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二十世纪莎评——《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引言

二十世纪的西方莎评可以说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张缩影。传统的批评方法继续被用来研究莎作，而且日益深入；各种新的方法也无不以莎氏为试金石来证明自己的成效。不论传统的方法或新的方法流派都有足资借鉴的地方。

二十世纪西方莎评从莎评史本身来看是十九世纪的展发，而十九世纪又是十七、十八世纪的展发。十七、十八世纪的评论家出于古典主义趣味，对莎氏不无微辞。但到了十九世纪，莎氏一变而成为偶象。偶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们盲目崇拜他；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发现了莎氏之伟大，对莎氏的思想、艺术，不仅有进一步的认识，而且有很深刻的认识。二十世纪，在十八、十九世纪的基础上大大发展，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评论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实为空前。

早在十九世纪就成立了专门学会，如“莎士比亚协会”（Shakes-peare Society），“新莎士比亚协会”（New Shakespeare Society）。到了二十世纪，英、德、美和其他国家都成立了专门学会；各种专门图书馆也在英、美各国建立；而专门刊物，英、美、德各国都办了起来，有的国家不止一种。至于专著，直是汗牛充栋，而散出的论文更是浩如烟海。这些著作和文章对莎氏的生平、文化教养、哲学思想、时代背景、时代思潮、艺术师承、舞台、语言各方面的研究，恐怕很少有哪个作家有这样多的人来进行这样多方面的研究的。甚至莎评本身的发展史也成为研究对象。至于舞台演出，可谓无日不有。

二十世纪莎评已经成了一种“企业”。其所以兴盛，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学科、学说、方法如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美学、比较文学的空前发展，这些提供了许多新的角度。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评价莎作的著作也在二三十年代初露头角。此外，有些流行一时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如存在主义对莎评也发生过分散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不过在没有谈论莎评本身之前，应先谈谈二十世纪西方学者在“基础研究”方面所进行的大量工作。

校订学是一切评论的基础。十八世纪的校勘虽也有精当之处，但往往以臆测代替考证，把校订者自己的揣测强加给作者。十九世纪校雠家吸收了十八世纪的成果，更趋于严谨、“科学”，如《新刊各家集注莎氏剧》（The New Variorum）、《寰球本莎氏全集》（The Globe edition）。到了二十世纪，精采的版本更多，其中重要的有《耶鲁本》（Yale）、《新阿登本》（New Arden）、《新剑桥本》（New Cambridge）以及一卷本《河畔本》（Riverside）等等。校订家研究十六、十七世纪流行的各种四开本以及各对开本的依据，判断它们是从作者手稿，还是从传抄本，还是从演员台词本而排印的；研究现存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当时排印操作过程等，以求得到最接近莎氏原作的一个版本。有时研究者争论不休，不能作出定论；已有定论的，又受到怀疑。哈姆莱特的第一个独白“但愿这一太太坚实的肉体会溶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原文“坚实的”solid，已为一般校订家所接受，但迄今也还有人宁愿选择“玷污的”sullied，并举出许多理由。即使校勘没有争论，早先的注解又被推翻，如哈姆莱特骂波洛涅斯为“鱼贩子”，一向被理解为“老鸨”，但近人考证应作“不老实的人”来理解。以上两例虽然都是一字之差，但都关系到对人物心理状态和性格的理解，足见考证、注释决非雕虫末技。

对莎士比亚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研究，西方学者作了大量的、系统的工作，使研究者对那个时代有一个很具体、生动、细致、全面的认识。这里功劳最大的应属哈里森（G.B.Harrison）。哈里森把有关莎士比亚时代英国政治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原始材料从1591迄1603年尽可能逐日集成《伊丽莎白朝日志》三巨册（Elizabethan Journals，1628—1933）；又从1603迄1610年集成《詹姆斯朝日志》两册（Jacobean Journals，1941—1958）。罗利（W.Raleigh）在哈里森之前也编了《莎士比亚的英国——生活与风俗记述》（Shakespeare's England：An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Manners of his Age，1916，1926）。这类著作还有很多，它们虽然只注重具体的历史、政治、社会事件、琐碎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但通过它们研究者可以获得不少感性认识，如身临其境，有助于对莎剧的理解。

二十世纪对作家生平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除一般的评传之外，钱伯斯（E.K.Chambers）的《威廉·莎士比亚——事实与问题的研究》（William Shakespeare：A Study of Facts and Problems，1930）两卷，把有关莎氏生平和著作、舞台、同时代人对他的看法以及后代的传说等材料搜罗详备，成为一部权威性的不可缺少的参考书。此外如舍恩包姆的《简明文献传记》（S.Schoenbaum：A Compact Documentary Life，1977），本特利的《传记手册》（G.E.Bentley：Shakespeare：A Biographical Handbook，1961），都作了重要的补充。

此外，关于当时舞台、舞台的传统、剧团的组织、演出、设施等方面的研究（如钱伯斯的《伊丽莎白朝舞台》The Elizabethan Stage，1923，四卷）；有关莎作中故事的渊源的研究；有关作品中某些具体方面如法律、宗教信仰、莎氏的文化教育、医学知识、对农村生活的体验，以至关于鸟兽虫鱼的知识等方面的研究，都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少背景知识，促进了研究的兴趣。

以上著作都可以称之为基础研究，很少涉及评论本身。当然，莎氏传记则不得不对莎氏作品有所评述。事实上，关于莎氏生平的资料本来不多，传记作者只能把大部分篇幅根据自己主观见解用在评论作品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史学家劳斯（A.L.Rowse）1963年写的《威廉·莎士比亚》就从历史学者的角度写莎氏的生平和创作。不过这些传记中的评论仍属于所谓“传统的莎评”范围，并没有标新立异。

所谓“传统的”批评方法，包括从版本、文字训诂角度研究莎作，从历史或作者生活经历来解释作品，或从思想内容来论述莎剧。

传统的莎评在二十世纪仍有长足进展，而且在数量上也是领先的。本世纪初，布拉德雷（A.C.Bradley）的《莎士比亚悲剧》（Shakespearean Tragedy，1904）标志着从柯尔津治以来“浪漫派”莎评的顶峰。在这一系列演讲中，他在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影响下（以克罗齐为代表）着力于深入分析人物和矛盾斗争，二十世纪西方莎评莫不受他影响。不过，他的人物分析往往脱离作者主观意图和作品的中心思想，尤其脱离历史现实，为分析人物而分析人物，引起评论界的异议，因而从二十年代开始出现了所谓“历史—现实派”的莎评。[11]

“历史—现实派”仍然属于“传统莎评”的范畴。它的主要出发点是：把莎剧同莎氏生活联系起来看，把莎剧放到当时的历史现实环境中考察，放到当时的戏剧传统、舞台结构、演员的特点、演出技巧、观众的结构、当时的风俗习惯以及各种流行的思想，一句话，放在“客观现实”之中来考察。在研究莎氏其人时，多根据有限的资料，推论其为人，设想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家庭关系、交游、阅历、学识以至宗教信仰，如哈里森的《莎士比亚在工作》（Shakespeare at Work，1922），勃朗（Ivor Brown）的《莎士比亚一天中的经历》（How Shakespeare Spent His Day，1963）。至于莎剧是培根所作之说，是很难成立的。

这一派的评论包括的方面极广，一直是莎评的主力，颇能加深读者和观众对莎剧的理解。这派评家虽然总的倾向是一致的，但侧重不一。这派主要代表人物，德国人许金（L.L.Schücking）和美国人斯托尔（E.E.Stoll）都从舞台和戏剧传统出发来分析莎剧，所不同者，许金侧重舞台和传统对人物的影响，而斯托尔侧重舞台和传统对全剧的效果。许金认为当时舞台传统中的独白技巧使人物可以向观众自我表白，这样来表现人物性格，例如通过这种技巧就能显示出哈姆莱特性格中自我谴责的内向特点。他又从观众的接受能力来解释人物的塑造，例如他说《凯撒》中的勃鲁托斯，哈姆莱特父亲的亡魂，在自我刻划时都近于自我夸耀，就是怕观众对“人物的主要轮廓发生误解”。他也强调要抓住作者意图，但他主要注意的是客观条件对舞台人物形象的影响。他认为用“现实主义”[12]的标准衡量莎剧人物往往走不通。

同样，斯托尔也反对象布拉德雷那样把莎剧当作真人真事的重现。例如，他认为对喜剧应当了解当时人的喜剧概念，人们必须承认一些假设，如误认、伪装，才能进入喜剧世界，引起喜剧效果。“我们如果同浪漫主义批评家一样，考虑到福斯塔夫少年时如何充满希望，老年时又如何落魄失望，或把他的缺德行为看作是假装的，他就不成其为可笑的人物了。”

这一派的一个重要评论家是格兰威尔—巴克（H.Granville-Barker）。他本人是演员、导演、剧作家，有丰富的实际舞台经验。他为一系列莎剧写了《序》，这些《序》既有助于演出，也是文学批评。巴克从反对浪漫派兰姆和布拉德雷开始。后二者都把莎剧看成是“诗”（书斋读物），而巴克的大前提则是莎氏是为演出而写作的。演员有好有坏，不能因为演得不好而否定演出。象斯丹尼斯拉夫斯基一样，巴克主张演员要进入角色，忘掉自己，进入“诗”的境界。莎氏作为有经验的剧作家，十分注意戏剧效果。这就牵涉到舞台的物质条件、演技和观众的接受能力。这些“技术”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的探讨（如思想内容）就会迷失方向。

巴克阐明了莎氏如何利用没有布景的空台，自由地运用时间和地点；利用传统的独白刻划人物（莎剧中哈姆莱特的独白最多）；如何利用传统的舞台技巧来安排情节的进展。巴克就是这样从外在条件和戏剧效果的角度来考察莎氏的创作过程，分析人物及其行动，人物的发展，人物之间的关系，以至剧本的思想内容。巴克的评论是行家的评论，无怪多佛·威尔逊称他的评论是划时代的（巴克本人又自称受益于威尔逊）。巴克提供了理解莎剧的一个新的角度，缺点和布拉德雷一样是不联系历史实际。

巴克从舞台实践分析莎氏创作过程，另一类分析莎氏创作过程的研究则侧重莎氏如何改造旧素材，用以说明作者意图和人物情节。例如，罗伯逊（J.M.Robertson）认为莎剧有许多不可理解的特点，如哈姆莱特的一再拖延，其答案应从莎氏创作时所依据的、失传的老本《哈姆莱特》里去找。莎氏要把一个原来粗野的故事套在一个高度敏感的哈姆莱特身上，自然会引起性格上的不协调。

多佛·威尔逊是“历史—现实派”的大师。他既从事版本考订，也从事时代背景的研究和作者生平的研究以及舞台研究。作为评论家，他也是从不同意布拉德雷开始，结合戏剧传统，来分析莎剧的人物情节。在他的名著《福斯塔夫的命运》一书中，他认为《亨利四世》是中古道德剧的发展，福斯塔夫不是象布拉德雷所肯定的那样，而是个中世纪道德剧中代表放荡骚乱的反派角色的后裔。对这个人物应当回到古典主义评论家约翰逊的“不偏不倚”的评论。

“历史—现实派”另一支派以哈里森为代表。哈里森除搜集了十六、十七世纪之际的历史社会材料之外，在评论中也是把莎剧同当时的具体的历史政治事件联系起来。例如他认为在《约翰王》里就反映出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威胁；1595年又是女王七九六十三岁，当时迷信，人生七年一个关口，六十三正是第九个关口；英法关系恶化。又如艾塞克斯党人在叛乱前夕上演《理查二世》，女王大怒，对人说：“你不知道么，理查二世就是我。”这类对莎剧的诠释，恐怕不能简单地称为“影射”。“影射”似乎削弱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典型意义”，其实这类诠释并不妨碍作品的“典型性”，相反，它有助于深入理解作品。不能设想象莎士比亚这样的有思考的作家，对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置若罔闻，相反，恐怕连身边最微细的琐事也没有逃出他的注意。一个作家怎样感受时代的脉搏？还不是通过无数的大大小小的具体事件？在这感性的基础上，他形成意见、概念，找出规律。因此莎氏剧中有当时人物和事件的痕迹是很可能的，也是必然的。

用传统方法评论莎剧的另一流派着重探索莎氏的世界观和哲学思想，作出了很大贡献，代表人物有蒂里亚德和丹比，前者的《伊丽莎白朝的世界图象》，后者的《莎士比亚的自然观》，公认是标准著作。

蒂里亚德（E.M.W.Tillyard）从研究莎氏历史剧开始，发现莎氏剧中所描写的政治上的紊乱是以理想中的政治上的“秩序”为对照的，而政治上的“秩序”又是整个宇宙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根据丰富的材料——天文学的、医学的、哲学的——得出结论，这种宇宙秩序的观念则是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并以莎剧和当时其他作家的作品相互印证。蒂里亚德的优点在于使人们认识到莎氏世界观、历史观中的继承的一面，而这一面常是我们所忽略的。

丹比（J.F.Danby）的论点形成于他对《李尔王》的研究过程中。他认为《李尔王》的形式是道德剧，通过剧中人物表达两种自然观，亦即人性观。他联系到当时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探索莎氏思想的渊源，例如当时流行的书籍和思潮，莎氏接触的人物，认为《李尔王》中两种不同的自然观，一种以培根、胡克为代表，是旧的、中世纪的自然观，自然代表善；一种以霍布斯为代表，是新的、资产阶级的自然观，自然代表恶，这后者反映在人性上就是极端利己主义。丹比认为莎氏是同情旧的，基本上反对新的，但也看中新哲学中所提出的平等要求。如果把莎士比亚的思想比做一只上锁的柜子，蒂里亚德和丹比不啻为我们提供了两把钥匙。

二十世纪西方莎学学者有一个很普遍的特点，就是把莎氏同旧传统联系起来，很少把莎氏当做一个新时代的代表，这当然是片面的。但若只看莎氏新的一面，忽视继承的一面，也同样是片面的，因为莎氏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有人文主义新思潮，但旧思想的势力更加强大。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新旧思想也并非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

考格希尔（Nevill Coghill）评论莎氏喜剧也是倾向于联系中世纪。他认为莎氏喜剧的特点与琼生不同，琼生的喜剧是从希腊罗马引进的新喜剧，其性质是讽刺的，而莎氏喜剧的特点是浪漫的，是中古传奇的继续，但比之中古传奇、莎氏的人物、情节、语言大大超过前人。在考格希尔之前，恰尔登（H.B.Charlton）也持这一观点，他也认为“浪漫”喜剧是从中古传奇脱胎而来，它歌颂爱情，富于幻想，为当时观众所喜爱。

在莎学学者中还有一种思想存在，即不可知论。例如斯图厄特（J.I.M.Stewart），他在总结了六十年代以前各批评流派的得失的基础上，提出莎氏在剧中并没有提出正面的道德观，似乎莎氏没有是非观念，认为剧中人物的言论不能代表莎氏的思想，莎士比亚仅仅是客观地、如实地反映人们的道德面貌。他认为读者或观众对人物的评价可以仁者见仁，各取所需，采取折衷主义态度。这种机械的“反映论”忽略作者的主观意图，显然也是片面的。

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莎剧也是很普遍的。[13]大批评家艾略特（T.S.Eliot）研究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影响，指出他采用了塞内加悲剧中表现的“坚忍”态度，为人物刻划和戏剧效果服务，指出塞内加对莎氏的影响不在思想内容而在创作技巧。这种看法颇为别致。

西方莎评所谓方法上的流派区分并不严格，只是各有其主导的一面，特别进入六十年代，更是相互吸收，参杂运用，特别是各种“传统派”莎评，有些基本观点竟是相同的。例如后起的有影响的评家奈茨（L.C.Knights）早在1946年就反对布拉德雷的人物性格分析法，写了《麦克白夫人有多少孩子？》的论文；他也反对“历史学派”从戏剧传统的观点或从时事政治角度分析莎剧；也反对探讨莎剧的哲学思想。他主张要研究莎剧的“诗”，探讨莎氏如何通过语言技巧在读者意识中产生复杂的感情反应、疑问、深思。实际上，他仍然不免要分析思想，未脱浪漫派和历史派的窠臼，不过他不称为“思想”而称为“主题”（关于“主题派”见下）。如他认为《麦克白》一剧是“恶的陈述”，主题是“价值的颠倒”，“违反自然而引起的混乱”。他综合了六十年来莎评的一些论点，对《李尔王》作了全面分析，并无标新立异之处，仍是通过人物分析阐明剧本的思想。他主张分析“诗”，实际上是受了“语义派”（见下）的影响。

三十年代作为对布拉德雷和历史现实派的一个反作用，出现了所谓“意象—象征—语义”派莎评，形成了“传统派”批评方法以外的新的批评流派。在心理学的影响下，人们对人的意识发生兴趣，文学使用的语言如何作用于人的意识成为人们研究的问题。理查兹（I.A.Richards）1924年出版《文学批评原理》，1929年出版《实用批评》便是信号。这派批评完全从形式入手，从艺术表现入手，完全不顾作者和作品产生的历史社会生活。他们不是不知道产生作品的时代背景，而是反对那种不谈作品本身、大谈文学以外种种事物的倾向。他们要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作品上来，强调作品是文学。只是他们有些矫枉过正，而且他们的方法被一些人滥用。这一派的“缺点”正是它的优点，因为没有形式，谈不上内容，内容只能通过形式掌握。脱离形式空谈内容必然陷入公式化或主观主义。这派方法如在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运用，应当能获得更令人满意的成果。

诗人布伦顿（Edmund Blunden）首先从语言文字入手，分析莎剧的深层涵义。例如他发现李尔王表面上语无伦次的疯话背后有一条连贯的线索，这条线索反映了李尔的一个牢固的思想，从这思想可以看出李尔的性格。

不过，意象派的开山鼻祖、影响最大的莎评家要算斯珀津（Caroline Spurgeon）。可能在象征派诗歌的影响下，她研究了莎剧语言中的意象，作成卡片，分类，发现莎剧，尤其悲剧，每部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主导意象。她认为这种意象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同作者创作剧本时的主导思想密切联系着的。例如她指出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导意象是光，表现为太阳、月亮、繁星、电、火药爆炸时的闪光，“构成了一幅一瞬间光采夺目的鲜明图画和气氛，有力地影响着读者的想象。”爱情是光明的，但也是瞬息的光明，因此是悲剧。

斯珀津的方法可以使人窥见莎氏创作过程，窥见莎氏的形象思维的方式，使莎剧的主题思想同艺术形式，有机地、令人信服地结合起来。此后的莎评都或多或少受到她的启示，接受她的方法，并有所发展。

莎评的“语义分析”派在大西洋两岸到四五十年代达到了高峰。美国“新批评派”的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英国的里维斯（F.R.Leavis）可以代表。他们都在斯珀津的启示下，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分析字义、比喻、联想、典故、象征、意象，来阐明人物的内心活动、全剧的思想意义以及作者的写作技巧。布鲁克斯分析了《麦克白》中赤裸的婴儿和雄伟的外衣这两个意象，分析它们的象征意义，细致入微。他认为这两个突兀的意象是同“全剧结构”发生关系的，同人物的伪装善良的形象，他的恐惧和他的失败的命运，密切相关的。

里维斯则认为用写实的观点或用“情理”的观点去解释莎剧，往往解释不通，看不出每出莎剧的完整性，但“主题借助意象和象征而发展，而意象和象征又影响我们理解剧中人物性格、情节和结构”，“我们不能擅自假定莎剧的组织如何”。里维斯举《冬天的故事》为例，指出评论家多认为里昂提斯的嫉妒毫无理由，不真实，但里维斯认为莎氏的目的不在刻划性格，而是通过意象、象征、节奏、插曲，表现“生—老—死—生”这一主题的。这种用“主题”分析文学作品是同人类学的发展联系着的。

人类学同心理学一样，都对人的行为动机发生兴趣。心理学从生物学角度主要研究个人行为（见下），而人类学则研究集团，如民族的行为，并把行为同这个集团的文化和宗教联系考察。个人的潜意识以梦的形式表现，一个民族的希望、恐惧或价值观念则用神话的形象得到象征性的表现。例如日、火、天，在西方和东方许多民族都象征创造力、父道、智慧，落日象征死亡，黑色象征混沌、恶，圆象征完整、统一等等。围绕这些象征产生了许多神话或“主题”，例如为了安抚神怒，就必须作一次或作定期的祭献（我国也有河伯娶妇的传说），文学中就产生“牺牲”主题。这种观点和方法当然也应用到莎评上，把莎剧同宗教和原始神话进行比较研究。例如神话中有“生—死—再生”循环不已的主题。这是正常的发展过程。这个正常过程有时遭到破坏，如疾病、瘟疫破坏了它，就必须补救纠正，必须献出牺牲。《哈姆莱特》正反映这过程。丹麦有了病（克劳狄斯杀死兄王），哈姆莱特作为原始神话中拯救氏族的英雄，生活在疾病的环境中，受到影响，不愿担任这个角色，但最后仍不得不牺牲自己，丹麦才得到再生。

威尔逊·奈特（G.Wilson Knight）可以算这一派的代表，不过他分析《哈姆菜特》的角度与上述例子有所不同。他也反对按故事发展、情节来源、作者意图、人物性格这种传统的方法分析莎剧。他也主张从静止、平面、“空间”角度分析，即从“主题”或“象征”出发，即亚理士多德的“思想的一律”，来分析作品。他指出莎氏悲剧一般都有三个主要人物，分别代表崇高的人类、善和恶，三者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这些象征代表一些哲学原则和生活态度，如爱、恨世。上述三个原则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相互冲突，相互转化。哈姆莱特之所以使人迷惑不解，使人永远对他发生兴趣，就是因为他既是爱的原则，又是恨的原则，“既是正面人物，又是反面人物”，“又是崇高的人类”，他反映了莎氏“整个的心灵”。

奈特还用暴风雨和音乐这两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象征分析《威尼斯商人》。暴风雨象征冲突、恨，音乐象征和谐、爱。奈特特别强调象征的多种涵义和联想，例如海既象征灾难也象征财富。他认为象征象一条红线贯串莎作的全部，使全部作品呵成一气。

奈特这派评论虽然有形式主义之病，抽象，显得神秘，但它并不排除人物的个性化，不排斥作品的心理和伦理因素，却勾出象征来，从中看出作品的思想构图或图案，对作品的理解，不无帮助。

同样在人类学的影响下，奈特把莎剧，特别是悲剧，同宗教类比，认为其中的祭献、牺牲观念突出，因此在演出时应带有宗教仪式或程式化的风格。希腊文学教授基托（H.D.F.Kitto）在批评了历史派、心理派以及多佛·威尔逊的不可知论之后，也提出莎氏悲剧如《哈姆莱特》是一出宗教剧。基托不谈象征，而把《哈姆莱特》同希腊悲剧类比，指出其中天意或命运操纵一切，并进而探讨罪恶观念。但在这问题上，《哈姆莱特》同希腊悲剧有所不同，希腊悲剧只处理个别罪恶及报应，而《哈姆莱特》则强调罪恶的性质和影响。

传统派莎评方法很少涉及形式、艺术性、语言；意象派和神话象征派几乎不涉及历史社会和作家个人经历；心理派实际上也不涉及历史社会客观环境，可以说是意象派和神话派的补充。事实上这些方法也常被评论家混合使用。

弗洛依德心理学的核心是“里比多”（Libido，欲，主要指性欲），里比多受到自我（意识）和超自我（社会伦理道德、舆论、法律等）的压抑，成为“潜意识”，“潜意识”表现为各种变态心理或“情结”（Complex），如犯罪心理、自卑心理、俄底浦斯情结。弗洛依德原是依据这一理论来医疗精神病患者，是一种尝试。但他本人和以后的文学评论家把这理论应用到文学评论，其结果总的说来至少是说服力不够，往往牵强，以至悖谬。

这类莎评最著名的例子是琼斯（Ernest Jones）。琼斯1910年发表《用俄底浦斯情结解释哈姆莱特之谜》，认为哈姆莱特之所以仇恨克劳狄斯是因为后者所作所为——杀死哈姆莱特的父亲，娶了他的母亲——正是哈姆莱特自己潜意识里所想做的，但他又无力去反对对手克劳狄斯，因为他受着“犯罪心理”的限制，同时，杀死克劳狄斯就等于自杀，因为克劳狄斯代表他所希望作到的一切。俄底浦斯情结还促使哈姆莱特憎恨其他女性（奥菲利娅），如此等等。

这派在分析《威尼斯商人》时，指出安东尼奥在开场时表现的忧郁是同性爱的反映，因为巴萨尼奥要结婚了。

从以上两例可以见出心理分析可以发展到荒谬的地步，即在西方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否定。不过心理学派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在一切心理状态中只突出变态心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对作品中人物的一般心理的分析。

从二三十年代起，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莎评渐次开始。苏联在这方面进行的工作最多，开创了马克思主义莎评，英、美、东欧次之。这类莎评虽都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但侧重不同，情况复杂。苏联莎评家以莫洛佐夫（Mopoзoв）、斯米尔诺夫（A.A.Cмиpнoв）、阿尼克斯特（A.Aникcт）、克缅诺夫（B.Keмeнoв）等为代表，他们的观点是我们所熟悉的。其主要特点是：1）力图贯彻唯物主义观点，把莎作放到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中去考察；2）强调莎作的历史进步意义，反对把他同中世纪意识形态和艺术方法联系起来看；3）强调莎氏之人民性；4）与以上诸特点相联系，强调莎氏的乐观主义；5）强调莎氏的现实主义。以上的方向应当说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往往缺乏辩证观点。强调革新，忽视继承，不承认莎氏无论在“道”或“文”上与中世纪有继承关系。在人民性的模糊观念下，为莎氏文过饰非，莎氏虽有赞美个别劳动者的地方，但明明也有藐视、害怕劳动者和劳动群众的地方，但苏联学者多避而不谈，相反，他们有不适当地拔高莎氏的思想意识的倾向。帝王将相的品德在他们笔下也说成是非帝王将相所独有。莎氏在写悲剧时明明已堕入悲观的深渊，他们必定要说并不悲观。这种一味肯定，同传统的浪漫派莎评如出一辙。他们强调现实主义也有片面或表面性，突出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忽略人物是莎氏思想的传声筒，忽视莎氏的主观意图的一面。而且分析的公式化，使读者很难看到评者的主观感受和个人的看法。

英、美诸国的马克思主义莎评也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打破了二三百年资产阶级莎评的垄断局面，但成就也是不平衡的，并或多或少受到非马克思主义评论的影响。最早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之一，柯德维尔（C.Caudwell）虽没有专门研究莎氏的著作，但在他的《幻想与现实》一书中，从经济基础（资本原始积累）和相应的政治斗争形势出发，来分析莎剧，这无疑是正确的，也能使读者正确理解莎剧人物的社会本质，但联系比较直接。（柯氏的全部理论掺杂了不少心理学、人类学、宗教概念，显得驳杂，不够成熟。）

英美各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研究莎氏创作的著作不多见。在莎氏诞生四百周年纪念时出版了两部莎士比亚评论文集，其一是拉卜金（Norman Rabkin）编的《通向莎士比亚的途径》（Approaches to Shakespeare），其二是凯特尔（A.Kettle），编的《莎士比亚在变化中的世界里》（Shakespeare in a Changing World），都是从不同方面分析莎氏。美国人安奈特·鲁宾斯坦（Annette Rubinstein）在《英国文学中的伟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中比较系统地分析了莎氏的创作。她指出研究莎氏应联系莎氏生活的新旧交替时代的社会政治斗争，联系莎氏反对封建内战、主张民族统一的立场，联系莎氏对君主的职责和继承问题、个人野心与政治的关系、对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等一系列莎氏的政治社会哲学。但她分析作品时往往失之片面，如过分突出《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反映的封建内讧和经济问题（卖药人面有菜色），哈姆莱特由于性格软弱，不符合一个君主的要求而导致悲剧，《威尼斯商人》和《奥瑟罗》似乎主要只表明莎氏没有种族歧视观念，而《暴风雨》是写殖民过程，凯列班是受剥削的、慷慨的土著，他最后也未能获得自由，这是莎氏的现实主义所在。过分强调一面，说服力不大。这类方法上的片面性也表现在零散的评论里，如马修斯（G.M.Matthews）的《奥瑟罗和人的尊严》一文承认此剧是“社会剧”，但更是一出写种族歧视的剧。

马克思主义莎评总是把作品同历史现实生活和人民性联系考察，例如波茨坦师范学院教授魏曼（Robert Weimann）就说：“莎士比亚之所以能驾驭他的素材当然是因为他对现实有无比深刻的感受，因为他的人道精神；但他之所以能一直牢固地做到这一点，则是因为有一个活生生的群众文化传统。”

卢卡契（Georg Lukács）虽然没有专门论述莎氏的著作，但他在谈到莎氏时，强调莎氏在今天的现实意义。在他的《论历史小说》（Der Historische Roman）中他从现实主义出发指出莎氏的历史剧并不是在细节方面忠实于历史，而在于能抓住历史中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体现在典型人物身上。

有的马克思主义评家则侧重用辩证法分析莎剧，如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他也没有关于莎剧的专著，但在论及莎剧时，他也用这方法，从而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例如，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爱情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在《科里奥兰纳斯》中平民与贵族、外患与内乱、分裂与团结等的辩证关系都能使我们进一步发掘莎剧的内在涵义。

存在主义思潮出现以后，影响所及，在莎评中也有反响。出生于波兰的扬·柯特（Jan Kott）就是代表人物。他把莎氏《李尔王》悲剧比作荒诞剧，因为他认为人物逃不出命运的捉弄，因为人物要在已定的命运之内作出选择，他认为《李尔王》是一出抽象的、有象征意义的道德剧，它象《旧约》中的约伯，写的是人类受损害受苦难变成赤裸裸的人（异化）的过程；剧中人物都是命运捉弄的丑角，一句话，是荒诞的。他认为《李尔王》所宣扬的是：生活是最后一局棋，是绝望。因此，演出也须用哑剧的方式，不能用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方法，才能突出其荒诞性。这种评论实际上是借莎剧来阐明当代某些人的哲学政治观点，移花接木，并非都是莎氏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勒文（Harry Levin）所说的把莎士比亚“现代化”（updating）。

英国进步批评家威斯特（Alick West）与柯特基本上持相反意见，他批评柯特的历史观是消极的，他反对柯特把人类说成是“在冲突面前软弱无力”。威斯特认为人类可以改造社会，理想的价值观念是可以实现的，《李尔王》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我国目前莎评界（以至整个外国文学评论界）来看，方向是明确的，莎士比亚研究很兴旺，发表的文章数量很多，作出了一定成绩，但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解决。在这样的时刻，介绍一些国外的评论流派和方法可能有些好处。西方莎评五花八门，尽管同我们在根本出发点上有所不同，但他们的探索精神，接触问题的角度，某些结论，对我们还是有启发的。苏联以外的、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莎评，对我们来说也比较陌生，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对我们的前进也应有裨益。至于所有流派中的错误观点，也可以从反面当作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