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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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市场及其他地方经济边界

北部沿海经济非常明显地与山东其他地区割裂开来。山东省东北端主要通过山脉与该省其余部分分开,因此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商品交易。尽管如此,这个地区生产的粮食不到其所需的一半;所需的其余粮食要通过渤海湾从东北运入。甚至在清廷禁止汉人出关的时候,许多人仍然从这里前往东北。在19世纪出关禁令被解除后,闯关东风起云涌,这个地区向东北边疆输送了最多的移民。进言之,大量的北部沿海人民,要么是在东北从事季节性的劳作,要么是在那里度过几年再回家。那时,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地区是东北而非山东其余地区的一个经济附属体。Thomas Gottschaung, “Migration from North China to Manchuria: An Economic History, 1891-1842.” pp. 77-81.当青岛成为山东半岛南部的一个重要港口后,这条界线更加明显:烟台继续与东北进行繁忙的贸易,但已不再从山东任何地区(除了北部沿海)进出货物。关于青岛的开放对烟台的影响,见王守中:《清末山东收回路矿利权运动》, 《中国地方史志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59—261页;Thomas Gottschaung,“Migration from North China to Manchuria: An Economic History, 1891-1842.” pp. 91-92, 163; 《山东杂志》第七十六期(宣统二年十月三十日),第18页上。

尽管如此,我们的统计勾勒出了一个比这个半岛东北端更大的北部沿海地区。这个地区向西延伸,覆盖了所有渤海湾沿岸,包括靠近黄河河口的地区,这里与鲁中和鲁西的交通极其便利。利率和贸易模式等阐明了这个更广阔的定义:对1900—1911年粮价走势的基本分析,显示出了这个地区内部显著的相关性,而在这四个州与山东其他地区之间则绝对没有。这些相关性是基于用来计算本章利率的同一组粮价。当试图在北部沿海的一个府和该省其他地区的一个府之间的价格建立相互联系(几乎没有发生相互关系的事例)时所获得的结果,与那些在两个要么全都位于北部沿海地区,要么全都不在北部沿海地区的府的价格走势之间建立相互关系(通常具有某些相互关系,并经常是一种强劲的关系)时所得到的结果之间,存在着非常鲜明的差异。尽管如此,小型的样本和严重的自相关问题,限制了这些结果的用途。对北部沿海一个更宽泛的定义,也似乎符合经济上的逻辑:如果可以享受到渤海湾提供的更好的经济机遇,处于渤海湾西面的人民应该愿意加入进来,而不管他们还能否与核心地区进行贸易。代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更多的核心地区的人参与进来;我们应能看出,答案与政治经济的关联性远甚于地文方面。

对北部沿海更宽泛的定义,也被1911年从一个靠近北部沿海地区中部的重要金融中心黄县流出的资金利率表所证实。東亜同文會:《支那省别全誌》第四卷:山東,第1145—1147页。这项资料所列出的10个流入地区跨越了4个州,它们属于我们对北部沿海扩大了的定义的部分。最远的新城,离黄县153英里,但离鲁中重要的周村贸易中心仅有极为平坦的10英里路,离省会济南有75英里的坦途。不过,外国人控制下的青岛是唯一不在我们所说的北部沿海的资金流入地。北部沿海有着这样一片最适中成本的网络,这将会产生突然终止其他重要贸易中心的功能——即使对最昂贵的流入地,运费也低于0.5%。这有力地证明了这些贸易区的边界是由社会或政治因素,而不是由严格的地理因素所设定;就像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问题确实如此。

许许多多的研究者们已勾勒出了一个明确的与山东其他部分有着松散联系的西南部地区,但对它的界线是有争议的。Joseph Esh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pp. 12-14;孙敬之主编:《华北经济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32—134页。分歧集中在济宁和兖州是否构成了一个单独的地区,或者应该被归类到西南部的曹州;这两个州在农作方面与曹州非常类似,但又拥有更大的城镇、更好的交通、更繁荣的商业、较少的匪患和更为强大的士绅。在我们的分析案例中,兖州与曹州利率的相似性,支持了对这个区域更广的定义。还有,就像我们后面看到的那样,济宁无疑是曹州和其他鲁西南部地区的经济首府。在1933年的统计数据中,曹州、兖州和济宁也拥有一个共同的贸易轮廓:它们所消费的现代部门的商品在山东省排名最后,它们的输出也最少,尽管它们是山东省离东北最远的地区,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来自东北务工者的汇款。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二编,第151—201页;東亜研究所:《山東湖沼群地帶ノ地域調査》,中間報告·第十四號,丙第158號D,東京:東亜研究所,1940年,第130—131页。

在这里,还应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存在着不能克服的地理障碍把这个区域与山东省其他地区分割开来。从1912年开始,济宁和兖州也通过铁路与济南联接到一起。另外,当代的研究通常是用文化因素,如“粗犷”(严重的匪患和暴力),而不是用任何物质上的差异或阻碍来定义西南部地区。用英文写成的山东地理概览,见Joseph Esh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pp. 11-20;更为详细的介绍见侯仁之:《续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40年,第137—216页。关于铁路联接,见中国交通部交通史委员会:《交通史》,南京:交通部,1937年,第3531—3535页。关于该地区的“粗犷”,如见《山东民众教育月刊》第五卷第四期(1934年5月),第85—88页。这类定义同时证实了地图和学者中均存在着的分歧所阐明的论点:它的边界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产物,并被进一步永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