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者把大运河与黄河交汇附近的山东、河南、河北非沿海的部分地区作为解剖对象（书中称之为“黄运”），运用中美多家档案馆、图书馆的许多第一手资料，探索了自晚清以来国家政策的转型与国家对不同地区服务的重新配置，及其给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所造成的影响，并阐述了当地的金融、农作、交通、税课和来自底层的反抗，进而对中国现代史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评价。这是运用“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和“经济社会学”（economic sociology）来分析中国国家服务等问题的典范之作。

如同嗣后出版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对19世纪以前欧洲中心论的反驳一样，彭慕兰在本书中对那些似已视为“真理”的质疑和颠覆往往令人震撼。

多年来，重商主义思想似乎主导着中国的大政方针、发展战略与学术评价。凡是与外国产业具有竞争性、能够抑制外国资本的扩张、给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产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机器工业），均被视为“新式”“进步”或“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国家或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标志；从事这些行业的群体，也被视为新兴阶级或阶层。而经营传统产业的群体（如土地所有者、钱庄主、典当主等），则被视为“封建”“落后”的阶级或阶层。只要“新式”产业得到发展，不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包括环境破坏、传统经济结构的崩溃、社会福利的下降、基层礼义道德的覆灭等等）也似乎在所不惜。实际上，这种政策和观念不免偏颇，并具有相当的危害性。直到近来我们才明白：新式产业对所有地区并不都是福音。自晚清中央政府采信“商战”思想以来，在一百多年间很少有人对自强逻辑本身的偏颇进行反思，更不用说去研究这个逻辑在近一个半世纪里给中国社会所造成的深重负面影响了。

作者指出，由于采信自强逻辑，政府重视的是那些有助于维护其政治独立、贸易顺差及通货储备（并且通常有助于政府部门维持其权力）的产业，而不是那些在经济方面最大程度地改善百姓生活、造福芸芸众生的项目，其特征是不惜一切代价提高国家的（有时是省政府的）贸易顺差。在列强的炮口之下被强加了巨大债务的中国（并且这些债务又频繁地被用来进一步践踏中国的主权），其经济上的自强被定义为提高贸易顺差并不令人费解。令人费解的是，这种逻辑即使经历了朝代更替和社会制度的多次变革，也丝毫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和根本的改变。

国家转向自强逻辑后，国事的焦点在于维持对富有竞争力的地区的控制、现代化建设及从总体上减少威胁国家主权的债务。到20世纪，由于亏空进一步增大，国家的注意力更集中于“发达”地区，而非“落伍”地区。这种转向实际上是国家对其服务进行重新配置，在被视为核心的沿海地区，国家改善并增加了诸如治理水灾、维持公共秩序、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服务，但在被视为边缘的腹地，则减少了服务。

从书中可以推导出，不论是清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其失败的根本原因都不是因为“自强”方面做得不好，也不是“国家结构不能适应层出不穷的危机”或“制度不足”及“政策安排缺位”,而是在于忽略了传统的使命。陈翰笙先生早就指出：“19世纪中叶以来工业资本的侵入，尤其是最近金融资本的侵入，已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饶济凡（Gilbert Rozman）等学者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中国，生产和交换方式中带有许多的现代因素。

最近的研究表明，清季和国民政府时期一般现代产业的发展非常之快，在经济发达地区，甚至成功地推动了农业和工业中协同增效的变革（如推广棉花、改良蚕种等）。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家在关税、税课、货币、财政等方面的改革也相当成功。译者认为，抗战前的江南地区形成了许多具有规模效应的资本集团，这些资本集团完全具有与外资相竞争的能力。政府的主要失败恰恰在于其忽略了以往“封建王朝”一向视为应尽义务的传统使命（主要为治水、救荒、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惩治官员腐败、构建基层社会道德等）。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官僚机制在社会管理、维持农业经济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组织能力和极大的效益。而以“自强”为目标的政策在促进“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抛弃了中国传统官僚机制的合理方面，这种政策对本来就已贫困的地区和游离于货币经济以外及国民生产总值（GDP）统计以外的那些事务打击最重，这种负面作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虽不大，但对大众福利和人民生活影响极大。如彭慕兰所说，政府的合法性在普通人中所受的损害，远远超过了政府在“自强”中所获得的有限成功。农民从来不会太多地关注工业化，甚至没有人会认为政府收入的增加及对乡村的控制是好事。GDP崇拜综合征的后果，今天正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以往的学者无不强调中国加入“发达”世界的努力及市场一体化的正面影响，但大多数农民却希望政府能继续提供防治自然灾害、治理河道、赈恤贫穷、清剿土匪、惩治腐败等传统服务。但被重商主义思潮所左右的政府，把各种资源和服务集中到了沿海地区，对不能为其增加工商税收的“腹地”放任不管，甚至不承担应尽的使命，使得腹地的社会生态急剧衰败，结果，正是这些在新国策中被政府视为无足轻重的区域，农民群起抛弃了政府，许多人最终转向了革命。

可见，这部著作不仅有助于弥补以往学术上的偏差，甚至有助于解释20世纪中期中国所选择的新方向。

作者的创见贯穿于全书的每一章节。20世纪前期的中国学者认为，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入摧毁了中国的农村手工业，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伦敦纽约的农产价格，由无线电收音机当天就影响到最偏僻农村的原料作物的价格了；列强变为世界上的都市，经济落后的国家变为世界上的农村。”后来持“现代化”和“依附”论的学者多认为帝国主义最恶劣的政治遗产，是使20世纪的中国（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沦为一个落后而无法获得突破性发展的国家。对此，伊懋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强调“正是现代西方的历史性贡献缓解并打破了中国的高度均衡陷阱。19世纪中期这个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开放，很快导致了主要的对外开放地区（特别是上海）商业和工业的快速增长”,这个论点得到了不少西方学者的赞同。

作者把重点放在黄运本就存在的社会结构与国家旧使命的失败上，以此来理解“依附”与“世界体系”中的分歧，他采用了这两种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见解：不同于非此即彼地认为某些国家（或地区）已经“现代化了”，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则没有；他认为富裕和贫困地区都是现代世界的组成部分，一个地区的飞速发展可能会造成其他地区的停滞或恶化。另外，作者基本上不赞成伊懋可的观点。他认为，尽管外国人在黄运帮助推广美棉，为黄运做出了不少有益的事，但中国与西方的碰撞，从根本上对黄运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为了解释这一点，作者超越了罗斯基等一些纯经济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如不仅仅纠缠于黄运从市场整合中所获得的外部商品或黄运为战争、赔款和编练新军所付出的代价。他把中国“中央政府”政策的转型作为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影响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与经济影响的模型孤立开来。正是帝国主义的威胁造成了中国国家战略的根本性改变，而这种改变的直接后果就是“贫穷的”腹地被国家所抛弃，并变得更加贫穷。

就本书强调帝国主义对内地的影响而言，彭氏赞成沃勒斯坦等人的“依附”和“世界体系”论，用一种情况下出现了“现代化”，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没有出现“现代化”来取代传统观点的“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人们理应探讨这些结果成为一种单一过程组成部分的途径：从政治角度来观察一个大国内部的现代化和内卷化甚至是退化。更可贵的是，作者的论点还有较大的创新，他所强调的不是关于黄运融合到世界体系中的负面影响。就黄运所发生的一切来说，它没有融入新网络却又造成了旧网络的崩溃，这比融入新网络或留在旧网络中的危害都要大。黄运与现代经济的关系也并不全是“依附”和“世界体系”理论所说的把边缘与其核心联系起来的树枝状类型。

作者在研究中还发现，华北地区确实带有杜赞奇所说的“国家内卷化”的许多特征：现代国家的财政支出膨胀，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但是，一旦作者把国家作为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来观察以及观察国家是如何解决新旧使命之间、核心与腹地之间的显著差异时，杜赞奇的模型就需要进行重大的修正。杜赞奇从低水平的、政府雇用的“企业经纪人”这样一种新阶级和政府能力衰退的角度，来阐述所有遍及华北的更大的榨取。作者认为，这可能是介于两种鲜明发展图式之间的常规画面。一方面，更多的榨取事实上已经对核心区域的公共事务产生了重要的改善。但另一方面，腹地越来越为国家所忽视，并越来越缺乏更大范围行政整合的机会；腹地既承受政权内卷化之苦，又承受着国家政策转型之苦。

从彭慕兰所述的自强逻辑的角度，还可以解释许多含糊不清的“文化”问题。如以往在解释中国人较少消费西方商品时，经常归结于两个典型的中国文化特性：（1）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商品的排斥，降低了中国人消费西方商品的兴趣；（2）中国人坚信自己文化的优越性，不喜欢所有的外国人及外国商品。从彭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被边缘化了的腹地，失去了与沿海经济相融合的政策扶持，并遭到人为的封锁，也就无法得到和消费沿海地区质优价廉的商品（主要是西方商品）。

值得一提的是，二百多年以前，西方学者就注意到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有人写道：“世界上最富庶的和最繁荣的帝国同时在某一意义上也是最穷困的和最悲惨的。”但学者多习惯于从人口因素来解释这种现象。孟德斯鸠在18世纪中期指出：“中国的气候异样地适宜于人口繁殖。那里的妇女生育力之强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最野蛮的暴政也不能使繁殖的进程停止，中国和所有其他产米的国家一样，常常会发生饥荒。”休谟还论述与中国人口增长的弃婴问题。最早对中国人口与贫困关系进行系统论述的学者是马尔萨斯，认为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将使土地不堪重负。当代学者更常常把人口因素作为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基石。彭慕兰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治国思想与宏观战略大转变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区域社会经济的变迁，从而凸显了新经济政策给黄运造成的压力和贫困。而学者历来所关注的人口压力，与国家政策转型及服务减少所造成的压力相比，在黄运社会经济衰退中所起的作用，远没有后者来得突兀和直接。在传统的国策中，中央政府从江南等富裕地区榨取财富，用以维持自然生态较为脆弱的华北、西北等地区的生态循环。但自19世纪50年代以后，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中国加快了其国家构建，以不懈的努力来建设富裕、具有竞争力的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创造了现代类型的国家和经济。但国家政策的改变，使“腹地”再也无法从江南等地得到必需的资源用以维持基本的生态循环，国家在这些地区所提供的服务也日渐减少，从而使社会生态每况愈下。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许多地区承受着严重的环境恶化问题，而黄运的问题尤为突出。中国大部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往往是其最繁华的地区，一穷二白的黄运则是一个例外。彭氏明确指出，马尔萨斯学派所说的人口压力，并不能解释19世纪中期以后的生态恶化问题，因为黄运的人口在19世纪40年代至1949年这一百多年里并没有大的增长。

关于对中国农民土地经营和劳动力分配的研究，彭氏总结为“单一逻辑”和“多重逻辑”论。“单一逻辑”论的持有者，如马若孟（Ramon Myers）、罗斯基（Tom Rawksi）、洛伦·勃兰特（Loren Brandt）等认为尽管不同的农民拥有不同的资源，但他们全都按同样的方法（即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利润最大化），来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源。马若孟认为：“家庭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农业劳动和其他资源，或者通过手工业、商业和其他职业获得尽可能多的收入。”“多重逻辑”论的支持者，如陈翰笙、景甦和罗仑、黄宗智（Philip Huang）等认为不同的阶级按照根本不同的逻辑来决定其行为。黄宗智认为，那些经营大的“经营性农场”的人是利润的最大化者，但那些更近似于谋生的农民则不是。某些人对从其小农场中获取可靠的收入是如此的绝望，以至于他们从事着“自我开发”，在这类劳动获得的边际收入已然极大地低于现行的报酬以后，仍把多余时间投入进来。其他人则孤注一掷地种植高风险、高利润的作物来寻求从过于狭小的地块中竭力维持生计。彭氏跳出了现存的关于“单一”逻辑与“多重”逻辑的争论。他认为，不论特定群体或家庭的经济逻辑是否因其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均有赖于他们生于兹的社区类型；因此，这个问题需要基于把社会结构本身作为一种变量来加以分析的特定背景的研究。黄运南部村庄拥有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强大的精英，黄运北部村庄则没有。结果，黄运北部和南部的贫农甚至中农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威胁。地方精英变化着的力量和目标影响着农民的“经济”战略，20世纪20至40年代，美棉就是在旧的乡村精英逃避其职责的地方，而不是在逃脱了军阀和日本人的剥夺从而建立了乡村控制的地方获得了推广。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常简单地把农田的狭小作为贫苦农民不能获得银行信用的主要原因。彭慕兰则令人信服地证明农民得不到银行信用，不是非政府力量造成的，恰恰相反，而是政府操纵的结果（后面详述）。

彭氏的研究还深化了数百年来所形成的一些传统看法。如黑格尔认为，中国不存在宪法，个人和团体也就没有独立的权利：“中国的法制，基于家长政治的原则，臣民被视为尚在幼稚状态。中国并无独立的各阶级要维护它们自己的利益。一切皆由上面来指导和监督。”孔飞力（Philip A. Kuhn）通过对特定“事件”的研究，认为中国属于官僚君主政体（bureaucratic monarchy），在这种政体下，与君主相对立的官僚往往塑造“事件”，重新解释事件，甚至制造事件以帮助自己从这个制度中获得利益。彭慕兰则通过对修建兖济铁路这一“事件”的解读，生动地再现了济宁地方精英重新解释事件的逻辑与动机，深化了对中国特定政治体制与社会背景的理解。

彭氏指出，济宁这场斗争的组织者实质是为了把他们的家乡与沿海经济联系起来，但非常老练地用民族主义的诉求打动了其他地区的绅士们。这些士绅和商人对全国士绅所做的有效诉求，基本上全部基于中国政治的需要，而不是自己家乡的经济困境。因为黄运必须融入沿海的政治经济中，以迫使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帮助其应对环境和经济困境。为了获得把黄运的更多地区纳入到新经济网络的基础设施，其领袖不得不根据“自强”的利害关系，而非当地的福利因素来阐述其观点，从而达到自己真正的目标。

彭氏的研究不仅使我们把它视为两个世纪以来西方中国问题研究的“接力”著作之一，而且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二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演变。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对18世纪中国社会生活情形的描述为：“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不过，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最下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虽很缺乏，但还能勉强敷衍下去。”而在彭氏的著作中可以看到，20世纪的中国某些地区得到了发展，有的地区却已“退步”。在“退步”地区，下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严重短缺，已经无法勉强地敷衍下去。在黄运，燃料短缺不但使负责拾柴和烧饭的妇女儿童花费了不计其数的额外劳动，还引发了无数的社会冲突。彭氏的研究并不仅仅是早期西方对中国研究的简单延伸。他进一步指出，为了节约燃料，人们在寒冷的日子里也舍不得生火，少吃熟食，经常不离开炕。

当然，燃料危机造成的损害并非直接的痛苦，人们绝望的反应恶化了长期的环境问题。由于农民很快就用完了木材，而且很快用完了秕糠、树枝、树根及周围土地上的杂草，他们被迫燃烧畜粪（这原是作为肥料使用的，被用作燃料后，严重地影响了土地的肥力）。因为农民极度缺乏秸秆，甚至那些不烧畜粪的人也逐渐失去粪便的某些利益。华北与施肥和混合肥有关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有机质，无法吸收在肥料堆积中释放的氮。作为屋顶材料的麦秸和稻草变得极其珍贵，舍不得用在混合肥中。黄运已经衰竭的土壤在整个20世纪早期逐步恶化下去，土地越来越不堪重负，人们对环境的利用越来越体现出掠夺性。在国家不能重新增加服务的情况下，这种恶性循环只能一直持续下去。

这部著作的创新之处不一而举。并且这些创新绝不是作者随意根据某些理论所作的削足适履式的惊人之语，而是作者经过深入研究后得出的严谨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