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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和我基本打不起来，但我们会像小孩那样斗嘴——吵架通常发生在如何安排我们微薄收入的问题上。我每周赚六十五美元，罗伯特偶尔会找杂工做。房租一个月要八十美元，再加上水电费，每一分钱都得花得明明白白。地铁币是两毛钱一枚，我一礼拜就需要十枚。罗伯特抽烟，一包烟三毛五。我对餐馆公用电话亭的迷恋最成问题，他理解不了我对弟弟妹妹深深的依恋。在电话上投入一把硬币，就意味着要少吃一顿饭。我妈妈有时会在她寄来的卡片或信里夹上一美元纸钞，这貌似不经意间的举动，意味着她的女招待小费罐子里少了很多硬币，我们一直很领情。

我们喜欢到包厘街去淘破旧的丝质礼服、磨损的山羊绒长大衣和二手的摩托服。在奥查德街，我们会为新作品搜寻有趣又不贵的材料：聚酯薄膜、狼皮和各种叫不上名的零七八碎。我们在运河街的珍珠艺术品市场一逛就是几个小时，然后坐地铁去科尼岛，沿着木板栈道边走边分享一个内森餐厅的热狗。

我的吃相把罗伯特吓到了，我能从他投来的目光、从他转过去的脸上看出来。当我大把抓着东西吃的时候，他觉得大家都在看我们，哪怕他自己正赤膊坐在卡座上，穿着一件绣花绵羊皮马甲，脖子上还挂了好几条珠串。我们的吹毛求疵最后往往化为大笑一场，尤其是当我一一指出两人的种种差异之后。在我们地久天长的友谊里，始终保持着这种餐桌辩论，我的吃相一直不见改善，他的着装倒是经历了一番绚丽至极的变化。

那时候，布鲁克林还只是一个外围行政区，而且似乎离“城市”的灯红酒绿远得很。罗伯特最爱去曼哈顿了，一跨过东河就让他精神百倍，后来也正是在那里，他经历了个人和艺术上的快速转型。

我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想象着那些逝者和他们已逝的世纪。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就花好几小时临摹过《独立宣言》的精美字体，书法一直令我着迷。现在我能把这种晦涩的技艺融入我自己的素描了。我开始迷恋伊斯兰书法艺术，有时我还会从纸巾里把那条波斯项链拿出来，在我画画的时候摆在眼前。

我在斯克里布纳从电话客服晋升到了销售人员。那一年的畅销书是亚当·斯密的《金钱游戏》和汤姆·沃尔夫的《令人振奋的兴奋剂实验》，这两本书概括了泛滥于这个国家一切事物中的两极。我对哪本也没有共鸣。罗伯特与我创造的小世界以外的一切，都让我觉得不相干。

在我的低潮期，我想不通艺术创作是为了什么。为了谁？我们是在创造上帝吗？我们是在跟自己对话吗？终极目标又是什么？为把某人的作品关在艺术品的大动物园——现代艺术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或卢浮宫——里吗？

我渴望诚实，诚然自己也有不诚之处。为何要投身艺术？为自我实现，或是为艺术本身？除非什么人能给点启示，否则这理由会找个没完没了。

我常会坐下来，想写点画点什么，但街上狂热的活动，伴随着越南战争，似乎让我的努力失去了意义。我无法与政治运动产生共鸣。我也尝试参与，但这另一种形式的官僚主义让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我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

罗伯特对我这左一次右一次的反省很不耐烦，他似乎从不置疑他的艺术动机，在他的身体力行之下，我明白了作品本身就是意义所在：上帝鼓励下的词句成了诗歌，颜色与石墨的交融赞美了上帝。在作品中，去达成一种信仰和创作的完美平衡。在如此的心境里，感受光明和生命的能量。

当深爱着的巴斯克地区毁于战火时，毕加索没有缩进壳里，他回应以杰作《格尔尼卡》，提醒我们他的同胞所遭受的不义。一有闲钱，我就会跑到现代艺术博物馆，坐在《格尔尼卡》面前，久久端详那匹跌落的马和那只照耀着悲伤的战争战利品的灯之眼，然后回去继续工作。

那年春天，就在圣枝主日的前几天，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的洛伦酒店门前被枪杀。报纸上有一幅科雷塔·斯科特·金安慰她小女儿的照片，黑纱下的脸庞已浸透了泪水。我心里一阵难受，那感觉正如我十来岁时看到杰奎琳·肯尼迪戴着飘动的黑纱，和她的孩子们站在一起，看着载着她丈夫遗体的马车从面前经过。我试图用诗歌或绘画来抒发自己的感受，但力不从心，似乎无论何时我想表达不公，都找不到方向。

罗伯特给我买了一条复活节穿的白裙，但为了缓解我的悲伤，圣枝主日那天他就把裙子给了我。那是一条破旧的薄亚麻布维多利亚式茶花连衣裙。我喜欢极了，在家里都穿着，对1968年的不祥之兆来说，它就像一副精巧而脆弱的铠甲。

这件复活节礼裙并不适合穿去梅普尔索普家的家庭晚宴，但我们屈指可数的衣服里也没有别的更适合了。

我相当独立于父母，我爱他们，却并不操心他们对我跟罗伯特好会作何感受。而罗伯特没那么自由，他仍是父母的天主教徒儿子，无法告诉他们我们正在未婚同居。他已在我父母家受到了热情款待，却担心我到了他家将得不到同样的礼遇。

一开始，罗伯特觉得，最好是他先在电话里慢慢让他父母知道我；而后他又决定告诉他们，我俩已经私奔到了阿鲁巴岛，并且结了婚。当时他有一个朋友正在加勒比地区旅行，罗伯特给他母亲写了封信，他那个朋友帮他盖了阿鲁巴的邮戳。

我觉得真没必要精心策划这么个骗局，我想他应该跟他们实话实说，真心相信他们能最终接受我们。“不会的，”他一口否决，“他们可是恪守教规的天主徒。”

直到去拜访了他父母，我才理解了他的担忧。他父亲用冰冷的沉默欢迎了我们，我没法理解一个不拥抱自己儿子的男人。

全家人围聚在餐桌前，他的姐姐、姐夫和哥哥、嫂子以及他的四个弟弟妹妹。餐桌摆好了，一顿完美的晚餐也准备停当。他父亲看都很少看我一眼，跟罗伯特也没话，只是说：“你头发该剪了，看着跟个姑娘似的。”

罗伯特的母亲琼，尽其所能地提供着些许家庭温暖。晚餐过后，她从围裙口袋里掏出钱塞给罗伯特，还把我叫去了她的房间。她打开她的首饰盒，看了看我的手，拿出了一枚金戒指。“我们钱不够，还没买戒指。”我说。

“你左手无名指上应该戴个戒指的。”她说着把那枚戒指塞到了我手里。

哈利不在的时候，罗伯特对琼特别温柔。琼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她很爱笑，烟不离手，强迫症似的打扫屋子。我这才明白，罗伯特的条理性不完全是在天主教堂里培养的。琼偏爱罗伯特，而且似乎对罗伯特选择的道路有种秘密的自豪感。罗伯特在设计上成绩优异，他父亲希望他能当一个商业艺术家，但他拒绝了。一种情感驱使着他，要去证明父亲是错的。

临走时，一家人拥抱、恭喜了我们。哈利远远地站在后面。“我压根就不信他俩结婚了。”我听到他这样说。

 

罗伯特从一本超大的托德·布朗宁的平装书上剪下杂耍畸形人的图片，两性人、小头人和连体双胞胎散了遍地。这让我如坠云雾，实在看不出这些形象跟他近来对魔法和宗教的思考有什么联系。

我一如既往地用自己的素描和诗歌跟随着他的脚步。我画马戏团里的角色，讲他们的故事：夜行走钢丝者哈根·韦克尔，“驴面男孩”巴尔萨泽，还有月形脑袋的阿拉沙·凯利。我对自己的创作尚有解释，而畸形人何以吸引他，罗伯特没有多说。

在这种心境下，我们去科尼岛看了杂耍表演。之前也在第四十二街上找过Hubert's，他们以“蛇公主瓦格”和跳蚤马戏团著称，但在1965年就关张了。我们还找到过一家小博物馆，那些标本瓶里陈列着尸块和人类胚胎，罗伯特特别想用这类东西做一件作品。他到处打听上哪能找到这种东西，一个朋友叫他到韦尔费尔岛（就是后来的罗斯福岛）的老城市医院遗址去看看。

找了个星期天，我们和普拉特艺术学院的朋友们一起去了岛上。我们在岛上转了两个地方，首先是一幢规模庞大的有疯人院气质的19世纪建筑，它曾经是“天花医院”，美国第一家收治接触性传染病的地方。我们被带刺铁丝网和碎玻璃片拦于咫尺之外，想象着里面麻风病和高死亡率传染病患者垂死的样子。

另一处遗址便是老城市医院，这座令人生畏的慈善机构建筑最终在1994年被拆除。我们一走进去，立即就被楼里的寂静和怪怪的药味击中了。我们挨个房间看，架子上满载着装有医用标本的玻璃瓶。很多瓶子已经被啮齿类访客蓄意破坏了。罗伯特地毯式地搜索了每一个房间，直到发现了他想要的：一个游弋在玻璃子宫和福尔马林里的人类胚胎。

我们不得不承认，到了罗伯特手里，它很可能被派上大用场。回家路上，他紧紧地抓着这份珍贵的发现，即便在他的沉默里，我也能感觉到兴奋和期盼，想象着他会如何把它变成艺术品。我们在默特尔大道告别了朋友们，就在要拐上霍尔街的时候，那个玻璃瓶却鬼使神差地从他手中滑落，掉在人行道上，摔了个粉碎。还差几步路就到家了。

我看着他。他完全泄了气，两个人都说不出一句话。这只偷来的瓶子已在架上安然搁置了几十年，这几乎就像是他害了它的命。“上楼去吧，”他说，“我来收拾。”我们再没提起过这事。这只瓶子也没那么简单，那些厚玻璃碎片似乎预示了我们生活的恶化，我们嘴上不说，心里却似乎都承受着一种朦胧的不安。

 

六月初，瓦莱丽·索拉尼斯枪击了安迪·沃霍尔。虽然罗伯特对艺术家的事不怎么多愁善感，可这事还是令他非常沮丧。他爱安迪·沃霍尔，视他为最重要的在世艺术家，这已接近他的英雄级崇拜了。他敬重像谷克多和帕索里尼那样将生活和艺术合而为一的艺术家，但对罗伯特来说，这些人里最有意思的，还是在银色“工厂”里记录人类境况的安迪·沃霍尔。

我对沃霍尔的感觉和罗伯特不同，他的作品反映了一种我避之不及的文化。我讨厌汤，对罐头也没什么感觉。我更喜欢对时代有所改观，而不只是反映了时代的艺术家。

不久后，我和一位顾客就我们的政治责任展开了一场讨论。那年是选举年，他拥护罗伯特·肯尼迪，这个加州的初选者还在待定中，我们决定日后再议。让我兴奋的是有望能为与我抱同样理想的人工作，而且他还承诺结束越南战争。肯尼迪的候选人资格，在我看来是一条理想主义得以向重大政治行动转化的途径，是一件能真正帮上那些穷苦中人的事情。

罗伯特仍没从沃霍尔的遇袭中缓过神来，他待在家里创作一幅向沃霍尔致敬的素描，我则回家看望我的父亲。他是个明智、公正的人，我想听听他对罗伯特·肯尼迪的见解。我们一起坐在长沙发上看初选结果。罗伯特·肯尼迪进行获胜演讲时，我充满了自豪。我们看着他走下讲台，父亲冲我挤挤眼，为我们年轻候选人的许诺和我的热忱而欢欣。有几个天真的瞬间，我真心相信一切都会好的。我们看着他穿过欢呼雀跃的人群，和他们握手，并以肯尼迪家族经典的笑容散发着希望。随后他便倒下了，我们看见他的妻子跪倒在他身旁。

肯尼迪参议员死了。

“爸爸，爸爸。”我抽泣着，把脸埋进他的臂膀。

父亲抱着我，什么也没说。我猜他都已经看到了。对我来说，这个外在世界正在瓦解，而我自己的世界，也步步紧随。

回到家，迎接我的是剪下来的雕像纸样、古希腊人的躯干和臀部、米开朗基罗的奴隶、水手、文身和星辰。为了追上罗伯特的步伐，我给他朗读了《玫瑰奇迹》的片段。他总是先行一步，在我朗读热内的时候，他却仿佛正在成为热内。

他抛弃了羊皮马甲和珠串，找来了一身水手服。他对大海并无感情。穿起水手服、戴起水手帽，他就和谷克多的画或是热内笔下罗伯特·奎雷尔的世界产生了共鸣。他对战争不感兴趣，战争的遗俗和仪式却吸引着他。他钦佩日本神风敢死队飞行员的坚忍克己之美，他们会把战衣——叠得一丝不苟的衬衫和白丝巾——铺开，在战前仔细地穿戴。

我喜欢打扮他。我给他弄到了一件蓝色厚呢短大衣和一条飞行员丝巾，虽然我对二战的认识都是从原子弹和《安妮日记》里来的。我认可他的世界，他也乐于走进我的。然而有时，我又感到迷惑，甚至在突然的改变中感到沮丧。当他用麦拉铝箔覆盖了卧室墙壁和圆形浮雕天花板时，我觉得自己被挡在了外面，因为这似乎更多是为了他而不是我。他希望这样能更添情趣，可在我看来却有一种哈哈镜的扭曲。我哀诉着，要拆掉我们睡的这间浪漫小教堂。

我不喜欢，这让他很失望。“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问他。

“我从来不想，”他坚持说，“我只感觉。”

罗伯特对我很好，尽管我敢说他其实心不在焉。我习惯于他安安静静，但不是沉默的幽怨。他正在为什么事烦恼，不是钱的事。他对我的呵护不曾停止，但就是看起来有心事。

他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我醒来，会发现他正凝视着墙上钉成一排的米开朗基罗雕的人体。我宁愿爆发也不愿沉默，但那不是他的方式，我再也破译不了他的心境了。

我发现晚上听不到音乐了。他从我身边走开，漫不经心地来回踱步，没有全心扑在创作上。完成了一半的怪胎、圣人和水手的拼贴在地板上乱扔着。让作品停滞在这种状态可不像他干的事，这方面他可一直是在劝诫我的，我无力穿透他周围那片坚忍的黑暗。

他对自己的作品越来越不满，烦乱也随之增长。“旧的意象对我已经不够了。”他说。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拿着一把烙铁向圣母的大腿根烙去，事后还满不在乎。“一时失去理性。”他说。

终于，罗伯特的审美观变得太过强烈，让我感到那已不再是我们的世界，而是他的。我信赖他，可他把我们的家变成了一间他独自设计的剧院。金属遮光板和黑缎子，取代了我们神话故事的丝绒幕布。白桑树上垂挂着密网。他睡了，我在屋里踱步，像一只鸽子弹跳着，企图逃离那只约夫·康奈尔装置作品般的孤独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