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豁出性命也要上

老兵讲述3地方武装

佚名：苦战瓦口川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武装民兵班很活跃，他们白天隐蔽在山坡上，一面阻击零散日伪军涉水渡河抢劫，一面监视河东大路上地雷阵，发现日伪军进入地雷阵时就打枪，引起日伪军慌乱，踩中地雷使地雷爆炸一日数起，日伪军死伤很多，地雷阵中常见血迹摊摊点点，群众常看见用木板将尸体和伤兵抬走。民兵班发现零散掉队之敌就狙击，也打死打伤一些日伪军。晚上则下山布雷，从不间断。

反扫荡进行了半个月，已到1940年10月，我们被围困在这块方圆不到十里的小山内，孤立无援，处境险恶。有一天，王冀和我议定派我往北寻找李耀武、刘光华联系，弄清中小区、北小区情况。当夜，霍家沟两个民兵送我绕过地雷阵，在缑家庄东三里处越过大路，爬上北山。我在这夜找来找去，好不容易才找到区妇救会主任王家兰，她是负责领导缑家庄反扫荡的。她告诉我：敌人正在缑家庄一带反复搜剿，封锁大路，村干部和群众都逃到深山。山上庙内道士本园，很有抗日热情，常乘深夜到村内弄些粮食，背到庙内熟送给她吃。和她一块活动的还有一个联大姓周的学生。

翌日清晨，突闻三尖陀枪声大作，我急忙站到山头瞭望，只见霍家沟烽烟大起，可以断定日伪军已包围霍家沟，正在“扫荡”。我担心王冀等人安危，惊疑不定，一时又无法救援。三尖陀一带枪声整日不绝，直到天黑时霍家沟支部书记霍树显派来人报告：昨夜日伪军绕道黄泥区三尖陀西侧抢上三尖陀。拂晓前控制了制高点，郭苏之日伪军也迅速占了霍家沟，在山下把三尖陀层层围紧，山上之敌分散向下搜剿，每隔十步一人，层层下压，一处不漏（后来听说叫梳篾战术）。搜到山洞时发现洞内有人，立即向洞内射击，洞内开枪还击，相持数小时。下午，王旭东腿部负伤，子弹打光，他把驳壳枪拆成零件扔下去，高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一跃跳崖而死，冀区长、民政助理员老张、炊事员顺德三人被俘。

我闻讯大惊，此事意味着区指挥中心已被敌摧毁，损失重大，非同小可，再三思考，决定留王家兰仍在当地坚持，我则离区西往寻找县委请示。

第二天黎明，天色尚黑，我一人从茅草小径爬上山口，由山口沿山沟西下约三里，走到与孟家庄南北大道交会处。天色微明，突然来路东山头枪声大作，但是射击方向朝东，显然此山已被敌包围。而我却突围出到包围圈外，好险！这时我找到孟家庄区两个守雷民兵，请他们引我绕过地雷阵，我忙问他们是不是见到小黑李（县委组织部长李芳林），他们说没见，但知道昨夜有支小部队来到西沟内一个小庄隐蔽，今尚未动。我连忙前往寻找，约行一里到村，意想不到地突然见到地委王昭、杨春茂和程专员（程宏毅），我大喜过望，激动万分，像一个迷路儿童突然找到亲娘，热泪几乎夺眶而出。王昭同志连忙安排我吃饭，饭毕，三位领导同志一块听我汇报。我汇报完后，杨春茂同志做指示，程专员补充。大意是：日伪军越是疯狂，越说明它在边区军民的打击下已精疲力竭，难以停留了，我们要与日伪军争夺瓦口川边区这块要地，不让日伪军占去，还指示了反扫荡一些做法和政策。讲完，王昭同志宣布，地委决定我任郭苏区区委书记，徐怀玺同志代理区长（许时任平山县政府秘书，时正随地委行动）重组指挥中心，继续坚持瓦口川斗争，要我俩当晚返回郭苏区。他立即把许找来介绍给我，谈完已下午，东山枪声渐稀，晚饭后，地委派人把我俩送到沟口，我俩仍循原路东返。

我俩在天黑后爬过山口，只见坡上满目凄惨。群众搭的卧铺（用茅草结成的棚子）有的被烧，有的被毁，坡上有的地方茅草起火，余烬未熄。藏在山里的群众都不见了，找来找去后半夜才找到王家兰，她说天亮前，日伪军就包围了这座山，占领制高点，拂晓开始用机枪盲目乱射，群众隐伏在草丛中、石崖下不动，日伪军隔十步一人，密密层层，一排连一排地从山顶压下来，手持刺刀步枪，拨着荒草，狂吼：“杀！”一会又乱叫：“快出来吧！我已看见你了！”边搜边下，边乱打枪，有些群众被敌抓走，也有的漏脱，王家兰藏在一个荒草堆中未被发现。现日伪军已全部下山。

大劫之后，亟待恢复，我和徐怀玺在此暂留，协助群众重新搭卧铺，收搬粮食，又收集村干部、民兵建立岗哨。这时敌攻势渐衰，不再搜山，只在川里拼命搞“三光”。我们乘机把缑家庄工作恢复起来，又和邻近村庄的村干部取得联络。这时各村工作多处于涣散解体状态，党员和村干部有的被抓，有的逃散，群众无人领导。经过恢复，渐渐好转，我们有时也由山上卧铺移到村里睡。这时我们又和小齐取得联系，虽敌情严重，他们仍很活跃。原来在两次大包剿时，他们都在山下活动，寻隙跳在包围圈外，未受损失。当时他们地雷耗尽，白天隐伏在低山荒坡狙击散敌，夜晚掩护群众到村搬粮。由于地雷战的成功，迫敌不敢在大路行走，行军时只在溪水中走，这倒安全，因为当时我们尚无布水雷技术，不能阻止敌人水中行动，却滞缓了敌人行动。

我们在此活动十多天后，又往南回到霍家沟。此村在反扫荡中坚持最好，阵脚不乱，每日村前仍有岗哨，村中白日亦可停留。支部书记霍树显向我报告了日伪军包围三尖陀及王旭东英勇牺牲的详情。王的遗体已掩埋好。我们白天就在霍家庄活动，晚上出沟到河西张家庄一带活动。河东各村仍有敌盘踞。

又过几天，时已11月，冀区长忽然回来了，相见悲喜交集。他持县委来信，令他仍回任郭苏区区长，调徐怀玺回县。接信后，徐即向冀做简单交接后回县。徐怀玺同志经验丰富，处事果决，临危受命前来我区力撑危局，功不可泯。冀区长向我详谈了他被俘的经过。原来他们在洞口时打到弹尽，王旭东跳崖，他和老张、顺德被俘。当晚，共300多伪军，把他们押到李家庄伪军中队部，队部设在区公所院内。敌人把他们关在院后一个红薯窑内，窑口用大石板压住。夜深时，他踩在另一人肩上，爬上窑口，以头顶起石板，现出一个缝，看到看守他们的两个伪军正在倚墙抱枪而睡。他先用手向外绕动以做侦察，不见动静，知已睡熟。他三人就脱去鞋子，赤着脚，仍用人梯法顶开石板，冀首先出窑，又接连拉后二人出窑，三人就沿着菜园子轻轻溜出。因这一带他们地形甚熟，因此得以顺利逃脱。冀逃回洪子店家中，后找到县委，随县委活动一段时间，县委就派他回区复职，这对稳定人心起了重大作用。

又过几天，已是11月中旬，记得是16日，时已深秋，野宿已感寒冷。上午，突闻郭苏一带日伪军正在放火烧屋，有撤退模样，不久又闻敌正在撤退，我和冀队长带区干部和民兵十余人急忙出霍家沟口，知李家庄、韩庄日伪军已退尽，连忙涉渡寒冷刺骨的河水，再穿过李家庄、韩庄。赶到郭苏时，敌已退尽，街头满目狼藉，脏物乱扔。房屋还在燃烧，不断倾塌，尚无居民回来，我和冀区长连忙派民兵排雷、救火、查看各巷。忽然得知，日伪军正在东岗南大屠杀，我们闻讯大惊，万分窘迫。这时部队尚未赶来，我们手头只有十多个民兵，寡不敌众，紧急议定冀区长带一部分人留在郭苏继续收集区村干部和群众，处理善后，安定人心。由我带六个民兵前往相机营救，途中听到敌已东撤，我们跑步赶到现场时，天已下午。屠杀场设在东岗南村东北约半里处，北边是崖。我到时只见一堆堆烧红的尸体，十余堆，每堆二三十具不等，尸体互相积压，大堆高达数丈。死者面目模糊难辨，手足亦烧无，只见一团团红肉，只有四肢，头部尚现，状如庙内神塑，场所臭气难闻。有十多个死者家属在内寻找辨认亲人，掩鼻低声啜泣，惨不忍睹。我急忙向东派出警戒，掩护群众收尸，接着清点尸体，共280余具，加上已抬走的，共300具以上。这就是有名的“岗南惨案”。死难者都是从我边区抓到的抗日群众。接着我折回东岗南，村中空荡无人，只有几只野狗乱跑。我转来转去，才找到区委会干部老曹。曹说：日伪军是清早由西入村的，在村中乱搜、乱烧、乱抢、乱砸，接着就是搬运大量柴草，堆在村东北崖下，然后把捉到的边区群众用绳捆紧连串在一起，一个一个用刺刀刺死，推下崖投入火堆，大火一直从上午燃到下午不熄。老曹躲在一个猪窝里，幸免于难。岗南村群众因早已逃出，无大损失。

天黑后，我折回郭苏，立即给县委写了报告，半夜接到县委书记杜文敏回信，指示尽速做好善后工作。

一场残酷的历时三个月的反扫荡终于结束了，遗留下来的是村落残破，土地荒芜，群众无粮、无药、无冬衣、无屋，种种苦难，一言难尽。日伪军利用这次扫荡蚕食了南甸区和两河区，把封锁线推进到郭苏区边沿，把我区东部五个村庄圈入封锁沟内，在我区与南甸区交界，即瓦口川东侧修筑了一道封锁线，从滹沱河起一直到会口东山，转入灵寿境，并筑碉堡六座。会口东山碉堡可以俯瞰巡视瓦口川我军活动。这样，我区就由巩固区而变为边沿区了。

瓦口川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浴血苦战，达三个月之久，尽管损失很大，仍不气馁，全区无一村资敌，无一人为敌做事，这是多么可贵的革命精神，这仅仅不过是晋察冀边区军民英勇斗争的一个缩影而已。战后据民兵系统统计，我区民兵消灭日伪军共300余人，仅小齐同志带领的南小区民兵班，就消灭敌人170多人，还缴获一部分物资。

反扫荡结束后，区干部陆续回区，刘光华、李耀武各自谈了自己的惊险遭遇，所幸区干部尚无损失，数日后，始知文静在孟家庄区负伤被俘。后来根据敌情变化，县委把郭苏区划为两个区，北区仍称第九区，刘光华任区委书记，南部称十二，我任区委书记。经此次激战，一直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日伪军再未敢进犯瓦口川。

梁鸿辉：难灭的印记

曾住遵义红军院内的李老，在一次闲聊往事时，很有感慨地说：1939年我在山西新军工卫旅二十一团三营当营长。夏天，上级指示我们营去敌占区——文水县的白福家铺接运粮食和其他物资，以便解决部队给养，减轻山区人民的负担。当时，我们深知这一任务很重要，很光荣。虽然到敌占区内把物资运出来如同虎口取食，困难很大，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部队的生存和人民的利益，大家表示：“豁出性命也要干。”

我们下了山，不顾一切地星夜赶路。到达指定地点时，政府已把大部分物资集中起来了，只待最后一部分物资聚齐后即“走马回营”，大家高兴极了。在等最后一批物资的第四天上午，我们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日伪军向我驻地方向来了。”我闻讯后，便同教导员马宁途分析判断，认为敌人可能是出来巡逻，不一定是发现我们而来的。我们的任务是接运物资，没有必要先发制人，以免暴露自己，影响任务的完成；如果敌人真朝驻地来，当然只好“枪打露头鸟”，打后迅速转移，任务待后伺机完成。

我们刚刚研究完毕，正在拭目以待敌人的进发动向，又有侦察员前来报告说：“敌人向着西南方向去了。”这说明敌人确定是按照常规出外巡逻的。我们暗自为没有误判敌人的意图，避免了盲目莽撞而造成损失，感到无比的高兴与自豪。风云多变。当天下午3时许，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使人感到好似坐在蒸笼上一样，呼吸难受极了。为了解除困乏和口干之苦，我和教导员准备去老乡家买个西瓜吃。可是，我们刚刚站起来，侦察员跑步来到我们面前，边用衣袖擦去满头的大汗边报告说：“上午那股敌人返回时，约有150人向我驻地走来，离村只有八九华里了。”教导员对我看了看，说：“来而不往非礼也，看来非打不可了。”我回答说：“是呀，来者不善。”并叫通迅员立即把各连干部叫来。在短促的临时紧急会议上，决定七连和九连于村前高处设伏，待日军进入伏击圈后予以重创；八连由左侧小路迂回到敌后，以便两头夹击。还明确规定：因为附近日伪军的据点多，我们务必在半小时内结束战斗，由八连掩护大家迅速撤退转移。不然周围日伪军前来增援，我们就有被围挨打的危险。各连按照这一战斗部署拉开之后，不多久，日伪军到达村前四五百米处，突然一阵密集的枪声响遏行云，像点着的鞭炮，许多日本鬼子倒下去了。没有中弹的日伪军，仓皇万状，就地龟缩在一条水沟内同我们对抗。

敌方虽然武器装备精良，但被我们突然迎头痛击，伤亡惨重，加之一时摸不清我们的底细，又地处低洼，始终不敢出来冲击；我方虽然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控制着战斗主动权，但武器装备差，弹药奇缺，也不便猛扑下去，给敌人来个彻底干净的消灭。因此，敌我双方形成了对峙状态，谁也不敢主动出击。这时我把希望寄托在八连的敌后包抄上，可是，盼呀盼呀，战斗已经打响约20分钟之久，尚未听到八连由敌后夹击敌人的枪声。根据经验，我判断他们一定遇到了意外情况，否则不会延误战机。后来才知道，他们出村不远就误入歧途，多转了一条山沟，大大超出了预定的时间。

指挥员必须在情况突变和紧急时当机立断，提出果断、明确的战法。这时，既然两军对峙，八连又未按预定计划执行包抄敌人的任务，如何迅速结束这次战斗呢？这是当时摆在我面前亟待解决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如再拖延时间，周围的敌人一定会出来增援，将会对我们不利。我想：唯一的上策是有计划地撤退，主动转移。为此，我疾步上前。我刚到达阵地前沿站起来观察地形、敌情，以便下令重创敌人后迅速转移别地的时候，冷不防，“叭——”的一枪打来，我只觉大腿突然被什么猛击，麻了一下，蹲下来一看，只见鲜血直流，刹那浸透了裤子，同志们急忙把我背下来。教导员见我负伤，说：“怎么办？你负伤了，部队谁指挥？”我说：“不要紧，你指挥部队先用猛烈火力压住敌人，接着除留少数后卫掩护外，其余全部迅速转移。”他问：“往哪里撤？”我答：“撤到靠近敌人据点的徐沟附近，待到天黑时进村，这样可以出乎敌人意料。但不管进驻何村，要严密封锁消息，千万不能再暴露。”他边点头边焦急地看着卫生员正在为我临时包扎流血不止的大腿，接着又问：“你呢？是否找担架抬着随部队走？”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不行！这样会影响部队行动，因小失大。”他眉头一皱，还在犹豫不定的时候，在敌占区工作的同志，拿着一套便衣奔跑过来，边给我换上边说：“营长放心吧，担架马上就来。只要我们在，你的安全有我们保证。”我思忖着“我们”、“保证”这些分量很重的言辞，一种国难当头、风雨同舟的阶级情谊，像一股清澈见底的暖流，淌进了我的心窝，感到莫大的欣慰。

教导员离开我不久，部队与敌人一阵激战之后开始撤离时，政府派来了担架。他们把我抬出村后，东绕西转，像儿童藏猫猫似的，从这块高粱窝蹿到那块高粱窝，始终很隐蔽地把我抬到离白福家铺十多里的地方，躲在山林里休息，直到天黑时，才把我抬到一个贫农老大娘家里。大娘姓张，虽已年过半百，额眉头现出了皱纹，但身体十分健壮，行动敏捷麻利。她家除有一个18岁的大闺女外，别无亲人。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地方同志平时工作深入，对每家每户的情况了如指掌，认为她家是我藏身治伤最合适的地方，才有意把我抬到这里来的。

同志们把我扶下担架之后，张大娘立即上来搀扶着我上炕，大闺女急忙端起一盏小油灯，照着大娘给我铺炕。我刚躺下，护送我的同志便向大娘介绍了我的身份，并指着我对她说：“请大娘费心把他藏好，照顾一下他的吃喝，医药由我们派人送来，一切费用政府负责结算。”张大娘听了前面的介绍，就急忙去拿一个大土碗倒开水，一切都很明白，不须同志们多说。“李同志为国为民才负伤的。”大娘端着大半碗开水，朝我这里边走边说：“你们咋个说起费用来了啦！别说我们还有吃的，就是没有，我去讨口也不能让他饿着呀！”大娘这些简单朴实的语言，像一阵和熙温融的春风，顿时吹绽了我内心的希望之花，感到全身是劲，力量无穷，便用手支撑着身子坐起来，急忙伸出双手接过大娘端来的开水。这对一整天没有喝上水、早已舌干唇焦的伤员来说，真如久旱逢雨，简直不是一般的泉水，而是甘露，是琼浆玉液，比起达官贵人们的什么燕窝汤、人参粥来，不知要强过多少倍。得到它，能使禾苗转青，生命复苏。

我一口气就把碗里的水喝得干干净净。大闺女站在一旁关切地问：“还要吗？”我摆手示意暂时不要了，她急忙上前来把碗接了过去。护送我的地方同志，又一次向张大娘婉言嘱托之后就告辞了。大娘送走了他们，把门闩上，侧身过来对闺女说：“快生火煮鸡蛋给你李哥吃，一天来饿够了。”闺女就像军人接到战斗命令一样，噔、噔、噔，走往灶前生火涮锅去了。张大娘来到我的身旁，像一位善良的母亲，两眼慈祥地边看着我，亲切地安抚说：“你们都是好样的，那些汉奸、日本鬼子的日子不会长啰。”我内心感到大娘的话，说出了十分朴素的真理，表达了全国亿万民众的共同心声。“是呀，他们不会有好结果的。”我回答后看了看大娘说：“只是我这么一来，使你老人家更忙不说，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万一……”“万一什么！”大娘马上接过我的话说，“只要我们活着，你就能活着，拼了我母女两条命，也要保护你的安全。”大娘的话又一次使我更为感动，觉得它像一股升腾在祖国上空的熊熊希望之火，正在照耀着神州大地，照亮着国家、民族的未来，我的心燃起了旺盛的希望之火。

但是，眼前的敌情毕竟极为复杂，我又不得不对大娘说：“大娘，你的一片真心善意，我感激不尽。可是汉奸、鬼子是无孔不入、无恶不作、丧尽天良的豺狼，他们如果在这里发现了我……”“不，他们发现不了你，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你就躲进炕下，我坐炕上纺纱子。无论啥坏人进来，都不会看出问题的，你只管放心。”“坏人既然进家来，是会翻箱倒柜、砸锅摔碗的。如果翻到炕下，岂不害得你受连累了？”“不要紧，如果真是到了这一步，我就——”大娘眉头一皱，接着说，“我就说你是我的女婿，因为在地里干活被飞弹打伤了腿，生怕误认为是八路，才不得不躲藏起来的。”大娘的话既像清醒剂，使我的思想从疑难中清醒了过来，也像一团炽烈的火焰在我心门内燃烧。我怀着满腔激情和敬佩大娘的德行与智慧的欣喜，默默地低下头去以示应允。

大娘从我的神态中看透了我的心思，便把话题转到了汉奸、鬼子的身上，数落着他们如何走村窜寨、抓鸡摸狗、欺老凌幼、奸污妇女、烧毁民房、残杀群众等无恶不作的血腥罪行，眼眸子不时由于愤怒而闪耀出义愤填膺的神色。正当她越说越愤愤不平的时候，闺女端着窝窝头和一大碗荷包蛋走了过来，说：“妈，以后再说吧，你没看见李哥这时又痛又饿的。”“啊，对对！”大娘急忙站起来，弯下腰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用右手托着我的膀颈，把我扶起来坐正，然后用歉意的口吻说：“我只顾说话，把正事抛到脑后去了。你快吃吧，吃了就把衣裳脱下来，好好安心休息。”我吃饭的时候，大娘还断断续续地摆了她家的身世和一些家常，以及八路军如何遵守纪律、爱护群众、生活艰苦等，使我感到她不仅觉悟高，擅长言谈，而且机敏朴实，是位满可依赖的、有胆有识的老人。

这天晚上，我因伤口疼痛，久久没有睡着，只听到大娘母女俩洗罢我的血衣之后，“吭吭嚓嚓”地不知干啥，真到鸡叫头遍了还没睡。后来我因困极而终于蒙蒙眬眬地睡着了。她俩到底睡没睡，是干什么？我都不清楚。天亮以后，闺女端来水给我洗过脸，她俩把我扶起来移到炕下去，我才发觉原来头天晚上的“吭吭嚓嚓”声，是她俩在炕下的火道处挖了一个有单人床那么大的坑，坑里铺了厚厚一层干麦草给我睡。从此我就在这特别的“钢丝床”上下榻了。平安无事时，她们把炕上的席子揭开，让我像平时一样享受着空气和亮光；有人来时，她们就把席子盖上，然后大娘坐在上面纺线。

这天下午，政府派人秘密来到大娘家给我送药，并说敌人正在白福家铺附近村子里威胁群众，到处扬言有一位八路军的营长负了伤，躲藏起来了。汉奸还说：“躲在谁家就赶快报告，皇军大大有赏，奖给大洋300块；如果不报告，皇军从哪家搜查出来，就要把全家杀完、烧光，鸡犬不留。”“哼，一吓二骗。”大娘听后遏止不住内心的愤怒，眉心一挤，说：“把咱中国人看得比啥都简单，一钱不值。”“坏人总是诡计多端，无恶不作，不然，他们就不是汉奸、鬼子了。”我这样提醒大娘。接着又说：“大娘，我们虽然不会被他们吓到，但是也得多长几个心眼，时刻提防，以免吃亏。”“你只管放心养伤，不会让他们那么便宜。”大娘停了停，若有所思，然后又说：“从明天起，我母女俩轮流出去一个人，一面看路望哨，一面探听敌人的动静。”她们果然这样做了。我继续安心住着。

在这段时间中，她母女俩除了天天要我用鸡蛋、红糖补身养血外，还特地做些好面食给我吃，而她们自己总是高粱、玉米煮瓜菜，汤汤水水，稀里糊涂就算一顿。此情此景，确实使我过意不去。有一次我非常愧疚地对大娘说：“我在贵州老家时，连玉米糊糊和盐巴水都喝不上，这样才跟着红军长征闹革命的，你老人家甭再单独给我做好的吃了，有啥我们都一起吃啥多好呀！”“唉！说来又有啥好的给你吃哟。说到好的嘛，大娘我想得到又办不到，不过是为了想让你吃饱，保住身体养好伤，早日回到队伍里去，狠狠消灭那些豺狼。”大娘家对我的特殊照顾，似已成了“既定方针”。不论我怎么要求和婉言谢绝，她始终不予改变。有一回我多说了两句，她还生了气，猛地站起来，说了一句“你以为我图你什么吗？”便难过地擦着眼泪走开了。从此，我明白了：当一个人真心诚意待你好时，如你硬要拒绝，是会使人伤心的。就在这种盛情难却之下，我只好负疚听便了。此外，大娘母女俩还日夜给我端水，倒屎倒尿，洗衣换药，烫脚洗脸，时刻对我体贴入微，处处细心照料，真是情深意笃，不是母亲胜似母亲，不是亲妹胜似亲妹，使我至今难忘。后来，外面不时传来一些消息，敌人到处搜查我，风声越来越紧。常言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非常担心此事祸及大娘母女，于心何忍？为“有备无患”，便向政府提出把我转移到东山游击区的建议。

政府根据当时的情况，为了我和大娘家的安全，同意了我的意见。在一个月光朦胧的夜里，派出了八名小伙子来到大娘家抬我，并由十多名武工队员护送，连夜走了六七十里地。因为途中迷路，走到日伪军的据点开市后，又倒回一段路程。直到天已大亮了，才到达东山。看到游击队的同志们之后，我就像孤雁归群，心里真有难以形容的高兴。特别是领导的勉励、同志们的安抚，使我感到伤口似已快要愈合了。不几天，我便慢慢拄着木棍站起来，学着一步一步地练走。开始时，最多走到三五步就觉得力不从心，怎么也走不动了，真是寸步难移。后来练了几天，就可以走十几步了。

但是好景不长，过了八九天时间，日伪军开始向东山游击区扫荡了，而且来势迅猛。部队急于火速转移，不得不把我藏在山里的杨家岔森林内，并留下一名通信员招呼我。日伪军扫荡十多天，我和通信员也在山里待了十多天。果真是“战地黄花分外香”呀，当时喝山泉，感到沁人肺腑，特别清甜；吃炒面和干窝窝头，深觉喷香可口极了；加上风餐露宿，雨淋日晒，花草为邻，鸟兽做伴，倒也别有一番令人难忘的情趣。

后来，虽然敌人的扫荡过去了，我的伤也完全痊愈了，但是，这段与世隔绝的野外生活，也像我在张大娘家落迹时的感受一样，给我心灵上刻下了终身难灭的印记。

颜顺朝：北港乡抗日民兵一夜四战

在抗日时期，我们这里新设北港乡，属原高邮县第七区（前身黄邳区）领导，只有现在以青乡北荡、姜圩、姜港、北港四个村的范围。1943年春季，北港乡已由敌占区、半控制区转到完全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了，边缘区距离临泽日伪据点只有三里多路。为了有效地保卫这块根据地，包围敌据点，我们在边缘区设置了封锁线，在封锁线内外一定范围内，破坏了道路与桥梁，并锯倒两岸的树木，横入河中筑成木坝，既可以水不断流，又把水路交通堵死，重点地段又埋雷，使日伪军不敢妄自蠢动，无法越雷池一步。

1943年农历八月初，临泽日伪军又疯狂了，但白天不敢出动，妄想在黑夜偷窜到我们根据地抢粮。而根据地“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在封锁线全线，北港乡的抗日民兵和敌人交火了。

开始，伪军带着日军，乘夜由临泽东北面窜出，经菱湖庄到达我边缘区，想从北津白沟口突入。这是北港乡封锁线第一个哨口，乡武装委员会主任带领民兵负责把守的，最先和敌人交火了。这个哨口，人枪不多，八个人，八条枪，其中还有两条“土造子”，不管打，子弹更是不足，而且“挑火”多。但是，我们八个人分几组，位置不断转移，这里一枪，那里一枪，虚张声势，使敌人摸不着底，找不到目标。战斗持续了约一小时，大家愈战愈强，有两个民兵身带轻花也不下火线。分武委会主任用的是一支马拐枪，不知射倒几个伪军呢！日伪军无法入侵，滚了。

日伪军在北津门哨口碰了一鼻子灰，又向南窜到顾铁沟口。这时我们封锁线上第二个哨口，由抗日分长带一班民兵把守，不足十条枪。战斗激烈，分长和一个民兵带了花，送后方医院治疗。日伪军还是没有得逞，又滚了。

日伪军像没头苍蝇乱撞，再向南窜到北港后庄河口。这是我们封锁线上第三个哨口，由抗日民兵联防队把守，也是不足十条枪。这里战斗最激烈，联防队员们利用有利地形在河东岸，用排枪向河西日伪军狠狠地射击，日伪军机枪张口了，很快又被我们打哑了，同样还是不能得逞。次日封锁线外群众过来报信，日伪军被打伤不少，地上血迹斑斑，还有重伤号呢。

日伪军在一夜之间，三战三败，仍不死心，继续向西窜到傅家沟口，想从我这第四个哨口突破，侵入我根据地。在这里，同样遭到我英勇民兵的抗击，并击坏敌人的竹桥等物资。敌人无可奈何，只好狼狈逃回据点，缩进乌龟壳里去了。

北港乡的抗日民兵，一夜四战，取得了胜利。第二天，高邮县第七区区长徐协同志特地传令嘉奖，并亲自送来两张委任状——韩仰耕担任北港乡代理乡长，颜顺朝担任北港乡抗日武装委员会主任。徐协区长还赞扬说：昨夜北港乡对敌人打得很出色，大批日伪军来犯，被我们几个民兵顶回了，同志们真了不起。他还亲临哨口，教我们民兵唱歌“打得好来打得好，再来一个打得好！”

从此，大长民兵的志气，大灭敌人的威风，我们武装民兵在封锁线上更加活跃，日日夜夜，风风雨雨，坚持哨口，未尝稍懈，先后与日伪军大小战斗数十次，总是以少胜多，以劣胜优，把日伪军阻击在封锁线外，使之始终不能侵入我根据地一步。抓过日伪军的一个暗探，送出封锁线外枪毙了；缴获过敌人的竹桥和军帽、军鞋等战斗胜利品；特别保卫了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战绩辉煌。

1945年农历正月初十，临泽解放，我们北港乡对敌斗争的封锁线已完成历史的使命，就撤了。

今日重温战史，实在倍加兴奋，在那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里，经过三年的严峻考验，我们的封锁线、我们的哨口，比铜墙铁壁还要坚固，这是我们党和抗日人民的骄傲！

沈保民：大官河畔受挫

1944年冬，我奉命率武装侦察队东进至江都县小纪镇以东、泰州以北地区开辟游击区。这个地区水网交错，芦苇纵横，“清早渔船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到处鸭雁和菱藕，秋后遍野稻谷香”，就是这个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的真实写照。但是这个地区一直处于日伪汉奸泰州保安团团长丁作彬的血腥统治下，人民群众过着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丁匪原是国民党野三旅张星炳的团长，开始符号正面是蒋记，反面是汪记，后来改符号为伪泰州县县长兼保安团团长，又是泰州复兴委员会的委员长，将中正式换成了日式，是个地地道道的顽化伪军，素来就是一伙杀害老百姓的强盗。丁匪曾厚颜无耻地对部下说：“皇军是大皇，和平军是二黄，我们是三黄。我们仰头鼻息着青天白日，臂膀吊着大皇、二黄，大家反共，异途同归！”

“我们是脚踏两只船，上可以腾云驾雾，下可以移山倒海，到哪里也吃得开！”

“我们是狡兔三窟，出路多着哩！”

在丁匪统治的小天下，日伪军疯狂地掠夺财富，奸淫妇女，捕捉壮丁，屠杀无辜，使人民成了榨干了油的豆饼。他们日夜大摇大摆像蝗虫似的满天飞，风声一紧，就龟缩进据点，在日寇的裤裆里过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认识了“泣泪悲愁，不如捏紧拳头”的道理，刻骨仇恨像烈火一样，只要人民子弟兵向前挺进，人民就会风起云涌。但是由于这个地区丁匪统治甚严，有些群众被威胁利用，匪情报基础强，特务活动频繁，我小股武装深入，经常遭匪包围袭击，受到损失。加之受地形条件的限制，故不利于我方行动。武侦队在开进前曾加紧进行水上练兵活动。东进后，积极部署侦察情报网，有几次突然挺进做武侦搜索活动；有几次乘船埋伏在草荡里寻机歼敌；有时发现麒麟皮下的马脚，即在夜间奔袭匪临时据点，但是匪徒们滑得像泥鳅一样，还没有让你捞到手，就一溜烟儿跑了。实践证明：匪徒们是地头蛇，非常狡猾，即使强龙也难斗，匪徒们像芝麻棵上狡猾的豆虫，会改变保护色，叫绿时是绿的，卷叶时是黄的。

在冬季的一天傍晚，灰色的天空里，凛冽的西北风在光秃秃的树梢上怒吼着，吹得人们的脸和手像刀刮一样的疼痛，我侦队做好水上行军的准备。午夜过后水上行军开始了，这时，滴水成冰，凉森森的寒流渗透全身，不要说水上行军，就是躺在被窝里还冻得直打战呢！

东方隐约显出了一道红光，好像快要熄灭的烽火的反光一样，天快大亮了。这时船队仅到达了复马祠，距目的地周介舍还有五六里。我决定大部起岸从陆上行进，让空船仍从水道前进。因为东边是一条兴化直通泰州的大官河，不时有日伪军的汽艇来往；同时，顾虑伪军会配合日本鬼子从水上截断我水陆退路，或有从东西夹击的可能性，故派指导员陈明伦带一排副潘仲仁率三班，并附机枪一挺，从陆上经三坎向东至大官河汊处警戒，监视日伪军的行动。虽然刺骨的寒风呼啸着扑打着队员，但是，他们只顾沿着蜿蜒的南河堤急速行进着，前面派出了郑海山的侦察组，西北风推着他们飞速往东走，不远的前方影影绰绰地出现了翻滚着白浪的大官河，甚至能隐约听到浪涛的冲击声。不久，就看到张着帆的大船在河里急速航行着。一群寒鸦盘旋在树梢上空，发出不祥之声；路上也出现了深蓝色的白嘴鸦，它们很神气地来回走着，用很长的白嘴在啄什么。

“嚯嚯嚯——”警号突然几声响，只见已有几十个伪军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从河沿附近的几个小舍子里奔出，迎面直向我三班队员冲来。他们恶狠狠地喊叫着，射击着。随后，漫野涌来200多个伪军，顺着南面的回墒沟向队员们横地扑来。

潘仲仁飞快地扫了敌人一眼，立刻举起驳壳枪“啪啪啪”一个点射，放亮嗓子大喊一声：“打，杀！”又把手朝前一挥，亲自带领三班向距离最近的匪兵猛扑过去。这股冲势给伪军一个下马威，杀声震慑了来势汹汹的敌人，被冲击的匪徒像喝醉酒的醉汉东倒西歪，一下子倒下了十几个。其余有的扭头四窜，有的就地趴下还击。顿时，子弹像暴风雨似的落在队员们的四周，掷弹筒弹“咝咝”地掠过队员的头顶，手榴弹炸得浓烟蔽天，队员们个个钻进烟雾里往前滚，往前爬。

潘仲仁抬头观望，只见大队伪军惊魂已定，正黑压压一片涌来。他把手朝下一压，队员们忽地散开就地卧倒。潘仲仁右腿跪下，举起右手用尽平生力量呐喊：“同志们，顶住匪徒！”接着全班射出一阵猛烈的排枪子弹。队员们还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突然的伏击，等到他们看清了伪军的时候，敌人已来到了面前，相隔不过四五十米。原来伪军早就在此隐蔽着，观察清了我方的力量，企图趁我不备，出奇制胜，并且一开始就用突然的兵力和猛烈的火力来麻痹我方的思想，打消我方的判断力，企图摧毁人民子弟兵的战斗意志。

指导员陈明伦因等待附加的机枪，距离三班约有200米远，由于情况突然，三班后尾被伪军截断。他又深知这挺日式机枪因继配弹夹及扒子钩等机件失灵，只能单发，无法发挥火力做支援，冒险冲破包围圈赶上三班，势难奏效，为保存机枪起见，只好打了几枪就后撤，未能随行指挥战斗。

机警沉着的潘仲仁和三班队员虽然由于指导员及机枪未跟上而惊愕了片刻，在头几颗掷弹筒弹片的呼啸声中紧张了一下，等到几声“哐、哐”几声后，他们便习惯地恢复了常态。他们并非没有意识到情况的恶劣，但是全班在潘仲仁的率领下，沉着地就近凭着几个小坟包扼守着。狠狠地射击着伪军，枪口随着伪军的行动而瞄准着，个个用虎彪彪的眼睛盯着敌人。他们已被团团围困在这个小坟园里，受伪军东、西、南三面火力的压制，北面则有碧波翻滚的大河的阻挡，在枪林弹雨下弄得进退不得，全班处境险恶。凭战斗经验潘仲仁意识到，要想跳出包围圈，穿过密集的火网，真是插翅难飞。他清醒地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惊慌和胆怯都是要不得的，人的意志力将受到最大的考验。他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自己的声音、动作，哪怕脸上的表情，都是队员们最注意的。那么，最大的智慧和本领，就是勇敢、沉着。他要把这些全教给队员们。于是，他对大家说：“无情打击敌人，拖延敌人进攻的时间，消耗敌人的力量，让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来！”

一场规模虽小但空前残酷的血战开始了，伪军不顾一切地做野蛮的兽性的攻击，队员们用枪弹向周围吐出死亡。

突然，三面的伪军火力都响成一片，枪弹在队员们的头顶上穿梭，子弹像蝗虫一样紧贴着队员们的耳朵飞过，掷弹筒弹片像阵雨似的落下来，随着“哐哐哐”的爆炸声，腾起了漫天的烟雾。一阵匪头领的吆喝声、杂乱的脚步声，伪军越来越近，200多个伪军，不讲什么队形，没有什么组织，只是在伪军头领的督战下，从三面像一窝蜂子似的拥过来，并且轮番不息地向队员们围攻上来了。战斗一分钟比一分钟激烈。直到最后匪徒像蚂蚁一样地涌上来。最后，这场战斗除两人重伤被俘外，其余自副排长以下八人全部壮烈牺牲。等我率武侦队会合指导员从水路驰援到达战场，枪声早已停息了。伪军已乘船沿大官河向南逃窜，远离火力范围以外了。

逆风呼啸，吹奏着令人心碎的哀乐。浪涛翻滚，激荡着烈士的热血。

虽然，经过周密的侦察、部署，终于在一个月内配合主力，一网打尽了这股杀害二班烈士的伪军，可以告慰于九泉之下的烈士的英灵；但是，我在抗战历程中经受的这场挫折是终生难忘的，值得引为鉴戒！

张成士：回忆林门抗日反登陆战

我最难以忘怀的，就是在临门村用步枪击退日军，用轻机枪、榴弹炮强攻时的战斗情景。

林门村是浙江省玉环县枸丽乡靠东海的一个渔村，村里群众捕鱼为业，村庄三面环海，北面依山，是秤钩形的半岛。

1945年农历正月二十六日下午3时许，林门村西南面的海面上，驶来两艘不明来历的木帆船，尾追在双村捕鱼船后面，船借涨潮之势，迅猛前进。这时站在林门村口的王根德等人，发现两只可疑的陌生船，看来可能是日伪军进村抢劫，情况十分严重，他马上进村召集十多位武装群众，火速登占林门村西南面的下跳咀山头，全体隐蔽埋伏，准备迎敌。王根德首先试放一枪，查探情况，不料日伪军船马上用轻机枪、榴弹炮猛烈还击。我听到隆隆炮声，马上回到村里，带领南山村、安人村20来位武装群众，跑步冲上林门村上跳咀山。但见敌船已驶离林门滩头二三百米距离了，我们20来支步枪，猛烈对着两只敌船开火，日伪军发觉上跳咀山的枪林弹雨，面对下跳咀扫射的轻机枪，迅速掉转枪口，向上跳咀猛烈射击。日伪军借着枪炮优势，企图强攻登陆。

当时，我想：“如果敌人在林门村上岸，村里五六百群众生命财产就要遭殃，更危险的是王根德等十多位武装群众，被日伪军割断退路，就要全部牺牲。”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我动员大家不要怕，为了保卫民族、保卫家乡狠狠地打。这时南山村武装群众陈岳明、张孝宗、张孙达等人义愤填膺，弹无虚发，枪枪射在船舱里。站在山上观看的群众高声呐喊助威，林门村渔民曾广东在山上大喊道：“成士先生啊！你要向敌船老大打啊！敌人已经乱了阵脚，快快对老大打。”这时，我瞄准敌船撑舵的老大射击一枪，子弹击中老大右手，敌船老大马上跳进舱里。船上的日本鬼子也无心恋战，船上失去舵手，不能继续航行，只好随着东北风溃退出去。在下跳咀和上跳咀30多支步枪猛烈夹攻下，另一只敌船的机枪成了哑巴，榴弹炮不再发言了。两艘敌船，42个全部武装的日本鬼子夹着尾巴逃跑了。

附录一：綦中和：华容抗日史上的一曲壮歌——佛寺坳反扫荡战纪实

1943年3月，侵华日军占领我县的情形和占领其他蒋营区一样，不费一枪一弹望着国民党军溃逃的背影长驱直入，真是一幅活生生的“推背图”。正当日军踌躇满志的时候，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江南挺进队，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向了驻华容日军的背部——东山老革命根据地。

东山是横亘于我县东北的一座大山，它东西向长达50余华里，南北向宽30余华里。其间，峰峦叠耸，峡谷绵密，树木繁茂，荆棘丛生，内含有大小不等数十处盆地。真有峰回路转、曲径通幽、柳暗花明、村舍秩然的天然景色。在大革命时期，这里是我党和革命人民用反“围剿”粉碎蒋介石“围剿”的战斗堡垒，曾经哺育和锻炼出众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保存和积累过大批革命有生力量。自从抗日游击队回来后，这里的民族抗日活动更是热火朝天，因而日军把这块革命圣地视为眼中钉，曾多次扫荡。由于我军民紧密团结，充分地利用地形的险峻复杂，运用巧妙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敌人的扫荡始终未能得逞。

1945年8月上旬的一天，侵占我县的日军不知其罪恶的末日已临头顶，仍然野心不死，妄想扑灭我县人民抗日的怒火，调集广兴洲、贾家凉亭、墨山铺三处日伪军的180多人（其中日军62人，伪军120多人），准备向我东山中心地带——三郎堰进行扫荡。我军得到这一情报后，支队长郑怀远同志部署了七个连队的兵力，埋伏于日伪必经的佛寺坳峡谷两侧，准备让敌伪全部进入伏击圈后一举歼灭。另派有部分兵力埋伏在通往华容、石首的路口，准备战斗打响后堵截敌伪来华容、石首救援。狡猾的日军把100多个伪军像猎犬一样摆在前面寻找目标，本部人马则相距这群猎犬约两华里，尾随在后。不巧的是，这群猎犬在走出山口不到三华里的翟家铺与我防御敌伪增援的游动哨，接上了火，战斗提前打响了。这时，埋伏在两边的战斗员只好一齐出动包围过来，一时间，拼搏刺刀的喊声和炸豆子般的枪声响成一片。这些民族败类哪里挡得住我军的英勇拼杀，不到一刻钟，一部分伪军便死得其所，其余则四散逃命去了。

正当我军与伪军激战时，日军中尉队长藤田知道中了我军埋伏，命令日军往东南方向的山上冲，企图占领制高点保存自己。没料到在这山脚下的金家屋场我军早有埋伏，日军要冲上去必经此屋场，因而遭到了我军伏兵的阻击，当场打死30多人。日军情知冲上去是冒险，不冲则有全部被歼的可能，可又不得不困兽犹斗。最后一小股日军冲到山腰发现了一个山洞，便钻了进去。洞口有几块伸出的大山石，他们便凭借这天然工事负隅顽抗。我军战士眼看这股穷凶极恶的野兽已成瓮中之鳖，国仇家恨都往上涌，可是敌人火力太猛，我军在这里牺牲了一部分同志，参谋长郭宗保的肠子从伤口掉出来也不肯下战场。排长万作仕看到牺牲了同志，参谋长也阵亡了（当时认为郭已无法抢救），气得把上衣一甩，光着赤膊带了三个手榴弹大喊一声说：“让老子一个人去消灭这些杂种！”说完一路急冲，全排战士也跟着匍匐前进，爬到距敌十来米远的一块山石下面投出第一颗手榴弹，炸死了好几个日军。不巧的是第二颗没响，第三颗又没响。这时日军投出了一批手榴弹，机枪、步枪也随之扫射下来，我军伤亡很大，万排长这个贫苦出身英勇杀敌的优秀共产党员就牺牲在这里。最后只剩下副排长吴本忠（中共党员）和三个战士了，不得不主动撤退。当他们撤到离山口不到200米的方家岭时，碰到了郑怀远同志，吴即汇报了上述情况。为了抓紧时间消灭敌人，避免日军增援后造成更大困难，郑将警卫排和其他强壮战士编成一个30多人的战斗队，从肖家套向山洞方向冲杀上去。由于地形对我不利，第二次冲杀又告失败，一部分战士便死伤在肖家套。敌我双方相持了三个多小时，支队长郑怀远觉悟到硬冲不行，正准备改变策略迂回到敌后包抄时，忽从望远镜里发现了来自华容方向的日军救援部队。战机已失，只得留下几个便衣侦察员隐蔽在荆棘中观察敌情，把主力部队向明碧山方向撤走了。山上的日军等到他们的援军到达后撤下来时只剩12人了。他们抬着一个头目的尸体，割下几十颗死亡日军的头颅，垂头丧气地与援军会合后，没敢向我根据地再贸然迈进一步，便仓皇狼狈而逃。

这次伏击战，我军虽然付出了死36人、伤20余人的代价，战绩仍然是辉煌的，共打死日军50人、伪军30多人，击溃伪军一个整连，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大涨了民族抗日的士气，大煞了日本侵略者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