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写在前面的思考

段杰博士希望我能为她的新作《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作序，我很高兴。段杰博士是一位年轻的学者，有着良好的学术背景和独立研究的能力。她做学问钻研、扎实，有良好的方法论训练与素养以及创新精神；她做人开朗、真诚，具有良好的为人处世理念与宽阔包容的心胸。博士毕业后来到深圳大学的几年里，除了完成繁重的课堂教学外，她把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学术研究上，这对一位妻子、母亲来说，是一个“痛并快乐”的历程。当做学问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人面临的就不是取舍的选择，而是兼顾的智慧与能力。对学问的追求是快乐的，尤其当这种追求不是仅仅与评职称联系在一起时；但做学问的严谨是艰巨的，尤其当你身在为学术而学术的努力之中时。段杰博士让我看到了一个“痛并快乐着”的女学者。

借为段杰博士新书作序，想谈一点自己研究的感悟，其实这也是受到了段杰博士研究的启发。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是由计划走向市场的历程，也是由普遍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历程。在市场经济体系确立、完善的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一个关键而又艰巨的课题。甚至可以说，真正厘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才可以说在中国大土地真正形成了。一个开明、正义的政府是一个国家、人民的福祉所在。

政府公信力是社会最大的公信力。因为对政府的信赖就是对作为公共物品的社会规制的信赖，而对社会规制的信赖是社会秩序的保障。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诚信并遵守规则是契约的内涵，也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所以市场经济并不是坑蒙拐骗的天然温床，而是体现并实施、遵守规则的交易舞台。成熟、发达、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一定是一个法制的国家，必定是一个享有自由并同时受到约束的国家，必然是一个以诚实守信为基本行为准则的国家，只有人人都是法律的奴隶，才能实现每个人的真正自由。从逻辑上说，诚信的丧失并不是市场经济之过，而是市场经济机制不健全之果；诚信的缺失是制度的缺失，而是市场经济不完善使然。政府是社会规制这一公共物品的最权威供给者，政府的认知能力，决定了制度供给的能力与水平；制度的绩效优势，即政府的竞争优势。制度重于技术，制度作为“制度资本”不仅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而且更是社会繁荣发展的保障，尤其在诚信社会的营建中。

政府公信力建设，说到底是制度建设。政府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个人的道德约束固然重要，但从根本上看，制度决定人的选择行为，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就有什么样的人的选择行为。

尽管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中展开的，但改革从来都是社会的改革，它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制度、法律等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没有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的保障，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就无法确立。

中国社会的改革是以社会制度转型为特征的。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构成了制度变迁的重要内容。纵观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程，正是“全能”政府逐渐走向“守夜人”政府的历程，也正是“权威”政府逐步走向公仆政府的历程。政府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的发轫者，也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倡导者，同时还是制度这一公共物品的最大的、最有效的供给者。政府的文明程度决定了制度的文明程度，从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文明程度和开明程度。正如穆勒所说：“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是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明智的政府可以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有效地降低社会的变革成本，而政府的低效率、理性的有界性和认知上的局限性，则会增加社会变革的成本支付，甚至会使社会失去最佳决策或机会的选择，从而丧失收获社会变革的最大收益的可能性。没有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保障的市场经济，是短命的市场经济。在政府的权力还需要政府的权力来剥夺的体制里，政府的文明决定了社会规制的文明，而文明的社会规制则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发展的保证。诚信制度安排正是属于这类社会规制的一个重要内容。

制度是一个国家或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所以，提供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制度，是政府的主要职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是政府能力、理念的竞争。在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基本可以自由流动的今天，哪里能提供最有利于市场交易发生的完善的制度环境，能降低交易成本，保护个人产权，有公共的司法和有效的契约执行框架，哪个国家或城市就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更能够从事高利润的经济活动，而不用靠卖苦力。从历史上国家兴衰的历程看，经济上成功的往往不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而是拥有各种各样能激励创新与突破的制度的国家与地区。制度的质量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因而决定其竞争实力的强弱。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还可以克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不足。如早期的荷兰、英国，以及后来的香港、新加坡都是很好的范例。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一直认为，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不太容易找到类似的版本了。香港的成功在于其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明晰的产权制度和有效的契约执行框架：法治观念、受到限制的政府权力和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以及政府坚持对经济不积极干预的原则。所谓政府不干预经济，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完全放任不管，而是说政府在整个市场经济中担任裁判性的中间人角色，致力于制定游戏规则、建立并维护公平交易的平台，致力于解决纠纷、维持公平，政府不逐利，不办大量的政府企业与民争利。香港15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成功的经验并没有得到我们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学习。相反，有些人还揣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心态，认为香港今天是沾了大陆的光，而不愿意或者没有愿望去正视香港制度层面的成功意义。香港政府一贯恪守的在经济中“不作为”，而在社会生活中“有所作为”的成功准则，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我们的政府学会了这一点，也就真正明白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与职能。

从国家层面上看，日本、韩国的商界与政治结合得太过于紧密，逐步形成了非常固定的既得利益结构，要摧毁这个利益格局非常困难，所以日、韩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其实质是政治制度问题。相反，美国经济200多年之所以富有朝气，就是因为它的政治体制不允许在社会经济之上形成既得利益结构，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反垄断法，保护了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规律的独立尊严。政府决定制度，制度决定竞争力。

政府公信力的确立，要求政府必须完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政府的职能转变，即从权威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从投资政府走向保障型政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保护产权，鼓励竞争，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宽松有序的发展空间，而不是直接地、大规模地生产性投资。市场经济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任何人，包括政府都不可能，也没有办法一厢情愿地凭美好的愿望来主导社会经济。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不是来自于愿望，而是对市场规律的尊重与遵守，这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绝不能以政府替代市场，面对市场规律，任何政府权力的强势都不再是对市场失灵的矫正，而是对市场规律的破坏，而那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由于具有减少交易费用、降低经济发展成本的制度绩效，因而对我们的社会更具有进步意义（诚信制度安排就属于这样的制度安排）。因此从根本上说，那些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出台的各地政府旨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项目”、“大手笔”、“大动作”，虽然不能说它不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途径，但是它绝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可持久使用的常态的发展途径。同时，虽然我们不能说政府直接投资是错误的，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直接投资并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发展是硬道理并不是意味着由政府投资主导市场，而是要求政府以制度供给的方式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任何权力对市场的干预，都会带来资源配置上非市场化的扭曲。最终资源不是流向价格高地，而是被权力和由权力决定的所谓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所“绑架”，更多地涌入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权力对社会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干预，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无情破坏，它扰乱的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程序，而且又会为寻租和套利行为留下制度上的投机空间。另外，地方政府的所谓“大项目”、“大手笔”、“大动作”，从本质上说，还是在延续着“大跃进”的错误思维方式。比如，不顾国情和现实的发展水平，一味地追求高速度和“世界第一”。高铁的惨剧绝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发展理念的问题。当人们把对发展的关注点主要放在“第一”或“创造第一”时，必然较少关注发展的代价和发展的民主决策过程。

相对于政府的“大项目”、“大手笔”、“大活动”，我们的社会更需要政府对小企业、小项目的重视，对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关注，对民间企业的积极性与创造力的保护。正如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言，企业家对利润的追逐和实现个人“理想王国”的努力，是社会创新与创造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在深圳，腾讯、华为的崛起，就是对这种创新和创造力的最富有说服力的诠释。

市场经济体系完善的过程，也是政府逐步完成自身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目标决定，我们的政府必须逐渐由威权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由投资型政府转变成提供公共物品的服务型政府。既要防止政策对市场的扭曲，又要从制度层面上遏止权力对市场的寻租。在政府的权力还必须由政府的权力来剥夺的体制中，政府的文明程度和远见卓识对制度变迁的绩效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个理论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要正确认识凯恩斯主义的作用和影响。凯恩斯主义是社会经济衰退时的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策。由政府投资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从而拉动社会总需求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目标。但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不是与经济衰退相伴随的典型意义上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由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悬殊带来的“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大量的生产性投资不仅会“挤出”社会资本，而且还会由于投资大都集中于国企或垄断企业而更加不利于解决“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主义不等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不等于政府直接生产性投资。以政府直接生产性投资的方式短期“救市”行，但长期则不可持续。

政府公信力取决于政府施政的透明度，社会规制的正当性与可持续性，办事的效率及廉洁勤政的水平。政府公信力的确立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最大的社会文明。然而这一切的形成都要求政府要率先解放思想，真正成为先进思想和文明社会规制的代表。

3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就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制度变迁的路径，那么解放思想则是这一制度变迁的前提。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又把解放思想从观念变成实践。对政府公信力和诚信社会建设的思考，是改革中的社会的一种醒悟。他告诉人们：“改革”远没有完成，“开放”还必须深入，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仅靠经济增长本身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经济发展会带来社会繁荣，然而繁荣本身并不会自动带来社会的文明。经济的繁荣、制度的文明、社会的昌盛必将共同构成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

进一步解放思想意味着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件已经完成了的事情，而是一件尚未根本解决的问题。约束经济发展的不仅仅是资源，还有比资源更严重的人的思想和观念。无论是30多年前还是30多年后的今天，观念更新，从而解放思想都是中国社会实现改革开放的前提与保障。观念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观念能够改变人，而人则能够改变社会。

解放思想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文明必须被提到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日程上来。竞争并不是简单的经济指标的对比和赶超，任何经济指标都不是结果的原因而是原因的结果，指标的背后是社会规制，财富不会自发地为财富创造价值，经济主体永远是制度约束下的人。所以进一步解放思想要求我们，打开国门引进的不能仅仅局限于先进的技术，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资金和设备，还应该包括理念、思想和规则。中国特色绝不应该是对国际惯例的否定，而是对独特发展路径的表述。对人类普世价值观的接受和认同，是社会真正走向富裕与文明的理性选择。

解放思想意味着政府在真正转变职能，成为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制度环境的服务型政府的同时，要成为学习型的政府。学习型的政府也是社会的福祉和进步的前提与象征。先有文明的政府，才可能有文明的社会。

制度的文明是社会和谐的保证。同时，社会发展不仅要向资源使用要效益，而且还应该向制度安排要效益。制度作为一种资源，它具有“制度资本”的特质——保障社会秩序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从制度的形成来看，一方面，人（政府）是制度的供给者，有什么样理念的人（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制度的文明与绩效，取决于人（政府）的文明程度及素养；另一方面，观念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观念却可以改变人，而人则能改变社会。改革创新的理念只有通过人的制度创新，才能转变成为造福于社会的制度绩效。从制度供给意义上说，政府是社会诚信的缔造者，是诚信收益的守护者。政府的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最高也是基本的境界。

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政府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尤其对以金融产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产业的指导与监管，更是政府一直以来的重要工作。可以说，发生于几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仅是来自华尔街的贪婪，还有政府的监管缺位和放纵。但生产性服务产业自身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政府的监管应该是在对产业内在规律遵循基础上的制度环境的营建，而非对产业本身的人为干预。段杰博士的研究正是从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与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与评价，并在理论与实证分析基础上建立起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对数产出弹性方程，以回归估计方法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阶段增长弹性与趋势，在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相关程度的数据分析的同时，得出了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助推器”、“黏合剂”及“辐射力”的作用，威尔逊模型的应用，进一步从方法的科学性上，证明了其结果的合理性与现实性。段杰博士的研究，不仅是一种有相当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探索，更为有兴趣者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讨论、分析的路径、空间与方法论。

最后我想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时代缺乏的不是人力、财力，而是对新思想的敏感性与激情。段杰博士的研究正是一种敏感与激情的展示。

陶一桃

二O一三年十二月四日于桑泰丹华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