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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力量：
战胜突如其来的窘境

我们看到事物、感知到事物，就知道事物是存在的。存在力很难界定。然而，大多数人更善于描述缺乏存在力是怎样的状态。下面是我的故事——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人的故事。

我希望能像所有优秀的博士生那样成为一名教授。怀揣着这个梦想，2004年秋天，我开始在学术领域找工作。一般来说，如果一名社会心理学博士足够幸运的话，他的导师会给他安排一次在小型年度学术会议上崭露头角的机会。通常情况下，全球知名的社会心理学家都会参加这种会议。这也是即将毕业、颇具竞争力的博士生集体亮相的舞台，标志着他们已经成长到不容小觑的阶段了。而这个舞台也最大限度地引发了学生们的“冒充者综合征”的心理。

学生们身穿自认为最合适的学术服，和资深导师们齐聚一堂。很多导师来自顶级的研究型大学，而这些大学明年很可能会招人。资深的教员们则穿着他们平日里的衣服，来这里物色新人。但多数情况下，他们来这里是为了交流彼此的近况。

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们在大学接受整整4年或5年的训练，就是为了迎接这一时刻。他们有备而来，准备用大约90%的时间阐述自己的研究项目和目标。他们阐述的内容简明扼要，足够有吸引力，并且绝不占用导师们过多的时间，因为拖延时间意味着对导师的不尊重。同时，他们都接受过被学术界内外称为“电梯演讲”的训练。

我对这次会议的紧张程度却远远超出了正常范围。

在一座不太知名的中型城市的一家很不起眼的中型酒店里，会议如期召开。我和3名与会者同时从大厅乘电梯参加开幕式晚宴，他们都是业内颇有建树的教授，也是我仰慕多年的偶像。当时我觉得自己像是独立摇滚乐队的一名吉他手，来自一个不入流的大学城，手里拿着在鼓手家地下室里录制的CD，和吉米·佩奇、卡洛斯·桑塔纳、埃里克·克莱普顿一起走进了电梯，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而我是唯一一个不起眼的人。

电梯里没有人做自我介绍，于是其中一位“摇滚明星”随口说道：“既然已经在电梯里了，就让我们听听你的演讲吧。”他来自一所知名的大学，如果能去那里工作，我一定会非常开心。

我的脸开始发烫，嘴唇发干。尽管我非常清楚，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我面对的是3位杰出的学者，我必须要表现好，但我一张嘴就变得颠三倒四。刚说完第一句话，我就意识到自己说错了。我说着：“所以……哦……等一下，在我解释这部分之前……”，我几乎想不起来自己接下来该说什么了。一想到自己的演讲马上就要以失败告终，我就更紧张了，瞬间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毫无疑问，虽然我完全符合这些学校的用人标准，但因为无法克制紧张的情绪，我正在断送自己去这3所大学工作的机会……同时也失去了与这3所大学的学者共事的机会。我一直在尝试从头开始演讲，但是显然没有机会了，因为开幕式晚宴将在20层举行，而我本该在电梯到达20层之前结束演讲。我急切地看着我的偶像们，企图从他们那里得到些许理解，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支持……

电梯门终于开了，其中的2位学者低着头快速走出电梯。剩下的那一位（鼓励我演讲的那位）走出电梯，又停了下来，转过身对我说：“这是我听过的最糟糕的电梯演讲。”

电梯门再次关上，我斜靠着电梯缓缓蹲下，像胎儿那样蜷作一团，心情也随着电梯一起下沉，一直下到一层大厅。除了深深的自责，我还隐约感觉到了瞬间的解脱。

但等我回过神来：我的天啊！我都干了些什么？研究了4年多的课题，我怎么一点儿有价值的东西都说不出来呢？这怎么可能呢？

走出电梯，我逐渐厘清了混乱的思路，此前练习过多次的演讲内容慢慢地回到我的脑海中，我全都记起来了！我突然有一股冲动，想跑回电梯，追上那3位教授，恳请他们让我再演讲一次。

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在接下来的3天会议期间，我的大脑在不断地回放那天的情形，重新演绎各种可能的、可取的演讲方式，这使我沉浸在备受折磨的嘲讽之中——或许那3位教授会觉得我的电梯演讲根本就是个笑话。我不停地、近乎残忍地剖析着这段记忆，将其拆成尽可能小的片段，时刻提醒自己：为了带我参加这次会议，导师多年来对我悉心培养，而我不仅没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也没能为导师争光，甚至影响了她的声誉。一次、一次，又一次，90秒失败的演讲经历在我脑海中循环出现，挥之不去。会议中的每一天，我都因此事而表现得心不在焉。

我把自己的痛苦经历讲给好友伊丽莎白听，她说：“这就是楼梯底部的精灵！”

“什么？”

于是她给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这是她上大学的时候在哲学课上听到的。

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作家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有一次在晚宴上与人辩论自己熟悉的话题。但或许是那天晚上他状态欠佳——有点儿紧张，担心受到嘲讽，因而精力不够集中。当他的观点受到质疑的时候，狄德罗发现自己竟一时语塞，无法巧妙地作答。于是他很快便离开了宴会。

出来之后，他一边下楼一边不停地在脑海中反复回想刚才的尴尬情形，极力想着怎么才能反驳对方。但直到他走到一楼的时候，他才想起来。他会不会转身走上楼梯，重新回到宴会上反驳他人呢？当然不会，他知道已经太迟了。特定的机会只属于特定的时间，时间一旦过去，机会就没有了。他感到非常懊恼，要是当时能保持镇定，他就能应对自如了。

1773年，狄德罗回忆这次经历时写道：“敏感的人在与人争辩时，一旦被对方的强势震慑，就会变得不知所措。只有经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与他走到一楼的时间大致相当）之后，他才能恢复正常的思考。我自己就是这样。”

于是他创造了这个新词——“楼梯精灵”，在意第绪语中被称为“事后聪明”，德国人把它叫作“楼梯智慧”，这种理论也被称为“电梯智慧”，这让我有了情感上的共鸣。我喜欢把它叫作“事后诸葛亮”。总之，意思是一样的，即姗姗来迟的真知灼见。这也是一种思绪短暂受阻并能很快恢复的现象。而事后假想中的反驳，附带着深深的遗憾、失望和羞辱感。我们都希望重新来过，但是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每个人都有过类似我的电梯演讲的痛苦经历，就连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也不例外。

发表了TED演讲后，我收到了很多陌生人的来信，拉吉夫（Rajeev）是最早给我写信的人之一。他在信中写道：“可以说，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在离开之前不能把该说的话完全表达出来。事后当我一遍又一遍地分析自己当时的表现时，我就会很痛苦，感觉自己懦弱又失败。”

大多数人在面试、试镜、与人约会、发表演说、在会上或班里发言，以及在晚宴上与人辩论之后，都会有这种词不达意的感受。

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许我们只是太在意他人如何评论我们，而不是认为我们已经了解了他们的想法；或许我们会感觉自己无能为力，并认同了这种感觉；或许我们过于看重结果，而不是专注于过程。种种担忧积聚在一起就变成了一杯有毒的鸡尾酒。这才是原因所在。

因此，在机会的大门向我们敞开之前，我们已经被深深的恐惧和焦虑所包围了。在这种心境下进入一个让人高度紧张的环境，我们注定会沮丧地离开。

“要是我当时记得说这些该多好……要是我这么做该多好……要是我能从容地表现真实的自己……”当我们忙着事后反思、应付大脑中不停旋转的仓鼠轮（即对当下所发生的一切进行混乱的、狂热的、自我怀疑的分析）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做到集中精力与人交流。我们很可能会陷入一种过度敏感的紧张状态，于是变得不知所措。准确地说，在最需要保持冷静的时候，我们表现得最不冷静。

正如阿伦·瓦兹（Alan Watts）在他的著作《心之道：致焦虑的年代》（The Wisdom of Insecurity）中所写的那样：“要领会音乐的奥妙，你必须用心聆听。如果你听音乐的时候想‘我正在听音乐’，你一定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同样，如果你在应聘的时候想“我在面试”，你就无法充分理解面试官提出的问题，就不能表现出你最真实、最敏锐、最果敢和最放松的自我。

瓦兹把这种对未来某些时刻的焦虑描述为：追逐“不断后退的幽灵，你追赶得越快，它就退得越快”。我们任由这些幽灵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跟随我们，自始至终如影随形。

如果下一次你再遇到这样高度紧张的时刻，不要恐慌，而要以自信的态度去迎接它的到来。让自己从担心“其他人会如何看待自己”的想法中解脱出来，想象自己精力充沛，如鱼得水。想象一下自己毫无遗憾、心满意足地离开现场，因为你发挥了最好的水平，结果如何已经不重要了。这样一来，你会发现自己不再被幻影追逐，一楼其实也没有精灵。

蒂娜是新奥尔良本地人，她写信告诉我，她高中辍学影响了她后来的生活：她无法获得稳定、高薪的工作，也感觉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工作。多年来，她多次换工作，每天工作数小时，终于在34岁时拿到大学本科文凭。后来她慢慢自学，从小事做起，把最大的困难当作锻炼的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想象一下她的个人经历，这听起来就像在追求一种存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