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的房东施罗德小姐很喜欢亚瑟，在电话里老叫他“博士先生”，那标志着她的最高尊重。

“是你么，博士先生，我当然能听出是你的声音，哪怕在一百万人里也能听出。你今天早晨好像很困倦，又熬夜了，是吧？呐，呐，你不能希望我这样的老太婆信你那话。你们一出门去快活，我就知道什么叫绅士了……你说什么？胡说八道！你太奉承我了！行了行了，你们男人全是一路货色，从十七岁到七十岁……呸！你这话太叫我吃惊了……不，我绝对不会的！哈哈！你要跟布雷德肖先生讲话？那有什么，当然，我已经忘了。我马上就找他来。”

亚瑟来找我喝茶的时候，施罗德小姐就穿上她那低胸的黑天鹅绒衣服，戴上她那串伍尔沃斯珍珠，去给他开门。她抹红了面颊，涂上了眼影，像苏格兰女王玛丽的漫画像。我把这事告诉了亚瑟，他不禁得意洋洋。

“真的，威廉，你太厉害了，竟然对我说出这样刻薄的话，我开始害怕你那舌头了，真的。”

从那以后他就把施罗德小姐叫做“女王陛下”，我们喜欢用的另外一个绰号是：圣女施罗德小姐。

不管自己如何忙碌，亚瑟总要花几分钟来跟她说几句情话，送她鲜花、糖果、香烟。她的金丝雀汉斯娇弱的身体状况发生了变化，他也一定要表示关心。等到汉斯终于一命呜呼，施罗德小姐流着眼泪时，亚瑟也几乎要哭出来了，我觉得他可是打心眼里感到难过的。“天呀，天呀，”他不断地重复，“大自然实在太残酷了。”

我的其他朋友对亚瑟却不那么热心。我把亚瑟介绍给了海伦·普拉特，那次会见就不成功。那时海伦是伦敦某政治周刊在柏林的通讯记者，为了增加收入也搞点翻译，教点英语，有时还和亚瑟彼此输送点学生。她是个看来很娇弱、漂亮的金发姑娘，却强硬得像钉子，在伦敦大学受的教育，对性问题抱严肃态度。她习惯于跟男性朋友一起度过日日夜夜，却不大跟姑娘们来往。她拼起酒来可以把大部分英国新闻记者喝到桌子底下去，而且有时真那么做。这在她眼里更多的是个原则问题，而不是好酒贪杯。她跟人第一次见面就直呼其名，而且告诉你她爸爸妈妈在牧羊人灌木丛开了家香烟糖果铺。这是她“测试”对方性格的方法。你对那消息的反应就能在她的评价里让你终于倒霉或是幸存下来。最重要的是，海伦厌恶别人说她是女人，除非是在床上。

等到为时已晚我才发现，亚瑟完全不懂得应付她这种人的技巧。他从第一时刻起就坦率地显露出对她的畏惧。他用以保卫自己那怯懦的灵魂的优雅礼貌被她一把就撩到了一边。“哈啰，你们俩。”她说，从她正在读着的报纸上随意伸出手来—我们早就约好了在纪念教堂后的一家小餐厅见面。

亚瑟小心翼翼地握住她伸来的手，在桌子边局促地站着，不安地静候他所习惯的介绍仪式。可是，什么也没发生。他清了清嗓子，咳了一声。

“你们容许我坐下来么？”

正想从报纸上念一段什么的海伦抬头瞟了他一眼，好像早已忘了他的存在却又发现他还在那里，于是吃了一惊。

“这是怎么回事？”她说，“没有椅子了么？”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又聊起了柏林的夜生活。亚瑟吃吃地笑了，调皮起来。研究统计学和心理分析术语的海伦不以为然而莫名其妙地瞧着他。最后，亚瑟狡猾地提起了“卡迪威百货[4]那类特种货色”。

“啊，你是指那边街角的妓女呀？”海伦的口气像教生物学的女老师，如实地捅穿了情况，“她们那身打扮不就是为了勾引皮靴崇拜狂的么？”

“对，我以灵魂发誓，哈哈，我必须说，”亚瑟又吃吃一笑，却咳嗽起来，赶快摸了摸假发，“我很少遇见过这样激进的，呃，如果你同意的话，先进的，或者，我是不是该说，呃，摩登的小姐……”

“我的上帝呀，”海伦不愉快地一仰脑袋哈哈大笑，“自从我星期六下午常去帮我妈妈看店铺以来，还从没人叫过我小姐呢。”

“你在这个城市，呃，很长时间了么？”亚瑟急忙问。他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想象着应该换换话题。我一见海伦望着他那目光便知道，全完了。

“如果你接受我的建议的话，比尔[5]，”下一次我再见到海伦时，她对我说，“那个家伙你一点也不能相信。”

“我不相信。”我说。

“啊，我懂得你，你软弱，跟大部分男人一样。你是在给别人编造浪漫故事，而不是如实地认识他们。你注意到他那嘴没有？”

“常常注意到。”

“啊，叫人恶心。我一见它就几乎受不了。讨厌，松垮垮的，像个癞蛤蟆。”

“好呀，”我笑了，说，“我估计我对癞蛤蟆还有点偏爱呢。”

这一次的失败并没有让我沮丧，我又拿弗里茨·温德尔来试了试亚瑟。弗里茨是德国血统的美国人，城市青年性格，有了空闲总是跳舞和打桥牌。他对结交画家和作家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强烈热情。他为一个时髦的艺术品商人工作，在艺术家之间赢得了一定的地位。那商人并不给他报酬，但是弗里茨有钱，养得起自己这爱好。他有一种神吹海聊的才能—可算是一种天赋吧，有可能成为第一流的私人包打听。

我们在弗里茨的套房里一起喝茶。弗里茨跟亚瑟大谈其纽约、印象派绘画和还没有出版的王尔德派的作品。亚瑟很风趣，惊人地见多识广。弗里茨的黑眼睛闪着光，把一些警句往心里记，准备以后使用。我笑了，又高兴又骄傲，觉得对这次会见的成功我个人也有功劳。我像小孩一样希望亚瑟被人认可，也许因为我自己也希望最终完全相信他吧。

我们彼此保证尽早再次见面，然后告了别。一两天以后，我偶然在街上碰见了弗里茨。从他招呼我那得意劲，我立即看出他有件什么特别令我难堪的事要告诉我。他闲谈了一刻钟桥牌、夜总会、他最近的情人（一位有名的女雕塑家）。想到他准备抛出来的那件珍闻，他那不怀好意的微笑就似乎更加得意了。他终于接触到了主题。

“你又见到你的朋友诺里斯没有？”

“见到的，”我说，“怎么样？”

“不怎么样，”弗里茨拖长了声调说，眼睛调皮地盯住了我的脸，“我要看看你最后会怎么办，就是这样。”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一直听到些关于他的蹊跷事。”

“啊，真的？”

“也许不是真的，人们有多么喜欢蜚短流长你是知道的。”

“我也知道你对蜚短流长是怎么听的，弗里茨。”

他咧开嘴笑了，一点也没有生气：“有一个故事流传，说诺里斯归根到底是个卑鄙的骗子什么的。”

“我必须指出，要把卑鄙二字用到他身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弗里茨微笑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宽容的微笑。

“我敢说，你如果知道他坐过牢是会大吃一惊的，对不对？”

“你的意思是说，我如果听见你的朋友传说他坐过牢，会感到吃惊。不，我一点也不吃惊。你的朋友愿说什么话都可以。”

弗里茨没有回答，依然微笑着。

“他坐牢的原因据说是什么？”我问。

“我没听谁说过，”弗里茨拖长了声调，“不过我大概可以猜到。”

“啊，我倒是猜不出。”

“你看，比尔，请你稍微等等，”现在他已经改变了口气，严肃起来，把手放到我肩上，“我想说的是，这事说穿了，看在上帝的分上，跟我们他妈的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除了我们自己，我们还有别的人要考虑，对不对？假定诺里斯把个什么人捏到了手里，连人家最后一分钱也敲了去呢？”

“那就太可怕了。”

弗里茨放弃了我。他的最后一击是：“好了，以后可别说我没警告过你，就这样。”

“不会的，绝对不会。”

我俩愉快地分了手。

也许海伦·普拉特关于我的话说得对。我为亚瑟一步一步地营造了一个浪漫的背景，而且非常担心它会坍塌。我当然愿意为了好玩把他幻想成一个危险的犯罪分子，但我也从不真的相信这一设想—我们这代人几乎人人都瞧不起犯罪。我喜欢亚瑟，而且由于坚持喜欢，感情还加深了。如果我的朋友因为亚瑟的嘴巴或是过去而不喜欢他的话，受到损失的只有他们自己。而我呢，我自命更深沉也更人性化，对于人性的精微之处比他们体会得深。我在给英格兰的信里有时把亚瑟叫作“最惊人的老骗子”，那也只是说我愿把他想象为一个被美化了的人物而已：敢作敢为、自主自立、无所顾忌、心气平和。可是很明显，事实上他并不如此，这让人痛苦。

可怜的亚瑟！我还很少见过像他那么胆小怕事的人。有时候我会相信他有轻微的被迫害妄想症。我到现在还可以看见他那时的样子，坐在我们所喜欢的餐馆一个最冷清的角落里等着我，厌倦、不安、心不在焉，双手故作冷淡地放在膝头上。脑袋歪成个尴尬的角度听着，似乎准备在任何时候被砰的一声巨响吓一大跳。我还可以听见他在电话里谨慎地说着话，尽可能地靠近话筒，声音很少高于耳语。

“哈啰，是的，是我。那么你见到那人了？好的。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面？就安排在那个时间吧，在那个感兴趣的人家里。请把另外那人也找来。一定要来，D先生。很重要，再见。”

我笑了。“听你说这一套，人家还以为你是个头等的阴谋家呢。”

“一个调皮的阴谋家。”亚瑟格格地笑了，“不，亲爱的威廉，我向你保证，我只是急着出售一些旧家具。这买卖碰巧对我有点，呃，经济瓜葛。”

“那你为什么这么神秘兮兮的？”

“谁知道会有什么人在听呀。”

“怎么说也不会有人感兴趣的，肯定。”

“而今这世道，小心不会错。”亚瑟含糊其辞地说。

到这时他那些“有趣”的书我差不多已全借来读过了。大部分都令我极倒胃口。作者使用的全是假正经得作怪的、势利的、中产阶级下层的莫名其妙的口气。虽然真心实意想写得色情点，到了关键段落却又含糊其辞，叫人生气。亚瑟有一套有作者签名的多卷本《我的生活和爱情》，我问他是否认识弗兰克·哈里斯[6]。

“有点交情，对。现在说来已是几年前的事了。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大吃了一惊。就他自己的路子而言，他是个天才，非常风趣。我记得他有一回在卢浮宫对我说过：‘啊，我亲爱的诺里斯，你和我已是绅士冒险家里的末代孑遗了。’他可能过分了一点，你知道，但是他关于绅士冒险家的谈话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那令我想到，”亚瑟又沉思着说，“刚去世的迪斯莱勋爵曾对我提出的问题。‘诺里斯先生，’他问我，‘你是个冒险家么？’”

“多么不寻常的问题。提得很不客气，我并不把这叫作风趣。”

“我回答说：‘我们全都是冒险家，生命原本就是一场冒险嘛。’很精炼，你觉得如何？”

“对他这问题也只能这么回答。”

亚瑟谦逊地望着自己的手指甲。

“上了证人席我一般就都处于最佳状态了。”

“你的意思是，在审判过程里如此？”

“不是审判，威廉，是诉讼。那时我对《晚邮报》提出了诽谤诉讼。”

“为什么，他们说了你什么坏话么？”

“他们对一笔公共基金的使用说了些含沙射影的话，而那基金是委托给我管理的。”

“你一定胜诉了吧？”

亚瑟细心地抚摩着下巴：“他们无法阐明自己的指控。我获得了五百英镑的损失赔偿。”

“你常常提出诽谤诉讼么？”

“五次，”亚瑟低调地承认，“另外还有三次是庭外调解的。”

“你每一回都得到损失赔偿？”

“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倒是荣誉得到了满足。”

“那一定是一种不小的收入来源。”

亚瑟做了个不以为然的手势：“我还没到说这种话的地步。”

我提出问题的时候似乎终于到了。

“告诉我，亚瑟，你坐过牢么？”

他慢慢揉着下巴，露出了一嘴坏牙，空洞的蓝眼睛泛出一种奇怪的表情，说不定是放下了包袱，我甚至幻想是满足了某种虚荣。

“看来你听说那案子了？”

“听说了。”我撒了个谎。

“那时报道得沸沸扬扬，”亚瑟沉静地调整着双手在伞的弯把手上的位置，“你是否因为偶然的机会读到过证词全文？”

“没有。很不幸，没有。”

“很遗憾，我倒是非常乐意把剪报借给你看看。遗憾的是搬了几次家，其中一次把它弄丢了。我很想听听你大公无私的意见……我认为陪审团不公正，一开始就对我有偏见。如果我像现在这样有经验，无疑是可以被判无罪的。我的辩护律师给我出的主意非常馊：我原该作无罪申辩的，可他向我保证，要取得必要的证据非常困难。法官对我很严厉，甚至含沙射影地说我进行了某种形式的敲诈。”

“我说，那有点太过分了，不是吗？”

“确实，”亚瑟悲痛地摇摇头，“很不幸，英国的法律思维有时很欠周密。区别不了行为上较为细微的差异。”

“多久……判了你多久？”

“十八个月，中等待遇。在沃姆伍德·斯克拉比斯监狱。”

“我希望他们对你还算公正？”

“是按照规定对待我的，我无可投诉。不过，自从释放以后我对刑事改革问题就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支持为这一目的而存在的社团，很把这问题当回事。”

出现了片刻的停顿，这时亚瑟显然是沉浸到了痛苦的回忆里。“我认为，”他终于继续说了下去，“在我平生的事业里，我可以有把握地宣布，凡是我知道违法的事，我从没有做过，即使做过，也很少……而相反，我坚持，而且一直坚持，财富较多却天赋较次的社会成员应该作出贡献，支持像我这样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你是赞成我的，对吗？我希望如此。”

“我并不是财富较多的成员，”我说，“但是我赞成。”

“我非常高兴，你知道，威廉，我觉得时候一到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会有相同的看法……那么多钱放在那儿等着人去捡，这可是很奇怪的事。对，那钱确实是捡到的。即使现在也一样，只不过你得有眼光，能看到。而且有个资本问题。一定分量的资本是绝对不可少的。我相信有一天我还真得告诉你我跟一个美国人的一笔交易。那人相信自己是彼得大帝的直系后裔。这是个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故事。”

亚瑟有时候会谈起他的儿童时代。小时候因为身体孱弱，他没有进过学校。他是他寡母唯一的儿子，一个人跟妈妈住在一起。他很崇敬他妈妈，他俩一起学习文学和艺术，一起旅游，到巴黎，到巴登巴登[7]，到罗马。他们总跟最优秀的人一起活动，从城堡到庄园，从庄园到宫殿，总是温文尔雅，令人着迷，也善解人意，永远在细致温情地关心着彼此的健康。即使生了病躺在两个相通的房里，也会要求把床挪一挪，不用提高嗓门就可以聊天。他们在沉闷的不眠之夜讲故事，讲快活的笑话，彼此鼓舞。到了恢复期，他们并排地坐在有遮篷的轮椅上，由人推着，在琉森一个又一个的花园里闲逛。

由于它的本质，这种病号型的田园牧歌是注定了很快就要结束的。亚瑟终归会长大，终归会上牛津，他妈妈也终归会去世。他母亲以母爱卵翼着他，直到最后的时刻。只要她还清醒，她就不让仆人给他去电报。等到仆人终于不听命令之时，又已为时太晚。正如他母亲所希望的，她那孱弱的儿子没有在她弥留之际受到那场生离死别的痛苦。

母亲去世后他的健康有了很大改进，因为他得靠自己站住脚了。后来他获得了一笔小小的遗产，一定程度缓解了他那独特的痛苦处境。按照一八九〇年代伦敦社交界的标准，那钱足以维持他的生活至少十年，可他不到两年就花了个干净。“就是在那时，”亚瑟说，“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奢侈’一词的含义。遗憾地说，我是从那时开始才被迫在自己的字典里加上了其他的词汇的，其中有些确实丑陋得可怕。”“我真希望，”他在另一个场合直截了当地说，“现在能有那笔钱，那我就知道拿它怎么办了。”可他那时才二十二岁，还不懂得该怎么办。那笔钱以神奇的速度钻进了马嘴里；钻进芭蕾舞舞女的长袜里；为仆人油滑的铁爪子攫走；变成了华丽的服装（一两个礼拜后又厌弃了，送给了跟班的）；变成了东方风情的小摆设（不知道为什么带回家后却变成了生锈的铁罐子）；变成了最新的印象派天才画家的风景画（在次日清晨的天光里却成了小孩子似的胡涂乱抹）。他一身光鲜，机智风趣，有花不完的钱，在他那个大圈子里一定是个首选的单身贵族。但是终于抓住了他的却不是女士，而是犹太人。

他向一个严厉的叔叔求助，叔叔很不乐意，可也为他解了围，但是硬给他附加了一些条件：静下来读书，准备做律师。“我可以诚实地说，我作过努力，所受的痛苦我也无法向你细述。一两个月后我无可奈何了，只好采取了措施。”我问他采取了什么措施，他却不肯透露了。我估计他是找到了某种路子，想好好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那做法在当时似乎肮脏，”他含糊其辞地说，“我又是那么个敏感异常的小青年，你知道。现在回想起来是不免令人发笑的。”

“我的事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而且，我不像罗德的妻子[8]，我没有回头看过。我经历过许多升降起伏……起伏升降。我上升，是欧洲历史使然；我下降么，我宁可把那一切全忘记。行了，行了，正如那位众所周知的爱尔兰人所说，现在我既然抓住了犁头，我就必须向前看了[9]。”

据我所知，那年春天和初夏亚瑟就在频繁地上升着和下降着。这事他虽从来不愿谈起，但是他的精神状态总能充分反映出他的经济状况。卖掉“旧家具”（不管实际上卖的是什么）似乎暂时缓解了一段时间。到了五月，他在巴黎短暂逗留后欢天喜地地回来了，谨慎小心地说：“找到了几个小项目。”

而在这一切交易背后采取行动的却是那位险恶的南瓜脑袋施密特。亚瑟颇为坦率地表现出对他那秘书的畏惧，这倒并不奇怪。总的来说施密特先生的作用太大。他把老板的利益跟自己的利益等同起来，是那种不但本领高强，而且乐意代替老板干脏活的人—还干得津津有味。从亚瑟在不太谨慎时偶尔透露的话语，我对那秘书的职责和才能了解了一定的轮廓。“要我们这种阶级的人去向某些角色说某些话是很痛苦的，那会冒犯了我们娇弱而敏感的神经。因为你必须非常粗暴。”可施密特却似乎并不感到痛苦。他有充分的准备，能够对任何人说出任何话。他以斗牛士的勇气和技巧面对着债主。即使亚瑟开的是最荒唐的一枪，他也能紧随它的后果扑上去，像猎狗一样把鸭子衔回来。

亚瑟的零花钱是由施密特管理和发放的，虽然亚瑟长期不肯承认，那情况却再明显不过。有些日子他的钱连坐公共汽车都不够。有些日子他又会说：“等一等，威廉，我有点东西落下了，得上楼回房间取去。你不会介意在这儿等几分钟吧？”在这种时刻，他会在一刻钟后回到街上跟我会合，有时垂头丧气，有时容光焕发，像得到了一大笔意外小费的小学生。

我听习惯了的另一句话是：“我怕是不能请你上去了，房里乱七八糟。”我很快就发觉那话意味着施密特在家。亚瑟害怕闹得不愉快，总是想方设法不让我和他碰头；因为自从我第一次造访之后，我跟施密特彼此的憎恶已有相当程度的增加。我以为施密特不仅是不喜欢我，而且肯定不赞成我，认为我能对他的老板产生不利或使他混乱的影响。他从来不真正地挑衅，只对我侮辱性地微笑着，或突然踏着不声不响的脚步踅进房来，以此为乐。他在那里站上几秒钟，然后趁谁也没注意就出声说话，吓得亚瑟蹦起来轻声尖叫。如是者连续两三次之后，亚瑟的神经就崩溃了，无论谈什么都语无伦次了。我们只好逃到最近的咖啡厅去继续谈。这时施密特就会帮助老板穿上外套，含讥带讽地殷勤鞠躬，送我们出门。他心里狡猾地得意着，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

六月，我们跟冯·普雷尼茨男爵一起去度一个长周末。男爵曾邀请过我们到他在梅克伦堡的一个湖畔乡村别墅去。别墅里最大的房是健身房，配备了最现代化的器械，因为练健美是男爵的爱好。他每天都要在电动马、划船机、旋转按摩带上折磨自己。天气很热，我们都洗澡，连亚瑟也洗—他戴一顶橡皮游泳帽，躲在寝室里仔细整理自己。满屋子都是漂亮小伙子，他们给经过出色锻炼的棕色的皮肤抹上油，再在太阳底下烤上几个钟头。他们吃起饭来狼吞虎咽，餐桌礼仪糟得让亚瑟深感痛苦。那些人说话大都带强烈的柏林土腔。他们在沙滩上摔跤，拳击；从跳板上翻着筋斗往湖水里跳。男爵每个项目都参加，有时给人家收拾得够呛。小伙子们以带点幽默的粗野对他搞恶作剧，寻开心，摔破了他的备用单片眼镜，也可能摔断他的脖子。这一切他都带着冻结的微笑英勇地承受着。

我们做客的第二天晚上，男爵躲开了那些人，跟我单独到树林里散步。那天上午他们把他裹在毛毯里抛起来，让他摔到了沥青地上，所以他还有点瘸。他的手重重地搭在我手臂上。“我觉得等你到了我这年龄，”他对我伤感地说，“你就会发现，生命里最美好的东西是属于精神的。光是肉体给不了我们什么快乐。”他叹了一口气，轻轻地捏了捏我的手臂。“我们的朋友库诺是个了不起的人，”亚瑟在跟我一起回柏林的火车上说，“有的人认为他眼前就可以做一番伟大的事业。如果有人在下一届政府里为他安排个什么重要职位，我是不会意外的。”

“你真这么认为？”

“我认为，”亚瑟谨慎地斜瞥了我一眼，“他非常喜欢你。”

“你真是这样想？”

“我有时候觉得，威廉，以你的才能却没有更高的抱负，非常可惜。年轻人应该利用机会。以库诺的地位，在各个方面都是能帮助你的。”

我笑了。“你的意思是，对你和我都能有所帮助，是么？”我还是敏锐的。听出了亚瑟的别有用心。

“对，你这么理解也可以。我能从那安排中预见到对我的好处，这我也承认。无论我有什么缺点，我总不希望自己是个伪君子。比如，他可能要你做他的秘书。”

“对不起，亚瑟，”我说，“但是我担心会发现那任务太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