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从1967年起，我们两个搞农民政治学的学者就开始共同教一门关于革命的课，对于我们来说，1966年出版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一书带来的狂喜，就像几个小小的货物迷恋者突然看见海面上出现了一艘大货船那样。摩尔的这本著作涵盖范围极其广大，反思深刻，对于现代世界的形成，包括其非人性的方面提出了许多重大的道德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目的清晰、态度谦逊、言出有据、论证严密。该书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对于自由来说，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吗？人们能够精确地计算和判断在通向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中人类付出的代价，从而使理性评估变成可能吗？
尽管书出当时全美的舆论焦点都在针对越南武装反抗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上，但很多严肃认真的学者却关注到摩尔对第三世界的农民革命所做出的研究成果，他们相继在各种学术性和大众性刊物上发表文章。当时的各种议论现在大都烟消云散了，但是摩尔提出的问题却锋芒依旧，依然在挑战着伦理学和历史学。无论何时，阅读或重读这本巨著，都能够受益匪浅。
该书是从道德的中心点来直击问题要害，虽说关于民主与专制国家的历史发展，出现过很多答案、观点或者解释，但是其影响力都不如该书持久。该书出版距今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如今那些将革命写成一种罗曼蒂克的事业的摩尔同时代人的著作早就被人们忘光了，但是摩尔的这本著作，由于其坚持“进步不得不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这一悲观论点，所以对于渴望理解现代国家的历史起源、理解现代国家既可行善又能作恶的双重本性的人们来说，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
摩尔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显然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能够对自由民主、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三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比较研究吗？摩尔的分析体现出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他反复推敲各种证据，使读者能够准确地把握作者本人对各种结论的自信程度。他并没有提供理论上的线性推断和结论，也没有暗示这些证据放在一起是严丝合缝的。他将自己论证过程中出现的不整齐的边沿、沟壑和跳脱，全都显现给了读者。摩尔邀请读者同他一起去探寻，去享受与一个博学开明、诲人不倦的师长对话的乐趣，尽管他自己也尚未完全弄明白所有的事情。要知道，他在书中留下了很多尚无答案、需要进一步探寻的问题。
摩尔关于剥削的讨论就是一场典型的对话。他知道大多数当代社会学家都把剥削视作一个纯粹主观的概念。但是，摩尔指出这种主观主义观点是荒谬的：“农民被迫交出9/10的收成，与只交出1/3的收成相比，怎么能说这种勒索不是随心所欲的呢？”关于剥削，一个客观的概念更合乎情理，而且“至少是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可能性”。摩尔笔下的农民既有能力进行经济判断也有能力进行道德判断。摩尔认为“军人、官员和神职人员的贡献，对于农民来说必须是显而易见的，农民对这些人的贡献的回报与从这些人那里获得的服务不能完全不成比例”。换句话说，摩尔希望理解是什么使得交换显得公平。他自己也承认，对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一定是不够明确的”，但同时他又坚持认为“这些答案还是存在着一个客观的、核心的共同点”。与其给出充斥着未加说明的假设的所谓明确答案，或者干脆就放手不作为，还不如坦然面对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困难。
如此得出的“剥削”概念，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有些混乱，但是在关于现代性以及其动力的比较性研究中，这一概念已经算得上是足够精确的了。摩尔对剥削的界定给大家理解贵族专制统治的衰退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视角。同时，他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其判断背后的思考过程，这说明他襟怀坦荡、心无芥蒂。如果读者还不满意，那么摩尔会邀请他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探索真理是一个需要通力合作的项目。摩尔在感谢那些他请教过的学者的同时，也向读者提出挑战，希望他们有所建树、有所超越。
摩尔关于现代化需要付出代价的观点中透露出深深的怀疑和悲观主义。有些学者认为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统治(“自上而下的革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同于这些学者，摩尔发现了一个模式，那就是当一个传统国家变得强大而其农业商品化却相对薄弱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就会获得成功。也许，法西斯主义远非现代才有的东西，而且远未寿终正寝。
与简单地为民主的胜利而欢呼雀跃的那些人相比，摩尔对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兴起保持着某种更加黯淡的观点。摩尔已经意识到进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在他为本书关于英国的开篇第一章所起的标题“英国：暴力对于渐进主义的影响”中就明显地体现出来了。对于摩尔来说，民主制度的建立取决于“农民问题”的消除。也就是说，民主的进步从来都离不开圈地法和高地清洗运动
之类因素所带来的巨大苦痛。写给大众看的简写本英美历史强调说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一种相对安宁的、和平的过程，这种过程至少可以回溯到大宪章时代，甚至是雅典时代。而摩尔与他们相反，他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了现代成就的代价上去。他并不怀疑民主自由是一个值得珍惜的成就。他写道：“导致这些结果的暴力和胁迫——圈地运动是其主要表现，但不是唯一表现——发生于很长一段时间……不管怎么样，我们绝对不能无视上层阶级针对下层阶级使用了大规模的暴力这一事实。”摩尔希望我们直面真相，看到其全部的令人痛苦的复杂性。只知道为民主欢呼的那些人可能使人看不到民主所造成的痛苦，如果人们能够看清这一点，那么这些痛苦也许就能够被避免或者有所减轻。正如他随后指出的那样，“如果加以仔细审视，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可能真正起到教化作用”。
摩尔发现，进步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求人类经受极大程度的苦难。如果情况持续如此——而且很难看出这种讨厌的现实会突然消失——那么，对于信誓旦旦地允诺说，一个社会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和议会制度就会变成天堂的那些人，人们就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且人们也必须追问在任何一个转变过程中，究竟是谁在承担哪些痛苦。
摩尔最擅长教我们的并不是某一特定的事实这一点(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为他夸大了圈地运动的牺牲者数量)。他教我们的是一种提问题的方式，凭借这种方式能够做出最了解情况的道德判断和选择。
对任何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持续存在，摩尔都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相反，他坚持认为，人们在考虑维持原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的时候，也必须同时考虑改变现状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
关于惯性的假设，也就是文化和社会的连续性是无需解释的，它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两者都需要在每一代重新创造，通常伴以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为了维持和传递一个价值体系，人类受尽折磨——被殴打、被欺凌、被监禁、被投入集中营、被劝诱、被贿赂、被推举成英雄、被迫阅读报纸、站在墙根前被集体射杀，有时候甚至被迫接受社会学的教育。“法国大革命的‘代价’是什么？”这个问题摩尔详细考虑过，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质问：“这场革命不发生的话，其代价又是什么？”如果暴力没有削弱反动力量的社会基础，法国会变成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吗？在德国或者西班牙，如果民主运动一开始就摧毁了大部分旧秩序的话，那么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能够避免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吗？不同的政治秩序和不同的革命进程中，相对的非人性状况只有放置于长期的历史进程，并考虑到不同的未来选择之后，才能够真正被理解。摩尔教导我们，为了分析这些最迫切的伦理问题，我们需要主动地在最重要的事上高屋建瓴地提出质疑。
在对苏联进行了长期研究之后，摩尔痛苦地意识到最初的革命承诺和最终的悲惨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但是，摩尔也提醒各种民主制度的受益者，考虑到整个现代化进程的代价，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洋洋得意。
有必要指出的是，任何地方都没有证据表明民众想要一个工业化的社会，倒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压根不想要。归根结底，至今为止所有形式的工业化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是冷酷无情的少数人的把戏。就像通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一部经典出版后，随后出现的评论和解说很快就会超过经典原来的文本，至少在字数上会超过它。关于《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确实出现了大量的评论文献。在1966年之后撰写的历史社会学著作中，可能很少有哪一本没有受到摩尔这本书的影响。乔纳森·韦纳《关于评论的评论》这篇文章是了解上述评论，特别是该书出版后第一个十年的那些评论的指南。在由西达·斯考切波·斯科普尔和其他人一起编辑出版的摩尔纪念文集《历史的教训》中，人们仍然能够找到证据表明，摩尔对重新思考历史的坚持是多么适时。
摩尔的批评者们认为，他对相对自主的国家里精英群体内部的斗争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而且他低估了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作用。事实上，摩尔争辩说，“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来解释行为就是在进行循环推理”。他聚焦的是各种理念的社会承载者及其利益和关系。如果摩尔事先没有了解清楚把印度寡妇推向死亡的各种压力，那么他是不会武断地认为这个寡妇是自愿殉葬的。他的研究拒绝不假思索地相信任何关于某个社会群体的传统理念。同样，在摩尔的分析中，人口统计因素也并不是决定性的，这不同于关注长历史时期的历史学家的描述，这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历史中存在的人口统计方面的趋势才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关键危机的根源。对于摩尔来说，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不同关系决定了不同的结果。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给各个国家带来的明显结果是城市工业社会的产生和农民数量(比例)的减少，但是有待弄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各个国家走上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有些关于《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的评论质疑摩尔挑选出的政府形式——市场导向的民主、法西斯主义(“自上而下的革命”)和共产主义(在“农民革命”之后产生)——是否代表了可以比较的单元。回头看看，摩尔关于商业化农业是民主道路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这一发现似乎是有先见之明，其先见之明还体现在，中国、前苏联、阿尔及利亚、越南和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导向的领导人，尽管曾经把农业市场全盘国有化，但是现在却不愿意再走国有化的农业道路。当然，共产主义道路的失败在后现代时代反而使得市场导向的民主制度增添了新的活力。
随着民主制度蔓延到很多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西方国家中出现了一种盲目的民主必胜思潮，面对这一思潮，摩尔所秉持的历史悲观主义态度使得他担心共产主义的力量已经相当于法西斯主义以往在其他地方所形成的力量，以至于“启蒙运动中反宗教的理性主义”可能随时随地被反理性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宗教信仰压倒。摩尔号召人们关注19世纪德国和日本在专制统治下取得的经济成就，以及纵容奴隶种植园制度的美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目的是要强调经济上的成功仍然可能给人类自由带来巨大灾难。
尽管世界政治和经济最近发生了很多激进的变革，但是摩尔的方法论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线索，帮助我们了解究竟如何为我们的未来选择一条代价最小的道路。对于现代性来说，其方法论既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我们的未来。摩尔发现这一路径经常会变得模糊不清。他指出目前的证据仍然存在空缺，需要借助逻辑这一工具来暂时弥补这些空缺，因此他坦陈，很多时候我们仍需要进行有根据的推测。摩尔明示我们，他一直在探寻人们暂时应该依靠什么样的逻辑和理论来弥补知识的空缺。在这一探寻过程中，摩尔承认他自己也不断遭遇挫折。不过，摩尔始终充满勇气，直面现实，即使有些悲观，仍坚持认为学者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解决重要的道德难题。
要知道，撰写一本学术著作，如果采取取法乎下、自以为是和貌似严谨的态度，那会容易得很。如果人们将《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与许多社会科学研究相比，尽管这些研究在追求事实方面展现出精湛的技术和令人惊叹的成就，但是其中通常充满了带有当下共同成见的诸多假定，那么人们就会发现，确信态度的明显缺失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缺失。相反，在关系重大的问题上反倒能够让人取得进展。
那么摩尔所提出的观点是否就意味着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权重在后现代时期将要增加呢？不管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何，开始研究这一问题的一个卓效之法就是站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这本书的巨人肩膀上。摩尔会祝福他的后继者的。他从来就不曾期望他给出的结论就是最终的定论。其实，只要这本比较历史社会学著作能够引导我们所有人继续进行对话，而这场对话能够减少人类在进步过程中所付出的不必要的非人性代价，并引导我们去勇敢地直面痛苦真相，那就足够了，事实上已经算得上是非同寻常的了。
爱德华·弗里德曼和詹姆斯·斯科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