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清朝初年，发生过一桩儒者杨光先因历法问题控告传教士的案件，导致传教士汤若望入狱，钦天监历科官员李祖白等五人被杀。这个案件，因为杨光先说“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被史学界、特别是科学史学界的许多学者，认定为中国顽固士大夫排斥西方科学的事件，甚至进一步认为，正是由于以杨光先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的顽固态度，导致了中国科学在近代的落后。

然而这件事，却有许多话好说。

首先要说的是，杨光先的“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不是排斥西方的历法，更不是排斥西方的科学，而是排斥“西洋人”。或者说，排斥了西洋人，不就排斥了西洋人带来的科学吗！这不就是顽固保守的排外主义吗？

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杨光先，安徽歙县人。明朝末年，作为布衣，曾“舆榇待命”，弹劾被《明史》列入“奸臣传”的大学士温体仁，因而被“廷杖”, “戍辽西”（《明史纪事本末》）。清朝初年，汤若望将明朝时制成的“崇祯历法”，改为“西洋历法”，供清朝使用，遭到杨光先的抨击。

杨光先抨击汤若望历法的理由，主要是：1，历法封面上写“依西洋新法”字样，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这就等于让大清做西洋的属国。2，荣亲王的葬礼，日期和葬地的选择都犯“杀忌”（见杨光先《正国体呈稿》）。依当时的律例，两条中的每一条，都是死罪。至于历法的精密，杨光先完全没有否认，所以才有“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云云。这两条，特别是第一条，对于当时的儒者，是不可接受的。今天的中国人，如果还有一点民族意识的话，也是不可接受的。也就是说，杨光先所谓抨击西洋历法，并不是抨击历法的科学内容，而是抨击历法中体现的宗教——政治内容。

那么，“西洋人”又怎么样呢？杨光先说：

光先之愚见，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祸发之无日也。

杨光先的说法是不是危言耸听呢？

关于传教士所传播的天主教和儒教及其国家的冲突，有关著作中已经讲得很多了。当时所有的传教士中，对于中国最为善意的，应该是利玛窦了。是他穿起了儒服，允许中国信徒祭孔、祭祖，并且向中国传播了许多科学知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几何原本》。那么，利玛窦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由他的著作来说话吧。

利氏所作《天主实义》的最后一章，为《总举大西俗尚，而论其传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并释天主降生西土来由》。其中说道：“我大西诸国”, “以学道为本业”, “虽各国之君”，也“皆务存道正传”。并且“立有最尊位，曰教化皇，专以继天主颁教谕世为己职，异端邪说不得作于列国之间”。

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是不难明白的。这就是要把中国也变成“我大西诸国”的模样，都以学基督教之道为事业，并且都尊崇一个“教化皇”。各国的君主，自然也应听命于这个“教化皇”。而且还要排斥“异端邪说”。

那么，儒教是不是异端邪说呢？利玛窦没有明说。

据《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说自己曾经做过一个梦：梦中一位陌生人问他：“你就这样在这个庞大的国家中游荡，而想象着你能把那古老的宗教连根拔掉并代之以一种新宗教吗？”听到这个问题，利玛窦感到极度震惊，因为他始终是把他以天主教取代中国儒教的这一最终打算当作绝密加以保守的。因此他回答说：“你必定要么是魔鬼，要么是上帝自己，才知道我从未向人吐露的秘密。”

对于传教士到中国究竟要干什么？从利玛窦入华之始，儒者们始终存有这个疑问。当儒者们对天主教义了解愈多，疑惑甚至担忧也就愈深。比如儒者们知道，依照天主教的教义，中国的圣人们，包括周文王、孔子等，是都下了地狱的。中国的皇帝，也必须到梵提冈接受基督教教皇的加冕，而后来天主教方面果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样的状况，不仅当时的儒者们难以接受，今天的中国人，如果还有点民族自尊，也难以接受。

因此，利玛窦儒服传教，并不是利玛窦要率领传教士们皈依儒教，而是要借助这种形式，使儒者们都皈依天主教。而这个目标，是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包括后来的新教，都是一样的。后来基督教新教在中国出版的《中华归主》，其本名或本义，就是“基督教征服中国”。这个目标，直到今天，基督教方面，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没有放弃，而且日益加剧地在实行。

杨光先所谓“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其实际意义就是“不可使中国有天主教”。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也关系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死存亡。而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各地已经是大量存在，而且影响至于今天。当人们抨击杨光先的愚昧、无知的时候，是否想过这样的问题呢？

或者说，中国的传教士很好的啊，利玛窦啊，南怀仁啊，对于中国人们，多友好啊！还有汤若望，不是顺治皇帝也称为老爷爷的吗！在这里，我们还是听一听西方人的意见吧。

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中，用大量的篇幅谈到了宗教，也谈到了基督教在向外传播时给当地人民带去的“福音”。在描述这个过程时，他引用了洛克《论宗教宽容》的文字：

一批人数不多的基督徒，身边一无所有，来到一块崇奉异教的国土，这些外来者恳求当地人以人道主义为怀，供给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他们得到了这些东西并被允许在当地居住下来。后来他们同当地人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群体。基督教也随之在那里扎根、扩张，但一时尚不能成为最强大的宗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同当地人尚能保持和平、友谊、信任和平等。后来，官长成了一个基督徒，这样一来，那帮人便成了最强大者。于是，为了消灭偶像崇拜，顷刻间，所有契约被毁，一切公民权利都遭到践踏，那些无辜的异教徒——平等原则和自然法则的严格遵守者，那些从不以任何方式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们，除非放弃他们古老的宗教，皈依一个新的、完全陌生的宗教，否则他们注定会失去父辈们的土地和财产，甚至会丧生。由此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对教会的狂热加上奴役他人的欲望，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以及用宗教和关心他人为借口，多么易于成为贪婪、掠夺和野心的托辞。

危险的是，今天，仍然有人“用宗教和关心他人为借口”，在谋划着获得一己一教或者一国的私利，而那些善良的人们，仍然在相信他们那和平和友谊的承诺。所以洛克继续披露说：

那使基督教在全世界所有民族眼里变得面目可憎的事情当推：基督徒起先讨好地暗示，自己不过是要求自由地提倡他们的教义，后来却粗暴地推倒异域原有的宗教圣殿，即使政府下令重建，也拒不从命……

洛克也评论了中国皇帝使基督徒们高兴的、对基督教极其宽容的诏书。洛克说：

如果他着手弄清事情的原委，这是健全的政治所要求做到的，便永远不会同意他事实上给予传教士们的这种特权。他本该知道，这伙人主张的是，在耶稣基督的指挥下“勉强人进来”（按：《路加福音》第14章第23节）——也就是说，用流放、监禁、拷打、屠杀和镇压对付所有不愿皈依基督福音的人，废黜那些反对他们发展的君主。

在这种情况下，那就“不是割断他们的喉咙，就是被他们割断喉咙”。

稍后的“附录”中，汤因比摘引了J·格兰维尔的《虚无的宣教》和培尔的《辞典》等书，说明“十七世纪同时代人对西方反叛基督教传统的表述”。其第一条就是“道德愤慨”，包括：1，宗教战争的破坏性后果；2，宗教领袖内心必是暴戾无常的；3，宗教辩论的嗜好者势必心地不公；4，权力滋长偏狭。其“权力滋长偏狭”一条中，汤因比援引洛克的话指出，当世俗的长官尚未站在基督徒一边时，这些基督徒几乎很少把他们对于上帝的热情表露出来。一旦他们得到当地统治者的支持，有了一定的权力，“和平和博爱立刻抛到了九霄云外”。而“在其他情况下，他们通常给人以虔诚的印象。在那些尚未攫取到迫害他人的权力并成为人主的地方，他们总是愿意平等相处并鼓吹互相宽容”。

庆幸的是，中国在十七世纪没有落到殖民地的地步，而传教士们也就仍然是文质彬彬地在大清的宫廷中供职，尽管中国和梵提冈已经断绝了交往。

汤若望在大清朝的历法封面上写“依西洋新法”，是暗窃中国正朔；李祖白《天学传概》说中国从伏羲开始，就是“如德亚”，即犹太人的苗裔。因此，杨光先抨击汤若望“逆谋”，抨击李祖白“卖君作子，父事邪教”，至少不是凭空捏造。相比之下，后来南怀仁抨击杨光先“依附鼇拜”（《清史稿·杨光先传》），则确有罗织之嫌。

杨光先被判死刑。“上以光先老，贷其死，遣回籍，道卒。”（《清史稿·杨光先传》）而天主教徒何世贞所著《崇正必辩》，则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杨光先至山东德州“道卒”的惨状：“病疽发背，肌肉溃腐，脱落成穴；越七日，毒攻内腹，旋即溃烂，前后腹背贯穿洞开，脏腑倾出，号叫数日而死。”不论此事是否属实，以对手的惨状为快，未免有失天主教的仁慈之心，尚何能“爱自己的仇敌”！

杨光先事件，是儒者和天主教一场狐狸和公鸡的博弈。狐狸企图用小米俘获公鸡，公鸡则企图既吃到小米，又不被俘获。杨光先是主张为了不被俘获，干脆不要吃狐狸的小米。然而当时的中国政权，还没有日本当时那样虚弱。日本是彻底地禁止了天主教，并且严厉杀害传教士和日本信徒。据有关统计，仅1637年，也就是中国明朝灭亡前夕，日本就有35000名天主教徒被杀。而中国，从康熙皇帝到乾隆皇帝，处理天主教问题，则温和得多。他们严厉地禁止天主教的继续传播，却没有杀害天主教徒，一些传教士仍然安然地在清朝的宫廷中供职。他们既吃了狐狸的小米，又没有被狐狸俘获。

“好历法”并没有被杨光先反对掉。经过比较，南怀仁的历法比杨光先要高明得多。于是杨光先被治罪，由南怀仁主持历法工作。但是“依西洋新法”不能写了，改写为“时宪历”。前后不过数年之间。而西洋人也继续存在，并且继续传播他们愿意传播的科学技术。这样，杨光先事件可以是中国科学史的一个插曲，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科学前进的步伐。然而，中国科学还是在那时落后了。而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则应该到其他地方去寻找。杨光先没有阻止中国科学前进的能力和作用。

如果要回答中国科学为什么在明清之际落后了？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的日子过得还可以。他们虽然知道西洋历法优越，而且优越的不仅是历法，然而他们却不想派出一个人到西方看一看。不仅不像今天留学这样的狂热，而是完全的冷漠和无动于衷。所以在历史前进道路上的长跑竞赛中，即使自己是兔子，如果停止下来，也会被乌龟超过。中国当时的发展步伐，已经不再是兔子了，却还在睡觉。而西方，也早已不是乌龟，而是一只迅速奔跑的兔子。庆幸的是，今天，中国也真正地成了兔子，并且在不断加速地奔跑。

本书原是吕江英同志的博士论文。序言中所提到的情况，在这篇论文中都有更加详细而深刻的叙述。这里的叙述可能和流行的观点不大一样，真诚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指正。这篇序言，乃是笔者正在撰写的《中国科学史》中的一节，由于和本书的对象一致，就拿来放在了书的前面。

最后如果还要说上一句，那么就是，不论这本书的观点多么不讨人喜欢，它都是作者诚实钻研的成果。

李申

2012-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