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张玉林（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危机、危机意识与共识

生态一环境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社会系统同样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自18世纪后期以来，这两个系统越来越呈现出相互“交恶”的状况。一方面，掌握了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同时滋生起无限欲望的人类对于自然的改造和汲取的力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遭到破坏的生态和污染了的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反噬也日渐明显。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不再会有人否认：在经历了突飞猛进的200多年的工业化之后，特别是20世纪后期以来，逐渐严重的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已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史无前例的挑战。

危机和危机意识是两码事，全球范围内共识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它受到不同国家面对问题的不同和制度的开放程度的影响。将中国与欧美加以比较，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在《寂静的春天》于1962年出版并引起巨大反响的时候，绝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摆脱饥饿的阴影，农药在中国也还远没有大量使用。当1972年《增长的极限》出版并同样引起巨大反响，“现代化”的号角在中国还没有正式吹响，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并没有为“革命”中的人民所知晓，当年召开的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虽然也迎来了中国代表团，但受到“震撼”的代表团只能将其所见及反思报告给高层的少数领导人，官方媒体依然把环境污染断定为资本主义制度才有的“社会公害”，而完全无视国内局部地区已经异常糟糕的环境。当1992年人类环境会议把“可持续发展”定为主题，虽然中国的污染已经大面积蔓延，政府也很快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被确定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在“发展”的冲动和“发财”的梦想中，几乎没有“可持续”的空间。结果是中国的复合型污染格局快速形成，其整体性的资源环境危机要比全球层面的表现更加明显。

严格说来，中国社会对于环境危机的危机感的普遍形成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背后是每一个人都会切身感受到的环境恶化的威胁，同时也与一系列环境灾难和环境群体性事件得以传播有关。正如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信息会及时地传播到中国一样，中国人的环境危机感也会涉及全球层面，但更大的危机感可能还在于中国自身。这同样是由于开放和比较的影响。

不过，关于危机的共识依然只是初步的和浅层次的。关于危机的根源，以及如何应对危机等根本性的问题，无论是全球范围还是一国之内，仍然不能断言已经达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共识，看法仍然是分裂的，立场甚至是对立的。就中国而言，无论是“精英”人群还是普通民众，在环境问题领域普遍存在下列几种迷思。

一是将环境问题主要看作“发展阶段”的问题，“先污染、后治理”这种“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被当作“历史规律”，而中国当然不能超越“规律”、绕开这一历史阶段。它的言外之意还包括，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或“人均GDP”达到某个数值，中国的环境将会好转，中国人也将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人民一样在丽日蓝天下欣赏绿水青山。这种看法的理论基础似乎有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它忽视了更加重要的现实基础：一是“污染”的深度和广度不同，二是“治理”的力度和效果也不同，而这两者都取决于各个国家各具“特色”的制度和社会条件。更进一步，如果承认今天的环境危机在许多方面表现为全球危机（沙漠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全球气候变化），正是“发展”的必然代价长期累计的结果，而发达国家的丽日蓝天和绿水青山在一定程度上是污染转移的结果，那么“阶段论”将不攻自破。

二是将环境问题看作主要是由于政府监管不力或放纵污染所致。它又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现实中的政府是无能的或不负责任的，第二是理想中的政府是万能的或能够负全责的。就前者而言，应该说大致无误，政府的失职和失责确实是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但也必须承认，政府不代表全部，“把责任推给政府”实际上忽视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责任。在现代消费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消费者”，因而也都是对资源环境造成或大或小的压力的施压者和污染者，如果不能在法律规范之外从伦理上约束自己的行为，“每个人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那么即便有美国政府那样的通常被认为（至少是部分人这样认为）是有效率的政府，环境问题的解决仍然不可预期，相反，人类将“需要N个地球”，而地球规模的资源环境危机会更加严重。

三是将环境问题还原为经济问题，将环境问题的解决主要寄希望于“完善的市场机制”，其极端的表现是“市场万能论”，认为如果能将环境资产赋予合理的价格、导入市场体系，通过税收、金融等手段引导企业高效地利用，并使其外部环境负效应充分地内部化，将会实现大幅度的“节能减排”，甚至出现“零排放”。从微观的和技术的层面来看，市场手段的效用当然不容否定，但是不应忽视现代市场体系的本质缺陷：资本总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而趋向于无限扩张，而正是资本的无限扩张导致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耗（消费）和大量废弃，结果只能是加剧全球的资源环境压力。

四是认为环境问题能够通过技术的提升加以解决。从治污技术到“清洁能源”，最诱人的预测是寄希望于月球上的大约100万吨“氦3”，据说这种物质“转化成核能后足够地球使用千年以上”，“将是人类社会长期的、稳定的、安全的、清洁的、廉价的燃料资源”，“是—种绝对清洁的燃料”。技术万能论忽视了技术本身的“双刃剑”效应，19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的重大技术发明和运用都只是考虑其某—方面的积极效用，而没有考虑它的生态环境后果和社会文化后果。比如汽车的发明者没有想到汽车本身应该对目前每年超过100万人的全球交通事故死亡者负责；能源技术的提升和能源消耗的关系也确实证明了当初的“杰文斯悖论”——利用效率的提高反而导致资源消耗增加。由于对技术的迷信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它甚至超过了对市场的崇拜），而资本的扩张和人类欲望的膨胀都具有无止境的特征，有必要重温—些东西方的哲人或智者曾经提出的警告：“地球可以满足人之所需，而非人之贪欲。（甘地语）”“人类的力量影响到环境，已经达到了会导致人类自我灭亡的程度，……要对付这种力量带来的恶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而是伦理行为。……科学所造成的各种恶果，不能用科学本身来根治。”（汤因比、池田大作，1997）“没有任何—项技术能够在有限的生物圈内确保经济的无限增长”（福斯特，2006:74）。

当然，对于上述多种认识误区，特别是有关市场和技术迷信的问题，从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967、1970）到巴里·康芒纳（1974/1997）、赫尔曼·戴利（2001），直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6,2010）等人，许多西方学者都曾经从不同的角度给予系统、深刻的揭示。但是由于资本的逻辑和利益的巨大影响，即便是在环境意识较强的西方，相关的思想也并没有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更没有变成政策指南和行为规范。正如“合众国”政府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所显示的那样，资本的利益和本国的利益仍然优先于全球环境危机的化解。

而在中国，由于“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近代史情结的纠缠、计划经济导致的制度性短缺这一现代史记忆的影响，也由于许多人刚刚品尝到消费社会的甜头，人们对市场和技术的迷信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发展主义和物质主义更加盛行，诸多深刻的思想更是主要停留在翻译过来的书本上，而很少在缺少读书习惯的社会中“流通”。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指出的“中国人的显著优点”（“对生活的目标持一种正确的观念”。罗素，1996:36），今天似已荡然无存。

进—步分析，造成上述迷思的根源，也与现代教育体系和科学技术的内在缺陷有关。实际上，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和推进器的现代教育体系和科学技术，本身对现代化的生态环境代价缺少系统全面的认识。现代化所造成的严密的“分工”，使得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和分割。在观念层面，各学科学者的思维普遍表现出线性的、碎片化的特征；在实践领域，各学科的研究普遍表现出独步独善的姿态。高度分割使研究主体逐渐变成“单向度的人”，只注意自己的专业，而不去看或者看不到整体——整体的生态环境系统、整体的社会经济系统，以及整体的环境—社会系统。

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和实践取向，对于人类社会克服危机、应对挑战不仅经常是无益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典型的例子是，“克隆”技术将会在整个生物界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转基因食品”又将会给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何等深远的影响，并没有引起研究当事者的应有关注。当众多的经济学家不断呼吁“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时，他们既没有意识到这种政策主张必然伴随的资源环境代价，也没有考虑种种“刺激”是否已经超出了消费主体在生理的和社会意义上的真正需要，所考虑的只是“增长”。而增长的需要和生产的优先将有尊严的人贬低为单纯的“消费者”，甚至是消费机器和消费动物。在这种状况下，相关的学术研究活动只能是加剧资源环境危机。

如果说上述现象大多是由于相关学者缺少生态环境意识所造成的，那么整体观和系统观的缺失同样表现在一些以生态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身上，表现在他们为了直接或间接地应对上述危机和挑战的研究中。20世纪后期以来，虽然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各学科的关注，并在各个大的学科内部促成了众多的分支学科，但这些学科之间仍然是分裂的，割裂了“环境问题”大系统内部的分支系统之间的关系。譬如，中国的大部分高校目前都设立了带有“环境”字样的独立院系，但几乎所有的这类院系都被划分在自然科学之列，而缺少或排除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就研究主体来说，彼此之间的交流、吸收、合作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更没有形成一种方法论的自觉。自然科学家很少关心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的所思所论，而后两者更绝少留意前者的研究发现，从而容易造成经常性的言之无物的空论。

系统地考虑现代化及其生态环境后果，就必然会看到，现代环境危机并不是任何单一的国家或民族所面临的局部危机，而是全球性危机；它也不是市场、技术、政府或“消费者”等单一领域的缺陷所造成的，而是超越了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工业文明”的总体性缺陷造成的总体性危机。人类社会经历过多种危机，但从来没有像今天的危机那样具有决定性意义，它有可能演变为福斯特所说的“最后的危机”或“终结一切的危机”：人类整体死亡，人类支配地球的时期告终（Foster,2010）。这种总体性危机是随着资本—市场的扩张、政府—权力的扩张、科学技术的扩张以及人类欲望的扩张而蔓延和加深的，这一系列的扩张形成了内在的相互联动机制，在消耗的意义上构成了麦克尼尔父子所说的“高能量社会”（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 H．麦克尼尔, 2011）。而在“高能量”的背后，资本这种欲望机制不受约束地刺激着人类的欲望，政治合法性越来越依靠经济增长，私人财富的增加造成社会财富的下降，当代人需求的满足造成下一代人的基本需求无法满足。

封闭与割裂不仅造成了狭隘，也导致了自大。对市场的迷信和对技术的迷信分别在经济学和自然科学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就是自大的明证。进—步的问题在于，当这种思维方式及其主导下生产出来的“知识”传授给高等院校学校的学生——未来的社会精英、化解或恶化生态环境危机的新生代主体，它有可能造成的后果就更加值得警惕。当以每年数百万规模大批量生产的“人才”缺少基本的自然关怀、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缺少对生态环境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以及自然—社会系统之间的连锁关系的基本认识，而陷入对发展主义的崇拜和对消费主义的沉溺，并进—步引领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前行，那么中国以及人类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就只能是永远难圆的梦想，甚至难以实现“可持续生存”。

本书的缘起与构成

基于上述反思，在笔者与何成洲教授的建议下，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于2005年设立了“环境研究小组”，联络校内外十多位中青年学者展开定期交流，旨在超越各自的单一学科局限，利用多个学科较为成熟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尝试一种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力图较全面地把握环境问题的历史演变和现实困局，以及它与广义上的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从2006年开始，这种尝试纳入了教学实践，我们在南京大学开设了多学科学者讲授的暑期公共选修课程“环境问题讲座”，并在2012年将其改成全校本科生通识课程“环境与社会”。在多轮讲授的基础上，我们编著了这部讲义。内容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中第一至第四章是综合性论述，回顾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演变导致的生态环境巨变，其余6章则从不同的学科视角阐述了人类应对环境问题的可能性。其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第一章“文明演进与环境变迁”（马俊亚，环境史学），在简要论述了环境与人类文明生成的一般关系之后，着重回顾了中国农业文明时代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状况。从森林覆盖和一些标志性动物的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农耕时代的环境演变堪称巨变，其中既有自然的气候变动的影响，也与过度的农业垦殖、都城营建和频繁的战争等造成的破坏密切相关。正如“黄河”的形成及其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一一加剧了水旱灾害，成为饥荒和战乱的诱因一一所显示的那样，中国既是人类活动极大地改变生态环境的标本，也是恶化了的生态环境危及人类生存的典型。作者进而指出，在中国古代对自然的改造活动中，失败的案例多于成功的记录，一些大型治水工程在使一个地区或时期享受水利之时，也会让另一个地区或时期承受水害。典型的例子是淮北地区，由于宋、明、清三代人为地改变水道，这个唐代以前的“鱼米之乡”出现了生态恶化与贫困、饥荒和社会动荡的连锁反应，其长久的影响至今仍然有迹可循。

如果说中国农业时代的环境演变是人类环境史上的一个大尺度样本，那么中国样本的意义在于促使我们反思一些既有的观念，比如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天然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想象，也令人质疑中国传统的自然观所描述的理想状态与严峻的历史归结之间的距离。

当然，注意到农业文明时代的环境破坏，并不能否认工业革命的环境后果更加严重。由张玉林和杨慧宇（环境社会学）共同执笔的“现代化与全球环境危机”，系统地梳理了工业化及其伴随的城市化和人口膨胀造成的资源环境压力。在改变和破坏生态环境的速度、广度、深度和强度方面，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由斧头、锄头和镰刀代表的农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慢性的，它对自然的汲取和改造总体上也没有超过地球的承受能力；而由汽车和挖掘机代表的工业文明及其加速度扩张，却可以在—代人甚至—年之内摧毁众多区域的生存基础，也使人类整体面临生存危机。而推进环境问题“全球化”——从局部的环境恶化演变为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过程——的动力，正是工业文明（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所催生的以大量采掘、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废弃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经济体系。

第三章（袁增伟，环境规划与管理）介绍了生态系统的一般规律以及衡量生态—环境—资源稳定状况的一些新的标尺性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研究发现，如资源—环境“承载力”概念，关于人类的生产和消耗、废弃物排放所造成的“生态足迹”推算结果。最新研究结果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全球进入生态超载状态以来，生态足迹和生态赤字都在进一步扩大，而且在21世纪以来加速度扩大：2008年，全球生态足迹已经达到生物承载力的1.5倍，其中中国的生态足迹扩张速度更加明显，作为全球最大的生态赤字国，它的生态足迹已经是其自身的生物承载力的2.5倍。按目前的趋势，到2030年，即便有两个地球也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这一结论意味着，如果不能尽快改变现代经济体系的内在缺陷，我们现在仍然称为“新世纪”的21世纪，将有可能成为人类“最后的世纪”。

第四章“自然观与环境伦理”（蔡仲、郭辉，环境哲学）可以看作是对上述演变的抽象概括。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和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根底，是由“种子”所代表的传统自然观向着“机器”所代表的现代自然观的根本转变，由科学革命所催生、工业文明所强化的现代自然观，否定了“顺天”的观念，走上了“制天”道路，也把人类引上了“违天”的险途。根本的出路在于从知与行两个方面，在新的层次上跃上顺天而为、与道偕行的轨道，谋求天人之际的和谐，才有可能使人类“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

人类社会面对资源环境危机所进行的经济领域的探索，表现为“循环经济”理论及其相应的实践，这在第五章“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黄贤金、钟太洋，人文地理学）中有系统的归纳。作为不同于传统的循环型农业经济的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循环经济模式有循环型企业、循环型园区、循环型社区、循环型社会，每一个层面的模式都有一些成功的范例，为降低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带来了一定的空间。但是在看到诸多模式的效率的同时，不应该忘记，人类整体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体系并没有出现根本变化。因此，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大力推崇的现行“循环经济”模式能否真正促进“可持续发展”，只能抱以有限的乐观。

第六章“环境政策与公众参与”（刘蓓蓓、葛俊杰，环境政策）考察了中国的环境政策和治理方式的演变及其绩效。20世纪80年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以“三项政策、八项制度”为主的环境保护框架，它既吸收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又体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它在实际运行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未能遏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这与经济高速扩张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有关，也表明“基本国策”定位下的制度体系没能发挥充分的约束力。其中“三同时”制度常常落空，“环境影响评价”甚至会沦为商业盈利手段。这与环境治理系统的封闭性有关，它是在环境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和执行者（政府和企业）之间，即在行政与经济系统之间运行的，而“社会”被长期排除在外。正是基于对这种封闭性的认识，公众参与在2005年之后被提倡。但如作者所言，由于“制度环境的困境”，公众参与的范围、深度和实际影响都还有限。

第七章“环境权与人权”（吴卫星，环境法学）考察了“环境权”这一新的人类权利的提出和特征，各国的法律规定尤其是“入宪”状况，并强调了中国环境权入宪的必要性及其司法保障。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每个人在良好环境中享受一定环境品质的基本权利”，“环境权”逐渐成为国际公认的一种基本人权，得到国际法和许多国家的宪法的确认，它是人的尊严和人权保障理念在当今环保时代的具体体现。它在中国的宪法和全国性立法中仍然缺位，在一些地方性立法中则有了原则性规定，但就现实来看，环境权遭到侵害并难以获得司法救济的现象较为普遍，这当然与司法制度本身的缺陷有关。正如作者所言，要突破环境法制的困境，关键在于“从权力导向到权利导向”，而这又有赖于更大的制度变革。

在任何一个国家，环境问题都表现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不可能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还必须有社会手段。第八章“环境运动与环境危机”（张玉林，环境社会学）一章显示了环境运动这一社会手段的可能性：它能够凸显作为社会问题的环境问题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根源，呈现受害者的受害状况及责任所在，使环境问题成为“公共问题”，由此迫使政府和企业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促使广大社会成员反思其个体行为的环境影响。美国、日本和印度等不同国家的类型各异的环境运动表明，“精英”和“草根”都有可能成为运动的主体，日本的“反公害”运动经验则显示，即便在一个开放的政治社会体系中，要使抵抗运动取得成功，专业知识分子的深度参与至关重要。与此对照，中国乡村中频发的环境抗议很少能获得知识精英的支持，而城市环境运动的成功很有可能意味着向农村的“污染转移”。

在信息时代，大众传媒的影响之大已经无须强调，第九章“大众传媒与环境议程”（周海燕，新闻传播学）从“议程设置”的角度，论述了环境问题报道对问题解决的促进作用。20世纪中期，传播媒介在欧美国家环境危机意识的形成和环境运动的勃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21世纪的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的发达更容易使环境议题迅速传播，正如“厦门PX事件”等案例显示的那样，新工具的普及为解决具体的环境问题提供了更大可能性。但是也必须看到，“环境议程”只是媒体的全部议程的微小部分，它经常受到其他议程的遮蔽，容易为信息洪水所淹没。进而，无论传统媒体还是互联网，都早已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资本和市场的逻辑所主导，以大量发布“广告”为己任，成为“欲望工厂”和消费社会的重要推手，这当然也就加剧了人类对地球的资源环境压力。如何在尊重传播自由的前提下恪守传播者的环境责任，显然也已经成为重要议题。

视角的增加和转换往往意味着新的发现或认识的转变。最后一章“生态批评：文学与环境”（何成洲，文化批评）从生态文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对一些文学经典的生态解读，作者告诉我们：在生态批评家们看来，那些讴歌人类“征服自然的壮举”、表现人类“英雄气概”的文学作品（比如表现“拓荒精神”的美国西部小说），恰恰蕴藏着人与自然的对立，朴实的挪威农民艾萨克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和辛勤劳作，才真正体现了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的和谐关系，成为“生活在生态系统里的人”。关于“狼”的生态叙述则颠覆了人类对这一物种的刻板印象，并有可能促使读者进一步自省：比狼更为“凶猛、贪婪”的物种，可能恰恰是人类自身。这种反思显得有些残酷，但在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方面，这种残酷的认识的确非常必要。

本书的执笔者所属的领域涉及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地理学、环境学、法学、文学和传播学八大学科。这种组合既可能成为一种优势，也可能是一种冒险。编著过程遵循以承担者各自的研究为基础、充分吸收各学科最新研究成果的原则，并力求将一般性的概括与“中国经验”结合起来，希望能奉献一部多学科适用的关于“环境与社会”的综合性读物。但作为一项尝试，难免有许多遗漏和缺憾。至于它最终能否实现系统的整合，还有待各学科同人和学生诸君的批评以及建议。

在这部讲义编辑完稿之际，浓重的雾霾正笼罩着中国东部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报道说有8亿人受其影响，波及范围和危害程度都超过了此前的季节性沙尘暴。饶有意味的是，有中国科学院的专家指出：“本次席卷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强霾污染物化学组成，是英国伦敦1952年烟雾事件和20世纪40～50年代开始的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污染物的混合体，并叠加了中国特色的沙尘气溶胶。”正如对它的命名颇费周折一样，这样一种形态的“集大成”也再次表明：21世纪的中国所面对的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超出了人类既有的经验和想象。

作为一种自然的反应，有著名人士担忧“该去哪里度晚年”。联想到近年来高涨的“精英移民”浪潮及其背后蕴含的“环境关心”，可以断定：中国的环境已经恶化到让千百万人急于逃离的地步，而先期出走的不过是其中的有能力者。这一与“大国崛起”形成鲜明对照的社会景观，似乎可以理解为和平时期的社会动荡。回顾整个人类的历史，这种类型的动荡应该说前所未闻，但今后有可能变为一种常态。果真如此，在环境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样本又将提供新的经验。当“美丽中国”成为新的梦想，确保信心或“绝不轻言放弃”当然十分重要，而如何彻底扭转被彻底扭曲了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的关系，似乎更加重要。

2013年正月

于雾都南京

参考文献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7.

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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