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1937年
赵克非：不守信约的日军向宛平开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我铁甲车第二大队部驻保定，辖五个中队，第四中队长肇旭撤到平汉铁路涿州车站，第五中队长邹立敬撤到门头沟后弃车到保定，第六中队长刘人铭和第七中队长徐士廉撤到平绥铁路，第八中队长潘永波驻防正定。我是第八中队第九分队（战斗列车）上尉队长，驻防长辛店，该分队的列车是我国铁甲车队最坚固的战斗列车，是流线型双层铁轨合成，再以混凝土灌注，装备野炮4门、迫击炮2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12挺。
7月7日夜10时，长辛店车站接到宛平县电话说，日军借口失踪士兵，要求到宛平城内搜查，遭到驻军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金营长和王县长的严词拒绝，日军开枪示威。我得知情况后，一面报告中队，一面准备战斗，并于7月8日午后3时率中山号战斗列车挺进卢沟桥，与驻军吉星文团联系协同作战。约6时左右，日军炮轰宛平城，我即令炮兵打了第一炮，继之与日军开始交战。
我铁甲车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日军阵地，掩护步兵作战。午后7时许，日军又发起攻击，我与友军都以猛烈的火力抵御来犯之日军，双方都有伤亡。
9日举行谈判，双方停火，撤离指定地点。但不守信约的日军撕毁协议，又向宛平开炮；10日日军又向各处调遣军队，于上午10时用飞机轰炸扫射，同时来支援的大炮坦克也向我军进攻。正在激战中，突然发现有铁甲车参战，也以炮火向我轰击，我即令炮手将炮位降到水平，向日军铁甲车的前方位置（这处没有装甲）连续轰击，使炮弹穿入车内爆炸。这一招使日军的铁甲车立即瘫痪，致使车辆、武器、人员遭到破坏和伤亡，失去了战斗力。
这次日军发动猛攻，我部与吉星文团互相配合，火力支持。焦点是与日军争夺永定河的两桥，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日军死尸成堆。从此我列车天天到卢沟桥上侦察日军行动，有时日军炮轰我军，我军当即还击。在这几天的战斗中，我列车上的日军炮弹痕迹累累，深度达到三四厘米，但没有一弹穿入，更有许多是擦皮滑过。
15日以后，我队与第四中队交替换防，担任涿县琉璃河与前方的巡逻任务，以防御日军迂回包围，维护后方交通。约于20日这一天，第四中队的战斗列车，由中队长肇旭率领来前方换防。当时我队在松林店，约1时许，闻有炮声，遂前往支持，发现铁路被破坏，该队被日军包围，无法撤退，而我队又难以接近。我中队立即轰击日军，终是不支，退到侧方。这时第四中队弃车逃回后方，平津铁路线上只有中山号一列，随着战局的变化逐渐撤至琉璃河、涿州、正定、保定等站。
范铭书：1937年卢沟桥抗战
一、抗战前平津形势
1931年九一八日本出兵，占领东三省，继续向关内进犯，并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不平等条约。到卢沟桥事变前夕，平津两市都有日本驻兵。唐山、山海关、丰台、张家口亦有日本驻兵，多者一个连少者一个排，随意换防。日本兵坐中国火车不买票，在北宁铁路和京绥铁路往来，司空见惯。
1937年，宋哲元为华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北平市长为秦德纯。北平市各街道有朝鲜族住户——当时我住西直门里玉佛寺四号，前门大街路西有朝鲜游艺场，其中有日本式游戏，纯是一种赌博。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竟在正街上如此鬼混，已经不成风气。
更有西直门里路南，天津老乡开个宝星厂，安装电灯和修理自行车。在玉佛寺胡同住的朝鲜族人，与该厂交易，发生矛盾。有一天早晨，朝鲜浪人持刀至宝星厂行凶，刺伤其经理，而中国派出所公安人员竟不敢过问！
且有朝鲜浪人（不务正业者）开设海洛因馆，吸食白面，出卖白面，结果吸食者浪费金钱，面黄肌瘦。
种种怪现象，不一而足，作者仅举出一二例，可见一斑。
我是1937年春由北平搬往保定的，当时任东北军铁甲大队军士队上尉队长，另有军士队副赵献卿及司务长刘新顺。这个教育机关有学员60人，全是抽调各中队比较年轻而有文化的排长和班长，轮流受训，八个月毕业，为造就初级干部施行基本教育。一切住宿、食堂、上课，全在火车上。已办到六个月，再有两个月，即可第一期毕业。
不想卢沟桥事变发生，南京当局派参谋次长熊斌到北方视察，部署军事，装甲车队上校大队副韩梦罴当即指示我将军士队结束，令学员各回原岗位参加抗战。他说自蒋委员长《庐山谈话》发表后，中国决心全面抗战，日本侵略者无止境侵犯，中日邦交和平已不可能。
于是我把军士队结束，令学员各回原来岗位。我个人和中尉副官王文卿受命在保定西关火车站担任联络员，在车站调度室与卢沟桥二、五两中队密切联络——即二、五两中队有何情况，立即报告司令部；司令部有何指示及换班等，立即转告卢沟桥二、五两中队。
二、卢沟桥抗战开始
1937年7月7日，日军驻丰台火车站一个连，在河北省宛平县城演习。到了夜间日军声称演习失踪两名士兵，要求宛平县东城门守兵打开城门，他们进城寻找失踪士兵。当时守宛平县城的部分为宋哲元二十九军的吉星文团，以无上级命令夜间不能开城为由，拒绝了日军的请求，并回复日军说，有什么事可到北平行政委员会同我方首长联络办理。该日军蛮不讲理，即行开枪射击。我军忍无可忍，当即还击。双方相互增援，摆开战场，卢沟桥抗战由此开始。
在7月8日那天，敌我双方正式开火。我军官兵向日军猛攻，日军向后撤退。我甲车队进至铁桥以东，两中队交互作战，如二中队在前，五中队维护后方交通；五中队向前，二中队维护后方交通。在大清河卢沟桥东边有一沙岗，原系国民党中央第二师黄杰部和第五师关麟征部，曾在沙岗一带做防御演习，筑永久工事。我军前进至沙岗一带，日军有一个连依据永久工事顽抗以牵制了我前线的进展，停止在丰台车站（该站是京沈、京汉、京绥三条铁路的交点）以西地区。
7月28日，日军另一部包围我北京南苑营房，用机关枪扫射以堵击营门。我驻南苑的佟麟阁副军长和赵登禹师长率部队冲出，然受日军压制，损失很重。当日下午，即得知佟、赵二位将军牺牲殉国的消息。
又因日军海军由塘沽方面增援，日空军亦参战前线，日陆军由天津方面增援大部炮兵，双方在大清河以东地区展开激战。我军因受日空军威胁，战况不利，且战且向南撤退至琉璃河之线。日军在火线后升起观测气球，约二三百公尺高，球下系一吊篮，其观测人员坐于吊篮上指示目标，我前线将士受到威胁，战况对我军极为不利。
三、日机轰炸保定
几天来，我一直在调度室充当联络员。有一天上午9时左右，日机空袭保定车站，日空军每次一小编队，用三架飞机组成三角队形沿铁路线由北向南飞行，一队接一队陆续不断。拉响警报后，车站附近一切人等疏散躲避，待日机进入市空，由防空指挥部发出紧急警报。日军空袭机群飞至火车站以南二三里许左转弯折回，在空中三角队形变为一路队形，三架飞机拉开距离一直向北飞去。我保定南方土窑上有2.7厘米的高射机关枪，连续射击，然而日军飞机并不惧怕。只是日机见到目标便在空中扫射，待飞至火车站上空即行俯冲投弹，一队接着一队继续轰炸。
当时我方开进一列火车，乘客很多，有下车者，有仍在车上者。日机见此目标，用俯冲投弹，一时炸弹轰鸣，硝烟四起。站台上所落的小炸弹，落到站台上向上一反跳即行炸开，一大队日机即有27架之多。炸得保定车站死伤狼藉，血肉横飞，急哭乱叫，损失之惨，笔墨难以形容。
同时站台南端的弹药车被炸起火，一时炮弹声和枪弹声响成一片，烟雾迷漫。我在车站东寓所内躲避也感到精神紧张，而赵云端的爱人赵夫人抱着孩子向铺板下躲藏，种种奇形怪状，难以尽述。
有一次车站东侧防空洞的两个开口，被日机用200公斤炸弹炸毁，堵住了掩蔽部。里边办公的人——如车站电报房、电话房员工，打旗的、挂钩的、开火车的等人员以及各军事单位的联络人员82人被捂在掩蔽部内，用电话叫外边人赶快用铁锹挖开出入口通风。地面人员紧急集合抢救，正在努力抢救挖掘开口时，第二次紧急警报又响，所有抢救人员顾不得工作，暂时就地躲避。待日机炸完，警报解除后，再向掩蔽部里打电话，里边已经无人应答，此一地带牺牲82人之多。
四、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0日，日本裕仁天皇照会盟军总部艾森豪威尔愿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盟军总部即电告蒋介石：日本全军无条件投降，中国战区由蒋介石委员长派员受降。当夜11点钟七分校接到电令，8月11日开庆祝胜利大会，派七分校组织学生总队，赴洛阳受降。
我当时任王曲第七分校上校筑城教官，住在九村教官室，于11日早饭后，赴王曲镇东北陆家坟和马蹄寺这一带既设阵地，为工兵队学生讲筑城课。走到王曲镇北小街，见校部北侧操场上，全校集合，我即加入工兵科行列。校主任张卓宣布：昨夜接到上峰电令，说中国抗日战争完全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今天庆祝胜利大会。全校官生报以热烈掌声和欢呼声。真是喜从天降，雀跃不止，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们艰苦抗战熬了八年，今天才出了一口闷气！同时立即组织学生总队，赴洛阳受降。
刘申荣：一个二等水兵经历的海空之战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半壁中国沦陷，早已激怒的中国民众纷纷奋起抗战。8月中旬，国民党海军集中了30多艘大小舰艇，浩浩荡荡地开到江阴要塞黄田港江面，摆开了抗日的战场。我当时在“宁海”号上当二等水兵，战时为高射炮兵，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抗日海空之战。
一个二等水兵的呐喊
落后的国民党海军，几十艘舰艇、几艘巡洋舰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退役下来的，只有“平海”“宁海”两舰有高射炮，其他炮舰、炮艇实在没有多少作战能力。8月下旬起，日本侵略军的飞机，每次从长江上游轰炸返回时，经过黄田港江面上国民党的海军舰艇上空，总有十架八架来进行挑衅，多次佯攻，有时也丢下几枚炮弹。我们海军官兵对日军的淫威无比愤怒。9月上旬起，日机架次逐日增多，到中旬一天多至90余架次，还增加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单翼巨型轰炸机，我们叫它“水平”投弹飞机，它投弹时不俯冲，照常水平飞行，海空之战越演越烈。
只要日机一到，我们“平海”“宁海”两舰共12门高射炮就打，其他各舰的火器也齐放。人不离炮，炮不离人，不知是日机飞行员技术不高，还是害怕我们的还击，他们的炮弹总是丢在江中。有一次，日军单翼飞机向我“宁海”号投弹，而且都丢在舷边，声音很大，大家都惊呆了，一时全舰官兵鸦雀无声，面面相视，是我突然猛喊了一下“打呀”！全舰人才苏醒过来，猛烈的炮火把日军单翼机轰跑了。这真是个奇迹，要知道在国民党海军中，官兵等级十分森严，一个小小的二等兵在激战中怎么能这样呐喊呢？当时，大家预感到死神将要降临，宁可做抗战鬼，不做亡国奴却是共同的心声。打！一股抗日激情把官兵联在一起，因而冲破了一切常规。
一颗中国心
我们海军士兵，当时每月都发工资，除自己零用都要寄回家。抗战开始后，邮汇不通，工资只好自己用了。这时，我们舰上每天总要派出几个士兵轮流上岸去采购食物用品。大家看到局势紧张，认为送死无疑，所以也肯花钱。全舰300多人，每天去采购的士兵能有400元左右的现金。有了这笔钱，去采购的士兵满可以溜回家，却没有一个逃跑的。但是，也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有一个士兵舱里，一个轮机兵闷声不响地打开了他的衣柜，把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整理成两份，一份是自己的，一份是制服之类的公家衣物，在场的有八九个士兵，大家静静地看着，都一声不响，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后来，当他把公家的衣物放回衣柜时，突然有个士兵张开了口：“怎么，你想开小差？”接着是一阵劝说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想活命？你想做亡国奴？”声调是缓和的，却是有力的，完全出于肺腑。那个士兵听着、听着，一言未发，又默默地把自己的衣物放进了衣柜。这时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大家紧紧地抱在一起。每每回忆此事，常常有种自豪之感，在抗日战场上，我们没有一个当逃兵。这在当时不是什么阶级觉悟，仅仅出于一股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心。
同仇
还是回到战场上来吧。落后的国民党海军，面对着强暴的日本侵略军，尽管敌我力量悬殊，大家并没有退却，所有舰艇各尽所能，官兵齐心抗日。日机也不敢贸然进入我高射炮射程以内，炸弹也不能直接命中我舰艇，但是，我“宁海”号原来是向日本购买的，验收时就不合格，尽管日军炮弹没有直接命中，但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9月下旬的一次战斗中，日军炸弹丢在舰舷附近的水面上，一下把右舷炸坏了，锚链舱进了水。我们继续战斗，直到炮弹打完才撤退，本想远离黄田港战场，可为时已晚，还没有到八圩港，船舱就进水太多，为了不至沉入江心，只好冲向岸边的浅滩。
当“宁海”号舰冲上浅滩后，靖江县政府组织的救护队赶到了江边。他们忙着抢救伤员，处理牺牲的战士，对在头顶上的日机的扫射全然不顾，将危险置之度外。对我们这些生还的官兵，则安排了食宿，还用征借来的衣服把我们身上的湿衣服替换下来……这些工作只是在海空作战的几小时内准备和完成的。地方官民的这种爱国热情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张鲜：句容空战，炸弹如雨点般落下
1937年8月的一天上午，正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日军又在淞沪地区开辟第二战场，并不断地派遣空军轰炸机到处骚扰和轰炸。
这天一早起来，我们就处于战备状态，吃完早饭后，我们刚要集合准备进行例行的训练——高射炮操作的训练（我们使用的炮是法国制造的苏罗通高射机关炮，我排一共有两架）。
我们部队的番号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军事营高射炮排，我是该排的观测员，负责用对空测距镜来测量飞机区高射炮的距离。我们高射炮的任务是保卫机场。
不一会儿，警报齐鸣，眼看日机六架分两排从南京方向向我们句容机场飞来。日机来势凶猛，我军严阵以待。说时迟，那时快，我空军驾驶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快跑到飞机上发动了飞机，迅即腾空而上。我高射炮也急忙进入阵地，炮手及其他战士均做好打击日机的准备动作。
我当时隐蔽在飞机场外高射炮附近的一个小池塘的壕沟边缘上，眼看日机上的炸弹如雨点般地落下来。我是第一次参战的，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和震惊，但心想自己责任重大，加之对日机的愤慨的心情，也就泰然自若地进行测量并即时地将日机距离报告炮手。不一会儿，我高射炮打伤了一架日机。接着空战开始了，我空军健儿驾机飞到高空，等日机进入机场之际，十几架驱逐机一齐俯冲而下，“哒哒哒……”我飞机发射一连串子弹打得日机仓皇逃窜，四散逃命。我空军战士的两架飞机攻击一架日机，并且是从两侧向日机猛攻，当即打坏两架日机。被打坏的飞机，爆炸起火，冒出浓烟，一架坠在机场附近，一架落在句容城郊小山谷中，日机飞行员被我观看空战的老百姓们活捉了。
日机被我打伤打中后，余下的又编队继续飞行逃命。我空军哪肯放松，紧跟追击，时而上下，时而左右，进行夹攻，不一会儿又打下了一架。日机仅剩两架，受伤一架，匆匆地往上海方向逃跑了。
当日机远去、战斗结束后，人们都出现在战场上，大家举手高呼，拍手称快，以欣喜若狂的心情来庆祝大捷。据事后统计，我军毫无伤亡，仅机场因日机轰炸损失一些财物而已。
刘启尧：爆破组舍身炸坦克
八一三上海抗战时，我在国民党军队第十六师九十五团一营一连当少尉排长，我师师长是彭位仁，全部官兵多系湘籍，奉令参加上海抗战。我师防守在黄渡镇一带阵地，在防守40天中日军向我师阵地猛攻过七次，在每次猛攻中均由日海军兵舰重炮先向我阵地轰击数百发炮弹后，其陆军步兵利用坦克作掩护向我阵地进攻。我团官兵沉着应战，极为英勇。在一二次作战中将敌击退，我连严重减员伤亡30余人，我连一排排长和我排两个班长阵亡，我连兵力伤亡三分之一。这两次战斗是因我连对敌坦克战车作战没有经验，我连所有武器都很陈旧，又无战车防御敌坦克车，被敌坦克杀伤很多。后我连就用集束手榴弹十个一捆来爆破敌坦克车，在三四次敌坦克车来攻时，我连成立六个爆破组，三人一组，滚进到敌坦克车下爆炸。我营共炸毁敌坦克7辆，我连就炸毁敌坦克车2辆。这次我连爆破组牺牲12人，敌每辆坦克车内有坦克兵6人全毁，敌步兵伤亡100余人，我连又伤亡20余人，连长与第二排排长负重伤，全连减员过半。经过补充后又参加战斗，在第七次战斗中我连伤亡40余人，我师才奉命撤到南翔待补，防地由四川部队二十师接防。我师在整补时，我由排长兼代司务长职务。
我师自参加沪战以来，日军飞机每日每时不停地在我阵地和我军后方各处侦察，一发现我军目标就进行俯冲投弹和扫射，因此我军都在夜晚行动。我兼代司务长时，有一次我带领炊事班长和三名炊事兵连我共五人到上海市区去购物，沿途几次遭到敌机扫射。因我们对敌机已是见惯不甚害怕，因敌机一定要低飞偏翼才能扫射，我们即先行卧倒，等敌机飞过去我们又走；敌机又来扫射，我们又卧倒。敌机扫射我们三次均未命中，可能是见我们人不多也就不再追击了。这三次对我们五人扫射子弹也射掉好几百发。我五人走近虹桥时，见到英国租界屋顶上挂有大幅英国国旗，大坪地上也铺有大幅该国的国旗，敌机在空中飞来飞去，未见投弹和扫射。最令人愤怒的是租界的街头巷尾都设有铁丝网和沙包作工事，架有轻重机枪，由外国巡捕和水兵及华捕提着冲锋枪守卫，在铁丝网前立块大木牌上写华军不准入内几个字。当我五人走近铁丝网前时，即有两个华捕对我说不能进入租界，我痛恨这是国耻，只得绕路进入市区。很使我惊奇，见到市区内各商店和来往行人很多，街道很热闹，各茶楼酒馆卖唱的弹琴的还是花天酒地一样，各戏院的海报各处都贴有日常的演出，好似歌舞升平，没有一点战争气氛。真是市内热闹非凡，市郊区炮声隆隆喊杀连天血肉横飞，咫尺之地竟成两重天。各国租界中，我看到英法德等租界，屋顶和空坪上都有该国的国旗，好似战地中的非军事区一样。
我军各师在沪作战很英勇，虽牺牲很大，但士气极为高涨。我连武器陈旧，又缺少自动武器及炮火，要与当时日军现代化武器的劲敌作战，只有拼着血肉之躯奋勇应战才能坚守阵地。我师坚守阵地近两月中击退日军七次猛攻，虽伤亡很重几经补充，均未后退一步，都是抱着与阵地同存亡的决心坚守阵地。有时一天只能吃到一餐饭。在日军第七次向我团阵地猛扑时，炊事班刚送来饭菜，我连官兵均未得吃，所有饭菜全被敌炮弹轰炸和泥土淹没炸丢了，可见战斗是很激烈的。我师在浴血奋战中，上海市各民众团体几次给我师官兵慰劳品，如罐头、食品、香烟、毛巾、肥皂等物品，使我官兵很受鼓舞，坚定我军守土决心。上海市民和郊区民众还组织很多担架救护队，为我师抢运伤员，很是积极。有些热血青年冒着炮弹来到阵地抢运伤员。我师撤至南翔待补时，驻地民众自动参加为我师各部义务担任后勤的人也不少，为我连运送弹药、粮食、被服等，还有少数妇女为我连士兵洗衣和帮助炊事班办饭菜，表现得军民好似一家一样。我连驻地靠近南翔火车站，虽被敌机轰炸多次，在军民齐心努力下随炸随修，军运很忙。我见到民众组织担架救护队中有很多青年妇女参加，每人左臂上都戴有红十字白袖章，身背药箱，为伤员上药换药。有穿白衣的医生还即时为伤员急救动手术取弹头和弹片。我见到后很受感动。
我师因补充兵员困难，奉令开赴浙江杭州待补。我师到达杭州不几天上海失守，见到各报刊登载上海失守消息。大幅标题写的是：大场失守，影响沪战全局，朱耀华师长举枪自杀以谢国人。我深知朱耀华其人。朱是第十八师师长，长沙人，保定军校毕业生，该师原是北伐时第二军的一个师，是个老化部队，武器陈旧，兵额不足，空缺很多。我在该师五年，每连官兵不到80人，每排只有两个班。这样的部队要在上海对日作战，怎能担负战斗任务。该师防守大场终被日军突破。
我师在整补时，我被保送中央军校第十四期受训。毕业后，1938年被分派炮兵第十三旅高炮团当中尉步兵排长，负责掩护高炮驻扎武昌防空任务。武汉沦陷后，我高炮团移驻长沙，时正值文夕大火，我离开高炮团后被派到二十四师任上尉连长，转战湘北及粤北各战役。1941年转战广西时，我任营长及副团长等；转战黔桂时，1944年我升任上校团长。1945年9月3日，日本投降，抗战结束。1946年初部队缩编，我被编余入中央训练团高级班受训，结业后退役转业回到湖南尤山县原籍，新中国成立后迁来沅陵定居。
朱增爽：南京余生
1937年12月10日，我在南京国民党宪兵教导团第四队第一班当班长，日寇进攻南京时，我奉命带领全班据守水西门。当时保卫南京的国民党军队有十多万人，总指挥是上将唐生智。
战斗打响后，日寇轮番向我阵地进攻，我和全班战士浴血奋战两天两夜不下火线，尽管我们战士伤亡大半，但活着的人为了保卫祖国山河不落入敌人之手，决心与阵地共存亡。12日下午，我班已先后打退敌人十多次冲锋，进攻的敌人受阻，更加疯狂地向我阵地反扑。我端着机枪居高临下向敌人猛射，敌人在我阵地前已倒下一大片。正在这时，连长命令我班撤退，我说不能撤，一撤下，日本鬼子就攻进来了。连长又说，这是总指挥的命令，赶快撤离南京。莫奈何，我一边打，一边领着几个受伤的战士向江边撤。还没撤到江边，日寇就向我们扑来，我班几个受伤的战士都先后被追上来的敌人枪杀了。我手中的机枪子弹打光了，敌人又紧追不舍，没有办法，我丢下枪，只身一人从挹江门逃出城，跳进滚滚的大江。这时江里逃难的人不计其数，有乘小轮船的，有乘木帆船或木排的，还有的扑在门板上，更多的人是徒手泅渡。我跳进江里后，抓到一根木头向江北游去。不一会儿，日寇追上来了，用几十挺机枪对着江里逃难的人一个劲地扫射。我亲眼看到船上和木排上的逃难的人被打倒跌进江里，其中多数是妇女、儿童。接着，日寇又派来飞机对着江里狂轰滥炸。顿时，敌机轰炸声、人们的哭叫声响成一片。江上漂流着成千上万的死难者的尸体，江水几乎变成了红色。此情此景，目不忍睹，任何有良知的人，对日寇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无不切齿痛恨。我抱着木头拼命泅水，幸免一死，好不容易游到北岸。此时天已漆黑，我扑在江滩上已昏迷过去，直到次日清晨才苏醒过来。当我回首向南京望去，只见整个南京大火冲天，烟雾弥漫，枪炮声、哭喊声连续不断。这一天，日寇占领了整个南京，开始了大屠杀。
看着敌人毁我山河、杀我人民的暴行，我悲愤极了，决心重返部队抗战到底。于是，我化装成难民，经徐州到武汉，转到长沙，终于找到原来的部队。不久，我被调到印度，参加了抗日远征军，在该军宪兵营里任连长，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后，才返回祖国，驻扎在四川内江。
当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我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我不禁想到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使我们的祖国山河破碎，人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这胜利是用千百万人民的生命换来的，多么不易啊！
李润怀：炮打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淞沪抗战开始，国民党政府以中央军为核心，调集各路部队增援上海，力图把日寇一举赶下海去。日寇凭借空中优势，加上黄浦江上敌舰重炮支援，火力很猛，战斗异常惨烈，双方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上海人民的有力支援下，我军士气高昂，虽然装备劣势，仍然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奋勇前进，将日寇一度压缩在江湾海边，展开激烈搏斗。
由于日寇侵略我国的野心蓄谋已久，在上海江湾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早就被修筑成坚固的堡垒，我军缺乏重炮，无法撼动它，日寇则以此为据点，使我军前进困难。
我们化学兵科尚未毕业的学生奔赴上海参战，当时是鲜为人知的。当时的军政部化学兵队，是一所保密的专门培训化学兵的军事学校。在教学工具中，有10门炮是从德国买来的150毫米口径的李文思抛射炮，能发射各种毒气弹，也能发射装填梯恩梯炸药的普通炮弹。它是前膛装的曲射炮，每颗装满炸药的普通炮弹有30多公斤重，用电池串联，10门炮对准一个目标，一按电钮，10发炮弹同时发射出去，威力很大。当时，为了摧毁江湾日寇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上级命令我们从一、二、三期学生（后来被并入中央军校十二、十三、十四期）中抽调出100人，由学校队长率领，编成一个抛射炮连，携带普通炮弹，从8月15日起赴沪参战。
当时，我是三期年纪最小的学生，被编为这个连的弹药兵。我的身材矮小，一次背一发炮弹很吃力，但是为了抗日，我的战斗情绪很高。
抛射炮连驻扎在上海外围昆山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为了躲避日寇的飞机和炮弹的反击，每天黄昏之后，我们才搭乘汽车赶到上海江湾，选好阵地，挖好炮阵工事，听候命令，对准目标，发射完毕，立即撤退。
由于每晚采用打游击的方法，等敌人炮兵弄清楚我们的位置时，我们已经转移了。
抛射炮虽然是一种落后的火炮，每颗炮弹发射之后，炮身陷地很深，每炮一夜顶多变换一次阵地、发射两发炮弹，但是口径大，炮弹大，装填的炸药量多，只要命中目标，威力还是很强大的。这种炮是当时我军在上海最大口径的重炮。由于该炮的瞄准装置也很落后，在2000米之内的命中率才高，我们不怕牺牲，每次选择阵地，均是尽量靠近目标，连步兵指挥都为我们的安全担心。
自从我们连在江湾地区参战之后，《上海新闻报》《申报》均多次登载“我神勇炮兵发挥威力、我步兵又前进××公尺”的报道。在我们连的支援下，我军一步一步地向日寇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逼近，大有将日寇赶下海之势。接下来，由于战况的需要、步兵的要求，我们在白天也曾冒着敌机的威胁，奔赴江湾前线参战。
后来，由于日寇从浏河迂回登陆，罗店失守，全军奉命转移，我们连才撤回南京，恢复原建制，继续军校学生生活。
陈道友：亲历忻口之战
在日军侵犯我察北、绥东时，我响应抗日救国运动的号召，弃工参军，进入太原的军事学校学习军事，准备抗日救国。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华北军队沿京包线西进，抗日任务迫切，军校提前毕业，我们被分配到各部参战。
我到独立二〇九旅四一七团任少尉枪弹处（简称弹药队）队长，在山西天镇县聚乐堡车站对日作战，继而至山西崞县和忻县的忻口参战。
忻口抗战是华北抗日战役中最大、抵抗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敌我兵力都很强，集结在忻口会战。我方有阎锡山的全部主力和黄绍竑部，在阵地正面抗击敌人。忻口阵地位于滹沱河和西来的黑河相汇处，即黑河的南面、滹沱河的西面，地在忻县北20里，忻口南有金山铺村，由北往南是通往太原的要道，在军事上可谓要地。
当时是1937年秋季，高粱尚未收割，据说敌人有日军精锐坂垣等七八个师团，双方在此展开大规模会战。敌人侵华锐气正旺，火力很强，并有飞机掩护，企图以优势兵力压制我方。我军则死守阵地，寸土必夺。双方炮火猛烈，敌我的中间地带，白天敌人利用飞机掩护，战车在前冲锋，攻占中间的制高点，我方则利用夜间，避其炮火优势，短兵相接，又将中间制高点夺回来。双方形成了拉锯战，还在地下进行坑道攻防战，因此在阵地不闻枪声，日夜只闻隆隆不断的声音。阵地附近飞尘蔽日，呈黄昏之状。我方官兵伤亡惨重，但士气很旺，据闻郝梦龄军长牺牲在阵地上。接着，八路军袭击敌后，在敌后代县阳明堡机场烧毁敌人24架飞机（全国划分战区，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黄绍竑、朱德为副长官，八路军属第二战区，由阎锡山统一指挥）。忻口兵力很大一部分预备部队集结在忻口河边，为防空袭都日夜露宿高粱地、树下、野地。金山铺井水被喝干，为了到滹沱河取水而死的人很多。时间上，我们与敌人对抗了20来天，战局很稳固，后来因川军失守娘子关，敌人沿石太线西进榆次，而忻口在太原北160里，没有敌人了，我们被迫撤退。我军绕道由太原西山到汾阳文水一带待命，傅作义守太原。
我军在忻口能够抵抗多日，战局稳定，是由于一九六旅在忻口北边的原平拖住敌人十个日夜，使之不能迅速前进，进而为我军创造有利条件。当时，一九六旅旅长姜玉贞受命，在原平抵抗，使敌人不能前进，掩护忻口集结兵力，延长构筑工事时间。姜旅在原平血战十个日夜。原平位于要道中间，姜旅利用村落逐院阻击敌人，以房屋墙垣为工事，歼灭敌人。任务完成到最后，大部分官兵包括姜旅长都壮烈牺牲。当时蒋介石授予一九六旅为全国荣誉旅，永不减其番号，以旌其功。
忻口作战时，我任二〇九旅四一七团的弹药队长，部队进驻阵地，团长张勤增命我由忻口南20里“双堡村向阵地补充弹药，不得贻误，否则即以军法论处”。我受命后带领全队战士用大车驮骡，每天向阵地运输。忻口部队多，后方运输粮弹的当然也多，路上车马拥挤，行动迟缓。敌人为了切断我方补给线，日出敌机3～9架，沿途往返轰炸、扫射，掷燃烧弹，杀伤我方人马。由于沿途没有防空布置，敌机往来如梭，如入无人之境，沿途运输部队炸死、打伤、烧毁车辆很多，驮骡惊跑，死者露肠破肚，伤者惨叫待救，伤亡惨状叫人目不忍睹，人人泪盈鼻酸，较之阵地牺牲者尤多。各单位的运输补充都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为了减少伤亡，又能按时补给粮弹，我方根据敌机出动时间，改为夜间行动，顺利地完成任务。
回忆忻口一战，我军死亡很大，战士牺牲不计其数，干部死的何止百千，阎军伤亡尤重。我团到临汾整编时，全团的战士只剩下170多人，团长张勤增和旅长段树华讲话时泣不成声，战士也都含着泪，一并编入七十二师。我则奉命到随营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在教育机关任职。
抗战初期，为了保卫祖国，寸土必争，是死守硬抗的战术，牺牲太大。武汉会议认为，应该战略上持久、战术上机动，认为死守阵地伤亡太大，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该“实行持久战略，争取最后胜利”。因为随着敌人攻占的面积大了，兵力必然分散，就只能控制交通干线和城市，广大国土仍属我方掌握，敌人抽调兵力扫荡一次，但是不能久占据守，在其进退时，我方中途相机歼灭敌人，由此我方在战术上能够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敌多我少、敌优我劣，逐渐转化为双方相持的状态。
我在1941年至1945年间，在三十七师任营长和四十三师任中校参谋时，在晋南汾城、新绛、曲沃、翼城一带敌区活动，分别参加过数次护送并掩护我行政人员夏征的抗日战斗。那时形势转化，敌人只能在城里、据点死守，无力出击。有时集结兵力阻止夏征，但敌我双方兵力都不强，战斗时间不长，多则一天一夜完成任务。
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
据我个人见闻，抗战期间，日寇到处实行“三光”政策。抗战胜利后，据山西当局宣告死于日寇者，以晋城县、崞县最多。敌人扫荡时，进占山西吉县，烧光全城房舍，仅余一处孤立邮局，因它与左右邻房相隔较远，未受牵连。就全国各沦陷区来说，则不知损失有多少。我所知所见的，不及万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