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小结

历法之争的发生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最终在各方面合力的推动下外化成为现实。杨光先批判西洋历法是基于中国历法的两个特点：第一，历理和历数并重；第二，历法除科学属性之外还具有政治属性和宗教属性。具体而言，西洋历法偏重历数不懂历理。而明清之际对历理的把握是钦天监的重要工作内容。在荣亲王葬期的选择上，汤若望等所犯历理上的大忌，透露了西洋人在历理上的不胜任。此外，历法在中国传统上具有的政治属性，让杨光先为代表的部分士大夫难以接受清朝历法上书“依西洋新法”五字。

至于历法之争对中国科技文明发展的影响，本书认为历法之争不是导致中国近代科技文明落后的原因，因为即使禁教也没有阻碍西方科技在中国传播。更何况科技文明的产生有多重因素，“西方科技文明在中国传播”不是“中国本土产生近代科技文明”的充分条件，二者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此外，清朝统治者将“禁教”的内涵限定为禁止传教士传教，却不是禁止传教士进入中国，更没有禁止传教士传播科学。“禁教”后，仍有较多掌握着先进科学文化的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国人对先进科技的接纳的主观愿望。可以说，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最初传教士们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他们带来的数学知识、在铸炮和水利机械方面的新鲜事物，都是有利于国家的基本利益和防务的东西。

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历法之争的过程中，应该避免把历法之争等同于杨光先事件。二者的关系是：历法之争是杨光先事件的发力点，但二者基本独立地属于不同范畴。历法之争主要处于科学层面，杨光先事件处于哲学和宗教层面。同时，导致杨光先事件和历法之争的根本原因并不相同。最后，从历法之争的时间节点上看，1669年历法之争已经尘埃落定，然而杨光先事件却并未同时完结。所以，若研究者把历法之争等同于杨光先事件是不妥当的。通过回顾历法之争的整个过程也可以看出，杨光先之所以发起历案，不过是借反“历法”之名行反“天主教”之实。早在历法之争（康熙三年）前，顺治十七年杨光先就撰写了排斥天主教的文章《辟邪论》。只不过是因为杨光先上书后，钦天监监正汤若望被免，杨光先担任钦天监监正。如果因为关涉到钦天监监正的职位，同时把杨光先疏中提到了《时宪历》的奉正朔和谬误问题，就将杨光先事件简单地概括为“历案”，本书认为这实在是有些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