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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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的地区性信贷市场

我们搜集了大量山东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区的利率,但大部分不能用在系统的比较中,这是因为它们忽略了是什么人被收取了特定的利率、有什么担保、利息是如何付给的等方面资料。不过,有一份1933年对每个县各种各样贷出者的贷款“平均”和“最高”利率的调查统计。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五编,第91—97页;对这个数据的讨论,见本书附录二。对1900—1911年这一时段,我们可以像麦克洛斯基和纳什(John Nash)对中世纪的英格兰所做的研究那样,使用山东各府每月的粮价来估计利率。Donald N. McCloskey & John Nash, “Corn at Interest: The Extent and Cost of Grain Storage in Medieval England.”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1 (March 1984), pp. 174-187, 178-183。在这里使用的粮价,来自该月各府汇总的6种谷物中每种谷物的最高和最低价格的月度报告,现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由于技术原因——这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即Kenneth Pomeranz,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以下简称“博士学位论文”——译者注)第463页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这里的分析仅根据最高价格。关于数据基础的进一步讨论,见博士学位论文第397—398页。这种方法假定经过一定时间的粮食储存,并在几个月后卖掉,这与立即出售粮食并持有货币的收益恰好一致;如果有差异,人们将转向更加有利可图的活动,直到这种差异被抹平。即使农民也显然在现金与谷物之间来回倒腾他们的资产,以保护其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并寻求更好的利润。如见《大清历朝实录》(高宗〔乾隆〕朝)第二百八十六卷,第24页下—25页上(第4154—4155页)中陕西道监察御史汤聘的奏折。感谢潘敏德让我注意到这个例子。因此,平均起来,在收获后粮食价格的增值代表了可靠的利率近似值加上其他的仓储成本(如腐烂、鼠噬和偷窃的损失)。

这种方法涉及分别观察一个月或几个月的成对粮价(见表1)。

表1 粮食储存的月平均收益率(1900年10月—1911年12月)

注释:由于资料问题,济宁(西南部)和胶州(核心地区)被略去。直隶地区的数据(基于五种不同的谷物)在正文中予以讨论。关于差量/集中趋势的计量和基于这些数据的进一步资料及所用的方法,见本书附录一。

a全部处于黄运的地区。

b部分处于黄运的地区。

去掉收获月份结束的或经过收获月份的成对粮价(在收获月份,价格显示了新粮的涌入,而不是上一年度留下极少粮食所造成的价值增长),在11个州中,每一个地区的每6种粮食,都以可靠的资料留下了50—60对价格。在10个州中,不同的粮食造成的结果相当接近。这种相似性基本上可以证明这些潜在资料的可靠性,特殊的因素解释了其他不成对的结果。见博士学位论文,第一章,注10。我们并非确切地知道存储粮食的价格增值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利息、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其他仓储成本,但其他成本在各地区是相同的。在山东省不同地区,所用的储存设施的种类没有什么差异;因此,如果山东省某些地区存在更大的腐烂问题,这应该是在更加潮湿的沿海地区。鲁西南地区的匪患,比其他地区要更加严重,但就我所观察的数百例犯罪报告中,储存的谷物几乎从来都不是打劫的目标(谷物在运往市场的路上有时会成为其目标)。因此,地区性的差异应该反映了相关的利率。我们现在就来检验这个结果。

这些结果说明了三种地区性的类别(见地图3)。首先,由莱州、登州、青州和武定州构成的北部沿海地区,覆盖了山东的北部沿海,包括通商口岸烟台和威海卫,拥有大约675万人口。这个地区也隔渤海湾与东北相望,并具有进入东北繁荣地区的极佳通道。某些时候,东北的统治者采用了多种货币政策,这使外贸极大地复杂化了(这些政策类似于本章阐述的山东省的政策;但是,东北当局似乎更加成功)。如见Tsao Lien-en,“The Currency System in Manchuria.”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and Bulletin,6:4(Apr. 1930), pp. 389-390; Eduard Kann,“Copper Banknotes in China.”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5: 1 (Jul. 1929), pp. 551-561。由于与东北商人的乡土情结,某些山东和河北的商帮也拥有进入东北的特殊门路。由于与东北和中国本土的沿海经济有着牢固的联系,山东北部沿海地区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硬通货(下文将要讨论)及特别低廉的利率。在那里存储粮食获得的平均收益要低于月息五厘。处于另一个极端的是第二类地区——西南地区的兖州和曹州,这里的收益平均为月息二分(西南部地区第三个州济宁的数据有缺陷严格说来,济宁与临清是“直隶州”,而不是府。尽管如此,为了我们的目的,这类地区像小府一样运作,而我用了一个单独的术语。济宁的资料存在着许多问题。除了不同谷物利率离谱的差异外,最令人惊讶的奇怪之处是没有任何年度的收获循环。不像大多数地区的谷价,济宁的价格并不总是在该年任何特定的时间达到其每年的高峰或低谷。由于储藏是有成本的,紧跟在收获后的谷价并不比一年中其他时间要低,这就令人费解了。)。这个地区拥有大约640万人口。

地图3 清末和民国时期山东区域性资金市场

资料来源:越村衛一:《中國大陸省别地図》,東京,1972年,第19页。

其余的州,范围从沂州(一分二厘)到东昌(一分七厘,且邻近曹州,以这个数字,它最靠西南部的各县可以令人信服地被加以分类),平均为一分四厘。其西部第三个地区,主要是黄运北部的山东部分。由于是最大的地区,拥有2100万人口,这个地区呈现出最不均衡的图像,但它似乎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资本市场。另外,这些州明显地与其他两种类型的地区区分开来,并且,它们相互之间进行的贸易远远超过与那些地区的贸易。在参与对外贸易方面,它们远远超过了西南地区,与渤海湾沿岸的州相比,它们与华北的区域性经济联系得更紧密(与东北联系较少)。关于贸易,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二编,第156—201页;关于北部沿海和东北的相互依赖,如见Thomas Gottschaung, “Migration from North China to Manchuria: An Economic History, 1891-1842.” pp. 78-81。沂州是一个核心地区的州,它与第三种区域性经济——长江下游地区——有着广泛的联系。我把这个区域叫作核心地区,既是因为它构成了这个省的大部分,也因为除了青岛港外,它是在济南省政府政治统治下的最牢固的地区。

在直隶省的邻州,从1903—1911年的粮价中发现了相同的模式。见博士学位论文,第一章,注15。在邻近山东西南部的大名,存储5种不同粮食的每月平均收益超过了二分。作为核心地区西北的边界并包括黄运部分地区的沂州和广平,每月平均利率约为一分。同样掌握着山东西北部大量贸易的直隶最大港口天津,平均利率也为一分。与东北(通过水、陆两路)很接近的沿海州遵化,是直隶最像山东北部沿海的地区,其平均利率略低于八厘。

对山东统计结果的差量计算,证实了区域性的模式。除了莱州外,所有的州都显示出了相近的集束性的结果,说明在这些州中,市场确实使储存不同粮食的收益相互接近,且从当地这些粮食市场中进出是极为容易的。就这些粮食是一种人们可以储藏的资产的随机样本而言,这个结果表明,对于任何假定的州,在这些年里,那个州里所有的资产中,任何特定资产的平均利润有2/3的概率是每月平均在二厘以内。关于数据,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一”;关于这种特定数据组的困难讨论,见博士学位论文,第464页,注16。

与之相比,如果我们不知道粮食被储存到了哪个州,就不能预测储存任何特定粮食的利润。因为人们以2/3的概率仅能对一种粮食做出在六厘以内(从中间起,不是向上方,就是向下方)的预测;平均而言,人们只能得出每月七厘以内的结论。当月平均利润为一分六厘的时候,限定一个一分四厘幅度的范围(在这里面利润将可能下降),并没有太大的用处。换言之,在储蓄方面,每个州内部运营中的市场的概念,具有预测的力量,但在任何特定粮食的储存方面(通常极少储蓄),一个全省范围的市场概念则没有这种力量。这里采用的区域性分类,仅是每个区域内任何假定的粮食所产生出的计算结果中的一种,与那些在一个假定的州中所有粮食一样具有密切的集束性。见博士学位论文,“附录一”。总之,单个的州显示出了强劲的市场融合,尽管该省作为一个整体没有显示出这种情形;并且,尽管每个区域内部的州与州之间存在着差异,但它们比那些区域与区域之间存在的差异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