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交际风尚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重交际、重应酬蔚的社会时尚，最有突破性和创造性，独具魏晋南北朝这个纷纭复杂、号角声不断的时代特色。门阀士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人际交往活动的主角。

对于“世袭”，我们一直持批判态度。其实在科举制成熟以前，这种世袭也有其必然性。事实上，从汉末到东晋初年，许多教育传统良好的士族之家累世相传，根深叶茂。比如颍川钟氏从汉代的钟繇到唐朝中叶500年间，世系不断，几乎每代都有官宦。这种情况导致世家大族对教育无不极其重视，为保持自己的文化优势无不殚精竭虑。士族为了传承家族精神，制定了林林总总的家诫、家训、门律、门范等，家长辞世，也往往留有遗言、遗令、遗命。南北朝集大成的《颜氏家训》一书，就是士族家族教育的经典。王伊同在《五朝门第》中说：“五朝名家，靡不有家教，所以立身处事，有以见异……巨宗重臣，咸有训诫。”这些世家大族的文化积淀和教育水平，确实不是一般人家能比拟的。因此，士族社会中，上层文化可以以家族为堡垒，一脉相承，越积累越深厚越精微，传递数代之后，上层文化的精神气质越来越呈现出贵族文化的特质。

魏晋士人思考的结论是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物质得失，也不在于把活生生的生命去做僵硬的伦理和教条的注解，而是在于心的自在，真性情的释放。“竹林七贤”就是这股思潮的典型代表。这个文人群体优游于山林之间，以纵酒谈玄、放任洒脱著称。他们人品各异，观点有别，人生际遇更不相同。但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为人活着应该不受“名教”的约束，应该向自我、人性、真情回归。他们主“我”重“情”，特别强调一个“真”字。因此，才出现了种种后人不解的行为。

魏晋时代画坛巨匠顾恺之身上“魏晋风度”更为典型。此人好吹牛，好开玩笑，史称他言谈举止，“痴黔各半”。也就是说，有时很机巧，一语道破天机，有时又很难解，让人莫名其妙。被世人称作“三绝”（画绝、才绝、痴绝）。他年少轻狂，曾经袋里无钱，却为瓦棺寺写捐百万，最后靠画维摩诘一躯，赢得看画人一捐逾百万。这种传奇式的故事，在春秋之后实在不可多得。

《晋书》上记载：王羲之少年时代，就很有个性。郗虞卿听说大族王氏家中，几个孩子都英俊不凡，就命媒人到王家选婿。其他几个孩子都竭力修饰自己以待客，只有王羲之袒着肚子躺在东床上，神色自若地吃着胡饼。媒人回去告以此情此景，虞卿说：“这个吃胡饼的人才真是好女婿啊。”于是把女儿嫁给了王羲之。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三月初三，晴空如洗，天气绝佳。浙江省绍兴市西南30公里的兰亭，41名峨冠博带的文人，正列坐在清澈的兰溪之畔，纵酒欢会。他们把一种叫作“羽觞”的轻便酒杯放在水上，任其顺流而下，流到谁的面前，谁就要饮酒赋诗。众人诗兴大发，很快得诗35首。席中50岁的王羲之更是逸兴遄飞，他命人取出特制的鼠须笔和蚕茧纸，借着酒意，即席挥毫，为众人写下了一篇诗《兰亭集序》。坐中诸人可能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天将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个永远的纪念日。连王羲之也没有意识到，他平生最重要的作品，已经在他微醉之时不经意间诞生了。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动荡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催生了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那么第二个大动荡时代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催生了中华文明和艺术的质的突变，为以后隋唐帝国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