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刊名不详
（1962）

1962年6月5日早晨，我偕妻子乘“伊丽莎白女王”号邮轮从法国瑟堡港到美国纽约出席电影《洛丽塔》首映式。在我们抵达的当天，就有三四个记者来圣里吉斯旅馆采访我。我曾在记事本上草草记下一些人的姓名，但我不能确定其中就有某个记者的名字。采访结束后，我马上就把笔记本上的问题和回答打印出来。

采访者觉得您不是一个特别有情趣的人，为什么会这样？

我为自己是一个缺乏大众魅力的人而自豪。我一生中从未醉过酒。我从不像其他男生那样说脏话。我没有在办公室或矿井干过活。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倶乐部或团体。没有什么教条或派别对我产生任何影响。没有比政治小说和具有社会意图的文学更让我讨厌的了。

然而，必定有什么会打动您，比如，您所喜欢或不喜欢的。

我厌恶的东西很简单：愚蠢、压迫、犯罪、残暴、轻音乐。我喜爱的则是最让人们感到紧张的事情：写作和捕捉蝴蝶。

您一笔一画写下所有的东西，是吗？

是的，我不会打字。

您同意给我们看一页手稿吗？

恐怕我得拒绝。只有野心勃勃的无名之辈或好心肠的庸人才会展示他们的手稿。这好像让人看他们吐的痰。

您读很多的小说新作吗？您为什么要笑？

我笑是因为好心的出版商老给我寄——还附上“希望您会跟我们一样喜欢该书”的便函——同一类作品：就是那种内容淫秽、用词花哨、情节离奇的小说。所有这些书像是同一个作者写的——而这个人甚至都不及我的影子的影子。

您对法国所谓的“反小说”有什么看法？

我对文坛上诸如团体、运动、流派这类东西不感兴趣。我只对个体的艺术家感兴趣。“反小说”实际上并不存在；然而存在一个伟大的法国作家，罗伯－格里耶；他的作品引起了一批平庸的三流作家古怪的模仿，对他们来说，一张仿做的标签有助于商业炒作。

我注意到您说话老“嗯”、“哦”的，这是趋向衰老的标志吗？

不是。我一向不善言辞。我的词汇深居我的大脑，需借助纸张挣扎而出，进入物质层面。出口成章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奇迹。我发表的每一个字我都改写过——经常要写好几遍。我的铅笔的生命力比橡皮更长久。

怎么看待在电视上露面？

噢（人们在电视上通常用“噢”作为开场白），几年前我在伦敦上过一回电视，之后一个幼稚的批评家责备我在镜头前局促不安，躲躲闪闪。其实，那次访谈仔细彩排过，我也仔细写好了所有的回答（以及大部分问题），然而，因为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如此糟糕，我就把写有笔记的卡片在面前摆好（后来弄乱了），就像一个掩在各种无辜的道具后面的伏击者，这样，我既无法注视镜头，也不能看着提问者。

可您教过很多课——

1940年，在我开始在美国的教学生涯之前，我有幸花工夫写下了有关俄国文学的一百份讲义——大概有两千页——之后，又写了一百份讲义，论述从简·奥斯丁到詹姆斯·乔伊斯这些伟大的小说家。这些讲义让我在韦尔斯利学院和康奈尔大学愉快地度过了二十个年头。虽然，在讲台上，我巧妙地上下移动我的眼光，但机灵的学生心里很清楚，我是在读稿，不是在讲课。

您什么时候开始用英语写作？

我很小就会讲两种语言（俄语和英语），五岁时又学了法语。在我的童年，我用英语写了那些我收集到的蝴蝶的笔记，从那本我最喜欢的杂志《昆虫学家》中借用了不少专业术语。1920年，该杂志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论克里米亚蝴蝶》。同年，我向剑桥三一学院院刊投了一首英文诗，那时（1919—1922）我在那儿读书。此后，在柏林和巴黎，我写了我的俄语作品——包括诗集、短篇小说集和八部长篇小说。它们被三百万俄国侨民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阅读，但这些书在苏俄当然是绝对被禁止和忽略的。在30年代中期，我英译并出版了我的两部俄语小说：《绝望》和《暗箱》（在美国出版时更名为《黑暗中的笑声》）。第一部我直接用英语写的小说是《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那是1939年，在巴黎。1940年移民美国后，我在《大西洋月刊》和《纽约客》发表诗歌和短篇小说，并写了四部长篇小说：《庶出的标志》（1947）、《洛丽塔》（1955）、《普宁》（1957）以及《微暗的火》（1961）。我还出版了一部自传《说吧，记忆》（1951），另有几篇论蝴蝶分类的科学论文。

您愿意谈一下《洛丽塔》吗？

呃，不。关于这本书，我想说的在美国和英国版的后记中都说了。

您觉得写作《洛丽塔》的电影剧本困难吗？

最困难的是准备去冒险，即决定接下这个苦差事。1959年，我受哈里斯和库布里克的邀请来到好莱坞，但在和他们商谈几次之后，我决定不干了。一年后，在瑞士的卢加诺，我接到他们劝我重新考虑的一封电报。其时，电影剧本的框架在我的想象中已大致形成，所以说真的，我很高兴他们再次提出邀请。我又来到好莱坞，在蓝花楹树下，我花了六个月写这个电影剧本。将一部小说改写成一部电影剧本，犹如给一幅早就完成并已镶框的油画画一组素描。我构思了新的场景和对话，全力打造一部我能接受的电影《洛丽塔》。我知道，如果我不去写这部电影剧本，也会有别的什么人来写；我同样知道，如此制造出来的成品至多只是不同理解的碰撞物，而不是皆大欢喜的宝贝。我还没有看过这部片子。它可能是透过蚊帐所见的一片美妙的晨雾，或者像是救护车中那个躺着的乘客在风景路段所感到的弯弯曲曲。在写作电影剧本的过程中，我和库布里克有过七八次的交往，我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艺术家，也是基于这种印象，我希望6月13日在纽约能看到一部可信的《洛丽塔》。

您眼下在做什么？

我在看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英译本的校样，这是一部诗体小说。我的译本附有很多评注，将由波林根基金会出版，精美的四卷本，每卷有五百多页。

您能描述一下这项工作吗？

在康奈尔和其他地方教文学的那些年里，我要求学生具有科学的激情和诗歌的耐心。作为一个作家和学者，我看重细节胜过概括、意象胜过理念、含混的事实胜过清晰的象征、意外发现的野果胜过人工合成的果酱。

所以，你保存了这种野果？

是的。我的好恶影响了我对《叶甫盖尼·奥涅金》长达十年的翻译。要将它的五千五百行诗句译成英语，我必须在韵味和义理之间作取舍，我选择了义理。我的雄心只是想提供一种逐字逐句的直译，加上丰富详尽的注释，注释的篇幅远远超过了长诗本身。只有意译的文本才“好读”；我的译本不好读；我的翻译是可靠的、笨拙的、沉重的、奴隶一般忠诚的。对每一节诗我写了好几条注释，全诗加上变体有四百多诗节。译本的评注部分包括对原有旋律的讨论和对长诗的精细分析。

你喜欢被采访吗？

嗯，就一个主题——自己——侃侃而谈是一种无须轻视的快感。但其结果有时令人难堪。最近，巴黎报纸《天真汉》让我在一种白痴般的情景中胡言乱语。然而，我也经常遇到相当“费厄泼赖”的对待。《君子》杂志就全文登出我对一篇错误百出的采访报道的更正。八卦作者往往不得要领，他们很容易对工作漫不经心。伦纳德·里昂斯要我解释为什么我让妻子去处理电影交易的事情，还加上一句荒唐无聊的话：“能对付屠夫就能对付制片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