洛甘在一条街道的拐角停下脚步。“要是有轨电车不来，我们就乘出租汽车。”
“乘一辆出租汽车，”我暗自思忖，“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要是来了有轨电车，我就不去，马上回旅馆。”我一时张望着似乎就会响起可怕的叮当声的铁轨，这一时刻显得漫无尽头。布洛甘挥手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上去吧。”
我心里还没有来得及细想：“要么现在，要么永远都不，”他就已经把我紧紧地搂住，一副肉体组成的枷锁牢牢地卡住我的双唇，一条舌头在我的嘴中猛舔，我的躯体在死者中间慢慢升起。我跌跌撞撞地走进一家酒吧，那踉跄的步履就像是刚刚复活的拉撒路[1]。乐手们正在休息，比格·比利上前坐到了我们一桌，布洛甘与他开着玩笑，双眼闪烁着光芒。我多么想分享他的欢乐，可我被我新生的躯体缠住了，这具躯体太庞大了，太灼热了。乐队重又开始演奏。我目光茫然地看着一头烫发的独脚艺人表演响板节目。当我把盛满威士忌的酒杯往嘴边送时，我的手直颤抖：布洛甘要干什么？他会说些什么？我自己已经难以有任何表示、任何言语。过了在我看来显得十分漫长的一刻之后，布洛甘声音激动地问道：“您愿意离开吗？”
“愿意。”
“您想回旅馆去？”
在一阵撕裂了我喉咙的嗫嚅声中，我终于结结巴巴地说出来了：“我不愿离开您。”
“我也不愿离开您。”他笑眯眯地说。
在出租汽车里，他又亲了我的嘴，接着问道：
“您愿意在我家睡吗？”
“当然。”
他认为我会把他刚刚献给我的这具躯体扔进垃圾堆去？我把脑袋依偎在他的肩头，他用胳膊搂着我的身子。
在黄颜色的厨房里，那只火炉已经不再呼呼地燃烧，他猛地把我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安娜！安娜！这是个梦！我整个白天是多么痛苦！”
“痛苦！是您折磨了我，您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亲亲我。”
“我亲过您了，可您用您的手绢擦了我的下巴：我以为我做错了呢。”
“在大厅里可不能亲！得把我领到这儿来。”
“可您非要一间客房！我原来什么都安排好好的，我还买了一大块牛排准备晚上吃，等到晚上十点钟我就说：现在太晚了，已经找不到旅馆。”
“我全都明白了，可我处事谨慎，就当我们没有见到面吧。”
“我们怎么没有见到面？我可从来没有把您丢了。”
我们嘴挨着嘴交谈，我的嘴唇感觉到了他的呼吸。我低声说道：“我当时多么害怕真来了一辆有轨电车。”
他骄傲地一笑：“我早就打定主意，一定要乘出租汽车。”他亲了我的额头、眼皮和脸颊，我感到大地在旋转。“您累死了，该上床睡觉了。”他说道。接着他神色惊愕地说了一句：“您的行李！”
“我用不着。”
我脱衣服时，他一直站在厨房，我裹上了被单，盖上了墨西哥毯子。我清楚地听见他忙碌，收拾，打开一个个壁橱，接着又关上，仿佛我俩早已是一对夫妻。在旅馆的客房或朋友的房间度过了那一个个夜晚之后，躺在这张陌生的床榻上，却重感觉回到了自己的家，这是多么令人快慰啊！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这位男子就要躺在我的身旁。
“啊！您已经躺下了！”布洛甘说。他双手抱着洁白的床单，不知所措地望着我。“我想换换床单。”
“用不着。”他仍然站在门口，十分尴尬地抱着那堆豪华而又累赘的东西。“我这样很好。”我说着把他前一夜用过的热乎乎的被单一直拉到我的下巴。他返身离去，接着又回来。
“安娜！”
他扑到我的身上，他的声调令我心潮激荡。我第一次呼唤他的名字：“刘易斯！”
“安娜！我是多么幸福！”
他光着身子，我也赤条条的，可我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他的目光不会刺伤我，他不对我进行评判，对我毫不挑剔。他的双手从我的头发一直抚摸到我的脚趾，把我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间。我再次说道：“我喜欢您的手。”
“您喜欢我的手？”
“整个晚上我都在问自己我的身体到底是否有幸感受到您双手的抚摸。”
“您整整一夜都可以感受到。”他说。
突然，他不再那么笨拙，也不再那么正经。他的欲望把我全然改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早就失去了欲望，失去了肉体，如今我又拥有了乳房、肚子、性器官，重又拥有了肉体。我犹如面包一样富有营养，宛如土地一样芬芳四溢。这一切是多么神奇，我竟没想到去计算我的时光，去衡量我的欢乐。我仅知道当我们昏昏入睡时，耳边已经响起了黎明时微微的啁啾声。
一股咖啡的香味把我唤醒。我睁开双眼，看见近处的一把椅子上我那件蓝色羊毛裙被一件灰色上衣的袖子包裹着，我不禁微微一笑。那棵黑树的影子已经添上了新叶，那叶子印在黄闪闪的帘子上，犹如一只只飞动的蝴蝶。刘易斯给我递过一只杯子，我一口气饮尽了杯中的橘汁。今日清晨，这橘汁竟给人以久病康复的滋味，仿佛淫欲本身就是一种疾病；或好似我整个人生就是一场大病，我正在慢慢康复。
这是个礼拜天，今年以来太阳第一次在芝加哥上空闪耀。我们来到湖边，坐在一块草坪上。一些孩子在树丛间玩苏人[2]游戏，许多恋人手拉着手，一艘艘游艇在富丽的水面上滑行，一架架像玩具似的小型飞机在我们头顶盘旋，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油光闪闪。刘易斯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两个月前我为您写了首诗……”
“给我看看。”
我感到心头微微一揪。他临窗坐在凡·高的那幅复制画下，为一位拒绝与他亲吻的贞洁的陌生女子写下了这些诗句。整整两个月里，他一直满怀柔情地怀念着她。可是，我已经不再是那位陌生女郎，他无疑发现了我脸上显现出的阴影，只见他惴惴不安地说：“我本不该给您看的。”
“应该，我很喜欢。”我强装笑脸。“可现在这双唇属于您了。”
“现在终于有了。”他说。
他声音中饱含的热情使我感到心安。去年冬天，我的持重感动了他，可他现在显然更为高兴。我用不着自我折磨。他抚摸着我的头发，对我说着简单但温柔的话语，把一枚古老的铜戒指戴在了我的手指上。我凝望着戒指，倾听着大胆的言语；我透过自己的面颊，捕捉着一个陌生的心脏熟悉的跳动。对我没有任何要求：只需要保持自我，男人的一个欲望就足以把我创造成一个完美无瑕的奇迹。这里是多么舒适，要是太阳永远停驻空中，我也准会在不觉之中任时间流逝。
但是，太阳已经靠近大地，绿草开始变凉，树丛停止喧闹，游艇昏昏入睡。“您要着凉了。”刘易斯说，“我们走走。”
我重又迈起自己的双脚，用自身的热量温暖自己，我的躯体竟然知道运动，竟然占有它应有的位置，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奇。整个白昼里，这具躯体徒有其形，消极存在：它等待着黑夜，期待着刘易斯的抚爱。
“您想在哪里吃晚饭？”他问道，“我们可以回家或到别的地方去。”
“去别的地方吧。”
在这一个白天里，天是那么蓝，那么温柔，我感到无比甜蜜。我们的过去还不足三十六个小时，我们的前景紧缩到了小小的一点，我们的未来，就是同床共枕：在那种闭塞的空气里，我感到有些窒息。
“我们去看看比格·比利昨天讲的那个黑人俱乐部，好吗？”
“那很远。”刘易斯说。
“我们这样可以散散步。”
我渴望消遣。那些过分热烈的分分秒秒使我感到疲惫。在有轨电车里，我依偎在刘易斯的肩头昏昏欲睡。我没有费神去辨认自己在这座城市所处的位置，我不相信它会和其他城市一样拥有固定的交通干线和明确的交通工具。必须遵行唯有刘易斯懂得的某些礼仪，这样一个个场所才会从虚无中突然出现。德丽莎俱乐部在虚无中出现了，周围闪耀着一轮淡紫色的光晕。大门的一侧有一面硕大的镜子，我们俩不约而同地朝着我们的身影微微一笑。我的头勉勉强强及他肩膀高度，我们显得幸福而又年轻，我快乐地说：“多美的一对儿！”说罢，我的心猛地一缩：不，我们不是一对夫妻，我们永远都不会成为夫妻。我们本来是可以相爱的，对此我确信不疑。可是在世界的何处，在何时相爱？毫无疑问，地球没有一块爱的土地，未来也没有这样的一分时光。
“我们想吃晚餐。”刘易斯说。
一位面色深暗、一副兰开夏式摔跤[3]冠军派头的侍应部领班把我们安排到与舞台靠得很近并单独隔开的座位上，并差人给我们端上了装满烤鸡的小篓子。乐手们尚未到场，可演出厅已经挤满了人：只有几个白人，大多是黑人，其中有些戴着土耳其帽。
“这些戴着平顶小圆帽的人是干什么的？”
“是一个教会团体的人，这种团体多着呢。”刘易斯说，“我们正好碰到他们开代表大会。”
“可这准会很烦人的。”
“我正担心呢。”
他声音阴郁不欢。他无疑也因为我们长时间放纵取乐而感到疲惫不堪。自昨日以来，我们始终不渝地相互寻觅，相互贴近，相互搂抱，睡眠太少，狂热过分，且又过于缠绵。正当我们默默地吃饭时，一个头戴土耳其帽的大个子黑人登上了台子，表情夸张地说了起来。
“他在说些什么？”
“他在说他们团体的事情。”
“后面总会有表演吧？”
“有的。”
“什么时候开始？”
“我不知道。”
他有口无心地回答着。我们俩都感到倦怠，双方因此而难以贴近。我蓦然感到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的仅仅是一种灰色的液体。也许我们想逃避我们那个闭塞的天地是个错误：那里，空气过分沉闷，过分浑浊；可这外面，天地空空荡荡，寒气逼人。那位演说者声音快活地喊了一个名字，一个头戴红帽子的女人应声而起，大家鼓起一片掌声。接着，一张又一张面孔出现在大家面前。他们难道要一一介绍团体的每一位成员？我朝刘易斯转过身子。他目光呆滞，毫无目的地死盯着一个地方，耷拉着下颌，俨然水族馆那些充满恶意的鱼。
“如果这需要很长时间，那我们还是走为好。”我说。
“我们从那么老远赶来，可不是为了这么风风火火地赶紧离开。”
他声音生硬。我似乎从中感觉到一种敌意，而这分敌意，困倦是不足以说明的。也许当我们离开湖边时，他希望回到我们那个家去，或许因为我并不渴望立即回到我们的床榻而伤了他的心。这念头使我感到懊丧。我设法用言语与他慢慢亲近。
“您累了？”
“不。”
“您烦了？”
“我在等。”
“我们可不会就这样等上两个小时吧？”
“为什么不？”
他把头倚在座位的木隔板上，脸庞发黑，遥远，好似月球的表面。他仿佛已经做好准备，两个小时内一声不吭地昏昏欲睡。我要了双杯威士忌，可喝了还是打不起精神来。舞台上，几个头戴红色土耳其帽的年迈的黑女人相互致意，并在一片片掌声中向观众致敬。
“刘易斯，咱们回去。”
“不，这太荒唐了。”
“那就跟我说说话吧。”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在这儿，我再也受不了了。”
“是您自己要来的。”
“这可不成其为不走的理由。”
他说着又陷入了昏睡之中。我集中精力思忖：“若睡觉，准是个噩梦，我一定要保持清醒。”可是不，那个蓝得过分的下午才是梦，而现在我们都是清醒的。在湖畔，刘易斯对我喁喁私语，仿佛我永远都不该离开他，他还给我的手指戴上了一枚结婚戒指。再过三天，我就要走了，永远地走了，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责怪我，这是对的。”我心里暗暗在想，“既然我不能留下，那我为何要来呢？他责怪我，他的怨恨将使我们永远分离。”只要发生一点点小事，就足以使我们永远分离：在这短短的一瞬前，我们就已经永远分道扬镳了！泪水涌上我的眼眶。
“您生气了？”
“没有。”
“那怎么了？”
“没怎么。”
我搜索着他的目光，可无济于事，纵然我砸断手指，撞墙而死，也无法使他心动。几位身着颁奖仪式专用裙服的姑娘排列在舞台上，一位身材矮瘦、灰褐色皮肤的姑娘走到麦克风前，开始哼唱了起来，还一边大作媚态。我绝望地咕噜道：“我可要回去了。”
刘易斯一动不动，我不信地问自己：“难道就这样彻底完了，这可能吗？我就这样匆匆地失去了他？”我尽力使自己保持理智的头脑：我没有失去他，我也从来没有占有过他。既然我只是暂时委身于他，那我就没有权利抱怨。行，我不抱怨，可我心里感到痛苦。我摸了摸那枚铜戒指。唯有一个办法可以停止痛苦：否认过去的一切，把戒指还给他，明天早晨就乘飞机回纽约去，那么今天这一天就将成为记忆，时间会慢慢地把它抹去。戒指慢慢地从我的指间往下滑，我突然重又看见了蓝天，看见了刘易斯的微笑。他抚摸着我的头发，呼唤着我：“安娜！”我心一软，扑倒在他的肩头：“刘易斯！”
他用胳膊搂着我的身子，我泪如泉涌，夺眶而出。
“我刚才真那么坏吗？”
“您让我害怕了。”我说，“我是多么害怕！”
“害怕？您在巴黎怕过德国人吗？”
“不。”
“我倒让您害怕了？我是多么自豪……”
“您应该感到惭愧。”他轻轻地吻了吻我的头发，用手抚摸着我的臂膀。我低声地说：“我刚才都想把戒指还给您了。”
“我看见了。”他声音沉重地说，“我想是我把什么都糟蹋了，可我怎么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没有追问下去，可开口问道：“您愿意我们现在回去吗？”
“当然愿意。”
在出租汽车上，他突然问道：“您有时是不是想把所有的人都杀掉，包括您自己？”
“没有过。当我跟您在一起时，就更不会了。”
他微微一笑，让我依偎在他的肩头，我重又感觉到了他的温暖，他的气息。可他保持缄默，我暗自思忖：“我没有想错，这次危机并不是无缘无故爆发的：他准想过我们的这段艳史纯属荒唐，而且肯定还这么想！”当我们一上床，他马上灭了灯；他在黑暗中默默地占有了我，没有呼唤我的名字，也没有向我露出微笑。紧接着，他便一声不吭地离开了我。“对，”我恐惧地对自己说，“他是在责怪我，我就要失去他。”我央求道：
“刘易斯，您至少得告诉我您对我还是有友情的！”
“友情？可我爱您。”他猛烈地说。他转身靠着墙，我久久地哭泣着，弄不清楚到底是因为他爱我，还是因为我不能爱他，或还是因为他总有一天会不再爱我。
“我怎么也得跟他谈谈。”第二天清晨，我一睁开眼，心里打定了主意。如今爱的话语已经倾吐，我必须跟刘易斯解释清楚我为何不能付诸行动。可他把我拉到他身上：“您是多么红润！您是多么温暖！”我心头顿时发软。除了在他那温暖、美妙的怀抱里所感受到的幸福之外，其他一切都无足轻重。我们出门向城中走去，互相搂着漫步街头，街的两旁是破败不堪的房屋，屋前停着豪华的轿车。在有的地段，建筑在低洼处的房屋与马路隔着一条水沟，沟上平架着木梯，给人以行走在河堤上的感觉。在密歇根大街的人行道下，我发现了一个不见太阳的都市，那儿，终日闪烁着霓虹灯招牌。我们乘游艇在河上游览，继又登上了一座塔顶，在那儿饮了数杯马提尼酒，从塔顶放眼望去，可见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湖和像湖一般广阔的郊区。刘易斯热爱他的城市。他向我讲述着这座城市的一切：牧场、印第安人、原始的木房、猪在嗷叫的街道、大火和最初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厦，仿佛他亲身经历了这一切。
“您想在哪儿吃晚饭？”他问道。
“您想在哪儿？”
“我原来想我们可以在家里吃。”
“对，在家里吃。”我说。
我心头一缩，听他说“家里”这几个字的口气，仿佛我们早已是一对恩爱夫妻，可是我们只剩下两天共同生活的时光。我在心里反复说道：“必须讲清楚。”我必须对他倾吐的，就是我本来是可以爱上他的，可我不能这样做。他会理解我吗？会恨我吗？
我们买了火腿、萨拉米香肠、一瓶基昂蒂葡萄酒和一盒朗姆酒心饼干。我们走过了闪耀着“斯希尔茨”霓虹灯招牌那条街的拐角。走到楼梯底下时，他突然紧紧把我搂到怀里。周围是一个个垃圾桶。“安娜！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您吗？是因为我的爱会使您感到幸福。”我凑过双唇，想更加尽情地呼吸他的气息，可偏偏在这时，他松开了我，“阳台上有人，”他说道。
他在我前面快步登上楼梯，我听见他快乐地惊叹道：
“玛丽亚，这多么出人意料！进来。”
他朝我微微一笑：“安娜，玛丽亚是一位老朋友。”
“我不愿意打扰你们俩。”玛丽亚说。
她进了屋。她年轻，可略嫌粗壮了一些，要是梳妆打扮得精心一点，也许会很漂亮。她身着蓝色的罩衫，露出两条白皙的臂膀，其中一条留着几块大大的瘀斑，她也许是作为近邻来走动走动，用不着注意衣着打扮。“一位老朋友”，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她坐了下来，声音有些嘶哑地说：
“我需要跟您谈谈，刘易斯。”
我喉咙眼里涌起一股苦涩的水。刘易斯。听她呼唤这个名字，仿佛他对她来说亲密无比。她满怀柔情地看着刘易斯打开了一瓶基昂蒂葡萄酒。
“您久等了吧？”他问道。
“等了两三个小时。”她轻声地说，“楼下的人很客气，他们请我喝了咖啡。他们都觉得您好极了。”她一口饮尽了一杯基昂蒂酒。“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说。”她用目光打量着我，“是一些个人的事情。”
“您可以当着安娜的面讲。”刘易斯说，接着补充道，“安娜是法国人，她从巴黎来。”
“巴黎！”玛丽亚重复了一声，继又一耸肩膀，“再给我倒点儿酒。”刘易斯给她满斟了一杯，她又粗野地一饮而尽。“您必须帮帮我。”她说，“只有您……”
“我尽力而为。”
她犹豫不决，接着打定了主意：
“好，我马上就把事情告诉您，好吗？”
这次，我给自己倒了一点儿酒，焦急不安地思忖：“她会不会在这儿呆上一夜？”她站起身，倚靠着炉子，滔滔不绝地诉说起一桩麻烦事，说什么结婚呀，离婚呀，什么违心从命呀。“您呀，您是成功了。”她声音恳切地说，“可一个女人，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必须完成手头那本书，可眼下的处境，我无法写作。”我似听非听，心里气愤地在想，刘易斯完全应该找个借口让我们摆脱她的纠缠。他口口声声说爱我，而且心里也十分清楚我们的时间屈指可数。到底是为什么？只听到他以礼貌的口吻说道：
“您的家庭呢？”
“您为什么问我这个？我的家庭！”她神经质地一挥手，抓起乱摊在桌上的纸片，揉成纸团，猛地朝垃圾箱扔去。“我恨这个乱劲！不，”她死死地盯着刘易斯继续说道，“我只能依靠您了。”
他神色尴尬地站起身：“您不饿吧？我们正要吃晚饭呢。”
“谢谢。”她说，“我已经吃过奶酪三明治了，是美国奶酪。”她以略带挑衅的口吻强调道。
“您今天夜里到哪里去睡觉？”他问道。
她哈哈大笑起来：“我不睡觉了。我喝了十杯咖啡。”
“可您在哪儿过夜呢？”
“您不是邀请我了吗？”她审视着我，“自然，要让我同意留在这儿，就不能有别的女人在屋里呆着。”
“麻烦的是屋里另有一个女人。”刘易斯说。
“让她出去。”玛丽亚说。
“难呀。”刘易斯快活地说。
开始时，我真想笑：玛丽亚是从疯人院逃出来的，她一张嘴，我就应该看得一清二楚。可后来，我理智之丧失使我自己也感到惊骇。我竟然把这样一个疯女人看作情敌，可见我是多么脆弱啊！再过两天我就要离去，把刘易斯丢给那群女人，由她们随心所欲地爱他。一想到这里，我实在无法忍受。
“我已经十年没有见到他了。”玛丽亚声音蛮横地对我说，“今天夜里您就把他让给我吧，您在您的余生还可以拥有他。这公道吧，不是吗？”
我没有答腔，她朝刘易斯转过身子：
“要是我现在就离开这儿，我就永不再来；要是我明天离开，我就另嫁一个丈夫。”
“可是安娜就是这儿的主人。”刘易斯说，“我们结婚了。”
“啊！”玛丽亚的神情顿时凝固了。“请原谅，我不知道。”她抓起那瓶基昂蒂酒，对着瓶口拼命地喝。“给我一把刀片。”
我们交换了一个不安的眼色，刘易斯开口道：
“我没有。”
“那就算了！”她站起身子，朝洗碗槽走去。“这把刀片就能解决问题，您允许吗？”她大叉开双腿坐了下来，以讽刺的神情问我。接着，她疯狂而认真地刮起大腿来。“这样好一些了，好多了。”她重又起身，走到镜子前，先后刮净了两腋。“这就完全变成另一副样子了。”她露出淫荡的微笑，在镜前伸了伸懒腰说道，“嗳，好了，我明天就嫁给那位大夫。既然我像黑人那样干死干活的，为什么就不能嫁给一个黑人？”
“玛丽亚，时间不早了。”刘易斯说，“我马上给您安排到一家旅馆里去，您可以安安静静地休息。”
“我不愿休息。”她愤怒地盯着他。“您刚才为什么坚持让我进屋？我不喜欢别人耍我。”她举起拳头，在离刘易斯的面孔只有一指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这是我一生中别人对我耍的最卑鄙的伎俩。当我想起我因为您而遭受的一切。”她指着身上那红一块紫一块的瘀斑说道。
“快走，时间太晚了。”刘易斯心平气和地重复道。
玛丽亚的目光落在洗碗槽上。“行。我这就走。可先给我烧点水，我洗洗这些餐具，我受不了这个脏劲。”
“有热水。”刘易斯无可奈何地说。
她拿起烧水壶，默默无言地洗起餐具来。洗完后，她用罩衫擦了擦手。
“行了，我让您跟您老婆呆着。”
“我陪您去吧。”刘易斯说。他向我微微做了个手势，可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径直朝门口走去。我摆好餐具，点燃了一支香烟。现在再也不能拖延了。刘易斯片刻后就要归来，我必须说出心里话。可是，自早上以来我在心头一直琢磨的话，在我看来再也没有任何意义。罗贝尔、纳迪娜、我的工作、巴黎，所有这一切全都是真实存在，仅仅这短暂的一天并不足以使这一切全都成为虚假的现实。
刘易斯回到厨房，细心地插上了门：“我把她送上了一辆出租汽车。”他说，“她对我说：‘不管怎样，最好还是回到疯人中间去睡。’她是傍晚时逃出来的，然后便径直来到这儿。”
“我一开始时没有明白过来。”
“我看出来了。她关进去已经四年了。她去年给我写信，请求送她一本我写的书，我把书寄给了她，并附了几个字。我与她几乎不相识。”他微笑着环顾四周，“自我住到此地之后，发生了不少稀奇古怪的事。就是这个地方，吸引着猫呀、疯子呀、吸毒鬼啊。”他把我搂到怀里。“还吸引了一些头脑简单的人。”
他走到电唱机前摆上了唱片，然后又坐回桌边。瓶里只剩下了一点基昂蒂酒，我全倒进了我们的杯子里。电唱机播放着一支爱尔兰叙事曲，我们紧挨着身子默默地吃着。铺着墨西哥毯子的床榻在等待我们，仿佛这个普普通通的夜晚之后，随即而至的是千百个完全相似的夜晚。刘易斯高声地道出了我的想法：“谁都会相信我并没有对玛丽亚撒谎。”突然，他的目光在审视着我：“谁知道呢？”可是我知道。我扭开了脑袋，我再也不能退却。我低声说道：
“刘易斯，我还没有把我自己的事跟您多讲，我必须对您解释清楚……”
“好呀？”他的目光流露出几分恐惧，我不禁想：“这下全完了！”我最后一次看了看火炉、四壁、窗户。再过片刻，我就要变成一个私自闯进这里的冒失女人。接着，我开始语无伦次地讲述起来。一天，在高山上，我从一堆乱石上滚了下来，我想我就要死去，可心里却无动于衷，我承认这是天命。我仅仅设法闭上自己的眼睛。
“我不明白这婚姻对您还那么重要。”刘易斯说。
“重要。”
他久久地保持缄默。我轻声问道：
“您理解我吗？”
他用胳膊搂着我的肩膀。“我觉得您比对我诉说这些之前还更可爱了。您对我来说，每天都变得更可爱。”我的面颊紧贴着他的脸庞，我一直憋在心里的话语鼓动着我的心。
“您该去睡了。”他最后说，“我去整理一下，再到您身边来。”
我听见了摆弄餐具的声音，很长一段时间过后，我什么也听不见了，陷入了睡眠之中。当我睁开双眼，他已在我身旁睡着。他为什么没有把我唤醒？他都想了些什么？他明天会怎么想？我走后他会怎么想？我轻轻地下了床，打开了厨房门，凭倚在阳台的栏杆上。那棵树在我脚下方瑟瑟发抖，天地之间闪烁着一顶红色灯泡组成的巨冠：那是储气罐。天气寒冷，我也浑身颤抖。
不，我不愿离去。后天不能走，不能这么快就走。我给巴黎去电报，可以再呆十天，十五天……我尽可以留下：然后怎么办呢？最终还得离去。我必须立即离去的理由，就是这一切对我来说已经那么珍贵。目前，仅仅还只是旅行中的一次艳遇，若我留下来，必将变成名副其实的爱，变成不容左右的爱，到那时我就痛苦了。我不愿痛苦。波尔经受着痛苦，我看得已经太清楚了。在我的沙发上，我曾经安顿过多少心灵经受折磨而其创伤难以愈合的女人。“若我离去，我就会忘记这一切。”我思量着，“我将不得不忘记，忘记过去，这是必然的，什么都会忘记，什么都会很快忘记。这四天时间，很容易就会忘记。”我尽量把刘易斯想象成一位已被忘却的人：他穿过屋子走去，把我也彻底忘却了。对，他也会忘掉一切的。今天，这一颗满载着我的心，就是我的房间，我的阳台，我的床榻，可我自己将永远不复存在。我重又关上了门，心里激动地想：“这不是我的过错。若我失去他，并非我的过错。”
“您不睡了？”刘易斯问道。
“不睡了。”我坐在床沿，紧挨着他身上的热气。“刘易斯，要是我再留下一两个星期，能行吗？”
“我想他们在巴黎等着您。”他说。
“我可以给巴黎发电报。难道您就不能再留我一段时间？”
“留您？我恨不得留您一辈子！”他说。
他朝我脱口说出了这些话语，其力量是如此强大，我激动地躺倒在他的怀里。我吻着他的眼睛、双唇，我的嘴巴沿着他的胸脯往下亲吻，吻他稚气的肚脐，吻他茂盛的毛，吻他那轻轻跳动着一颗心脏的东西。他的气息、他的温暖使我迷醉，我感觉到我的生命离开了我，感觉到我那过去的生命离我而去，连同其烦恼、困苦，以及那早已磨损的记忆。刘易斯紧紧地搂着一个新生的女人。我呻吟着，这不仅仅是因为快感，也因为幸福。过去，对于快感的价值，我是有着正确估价的，可我却不知道做爱竟会如此震撼人心。过去、未来以及所有将我们分离的一切都在我们的床榻下消亡：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把我俩分开。多么巨大的胜利！刘易斯整个儿在我怀里，我也整个儿在他怀里，我们别无其他欲望，我们已经永久地拥有了一切。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多么幸福啊！”紧接着我们又同声说道：“我爱您。”
我在芝加哥呆了半个月。在这十五天里，我们过着毫无前程的生活，也从不向自己提出任何问题。我们用共同的过去编织着一个个向自己讲述的故事。开口说话的往往是刘易斯，他讲得飞快，带着几分狂热，仿佛想追回他过去那沉默的一生。我爱那词语在他嘴中挤撞的样子，爱他倾吐的话语，爱他说话的模样。我不断地发现一个个爱他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在他身上所发现的一切充当了我这场爱情的新的借口。天气晴朗，我们经常漫步，待我们感到疲惫，便回到房间。归来时正是黄色门帘上那棵树影渐渐消失的时刻。刘易斯给电唱机放上一叠唱片，然后穿上洁白的浴衣，我身穿内衣扑到他的膝头。我们俩一起等待着欲望的产生。我常常对我心间的那份情感表示怀疑，却从不寻思刘易斯爱我身上的什么，因为我肯定他爱的是我本人。他不了解我的国家、我的语言、我的朋友和我的忧虑，他仅仅熟悉我的声音、我的眼睛和我的身躯。除了这个身躯、这个声音和这双眼睛，我便失去了真正的存在。
我离开的前两天，我们在那家古老的德国餐馆吃了晚餐，然后双双来到了湖畔。灰白色的天空下，湖水黑黑一片。天气温暖。一些半裸着身子、浑身上下湿漉漉的男女青年围着一堆野营的篝火在烤火。稍远处，几位垂钓者松开鱼线，在坡岸石板上安上了睡袋，放下了热水瓶。渐渐地，湖畔变得空空荡荡。我们俩默默无言，大湖在我们的脚下轻轻地喘息，就像印第安人尚未来到此地或当初来这遍地沼泽的湖畔安营扎寨时那般荒凉。左侧，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可听到城市巨大的喧嚣声；车灯掠过了大街，街上高耸的大楼灯火闪烁。大地显得无比古老，又绝对年轻。
“多么美妙的夜晚！”我说。
“对，美妙的一夜。”刘易斯说。他向我指了指一把长椅，“您愿意坐在这儿吗？”
“随您。”
“一个总是回答‘随您’的女人是多么令人愉快。”刘易斯快活地说。他坐在我身旁，用胳膊搂着我，“我们相互如此默契，这真怪。”他满怀柔情地说，“我向来跟谁都合不到一块儿。”
“那肯定是别人的过错。”我说。
“不，是我的错，我这人难相处。”
“我看不难。”
“可怜的高卢小丫头，您要求可不很高！”
我把头依偎在他的怀里，谛听着他心脏的跳动。我还能再要求什么呢？我的面颊下跳动着这颗健壮而坚韧的心脏，我的周围闪烁着这珍珠般闪亮的灰蒙蒙的夜：这是个专为我准备的夜晚。这样的夜晚我会不去享受，绝对难以想象。“然而，”我心里想，“若菲利普当初来纽约，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我不会爱上菲利普，对此我敢肯定，要不然我就不会与刘易斯重逢了，我们俩的爱情也就不会存在。如此一番想象，的确令人心头慌乱，就好比极力去想象当初也许不会降生于世或者有可能投胎于另一个人。我低声说：
“当我想起我有可能不给您打电话，想起您也有可能不给我回话，那将是多么遗憾！”
“噢！”刘易斯说，“我不可能不与您重逢！”
他声音中充满如此的信念，我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我把双唇放在他心脏跳动的地方，心中暗暗在想：“他决不会为这次重逢感到遗憾！”两天后我就要离去，未来重又存在了，但是，我们定能把未来创造成幸福。我抬起了头：
“刘易斯，如果您确实愿意，我春天再来这儿呆上两三个月。”
“无论您何时再来，这儿永远是春天。”刘易斯说。
我们紧紧地搂抱着，久久地凝望着星星。只见一颗流星在空中飞快地掠过，我连忙说：
“许个愿吧！”
刘易斯微微一笑：“我已经许过了。”
我喉咙眼紧紧一缩。我知道他许了个什么愿，我也知道这一个愿望将无法实现。那儿，在巴黎，我的生活在等待着我，那是我苦心经营了二十年的生活，对它绝没有任何质疑。我春天时再来，可来了还是要走。
第二天，我采购了整整一天的东西。想起巴黎，想起巴黎城那可怜的货架和打扮寒酸的妇女，我给大家什么都买了一点，整整有一大摞东西。我们在外面的餐馆吃了晚餐。当我搭着刘易斯的胳膊登上木梯时，我心里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储气罐的灯泡也最后一次在天地间闪亮。我走进了房间。房间里仿佛闯进了杀人凶手，刚刚杀害了一名妇女，把她的衣橱翻得乱七八糟。我的两只行李箱大开着，床上、椅子上和地板上丢满了尼龙内衣、长统袜、脂粉、衣料、鞋子和披肩等，弥漫着爱情、死亡和大灾大难的气息。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殡仪厅：所有这些物品都是一个已故女人的圣物，是她就要带往彼世的临终圣体。我双脚就像被钉子钉住了似的呆立在原地。刘易斯走近衣橱，打开了一个抽屉，从中拿出一个淡紫色的纸盒，显得不好意思地递给了我：
“这是我为您买的！”
薄薄的纱纸下，放着一朵芬芳馥郁的洁白的鲜花。我拿起花朵，紧贴着自己的嘴巴，呜咽着扑倒在床上。
“不要把它吃了。”刘易斯说，“法国人吃花吗？”
对，有人死去了，那是一位每日清晨醒来时红润、温暖、笑盈盈的女子。我咬着花朵，真恨不得在它浓郁的芬芳中昏死过去，彻底地昏死过去。但是，我是活着进入了睡眠之中。第二天清晨，刘易斯陪我到了那条大街的拐角，我们事先已经商定在这儿分手。他向一辆出租汽车打了个手势，我上了车，门咣当一响，车子转过街角，刘易斯消失了。
“是您丈夫吗？”司机问我。
“不是。”我答道。
“他显得那么悲伤！”
“他不是我丈夫。”
他悲伤，我自然也悲伤！但是，这已经不是同样的悲伤，两人都是孤灯只影。他孤单单走进空荡荡的房间，我孤零零登上飞机。
从一个世界越向另一个世界，从一个肉体过渡到另一个肉体，仅仅十八个小时，这太短暂了。罗贝尔突然朝我一笑，此时此刻，我还在芝加哥，火辣辣的面颊还紧贴着花朵。我也微微一笑，挽起他的胳膊，开始诉说起来。我在信中已经向他诉说了不少见闻。然而，当我一张开嘴巴，我便感觉到我释放出的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我刚刚度过的那一个个生机勃勃的日子突然间全都成了化石，我身后只留下了石板一般凝固了的过去，刘易斯的微笑重又像铜像的冷面般僵硬。我在这儿，漫步在从未离开的街道上，紧挨着从未分离的罗贝尔，诉说着一个与任何人都毫无关系的故事。这五月末的天是多么蓝，大街小巷都在卖铃兰花，流动摊贩小车的绿色篷布上摆着一扎扎用红纸包了半截的芦笋：在这片土地上，铃兰花、芦笋，全都是珍贵的宝物。女人们穿着色彩欢快的布裙，可她们的皮肤和头发在我看来是那么暗无光泽！狭窄的马路上那散乱的车子是多么旧，多么小，多么破，橱窗里早已褪色的绒布上陈列的商品又是多么寒酸！我不可能看错：这严峻的景象向我表明我重又踏入了现实之中。片刻后，更令人无法否认的是，我重又感觉到了我嘴中的那股味道：忧患的味道。罗贝尔只对我讲有关我的事情，澄清了我的一个个提问，显然，事情没有按照他的愿望发展。贫困、不安，毫无疑问，我是在自己家中。
第二天，我们便去了圣马丁。天气温暖，我们坐在园子里。罗贝尔一开口说话，我便发现自己并没有猜错：他心情十分沉重。共产党人向他发起了攻击，早在一年前，他就担心这迟早会来临，特别是，他们还在《铁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深深地伤害了他。这篇文章也伤害了我。文中把罗贝尔描写成一位老理想主义者，无法适应目前严酷的现实；可我反倒觉得他对共产党人做出的让步太大了，对他昔日的东西放弃得太多了。
“这是恶意中伤。”我说，“谁也不会这么看您，连那篇文章的作者也不会这么看。”
“啊！我不清楚。”罗贝尔说，继又一耸肩膀，“有时我自己也想我确实太老了。”
“您并不老！”我说，“我离开时，您并不老，您答应我您不变老的。”
他微微一笑：“就说我的年轻时代已过吧。”
“您一点也没有反击？”
“没有。要反击的东西太多了。再说眼下不是时候。”
自五月五日以来，一大批所谓的同情者乘共产党人失败之机，纷纷与他们分道扬镳。人民共和运动获胜，戴高乐坐立不安，美国党窥伺时机，左派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携手合作。在等待十月的公民投票和继后的选举到来之时，革命解放联合会最好还是偃旗息鼓，暂停活动。但是，罗贝尔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如果说要继续进行左派联合，就不能不损害共产党人利益的话，那也是共产党人自己一手造成的：罗贝尔怨恨共产党人搞宗派主义。在公开场合，他时时戒备，不愿责骂共产党，可私下他并不约束自己，这两天来，他多次猛烈地咒骂他们。显然，能跟我说说话，这对他是一种安慰。我思忖他需要的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这个占据了位置的女人对他是有所帮助的。我占据的这个位置是我的位置，毫无疑问，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位置。
但是，处在这个位置上，我为何感到不安宁？为何暗暗落泪？我在林间漫步，这是一个十分美丽的春天，我体魄康健，而且谁也没有剥夺我的任何东西。然而，我不时停下脚步，禁不住想哭，仿佛我已经失去了一切。我轻轻地呼唤着：“刘易斯！”沉沉的死寂！在一个个日子里，我曾从黄昏到黎明，又从黎明到黑夜，一直拥有他的呼吸，他的声音，他的微笑，如今却毫无音讯。他还活着吗？我谛听着：没有一点声音；我张望着：没有一点痕迹。我再也不明白自己。“我哭泣，”我暗暗自问，“可我却呆在这里：难道是因为我爱罗贝尔还爱得不深？”我羡慕那些把生活囚禁在刻板的教条之中的人。“肉体的爱微不足道，”他们常这样说，要么就是宣称“不是肉体的爱便微不足道”。但是，尽管我已与刘易斯相逢，却不失对罗贝尔的爱；而罗贝尔的存在，不管如何伟大，却填补不了刘易斯留下的空白。
星期六下午，纳迪娜领着朗贝尔一起来了。她一进门便满脸怀疑的神色问我：“你是从来不改变计划的，这次一推再推，迟迟不回家，该玩儿得很开心吧。”
“你知道我需要时也会改变计划的。”
“你在芝加哥呆了那么长时间，真怪。据说那是个可怕的地方。”
“人们说错了。”
这三个月里，她与朗贝尔合作，搞了不少通讯报道，如今她就住在他家，与他讲话时总是含讥带讽，但其中却蕴涵着深深的柔情。她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于是以一种难以辨别的恶意仔细观察着我的生活。我尽可能讲述旅行中的一些见闻，让她放下心来。我觉得朗贝尔比我出门时显得轻松、欢快了。他们俩在那座独立的小屋过了周末。在这之前，我在那里收拾了一间厨房，并安装了电话，以便纳迪娜能独立生活，而又不至于与家中彻底断了联系。她对在那儿度过周末感到十分满意，以至在星期天晚上，她向我宣布他们将在圣马丁度过他俩今后所有的假日。
“你肯定这样做朗贝尔会高兴吗？”我问她，“他不太喜欢你父亲，也不太喜欢我。”
“他是相当爱你的。”她以不由分辩的口吻说道，“如果你害怕我们俩成为你的负担，那请你放心，我们就呆在我们自己家里。”
“你完全清楚你在这儿我会多么高兴。我只是担心这儿对你们来说缺少亲密的气氛。我先告诉你一声，从我的房间，花园里说的一切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那又怎么了？你觉得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我可不是那种神秘的女人，把自己搞得玄玄乎乎的。”
确实，尽管纳迪娜那么关切自己的独立，而且那么倔强，听不进任何批评、劝告，却乐意充分展现自己的生活。这无疑是显示自己高人一筹的一种方式。
“妈妈说你会讨厌在这儿度假，真的吗？”她跨上摩托车的坐垫，问道。
“不，一点儿也不。”朗贝尔答道。
“你瞧。”她以得意的声调对我说，“你总是把一切搞得复杂化。首先，不管我让他干什么事情，朗贝尔都很高兴，这是个好小伙子。”她边说边把他的头发搞得乱蓬蓬的，接着用胳膊搂着他的腰，温存地把下巴搭在他的肩头。摩托车飞也似的离去了。
四天以后，我们从《希望报》一篇短文中得知朗贝尔的父亲从火车车门口掉下去摔死了。纳迪娜声音阴郁地在电话里说朗贝尔已去里尔，她周末来不了了。我没有问她什么，可是我们都感到奇怪。老人是自杀吗？他是否受到了审判的刺激？要么有人存心害他？一连几天，我们愈猜测愈是理不出个头绪来，再说，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忙。斯克利亚西纳为罗贝尔和一位刚刚逃越铁幕，向西方谴责斯大林罪恶的苏联官员安排了一次会面。会面前夕，斯克利亚西纳来了，带来了一些材料，希望罗贝尔在第二天会谈之前读完，读后亲手交还给他。近来我们与他很少见面，每次见面总是争吵不休，可这天早上，他极力避免不易谈拢的话题，见面后很快就告辞走了：分手时和和气气。罗贝尔马上阅读起那一大堆材料，其中有法语材料，可大多是英语，也有少数几份德语材料。
“来跟我一起看材料。”他对我说。我紧挨着他坐在椴树下，两人默默地阅读着。里边什么都有：报告、报道、统计材料、苏联法规摘录、评论等。如此杂乱的材料，我难以理出个头绪来。可有的材料却是十分清楚的：有被苏联人囚禁在集中营的男女的证词，可悲的是，这些集中营酷似纳粹的集中营，有作为盟友穿越了苏联大片国土的美国人对这些集中营的描述。据斯克利亚西纳下的结论，约有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人在集中营中忍受煎熬，其状况惨不忍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基础之一。我望了望罗贝尔：
“里面说的这一切有真的吗？”我问。
“肯定有许多情况。”他简短地回答道。
迄此为止，他对第二天的会面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他之所以去，只是避免别人谴责他逃避责任。可以肯定的是，那个苏联人揭露的情况不会使他大惊小怪，因为他向来认为不要对苏联抱有幻想。然而，他突然哑口无言，这应该看作是他内心忧虑不安吧。三十年代，当他的那些共产党朋友向他宣扬苏联的惩戒制度时，他并没有轻信。那些人说，在苏联，罪犯并不关在牢里，而是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让他们进行有益的劳动，工会保护他们，起监督作用，保证他们按照工会规定的标准得到劳动报酬。罗贝尔曾向我解释说这确实是既能征服反抗的农民，又能得到几乎免费的劳动力的一种手段。无论在哪里，强制劳动，实际上就是监狱。可是，如今农民已经归顺于新政府，战争也已胜利，本以为情况已有好转，没料到情况愈来愈糟。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了每一个事实、每一个数字、每一份证词、每一种推测；即使尽可能地估计夸大和捏造事实的成分，也确确实实存在着绝对确凿的真实因素。集中营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最终有步骤地导致了一个无产阶级中受剥削最重的阶层的产生。他们不是用劳动惩治罪恶，而是把劳动人民当作罪犯，赋予自己剥削他们的权利。
“那么，您怎么办呢？”我们离开园子去厨房吃东西时我问道。
“我不知道。”罗贝尔答道。
斯克利亚西纳的意思，显然是让罗贝尔帮助他将这些事实公布于众。我觉得谁也没有权利掩盖这些事实。我带着几分责备的口气问道：“您不知道？”
“不知道。”
“每当事关您自己，甚或事关革命解放联合会，您总是毫不犹豫地承担许多事情，这我理解。”我说，“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要是不尽最大可能反对这些集中营，那就是同谋！”
“我不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采取什么决定。”罗贝尔说，“首先，我需要补充材料。”
“要是补充材料也证实了我们刚才得知的一切，那您怎么办？”我问道。
他没有回答，我不安地打量着他。保持沉默，这意味着他准备容忍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这也就意味着否定他解放以来所从事的一切事业：革命解放联合会、他写的文章以及他正在修订的论著。
“您向来希望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一个革命者。”我说，“作为知识分子，您承担了某些职责，其中一条就是要讲真话。”
“容我考虑考虑。”他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们默默无言地吃罢了饭。平常，他特别喜欢在我面前向自己提出种种问题。现在这般苦思冥想，闷声不吭，心绪该是多么不宁啊。我也一样。劳改营或死亡营，两者显然有几分差别。但是监狱就是监狱，关押在其中的那些人，我看见他们一个个都像囚禁在纳粹集中营里的人一样抬着畸形的额头，张着疯狂的眼睛。而这一切竟发生在苏联！
“我不想工作。咱们去散散步吧。”罗贝尔建议道。
我们穿过了村庄，登上高地。高地上遍地是即将成熟的麦子和花满枝头的苹果树。天有点儿热，但还不算太热；几朵小小的云彩像彩球似的在天上滚动；村庄隐约可见，那面包色的屋顶、褐色的墙壁和小小的钟楼远远在望；大地仿佛是专门为人类创造，幸福似乎人人可及。罗贝尔好像听见了我内心的低语，突然说：
“忘记这个世界多么严酷是很容易的。”
我惋惜地说：“是呀，是容易。”
我是多么希望轻易忘掉这一切啊。斯克利亚西纳为何来扰乱我们的生活？但是，罗贝尔想到的并不是集中营。
“你跟我说若我保持沉默，就是当集中营的同谋。”他说道，“可是，一旦我仗义执言，我又成了苏联之敌的同谋，也就是说成了所有那些想维持世界现状之人的同谋。那些集中营确实是可怖的东西，但决不能忘记恐怖处处存在。”
他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描绘历史的画卷和社会的全景并非他之所好，然而在这天下午，当他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之时，世界的全部灾难降临到阳光灿烂的乡村：法国无产阶级的困苦、贫穷和绝望，西班牙、意大利的苦难，从中国到印度这些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被奴役、饥荒和瘟疫等等。千百万的人就在我们身边慢慢地死去，他们从未有过真正的生活，连苍天都为他们的死亡变得一片昏暗。我不禁自问，我们还岂敢轻松呼吸。
“这下，你明白了。”罗贝尔说，“我的所谓知识分子职责，对真理的尊重，都是毫无意义的。唯一的问题是要弄清如果谴责集中营，这于人类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
“对。”我说，“但是，您凭什么认为苏联的事业如今还和人类的事业相提并论呢？我觉得集中营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使人们重新审视苏联。”
“有多少事情需要澄清啊！”罗贝尔说，“这对苏联政权来说真的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制度吗？或只是与某种可以改变的政策相联系？一旦苏联开始重新建设，能指望这一制度会立即取消吗？我在做出决定之前首先要弄清楚这些问题。”
我没有多说。我能以谁的名义进行抗议呢？我太不自量力了。我们回到家里，各自装作埋头工作，度过了这个夜晚。我从美利坚带回了有关精神分析学的许多材料、笔记和书籍，可没有去碰一下。
罗贝尔乘上午十时的汽车走了。我在园子里窥望着邮递员，可没有刘易斯的来信。他事先曾告诉我他一周内不会给我写信，再说从芝加哥来信不会这么快就抵达。他肯定没有忘记我，但是，他无比遥远。寻找他这方面的救助，纯属枉然。救助我什么？我走进工作间，在唱机上放了一张唱片。我遇到某件难以容忍的事：我对罗贝尔产生了疑虑。“若在过去，他会仗义执言的。”我暗自思忖。过去，他总是直言不讳，无论对苏联，还是对共产党都绝不顺从。他参加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原因之一，就是能让他进行建设性的批评。可突然，他选择了沉默，为什么呢？别人视他为理想主义者，他为此受到了伤害。他莫非在尽力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去适应目前严酷的事实？但是，要适应现实，这太容易了。我也在适应，对此我并未感到自豪。一味地反对，或一味地顺从，到头来总是落得个不忠。若我接受离开这个世界，便背叛了我的爱情，若我容忍自己苟安人世，便忘却了死去的人们，便是对他们的背叛。说到底，倘若只事关死者与我自己，并不会有真正的受害者。可是背叛了生者，问题就严重了。
“如果我揭露事实，我便背叛了其他那些人。”罗贝尔说不定会这么回答我。他们也准会说什么不打破鸡蛋炒不成蛋。但是关键是，到时谁去吃这些炒鸡蛋？打破的鸡蛋会发烂变臭，侵害地球。“地球已经被侵害了。”这确实是事实，确有其事的东西太多了。这些事实纠缠在一起，我为此会感到惊恐，自问到底如何辨别真伪。四亿中国人和一千五百万苦役犯相加起来是多少，我不知道。说不定两者应该相减。不管怎么说，是加是减都是错。一个人加一个人，并不就等于两个人，他们永远都是单个的人。对，我不该采用算术。要澄清这片混乱，必须求助于辩证法。这里涉及的是超越苦役犯拯救中国人。行。就超越吧。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毁灭，一切都会厌倦，一切都会超越。集中营将被超越，我自己的一生也将被超越。这一因为集中营的存在就惶惶不安的短暂而微弱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那些集中营，未来已经把它们取缔。再说，历史会自我关照，也会关照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各自一方，安心度日吧。
可是，他们为何不安宁呢？早在我在大学读书时就向罗贝尔提出过这个问题，如今已经二十余载了。他当时还嘲笑我，可我今日仍不认为他已经完全说服了我。他们假设人是一个不朽之人，总有一天会因为他做出的种种牺牲而得到报答，我也必将得到自己的那份报答。可是我无法获得，死神吞噬了一切。那一代代被牺牲了的人决不会走出坟墓去参加最后的盛宴。唯一能给他们慰藉的，是上帝的选民们不久就要在冥府与他们相会。在幸福与灾难之间，也许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
我关了电唱机，卧在长沙发上，如释重负，闭上了眼睛。死亡之光是多么公正、多么宽厚啊！刘易斯、罗贝尔、纳迪娜全都变得像幽灵一般轻盈，再也不重压着我的心：我也许能够承担那一千五百万或四亿幽灵的分量。过了片刻，我还是去找了本侦探小说。不得不消磨时间，但是时间也将消磨我的生命，这就是真正的先定和谐。罗贝尔晚上回家时，我仿佛觉得是用望远镜从十分遥远的地方看见了他：那是一个脱离肉体的形象，周围一片虚无，就像早已不在人世，却仿佛出现在德朗西铁窗口的迪埃戈。罗贝尔讲着，我听着，可一切都已经与我毫不相干。
“我要求等等再说，你不责备我吗？”罗贝尔问。
“我？一点儿也不。”
“到底怎么了？要是你认为那些集中营与我无关，那你就错了。”
“恰恰相反。”我说，“我今天才意识到一遇到什么事情就忧虑不安，这真不该。事情也没有那么重要，它们都在变化，都会有个头，说到底谁都会死的：一了百了。”
“啊，这只不过是逃避问题的一种方法。”罗贝尔说。
我打断了他的话：“除非问题本身就是逃避事实的一种方法。显而易见，”我补充道，“当人们认定生命才是真实的，那死亡的念头便似乎是一种逃避。但是，反言之……”
罗贝尔摇摇头：“两者有差别。人们是用活着来证明他们所选择的是相信生命，如果人们真心相信唯有死亡是真实的，那他们就应该自杀。实际上，自杀也绝不拥有这种意义。”
“人们继续活下去也有可能是因为糊涂和怯懦。”我说，“这样活着最容易不过了。但是这绝对证明不了任何东西。”
“首先，自杀很难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罗贝尔说，“再者，继续活着，决不仅仅是继续呼吸。谁也不可能永远无动于衷。你有你之爱，你也有你所恨，你愤慨，你赞美，这就要求你承认生命的价值。”他轻轻一笑，“我是安宁的。我们就集中营，就其他的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争论。面对令你痛苦的某些事实，你和我，和所有人一样都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你逃避到一种普遍的怀疑主义之中去，但这不是心甘情愿的。”
我没有作答。显然，我明天又会讨论许多东西，但是，这就证明它们在我眼里已经不再显得无关紧要了吗？倘若如此，我也许会又重新开始自己欺骗自己。
第二个周六，纳迪娜和朗贝尔来到了圣马丁。他们俩似乎不再那么和睦，吃晚饭时，纳迪娜没有开口说话。朗贝尔两天后就要去德国调查苏联管辖区内集中营的事情。罗贝尔和他一致避免谈及问题的实质，却热烈地商谈着调查的具体方法。
喝咖啡时，纳迪娜发作开了：
“这件事情纯属荒诞！那些集中营当然存在。这可耻，但也必不可少：社会就是如此嘛，谁也无能为力！”
“你总是轻易表态！”朗贝尔责备地瞪了她一眼，“摆脱那些让你痛苦的事情，你可真有本事！”
“可是你，你总不表态！”纳迪娜挑衅地说，“算了吧！你是巴不得对苏联有坏的看法！这样你就可以去游、去逛、去显示你自己多了不起：这多好。”
他一耸肩膀，当时没有答腔，可夜里他们俩准在小屋里吵过了。第二天，纳迪娜带着一本书在起居室里呆了一天，可书却一页也没有读。找她说话也是白搭：她对我爱答不理。晚上，朗贝尔在花园里叫她，她动也没有动一下，朗贝尔便进了屋：
“纳迪娜，该走了。”
“我不走了。”她说，“我只要明天上午十时到《警觉》杂志社就行了。”
“可我告诉过你我今晚得回巴黎去，我要去见一些人。”
“那就去见呗。这你又用不着我。”
“纳迪娜，别发蠢了！”他不耐烦地说，“我只跟他们在一起呆一个小时。我们说定一起去中国餐馆的。”
“我改变主意了，你也有过吧。”纳迪娜说，“我呆在这儿。”
“这是我行前我们最后一个晚上了。”朗贝尔说。
“这是你自找的！”她说。
“那好，明天见。”他粗声粗气地说。
“明天我忙着呢。等你回来见。”
“噢！要是你愿意，就永远别见。”他气呼呼地嚷叫道。
他关门而去。纳迪娜看了我一眼，也开始嚷叫起来：“千万别骂我错了，什么也别对我说，我知道你会对我说些什么，那跟我无关。”
“我还没有张嘴呢。”
“让他去游逛吧，我才不在乎！”她说道，“但是在决定之前，他也该听听我的意见呀，我恨别人撒谎。这次调查没那么急，他还不如当面对我说：我想一个人呆着。因为问题的实质就在于，他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为他那亲爱的爸爸哭泣。”
“这很正常。”我说。
“正常？他父亲是个老混账。首先，他本来就不该与他重归于好，如今又像个小孩似的为他哭泣。他哭时真流着泪，我看见了！”她以得意的口吻说道。
“那又怎么了？这并不羞耻。”
“我认识的男人中没有一个会这样落泪。最糟糕的是他悲中加悲，硬说他家老头儿是被别人故意害死的。”
“这也不是不可能。”我说。
她脸霍地发红：
“不可能害朗贝尔父亲！真荒唐！”她说。
吃罢晚饭，她到野外游逛去了，直到第二天早饭时才又照面。她一副责备而又贪婪的神态，把刘易斯的第一封信递给了我。
“有一封美利坚的来信。”她又添了一句，“从芝加哥来的。”她边说边用两只眼睛紧紧地打量着我。
“谢谢。”
“你不拆开？”
“没什么急事。”
我把信放在身边，喝茶时尽量不让自己的手颤抖。我就像刘易斯第一次把我紧紧地搂在他怀里时，难以支撑这具散架的躯体。罗贝尔前来救助，他给纳迪娜提出许多有关《警觉》的问题，直到我找到了借口，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的手指是多么笨拙，拆信时，把里边那页黄颜色的信纸也撕破了。刘易斯就要神奇地从这页信纸中出现，令人销魂。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写得欢快、客气但空洞，我一时惊愕地凝望着信末的签名，它就像一块墓石般残酷无情。即使读上百遍，把信读烂了，我也无法从中挤出一句新的话语，挤出一个微笑、一个亲吻；我尽可以重新等待，但是，等到最后，得到的仍然会是一页空纸。刘易斯呆在芝加哥，他在继续生活，没有我他也仍然在生活。我走到窗台旁，凝望着夏日的天空、幸福的树木，终于明白了我的痛苦只不过刚刚开始。仍旧那般沉寂，但是，已经没有任何希望，这种沉寂将永远持续下去。一旦我们的躯体不再接触，我们的目光不再汇合，我们俩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我们的过去已经忘却，我们的未来已经消失，周围的人们讲的已经不是共同的语言，连钟声也在讥笑我们：这儿是阳光闪耀的清晨，那芝加哥的房间里是沉寂的黑夜，我们再也不能相约，哪怕相见在苍天。不，他和我之间不存在任何通道：除了我喉间的这阵阵呜咽。可连这呜咽声我也在尽力抑制。
幸亏波尔来电话，让我这天去看她。也许在分担她的忧伤的同时，我最终能忘却自己的悲伤。我坐在公共汽车里，身边挨着纳迪娜，她正在用心不良地算计着什么。我暗暗地问自己：“最终会习惯吗？我会适应吧？我在巴黎的街头可以遇到成千上万的男人，他们都和刘易斯一样长着两只胳膊、两条大腿，可绝没有他那样的脸庞。天底下的男人那么多，却没有一个与他相似；天底下的道路一条条，却没有一条通向他的怀抱；爱情的话语何其丰富，却没有一句向我倾吐，这真不可思议。温馨与幸福的希望随处都从我身边轻轻掠过，但那春日的温柔却从未潜入我的躯体。我慢慢地沿着河畔走去。我回家不久，波尔曾做了巨大努力来到我家，快乐地收下了我从美利坚带回来的礼物，可是她在听我的所见所闻，回答我的提问时仍旧是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我回来后尚未去过她家，可我惊诧地发现这大街小巷就像波尔一样，仍旧是那么熟悉。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一切都没有变化，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过。仍旧是以前的那些招牌：“专营撒克逊珍奇鸟类”，拴在窗台栏杆上的那只小猴子也仍旧在剥花生吃。一个流浪汉坐在石阶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身边的一捆破衣烂裳。当我推开大门时，门仍旧撞在一只垃圾桶上，连地毯上的每一个窟窿也原封不动。耳边响起一阵久久不断的电话铃声，波尔裹着一件有些褶皱的丝质晨衣。
“你真好！让你麻烦，抱歉了。可要我一个人到那个狮子笼里去，我绝没有这份胆量。”
“你肯定我受到邀请了吗？”
“正是因为你，贝洛姆太太已经给我打了三次电话，她求我带你去，她已经请到了亨利，她还想迪布勒伊……”
她登上通向她房间的楼梯，我跟着她上楼。
“你想象不出圣马丁的那座房子有多漂亮，”我说道，“该去看看。”
她叹息道：“太远了！”她打开了衣橱的插销，“我该穿什么衣服？我已经那么久没有出过门了。”
“穿你那件黑裙。”
“太旧了。”
“绿裙。”
“我拿不准穿绿色到底合不合适，”她取下了挂着那件黑裙的衣架。“我不愿一副像被蛀虫蛀空了的模样。吕茜准会开心透了。”
“你从不出门，可为何要去她家？”
“她恨我。”波尔说，“从前，我比她年轻、漂亮，夺了她好几个情人，要是我拒绝她的每次邀请，她会以为我已经不成样子，会高兴得不得了。”
她走到镜子前，手指顺着那浓眉的曲线摸去：“我该拔掉，该赶赶时髦，她们准会笑我这副怪样子！”
“别怕她们！”我说，“你永远都是最美丽的。”
“噢！今非昔比了。”她说，“不，今非昔比了！”
她一副敌视的神态照着镜子。突然，我多少年来第一次也用局外人的眼光细细打量她。她一副倦态，颧颊呈现淡淡的紫色斑点，下巴变厚了，嘴边两只深深凹下去的酒窝反倒使她显出一副男子相。昔日，波尔乳白色的肌肤、含情脉脉的目光和乌黑闪亮的秀发给她的美貌平添了一分温柔；如今，一旦失去了这一平凡的魅力，她的容貌便显得非常奇特。这完全是一种人为的产物，那曲线的模糊和肤色的游离实在难以原谅。时光并不是悄悄地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印记，而是在这张尊贵又古怪的面孔上打下了粗暴的烙印。这副容貌虽还值得赞美，但它的位置应该在博物馆，而不是在沙龙。
波尔穿上她那件黑裙，把睫毛刷得长长的。
“我把眼睛画长了吧，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对她的缺陷看得清清楚楚，却无法提供救助的方法。我怀疑世界上是不是存在这种补救方法。
“但愿还有一双合适的长统袜！”她动作狂躁地在抽屉里乱翻。“你觉得这两只袜子颜色一样吗？”
“不，这只比那只要淡一些。”
“那这只呢？”
“这只从上到下脱了一条线。”
整整用了十分钟，我们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两只配对的袜子。
“你肯定两只是一样的？”波尔不安地问。我用手张着轻盈的袜子网眼，站在窗边对着阳光仔细比较：
“我看不出任何差别。”
“你明白，她们可什么都会挑剔的。”
她把高跟鞋的鞋带绷到了腿上，接着又问我：“我戴上项链吗？”
这是一条用铜、骨和琥珀制成的项链，沉甸甸的，虽然富有异国情调，但很不值钱，准会叫那些珠光宝气的女人们发出鄙夷的窃笑。
“不，不要戴。”
我犹豫不决。说到底，波尔戴着耳环，穿着不同年龄的女人都可以穿的裙子，蹬着高跟鞋，加上她那副面容，与她那些情敌是如此不同，如果再突出她的奇特之处，也许更好。“等等，对，还是戴上为好。啊！我不知道。”我不耐烦地说，“反正她们又不会吃了你。”
“噢！她们会把我吃了的。”她说道，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我们向公共汽车站走去。在街上，波尔失去了她的全部尊严，一副逃犯似的样子，总是贴着墙根走。“我讨厌化妆后在这个居民区走。”她抱歉地说，“要是在早上我出门闲逛，那不一样；可现在这个时候，加上这身打扮，岂不让人见怪。”
我尽量让她分心：
“亨利怎么样？”
她迟疑了一下：“他是那么复杂。”
我呆呆地重复道：“复杂？”
“对，真荒唐。过了整整十年，我这才开始认识他。”出现了一阵沉默。她继续说道：“你不在的这段时间，他做了件怪事：一次突然把他的一段小说摔给我看，里面的男主人公责备一位女子，说她毒害了他的生命，他竟还问我：‘你有何想法？’”
“他想让你回答什么呢？”我尽可能拿出打趣的口吻问道。
“我问他写这段小说时是否想到了我，他尴尬得满脸发红。可我完全感觉得出他当时是多么希望我这么认为。”
“噢！我不相信！”我说。
“亨利是个典型的病例。”她若有所思地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他经常见贝洛姆的女儿，正是为此我非要去吕茜家，让她们别以为我会在乎这种一时的心血来潮……”
“对，我见过她的一幅照片……”
“是她和亨利在博罗梅安群岛餐厅的那张！”她一耸肩膀，“真惨。他并不感到自豪，你知道，甚至很怪：他要求我们俩再也别在一起睡觉，仿佛他感到自己再也不配我。”她慢慢地做出结论道。
我真想对她说一句：“就别欺骗你自己了！”可我有什么权利？从某种角度讲，我赞赏她这种固执的劲儿。
上吕茜·贝洛姆家的楼梯时，她一把抓过我的手腕说：“跟我说实话，我是不是一副吃败仗的模样？”
“你？你像是个公主。”
当仆人为我们打开了门，我感觉到波尔的恐慌也侵袭了我。耳边听到一阵叽叽喳喳的说话声，空气中弥漫着香水味和恶意，她们也将兴高采烈地把我撕成碎片。一想到这里，可真让人不快。波尔已经恢复了镇定，她带着公主似的尊严步入沙龙，可突然间我再也不那么肯定那两只袜子是同一颜色。
古老的家具，看似波斯的地毯，呈铜绿色的油画，羊皮纸封面的书籍，晶质玻璃器皿，鹅绒绸缎：从中可以感觉到吕茜在她那资产阶级的向往、知识分子的抱负和个人的情趣之间摇摆不定，尽管她的情趣公认风雅，但实为庸俗。
“你们来这里我是多么高兴！”她穿着打扮尽善尽美，连温莎公爵夫人也会自愧不如。可是第二眼便只能看到那只嘴巴的平庸和那目光中躁动不安的恶意：世上还没有善于修饰目光的美容师。她一边微笑，一边严格地对我进行鉴定，接着朝波尔转过身子：“我的小波尔！我们已经十二年没见面了！相互都不敢认了。”她拉着波尔的手，放肆地仔细察看，然后又拉着我：“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里的女人们比克洛蒂沙龙里的要年轻、漂亮得多，但不管发生怎样的精神悲剧，她们那修饰有方的面孔也不会有任何表情，其中大都是渴望成为新星的时装模特儿，已经崭露头角的则一心梦想跃为明星。她们全都身着黑色裙服，满头金黄色的头发，高高的鞋跟，长长的睫毛，虽然性格各不相同，但纯属同一作坊制造而成。倘若我是个男人，很难喜欢上其中的哪一位，准会另找门路。确实，那些吻我手的俊男们似乎相互间更感兴趣。其中也有少数几位不乏男性风度的成年男子，可他们好像都是用钱雇来装扮门面的配角。吕茜的正式情夫就在他们中间，人们都管他叫“杜杜尔”，他正和一位颀长身材、褐色皮肤、淡金色头发的女郎谈得火热。
“听说您刚从纽约回来？”他对我说，“一个多么神奇的国度，对吧？那就像是一个宠儿的巨大的梦。那往他们嘴里填的大蛋卷冰激凌，我看就是整个美利坚的象征。”
“我在那儿一点也不感到高兴。”那位发色一点也不自然的女子说道，“一切都太干净，太完美了，最终真恨不得遇上一个衬衣邋遢、胡子两天不刮的男人。”
我没有答腔，任他们呼口号似的向我介绍我刚刚从那儿归来的那个国度：什么“幸运儿”、“女人的天堂”，什么“可恨的情人”，还有什么“翻腾、狂热的生活”。杜杜尔谈到摩天大楼时甚至厚颜无耻地用了phallus[4]这个词。我边听边暗自思忖，确实谁也没有权利指责知识分子过分敏感，正是这类家伙——上流人士及被其同化之流——用两只被恶劣的老生常谈蒙住了的眼睛和一颗充斥着陈词滥调的心去审视人生。罗贝尔、亨利无所用心地任自己爱自己所爱、厌自己所厌，如果哪位国王赤着身子走过，他们也无心去欣赏他那件新衣的刺绣，他们完全知道他们这样做本身就是在创造新的模式，那些赶时髦的人准会假装做出高贵的反应，竞相效仿。他们之傲世使他们显得极其天真朴实。但杜杜尔、吕茜及簇拥在她周围的那些苗条、漂亮的年轻女人决不会显出一分真诚。我为她们感到惊愕与怜悯。她们一无所有，除了空洞的野心、灼热的嫉妒、抽象的胜利与失败。然而天底下有多少东西可以实实在在地去爱、去恨！我蓦然想到：“罗贝尔言之有理：决不存在什么无所谓。”哪怕在这个根本用不着动情的地方，我竟也马上感到愤怒或厌恶。我坚信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东西值得去爱、值得去恨，我也清楚地知道任何东西都无法根绝我心中的这一信念。对，正是由于倦怠、懒惰和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我才愚蠢地自以为无所谓。
“你从来没见过我女儿吧？”吕茜朝波尔微微一笑，问道。
“没有。”
“你马上就可以见到她，她十分美丽，与你从前的美属于同一个类型。”吕茜又露出一个笑脸，继而很快抹去，“你们俩有许多共同之处。”
我暗暗打定主意，干脆以粗俗还粗俗：“对，人家都说您女儿和您一点儿不像。”
吕茜怀着明显的敌意审视着我，在这审视的目光中似乎还带着某种不安的好奇心，仿佛她在心底自问：“除了我这种做女人并从中获益的方式之外，难道还有别的方式吗？我是否疏忽了什么东西？”她的目光移向波尔：“你最近应该抽一天时间来阿玛丽莉时装店看看，我帮你修饰修饰。女人若打扮好了，会变个模样的。”
“要是让波尔变个模样，那太可惜了。”我说，“时髦女郎比比皆是，可波尔却只有一个。”
吕茜显得有些尴尬：“不管怎样，等到你哪天不再鄙视时髦，你在我的沙龙里就会受到热情接待。我认识一个美学家，他创造了不少奇迹。”她鞋跟一转，补充了一句。
“你应该问问她为什么就不让自己手下的人给她修饰修饰。”我对波尔说。
“我从来就不善回击她们。”波尔说，“她颧颊显出紫斑，鼻孔绷得紧紧的，这是她红颜渐淡的表现。”
“你想走吗？”
“不，这样我就自认失败了。”
克洛蒂快速地朝我们奔来，她两只眼睛闪闪发亮，就像发情的娼妇：“刚刚进门的那个红棕发小姑娘就是贝洛姆的女儿。”她说道。
波尔扭过头，我也把头扭了过去。若赛特并不小，她属于最为罕见的那种红棕发女郎：浅棕色的头发下，却配着金发女郎那凝脂般光滑白皙的肌肤；一只嘴巴富有肉感而又多愁善感，两只巨大的眼睛给她平添了一种仿佛惊叹于自身美貌的惊愕神态。不难理解男人会动情去挑逗这样一副娇容。我朝波尔投去不安的一瞥，她手里端着一杯香槟酒，全身一动不动，目光直勾勾的，仿佛已经听到了某些议论，某些恶意的议论。
我心里陡然升腾起一股怒气：她到底在赎什么罪？周围的所有这些女人一个个都喜笑颜开，可为什么偏偏要把她活活烧死？我几乎承认是她自己铸成了自己的不幸，她没有尽力去理解亨利，总是耽于幻想，选择了怠惰的方法，甘于受人支配。可是说到底，她从来没有害过别人，她不该受到这般野蛮的惩罚。我们总是要为自己的过错赎罪，只是执法者从不去敲某些人的大门，而对另一些人却强行破门而入，这太不公道了。波尔属于不幸之人，我不能忍心看着泪水在她不觉之中从她眼中流出。我猛地把她唤醒：“我们走。”我边说边挽起她的胳膊。
“好。”
匆匆告辞后，我们来到街头，波尔神情阴郁地看了我一眼。
“你事先为什么不告诉我？”她说。
“事先告诉你？告诉你什么？”
“告诉我已经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我并不这么想。”
“你没有这么想，那才怪呢。”
“你是想说你生活太闭塞了？”
她耸耸肩膀。“我还没有做出决定。我知道有点儿蠢，可一旦我明白了，我也就明白了。”
下公共汽车时，她勉强笑了笑：“谢谢你陪我走了一趟。谢谢你真正帮了我的忙。我永远不会忘记。”
纳迪娜在巴黎整整呆了一周。当她重又在圣马丁露面时，我询问她有关朗贝尔的消息：他已经给她写了信，下周返回。“到时要起火星子了。”她兴高采烈地说道，“我又见到了若利，我们又睡到了一起。当我把这事讲给朗贝尔听时，你能想象得出他会是怎样一副模样！”
“纳迪娜，别跟他说！”
她神色困惑地看了看我：
“你千百次地向我唠叨，说正经人从不撒谎。那就有话直说！”
“不。我跟你说过应该尽量建立起连说谎言都不敢想象的真诚关系。可你和朗贝尔的关系还没有到这一步，根本就没有。再说，”我补充道，“你这样绝不是出于真诚才把你自己生活中的真实事情告诉他，你是故意编造了这个故事，通过讲给他听而达到伤害他的目的。”
纳迪娜犹豫不决地冷笑道：
“噢！你呀！一旦你开始当起老巫婆来就不好办了！”
“我说错了？”
“我明摆着想治治他，他罪有应得。”
“你也承认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就这一次没有让步，你就不能显得宽容一点？”
“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那是因为他觉得当小孩子很有意思，那是在演喜剧。可实际上，亨利、报纸、他父亲、调查等等，什么都比我重要……”
“你是瞎了眼睛。朗贝尔最珍惜的是你。”
“瞧你说的。他可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种话。”
“你可从来没有尝试鼓励他这样说。”
“我显然不会乞求他作爱情宣言。”
我有些好奇地看了看她：
“你们也总有倾吐内心感情的时候吧？”
“反正我们谈的不是什么事情。”她反唇相讥，“你认为我们谈了些什么？”
“谈谈，这有助于相互理解。”
“可我什么都很理解。”
“那你就该理解朗贝尔绝对受不了你欺骗他，你准会让他十分痛苦，把你们俩的事搅得不可收拾。”
“你劝我撒谎，这倒挺有趣的。”她冷笑道。可看她的样子，像是得到了安慰。“行，我什么也不告诉他。”
两天后，朗贝尔回来了，他很少谈起他这次德国之行，并打算九月份再度出发，去搜集更为准确的情况。纳迪娜似乎与他已重归于好。他们紧挨着久久地呆在花园里，晒着日光浴，或一起漫步、一起阅读、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制定计划。朗贝尔耽于纳迪娜的抚爱，心甘情愿地听任她为所欲为；但他时而也感到有必要表明自己的独立，于是便跨上摩托车，以明显令他自己也感到恐惧的速度在公路上飞驰。纳迪娜向来痛恨别人独处清静，可这一次，除了忌恨之外还交织着几分羡慕。不过由于朗贝尔死不让步，我也明确反对，她最终还是打消了开摩托车的念头。然而，她还是设法把摩托车拥为己有：她把挡泥板漆得鲜红鲜红的，还在车把上系上了不少吉祥物。尽管经过如此悉心的打扮，摩托车在她眼里仍然是男人各种乐趣的象征，而她既不是这种种乐趣的源泉，又不能分享这种种乐趣。为此，她往往以摩托车为借口，与朗贝尔吵闹一番，不过，这都是些不伤感情的小吵小闹。
一天夜晚，我正在自己房间准备睡觉，他们俩到花园里坐了下来。
“总之，”朗贝尔说，“你认为我没有能力独立领导一份报纸？”
“我没有这么说。我只是说如果伏朗热把你当作稻草人，你就实际上什么也领导不了。”
“他对我相当信任，毫无私心地向我推荐了这一职位，可你认为这不可信！”
“你真幼稚！伏朗热还没有胆量亮出他的名字，他指望幕后指挥你。”
“噢！你呀，总自以为十分能干，因为你总在扮演厚颜无耻者的角色。不过恶意也会让人瞎了眼睛的。伏朗热，那可是个人物。”
“那是个混蛋。”她平心静气地说。
“确实，他是做了错事。可较之于会犯错误的人，我更喜欢已经犯过错误的人。”朗贝尔气恼地说。
“你是想指亨利？我从来不把他当作英雄，可那是个清清白白的人。”
“他过去是的，但如今正被政治和他自己的公众形象所吞噬。”
“我倒认为他是胜利者。”纳迪娜以不偏不倚的口吻说道，“他不久前写的那部剧本，是他写得最成功的一部。”
“啊，不！”朗贝尔说，“我觉得那部剧本很可恨。那是一种有害的行径。人死了就死了，让他们安息吧，没有必要激起法国人之间的仇恨……”
“恰恰相反！”纳迪娜说，“人们特别需要让他们的脑袋再清醒清醒。”
“一味纠缠于过去，这无济于事。”朗贝尔说。
“我不容许忘记过去。”纳迪娜说，接着声音生硬地又补充了一句：“宽恕、宽恕，我对此可真不理解。”
“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变得这么残酷？”朗贝尔问道。
“要是我是个男人的话，我会跟你一样。”纳迪娜说。
“我就是不愿干罢了，要无端地谴责别人，那岂不容易。”他说。
“算了！”她说，“这方面永远都谈不拢。我们去睡觉吧。”
出现了一阵沉默，朗贝尔以不容置辩的口吻说道：
“我相信伏朗热定会办成大事。”
“我看靠不住。”纳迪娜说，“反正我看不出这与你有何相干。领导一份几乎不属于你的不值一提的小报，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以稍显诙谐的口吻问道：“那你是否认为我永远都办不成什么大事？”
“噢，我不知道。”她说，“我才不在乎呢。为什么就非要去显得了不起的样子？”
“让我当一个任你为所欲为的乖小伙子，这就是你对我的期望？”
“我不期望什么，只要你现在这个样子。”
她话声充满深情，可是这显然意味着她拒绝说出朗贝尔希望听到的话语。他追问，声音中带着几分狂躁：“我到底是何种人？你承认我有何能耐？”
“你就知道做蛋黄酱，”她笑呵呵地说，“还会开摩托车。”
“也会做其他事，这我不说。”他冷笑道。
“我讨厌你庸俗的时候。”她说。
她响响地打了一个呵欠。“我去睡觉了。”沙砾在他们脚下沙沙作响，接着耳边只听到花园里那经久不息的蝈蝈协奏曲。
我久久地听着蝈蝈的鸣奏：多么美妙的夜晚！天上的星星一颗也不少，地上的万物一点也不缺。可是，在我的心底却出现了无边的空虚。刘易斯又给我写了两封信，比在第一封中对我说的要中听多了；但是我愈感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存在的人，他内心的悲伤便愈加沉重。我也同样感到悲伤，可这却不能使我俩贴近。我低声地呼唤：“您为何这么遥远？”只听到他的回声：“您为何这么遥远？”而他的声音充满责备。因为我们已经天各一方，所以一切都使我们疏远，哪怕我们为重新相聚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可是纳迪娜和朗贝尔完全可以把他们的爱情升华为幸福。我为他们的笨拙感到气恼。这一天，他们原说定白天和夜里都要去巴黎过。午后不久，朗贝尔走出小屋，一身雅致的法兰绒套装，系着讲究的领带。纳迪娜躺在草坪上，穿着一件脏乎乎的碎花裙子，一件棉衬衣和一双肥大的拖鞋。他有些生气地对她嚷叫道：“快点儿去准备准备！我们要赶不上汽车了。”
“我跟你说过我想坐摩托车，”纳迪娜说，“那要有意思多了。”
“可我们到时会脏得像把烂梳子，再说经过一番打扮还去骑摩托，太可笑了。”
“我不打算打扮了。”她不容置辩地说。
“你总不会穿着这身衣服去巴黎吧？”她没有答腔，他遗憾地求我作证：“瞧，多遗憾呀！要是她不是这副不修边幅的模样，她完全可以做到风度翩翩！”他以挑剔的目光仔细审视着她，“更何况这种落拓不羁的样子对你一点都不合适。”
纳迪娜总觉得自己丑，往往出于恼恨而不屑梳妆打扮。她对穿衣打扮如此愤恨，以至谁也想象不到实际上她对有关她外表的任何评论有多么敏感。她脸色一沉：“要是你需要一个从早到晚就会打扮的女人，那你就另找对象。”
“穿一件洁净的裙子又用不了多少时间。”朗贝尔说，“要是你总是搞成这副野人的样子，我可无法带你到任何地方去。”
“我用不着别人带我。你以为我想勾着你的胳膊到那些有侍应部领班和贱女人侍候的地方去炫耀？去你的吧！要是你非要扮演唐璜的角色，那就去租一个时装模特儿陪你去。”
“到一家规矩的夜总会听听优美的爵士乐，去跳跳舞，我看这没有什么让人厌恶的。您觉得呢？”他问我道。
“我想是纳迪娜一点也不喜欢跳舞。”我小心翼翼地说。
“要是她愿意，完全可以跳得很好！”
“问题正是我不愿意。”她说，“到舞池里去当猴子，我才不乐意呢。”
“你会像别的女人一样，感到乐意的。”朗贝尔说道，脸上显出了几分怒气。“只要你诚心，穿衣打扮、出门游玩，你都会乐意的。人们都说‘我不乐意’，可实际上都在撒谎。我们都是些禁欲者和伪君子。我在纳闷这到底是为什么。喜欢漂亮的家具、美丽的衣服，喜欢奢侈和玩乐，为什么这就有罪？实际上大家心里都喜欢。”
“我向你发誓，我对这些毫不在乎。”纳迪娜说。
“瞧你说的！真有意思，”他带着某种令我感到局促不安的情绪说道，“人总是要摆架子，又总是要自我否定，想哭时不能哭，想笑时又不该笑，想干什么都不能干，想考虑点儿什么也不行。”
“谁禁止您了？”我问道。
“我不知道，反正这是最糟糕的了。我们大家都在相互欺骗，可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为了什么。所谓为纯真做出牺牲，可纯真到底在哪里？给我看看什么叫纯真！人们正以纯真的名义拒绝一切，无所事事，一事无成。”
“你想有什么作为？”纳迪娜含讥带讽地问。
“你在讥笑，可这也是虚伪的表现。你对成功比你嘴里说的要敏感多了。你不是跟佩隆一起外出旅游的吗，若我也是个人物，你准会换一副口气跟我说话。谁都羡慕成功，谁都爱金钱。”
“你是在说你自己。”纳迪娜道。
“人为什么就不喜欢钱呢？”朗贝尔说，“要是大家都这样的话，岂不谁都成了有钱人？算了吧！你去年得到一件裘皮大衣不是很得意吗，你巴不得去周游四海，都快想死了；要是你一觉醒来成了一个百万富翁，你准会高兴得不得了，只是你决不会承认罢了：你害怕显出你本来的面目！”
“我知道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样挺好。”她刻薄地说，“是你害怕你自己的这副样子：一个可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你完全明白你生来不是冒险办大事的料子，于是你现在便把赌注押到社会名利、金钱及其他事情上去。你最终会成为一个赶时髦的家伙，成为一个投机分子，事情就是如此。”
“有的时候，你真该吃一耳光。”朗贝尔转身而去。
“那就试试看！我向你发誓有你瞧的！”
我目送着朗贝尔，心里在揣摩他为何发这么大火：他是否心里不痛快？到底有什么东西闷在肚子里？是生性贪图安逸？还是有什么不可明言的雄心？比如，他是否希望接受伏朗热的推荐，可又不愿受到朋友们的指责？也许他认定是自我束缚着他，妨碍他有朝一日成为一个大人物？抑或他希望别人能够安安心心地任他当一名无名之辈？
“我在揣摩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我说。
“噢！他是在做他可爱的梦。”纳迪娜鄙夷地说，“可是当他梦想让我也陷进去的时候，就得注意点儿！”
“我应该说你并不十分鼓励他。”
“不，鼓励就可笑了。当我感觉到他希望我对他说什么事时，我故意捡他不喜欢的说。你对此不明白吧？”
“我有点明白。”
我十分明白，正是通过纳迪娜，我才认识了这种逆反心理。
“他总是想别人允许他干什么，他自己去干就行了呗。”
“尽管这样，你还是应该随和一点。”我说，“你从不让步，他偶尔求你什么时，你也应该让他几分。”
“噢！他的要求比你想象的要多。”她说，接着神态厌倦地一耸肩膀，“首先他每天晚上都要求与我做爱，我实在烦死了。”
“你可以拒绝嘛。”
“你不了解，要是我拒绝，准会大闹一场。”她气呼呼地补充道，“再说，要是我不提防点儿，他定给我搞出个孩子来。”她朝我瞟了一眼。她十分清楚我向来讨厌这类知心话。
“那就教他注意点儿。”
“谢谢！要是这种事能成为实践操作课的话，那就开心了！我还不如自己提防着点儿。但是每次做爱都要往里边放个塞子，真没多大意思。更何况我把牙刷子给搞断了。”
“牙刷子？”
“你在美利坚时，难道他们就什么也没有让你见识见识？是美国陆军妇女队的一个成员送给了我这玩意儿。噢！挺小巧的，像只小西瓜帽，只是要放到适当的位置，需要一种玻璃制的工具：我管它叫牙刷子，可我给搞断了。”她狡黠地看了我一眼，“我让你听了不舒服吧，嗯？”
我耸了耸肩膀。“我在思忖既然是件麻烦事，可你为什么还要一味做爱。”
“要是我不搞，怎能和男人们玩儿到一块儿去呀？女人让我讨厌，跟小伙子们玩儿才有意思。可要是我和他们一块儿出门去玩儿，我就得跟他们睡觉，别无选择。只是搞得频繁不频繁，时间长短有别罢了。朗贝尔呀，他是什么时候都要搞，真是没完没了。”她哈哈大笑了起来。“我猜想他一旦不搞，就拿不准自己是否真的拥有那玩意儿了！”
纳迪娜的咄咄怪事之一，就是她在许多床上厮混过，说起下流话来眉头皱也不皱一下，可一旦涉及她的性生活，她便变得极为敏感。每当朗贝尔憋不住影射一下他们俩的私生活，她总是气呼呼的，况且朗贝尔还特别爱提这种事。
“有件事你似乎不大了解，”我说，“那就是朗贝尔爱你。”
她一耸肩膀：“你总是不愿意明白。”她以通情达理的声音说道，“朗贝尔在他的生活中已经爱过一个女人：罗莎。后来，他想得到安慰，遇到一个姑娘就抓住不放：那就是我。实质上，他开始时甚至都不乐意跟我睡觉。后来等他知道亨利跟我发生过关系，他才动了念头。可我一直都不是他的心上人。拥有一个女人，这在他看来似乎比去搞妓女更有男子气派，也更方便。可我在里面根本算不了什么东西。”
她多么善于混淆是非，其手段之巧妙，使我不禁感到气馁。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驳斥她。我软弱无力地说：“你总是颠倒是非。”
“不。我知道我说了些什么。”她说。
她终于穿了一件洁净的裙子，两人一起去了巴黎，可回来时更是闷闷不乐。很快又吵了一场。我当时正在花园做事。这天早晨，昏暗的天空沉重地压迫着我的肩头，把我紧逼在地上。在我身边，朗贝尔在读书，纳迪娜打着毛衣。“实际上，”她前一天对我说，“度假是很累人的，每天都得琢磨如何消磨时间。”显而易见，她已经感到厌倦。一时，她的两只眼睛定定地盯着朗贝尔的颈背，仿佛要用其目光的力量，硬把他的脑袋扭过来。她开了腔：
“施本格勒那本书，你还没有读完？”
“没有。”
“等你读完，给我看看。”
“行。”
看到有人手里拿着书，纳迪娜不开口去要就不甘心。她往往把书带到自己房间，可书拿回去也是白拿，只不过是增加她房间里那摞书的一点高度而已，那些书呀，都是她准备将来读的。确实，她读书速度很慢，仿佛总是带着某种敌意，往往是读不了几页就厌烦。她冷笑着继续说：
“据说那纯粹是个混蛋！”
这一次，朗贝尔抬起了头：
“谁跟你说的？你的那些共产党伙伴？”
“谁都说施本格勒是个混蛋。”她从容不迫地说，接着在地上伸了个懒腰，咕噜道：“你还不如开摩托车带我去兜一圈儿。”
“噢！我可没有一点兴趣。”朗贝尔冷冷地说。
“咱们先去梅尼尔餐馆吃午餐，然后再到树林里去逛逛。”
“那准会被暴雨淋个透，瞧瞧这天空。”
“决不会下暴雨的。还是说你讨厌跟我一起去散步吧。”
“我讨厌去散步，对，我说了。”他不耐烦地说。
她站起身：“那我呀，我讨厌在这一小方块蔬菜地里呆上一天。我这就去开摩托，没有你照样去兜一圈儿。把防盗锁的钥匙给我。”
“你疯了，你不会开。”
“我已经开过了，这又不复杂，证据就是你都会开。”
“转第一道弯你就会摔破脑袋。不行。我不能把钥匙给你。”
“我摔破脑袋管你什么事！你怕我把你的宝贝玩意儿摔坏了就是了。卑鄙的自私鬼。我就要那把钥匙！”
朗贝尔答也没有答一声。纳迪娜目光茫然，一动不动地呆了片刻，接着起了身，拿起用作提包的那只大草包，冲着我说：“我在这里烦死了，我白天到巴黎去过。”
“那你就好好乐一乐吧。”
她很善于选择报复手段。知道纳迪娜又要和他讨厌的那些朋友混在一起，朗贝尔无疑十分痛苦。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走出花园，接着朝我扭过头。
“我真弄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吵就崩。”他遗憾地说，“您弄得清楚吗？”
他第一次跟我私下谈话。我犹豫不决，可是既然他已有心听我的话，那最好还是跟他谈谈。
“大部分是纳迪娜的过错。”我说，“一点小事就生气，于是变得蛮不讲理又好斗。可是，您要知道正是因为她很脆弱所以才好伤人。”
“她应该明白别人也一样脆弱。”他忌恨地说，“有的时候，她冷漠得可怕。”
他样子十分温和，看他那饱满的气色、微翘的鼻子和贪婪的嘴巴，显得十分年轻：这是一副多情而又困惑的面孔，既做着过分温馨的梦，又立有严厉有余的规矩。我终于打定了主意：“噢，要了解清楚纳迪娜，必须从她的童年说起。”
我尽可能清楚地把我心里反复思虑了千百遍的事情全对朗贝尔讲了，他一副激动的神态，默默地听着我讲。当我说到迪埃戈的名字时，他憋不住打断了我的话：
“他真的聪明过人？”
“真的。”
“他写的诗好吗？他是有天赋吗？”
“我想是的。”
“他当时年仅十七岁！纳迪娜就钦佩他？”
“她从不钦佩别人。不，把她与迪埃戈联结在一起的，主要是他毫无保留地属于她。”
“我也一样爱她。”他悲切地说。
“她对此并没有把握。”我说，“她总是害怕您会拿她与另一个女人相比。”
“我爱纳迪娜要比我爱罗莎爱得深多了。”他喃喃地说。
他的这番表白使我感到吃惊。不管怎么说，我对纳迪娜的那些意见是肯定的。
“您对她这样说过吗？”
“这可不是可以启齿的事情。”
“这可是她需要听到的事情。”
他耸耸肩膀：“她看得清清楚楚，一年多来我只是为她而活着。”
“她认定这只不过是一种友情而已，那您怎么解释？她是作为一个女人而对她自己表示怀疑，她需要被别人当作女人去爱。”
朗贝尔吞吞吐吐：“可在这一方面，她也是很难办的。我也许不该跟您说这些，可我实在不明白，实在摸不着头脑。要是哪个晚上我们不干那种事情，她就会觉得受到了侮辱。但是几乎任何爱的表示都会引起她的反感。不用说，她总是冷冰冰的，而且责怪我……”
我想起了纳迪娜那些气呼呼的知心话。
“您肯定每天晚上都是她非要……”
“绝对肯定。”他神情忧郁地说。
对他俩矛盾的说法我并不感到过分惊讶。类似的情况着实遇到不少，这说明两位情人彼此都不满意。
“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她的女人地位，纳迪娜总是感到受到了伤害。”我说，“正因为如此，你们的关系才变得这么难处。若您再耐心一些，事情会有所好转。”
“噢！耐心！我有的是耐心。只要我确信她并不讨厌我！”
“什么念头！她疯一般地爱着您。”
“我之所以常以为她鄙视我，是因为正如她所说的那样，我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知识分子，一个甚至都没有创造才能的知识分子。”他苦涩地添了一句，“一个下不了决心，不敢自己振翼腾飞的知识分子。”
“纳迪娜这辈子只会对知识分子感兴趣。”我说，“她特别喜爱辩论，喜爱表明看法：她非得把自己的生命转化为词语才罢。不，相信我吧，她真的只是责怪您爱她还爱得不够。”
“我一定要让她明白。”他神色一亮，“只要我感觉到她对我还有一点爱，其他一切我都无所谓。”
“她十分爱您，要是我没有把握，决不会对您说的。”
他又拿起了书，我也继续干我的活。天空愈来愈暗，当我在下午上楼到我房间准备给刘易斯写信时，已经天昏地暗。刘易斯学着和我交谈，这对他来说比我要更容易些。他向我描绘的那些人、那些事对我来说确实存在过。透过那黄色的信笺，我又看到了那台打字机，那条墨西哥毯，那扇朝树丛敞开的窗户和在到处都是裂缝的马路上行驶的豪华轿车。但是，这个村落、我的活计、纳迪娜和朗贝尔，这对他来说都微不足道。那罗贝尔，是对他讲好还是不讲好呢？刘易斯在他字里行间对我诉说的都是些很容易启齿的词语：“我等着您，来吧，我属于您。”我十分遥远，一时不能去，我属于另一个生命，这些话怎能启齿呢？即使我想让他明白“我爱您”，又怎么对他表白呢？他呼唤着我，可我无法呼唤他；一旦我拒绝和他在一起，我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赋予他。我又重读了自己写的信，心里感到惭愧：这信是多么空洞，而我的心又是那般沉重！多么微不足道的许诺：我一定去。可好不容易去了之后，到时又是别离。我的手一动不动，贴着几天后他的双手就要触摸到的信封：那是两只真正的手，两只我在自己身上真正感受到的手。他是实实在在的人！有时我仿佛觉得他是我心中的一个创造。我轻而易举就可以拥有他：我让他凭窗而坐，照亮他的脸庞，唤起他的微笑，而他一点也不反对。这个令我惊讶、令我狂喜的男人，我还能有血有肉地得到他吗？我把信丢在桌上，凭倚着窗台。黄昏渐近，暴风雨已经来临，只见几路骑兵手执长枪在天昏地暗中飞奔，狂风在树间呼号。我下楼来到起居室，点起了熊熊的柴火，打电话给朗贝尔，请他来和我们共进晚餐。只要纳迪娜不在场煽动争执，罗贝尔和他都心照不宣，一致避免涉及棘手的话题。吃罢晚饭，罗贝尔又回到他的工作间，朗贝尔帮着我收拾餐具。正在这时，纳迪娜闯了进来，头发被雨浇得水淋淋的。朗贝尔朝她微微一笑：
“你就像个水精。你想吃点什么？”
“不，我已经与樊尚和塞泽纳克一块儿吃过了。”她说，随手抓起餐桌上的一块餐巾，擦了擦头发。“大家谈了苏联集中营的事。樊尚与我观点一致。他说那确实卑鄙，可要发起一场反对运动，那资产阶级准高兴得不得了。”
“这种说法太过分了！”朗贝尔说，他神色恼怒地耸耸肩，“他准要想法子说服佩隆不要揭露！”
“显而易见。”纳迪娜说。
“我十分希望他真的白费时间。”朗贝尔说，“我已经把话向佩隆挑明，如果他要把这件事捂起来，我就离开《希望报》。”
“这可是一个有分量的手段！”纳迪娜揶揄道。
“噢！别拿出你那副高人一筹的样子！”朗贝尔声音快活地说，“实际上，你把我想得不像你想让我觉得的那样坏。”
“可也不像你认为的那样好。”她并无敌意地说。
“你可不客气哟！”朗贝尔说。
“那你，让我孤单一人去巴黎就客气了？”
“你好像并不想让我去！”朗贝尔说。
“我没有说我想，我是说你完全可以向我提出来。”
我朝门口走去，离开了屋子。只听得朗贝尔在说：
“算了，我们别吵了！”
“我没有吵！”纳迪娜说。
我猜想他们这一整晚都吵个不停。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地就下楼来到了花园。一场夜雨之后，天显得格外蓝，可大地却伤痕累累。公路坑坑洼洼，草坪布满败枝。我刚把纸张放在潮湿的桌子上，耳边便传来了摩托车的轰隆声。纳迪娜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飞驰，头发迎着风，裙子被吹起来露出了大腿。朗贝尔走出小屋，边喊边朝栅栏跑去：“纳迪娜！”接着一副失常的神态朝我走来。
“她不会开！”他声音惊恐地说，“再说下了这场暴风雨，公路上横七竖八都是折断的树枝和吹倒的树木。她准要出车祸！”
“纳迪娜自己会小心的。”我说道，以便让他放下心来。可是，我自己也焦灼不安。她会爱惜自己的生命，可并不灵活。
“她趁我睡着时拿了防盗锁的钥匙。她那么固执！”朗贝尔责备地看了我一眼，“您对我说她爱我，可她爱的方式也真怪！昨天晚上，我一心只想和好，您瞧见了吧。这无济于事！”
“啊！要和好哪有这么容易。”我说，“耐心一点吧。”
“跟她可要有很大的耐心！”
他走开了，我伤心地想：“多糟糕啊！”
纳迪娜双手紧紧地抓着车把，在公路上奔驰，独自向风儿哀诉：“朗贝尔不爱我。除了已经死去的迪埃戈，谁也没有真正爱过我。”而此时，朗贝尔内心充满疑虑，正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做一个男人真难，尤其在眼下这个时代，“男人”这个词负载着过分沉重的含义：有多少兄弟被杀害、遭折磨，又有多少兄弟得荣耀、显盛名，他们一个个竞相给这位二十五岁的小伙子树立榜样，然而他还幻想得到母亲的抚爱和父亲的保护。我想起了那些部落，在那里，小男孩刚满五岁，人们便教他们用毒箭去扎活的动物；在我们这里也是如此，要获得男子汉的尊严，一个男人必须会杀人，会让别人痛苦，会自己受苦。对姑娘们是禁令重重，而对小伙子们则百般苛求，这两种苛刻的手段同样都有害无益。若他们真的想相互帮助，纳迪娜和朗贝尔也许最终可以接受他们各自的年龄、性别和在地球上的真正位置。他们是否决心相互帮助呢？
朗贝尔和我们一起吃了午饭，他是又担心又气愤。
“这已经超过了开玩笑的界限！”他气呼呼地说，“谁也不该这样去吓人。这是耍坏，是吓唬人。真该狠狠地让她吃两个耳光！”
“她想不到您会这么担心！”我说，“您知道这用不着担心。她说不定正在哪块草地上睡觉或晒太阳呢。”
“除非她没有脑袋开花摔倒在沟里。”他说，“她疯了！她是个疯子。”
他真的显得十分惊恐不安。我理解他。实际上我也不像自己嘴上说的那么放心。“要真出了什么事，早给我们来电话了。”罗贝尔这样对我说。可是也许就在这一分钟突然偏了车，纳迪娜撞到了一棵树上呢？罗贝尔尽量想法子分散我的注意力。可夜幕降临时，他也掩盖不住自己内心的不安，说要给附近的宪兵队打电话。恰在这时，我们终于又听到了一阵轰轰的摩托车声。朗贝尔抢在我前头跑到了公路上。车子全是污泥，纳迪娜也浑身是泥。她笑嘻嘻地下了车，我看见朗贝尔狠狠地扇了她两个耳光。
“妈妈！”纳迪娜向他扑去，也打了他耳光，还一边尖叫着：“妈妈！”他紧紧抓住她的两只手腕。当我跑到他俩面前时，只见他脸色那么苍白，我以为他就要昏倒过去。纳迪娜鼻子在流血，可我知道她是故意让鼻子出血的，这是她在孩提时代和一些野孩子围着卢森堡宫的喷泉打架时学来的一招。
“你们都不害臊！”我边说边站在他们俩中间，像是把两个孩子拉开了似的。
“他打了我！”纳迪娜歇斯底里地叫嚷。
我用胳膊搂着她的肩膀，轻轻揩拭她的鼻子：“安静点！”
“我骑了他的破摩托车，他就打我。我非把它砸碎不可！”
“安静点！”我重复道。
“我非把它砸碎。”
“听着，”我说，“朗贝尔打你耳光，这很不该。可他发这么大火是很自然的。我们大家都担心得要命，都以为你出了车祸。”
“他才不在乎呢！他想的是他的车子，他怕我把它搞坏了。”
“对不起，纳迪娜，”朗贝尔痛苦地说，“我不该。可我吓坏了。你会撞死的。”
“伪君子！你才不在乎呢！我知道。我撞死了，你也无所谓，你不是已经埋葬了一个女人吗！”
“纳迪娜！”他脸气得由白转红，再也不见一丝稚气。
“埋葬，忘却，这不很快吗！”她嚷叫道。
“你好大的胆！你！是你和那帮美国大兵背叛了迪埃戈。”
“住口。”
“你背叛了他。”
愤怒的泪水流淌在纳迪娜的脸颊上：“我也许是背叛了死去的他，可你竟让你父亲告发了活着的罗莎。”
他一时默默无语，接着说道：“我再也不愿见到你，永远。永远不见。”
他跨上摩托车，我找不到一句话去劝阻他。纳迪娜呜咽道：
“你去休息吧。去呀。”
她推开了我，自己扑倒在草地上，叫嚷道：
“一个父亲告发了犹太人的家伙。我跟他睡了觉！他还打我耳光！我活该！活该！”
她叫喊着。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任她去叫喊了。
注释
[1]Lazarus，圣经人物，死后四天耶稣使他复活。
[2]Sioux，北美印第安民族。
[3]一种自由式摔跤。
[4]拉丁文，阴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