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时就提出建军目标
历史事物都有其继承性，如同任何人的出生都有其母体，不可能像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那样，是一个无父无母而从石缝中蹦出的生灵。一支军队的诞生，也必然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1927年南昌起义（当时称为暴动）正式诞生前，她的母体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大革命时即已经出现。要讲南昌起义建新军，也应该讲到此前的大革命风暴，以及黄埔军校、铁甲车队、叶挺独立团……
这张法国杂志封面画讽刺了列强想瓜分中国，右边的日本武士也参与其中。
中国共产党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际还能举行南昌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就在于此前就有武装斗争的思想准备，从1921年建党起就在党纲中写入了建军的宗旨。自1924年黄埔军校创建开始，部分共产党员又开始奠定军事工作的重要基础，其中包括思想准备、组织准备。
自古以来，军队就是国家政权的重要成分，国家发展水平又决定着军队的装备和技术水平。清朝末年，西方列强和日本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国还停留在封建社会，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代差”表现在军队面貌上就是，装备近代枪炮的列强部队同手持刀矛和旧式火枪的清军相对抗。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八旗”“绿营”兵都不堪一击，后来清朝搞“洋务”时买了些洋枪洋炮，腐朽的军制却未变，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还是遭受惨败，列强一时还议论起如何瓜分中国。幸而中华大地面积广阔，民众富有反抗精神，西方各国及日本相互之间又因分赃不均而相互火并（日俄战争就是为争夺满洲），最后他们决定还是保留清政府作为代表其共同利益的工具。
那时“洋大人”骑在清政府头上，1901年的《辛丑条约》规定列强各国可以在山海关至天津、北京沿线驻兵和自由调动，皇宫外不远处的东交民巷就有外国军营。1905年日俄两国议和时，又以长春为分界划定双方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北满铁路由俄军驻防，南满铁路由日军驻防，这就种下了日本在南满设立“关东军”并在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种子。
腐朽的清王朝对外以出让权益屈辱求存，对内却维护封建体制，对变法的主张只以血腥屠杀相回答。此时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没有任何条件进行合法斗争的情况下，对如此黑暗的国家政权只能以武力来推翻，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就是以发动武装暴动为主要内容的。
著名军旅画家李如油画《小站练兵》。
清政府岌岌可危时，一些汉族军阀看到腐败的旧军不堪用，其中袁世凯从1895年在天津小站练兵起成立新建陆军，按照德国、日本的典章制度、战术编制和训练。这种建立新军的举动，标志着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开端。
毛泽东曾对小站练兵后建立的新军有过很高评价，认为中国近代军队建设共分三个阶段，就是清末新军、黄埔军和后来的解放军。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这样总结说：
“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新军有三十六镇，就是三十六个师。今天在座的有相当多的人参加了那个军队，里面有日本士官学校的；有云南讲武堂的，我们的朱德副主席就是云南讲武堂的；有湖南讲武堂的；有保定军官学校的，唐生智委员就是保定军校的。这个新军和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党，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务，但后来腐化了，脱离了人民，四分五裂，各人筹各人的饷，各搞各的地盘，被人民所唾弃。”
清末新军以及后来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主要依靠的西南军阀，虽然为中国引进了近代化的武器和战术，不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社会土壤上建成的军队还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军阀武装。其内部结构是“兵为将有”的雇佣制，对外勾结洋人求得支持，以武力控制地盘，残酷勒索民财。“有军则有权”，谁兵强谁就势大的军阀政治，是近代中国的基本特征。
1912年清廷退位后，中华民国长期处于军阀割据混战状态。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阀分裂为奉系、直系、皖系，西南军阀派系更混乱，四川一省内就有十余个拥兵割据的“土皇帝”。在广东打着拥护孙中山旗号来争饷、争地盘的军队也有十余派，给钱就表示效忠，发饷不满意还炮轰过总统府。
例如1921年的中国形势，可以用“一个国家、两个政府、三个元首、四分五裂”来概括。在中华民国疆土内有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西南军阀的广州军政府，都自称为正统。北京的中南海里有总统徐世昌，广州军政府有总裁孙中山，北京故宫里还住着一个“尊号不变”的小皇帝溥仪，真是“一国三公”，国将不国！
外国画家笔下北洋军阀部队的形象。
左：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中陈列的这幅油画，表现的是南湖上通过党纲的情景。会议共有代表12人（另有陈公博缺席），前排左三为毛泽东。右：青年毛泽东的照片。他18岁时曾到湖南新军当过半年二等兵，有过军旅基层生活的亲身体验。
在这种“长夜难明赤县天”的黑暗社会中，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先进的中国人曾寄希望于西方，但在巴黎和会上受到冷遇而没有挽回丧失的国家权益，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和新思想的探索者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自1920年起在国内建立一些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国从此有了走向光明的希望。
1921年7月23日，13名来自各地共产党小组的代表秘密汇聚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因密探搜捕，他们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上完成了会议，通过了第一个党纲，宣告了党的成立。
在中共“一大”党纲中，就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这句话却由共产国际代表所写，到会的人还不了解怎样建军。不过，若是看看“一大”代表乃至此时全党五十多个党员的履历，其中只有一个人当过兵，那就是辛亥革命时在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团）第1营左队当过半年二等兵的毛泽东。
毛泽东后来对辛亥革命的回忆是——“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指每月兵饷大洋7元2角）。”最后是这位曾经“吃七块二”的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武装夺取政权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的必然。毛泽东通过切身体会，最了解军队士兵的生活，又以农家出身而最了解中国农民。他又接受了先进的思想并能在深入实践中加以升华，后来就成长为能够统率人民军队最杰出的军事家。
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之日起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并载入“一大”党纲。前往法国留学的周恩来、蔡和森等人，自1922年以后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出应建立革命军队。至1922年夏，中国共产党只有百余名党员，又多是知识分子，也没有武器，连党的活动经费和领导人的生活费还需要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支援，此时的确没有建军的条件。
根据“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一经典理论定义，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将眼光主要投向工人运动，除了南方的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组织的安源煤矿工运外，北方工运重点就是京汉铁路。如李大钊等人就首先到郑州创建铁路工人俱乐部，通过召集工人搞娱乐活动的方式向他们讲革命道理。工会随后发展到汉口的江岸、北京的长辛店等地，在那里建立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并发展了项英、林祥谦等一批工人入党。
老画家侯一民的这幅油画，表现了刘少奇在安源发动工人运动的场面。
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在开始时提出的要求就是，增加一点工资、有集会和建立工人组织的权力，这在世界发达国家中是很正当的。在不知民主为何物的中国封建军阀看来，这却是大逆不道。吴佩孚讲的一句名言便是：“你有罢工的自由，我有开枪的自由！”
在国内标榜自由民主的西方列强，对外却奉行双重标准，为维护自身的殖民利益不惜支持最黑暗的专制势力。英、美、法等国在华使领馆都向北洋政府提出，京汉铁路停运影响了他们的利益，要求迅速恢复秩序。吴佩孚马上调动两万多军警，在汉口、长辛店等地用子弹同工人对话。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捕后，军警将他绑在汉口江岸车站的木桩上，逼其下令复工，遭到拒绝后就马上将其斩首，并把头挂在电杆上威吓工人。在武汉为工人作辩护的著名律师施洋，也被军阀枪决。
1923年2月7日，北洋军阀用枪弹给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上了重要一课。“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人都认识到，没有武装保护就没有办法发展工人运动。共产国际的意见是，让共产党以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行合作，以此发展力量。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此前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张国焘在会上不赞成同国民党合作，认为应独立开展工人运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上不客气地讽刺说：“你的职工运动哪里去了？早被吴佩孚的几支枪杆子打垮了！”
据中共“三大”的到会者回忆，毛泽东在会上说，湖南虽然工人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都是最重要的。此时，除了广东的彭湃外，党内还没有人进行农民运动的实践，在党的“三大”上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毛泽东的这一先见之明，被后来的历史充分证实。
中共的“三大”最后决定，同国民党进行合作。那时国民党毕竟在广东有点地盘，还掌握着几万军队，与其联合才能实现“打倒军阀、除列强”的国民革命任务。中共最早的军事工作，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迈出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