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从混乱到法定的主权货币之路

2.2.1 商品货币：中国古代货币

关于货币的起源，著名货币史学家彭信威认为货币在交易中自发产生，最初应由商人组织使用和铸造。尽管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史，但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已是当代的事情，中央政府确立以贵金属铸币为基础的财政货币制度也非常迟缓。

中国的货币起源于夏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货币的使用在殷商时期出现了较大的发展。中国最早的货币主要为贝类，其次是布帛、农具。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和货币需求量的扩大，金属凭借其可以随意合并分割而不降低原有价值、经久耐磨、便于携带等优良特征逐渐成为主要货币，殷墟商墓中就曾出土黄金的残片。西周时期，金属货币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

西周的金属称量货币极大提升了当时的交换效率，但此类货币重量大小不等、成色有差，在实际交换过程中仍有诸多不便。而后随着生产、交换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手工业、铸造业的逐步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金属称量货币开始转为金属铸币，货币经济开始逐步形成。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林立、群雄割据，各个城邑分散进行货币铸造，形成了“布币”“刀币”“圜钱”“蚁鼻钱”四个货币流通区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国的货币体系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与稳定性，但后来随着商品交换的进一步扩大和军事领域不断变化，不同货币区域之间也开始相互渗透融合。

秦朝统一中国带来了中国货币的第一次统一。秦始皇规定以前的货币全部禁用，宣布黄金为上币，“半两”为下币，并规定了货币的法定规格。中央政府对货币发行权集中掌控，这既宣示了王权的权威性，对于加强全国各地经济联系也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秦朝的残暴统治使其政权快速土崩瓦解，半两制也逐步走向衰落。

秦灭亡后楚汉相争，连年战乱，生产经营活动遭到极大破坏。西汉初年，刘邦政权面对物价飞涨、国穷民贫的总体局面进行了铸币减重以扩充财政。货币的大幅贬值导致人民的生活境况进一步恶化，民间铸币也开始大肆兴起。由于当时多种国家税负均采用货币的形式上收，整个国家经济体对于货币具有较大的需求，同时政府财政匮乏，诸侯国林立，中央政府强势统一进行铸币管理具有较大难度，所以汉高祖刘邦对民间铸币采取放任态度，由此民间铸币越发泛滥。此后，为了阻止恶币泛滥和物价的不断高涨，汉初频繁进行货币改制，但由于总体较差的经济状况、诸侯国势力强大以及中央政权备受威胁的总体背景，汉初基本实行民间放铸政策。而后随着“七国之乱”平定，诸侯力量被显著削弱，西汉货币铸造权才开始逐步上收。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正式把铸币权上收中央，实行五铢钱，同时将铜进行中央管控，成立专门的铸币机构。铸币工艺的提高使民间不能轻易伪造，五铢钱时期货币民间私铸逐步减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使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中央集权铸币还是分散铸币不再是货币发展史的主要命题。这一时期货币经济急剧衰落，商品经济交换的主要形式再次退回到以实物交换为主。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时期的分裂状态，再次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随着经济状况的复苏，隋文帝统一发行新币“开皇五铢”，也再次实现了货币的统一。隋朝之后，盛唐时期开启，唐初唐高祖李渊铸造了新的统一货币“开元通宝”，并设立了专门的铸钱机构。由于这一时期唐朝国力强大、经济繁荣，货币发行权基本由国家垄断，对于钱币私铸者处死。到安史之乱之后，唐朝政府军费开支巨大，公元758年，唐朝政府再次使用了发行大钱以进行货币贬值的方法来补贴财政，彼时物价飞涨，饥民遍地。如此背景之下，货币私铸被逼得再次兴起，因私铸罪被处死的人数也显著上升。唐朝后期，地方藩镇崛起，混战不断，货币发行权也进一步被分散下放。而进入五代十国之后，由于政权众多，先后更是出现了30多种货币，其铸造材料除了铜以外，铅、锡、铁，甚至泥都均有出现，货币体系再次混杂。

进入宋朝之后，纸币横空出世。从北宋开始出现纸币并不是偶然事件，除了较强的货币需求之外，印刷术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同时，虽然宋朝政府政权软弱但宋朝的商业发展却非常繁荣，商业信用关系也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为纸币的诞生和推广创造了条件。北宋纸币“交子”最初为民办，由富商联合统一发行，而后随着伪造者逐步增多，汇兑开始出现困难，纠纷和聚众挤兑引发了官府关注，在铸币利益的同步驱使下，纸币逐渐官办。宋朝纸币的发展也随着政权的变迁和战争环境的变化起伏交错。起初，交子币值较为稳定。随着政府对西北的用兵，交子发行量逐步加大，蔡京当权之后交子更是被大量滥发，信用尽失。南宋时纸币的发展有较大恢复，南宋初期纸币“会子”还可以代替铜钱的流通。随着蒙古兵的逐步南侵，南宋的各类纸币最终也没有逃脱因滥发而崩溃的结局。

明清期间，中国进入银钱并行的币值局面。这一时期，铜钱的铸造权仍由国家垄断，但银两的铸造权则下放至民间，政府不予干预。鸦片战争以前，政府对于私票和洋钱的使用也基本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银钱并行时期，银钱比价却并未被严格规定，而是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而改变。同时，由于清政府对于银两管理放任自流，当时银两按照成色和重量的不同具有漕平、库平、关平等多种度量单位，标准未得到统一，跨地使用多有不便。

由于当时国内外存有明显的贸易顺差，外国货币大量流入（国外对于中国商品具有较强的需求，而中国对外来物品兴趣较小）。外国货币不仅包括各类银圆，例如，墨西哥鹰洋、西班牙本洋、美国贸易银圆、日本龙洋、西贡银圆等，还包括各类外钞，其中既有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的钞票，也包括境外发行的外钞流入中国境内的情况。而在信用体系不断发展、货币需求不断增多的背景之下，清朝钱庄私票的流通也非常广泛，清末民初之际，私票的发展更是达到极盛。根据彭信威的估计，清末时期私票和外国货币占全国货币总量的比例超过35%。由此可见，其对于银两和铜钱的挤压之大，以及当时货币发行权分散程度之高。外国货币的流通极大侵害了中国的货币主权，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半殖民特性，同时鱼龙混杂的货币流通情况也大量耗费了交换成本，货币流通的区域性特征也较强地阻碍了商品的贸易和流通。

而后在铜矿减产、大量铜材出口、劣质铜钱泛滥的背景之下，光绪年间出现“钱荒”，银钱制度进一步衰落。此时，货币干预主义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1910年清政府正式颁布《币制则例》，规定了银本位的基本制度，之后又颁布《新币发行后旧币处理办法》《兑换纸币则例》《造币厂章程》等一系列法令，形成了较为全面完整的改革方案。但清政府在1912年被推翻之后，此改革方案也成为一纸空文。一个经济上强盛的大国，却在货币制度和财税制度领域没有形成法定、垄断的铸币权，是较为罕见的。这也令人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央政府的经济集权究竟是强还是弱产生了质疑和困惑。

2.2.2 动荡混乱：中国近代货币金融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国内地方势力割据，西方列强也在中国大肆划分势力范围，货币流通复杂而混乱。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国重新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而针对混杂的货币局面，1933年国民政府施行了“废两改元”，银圆在法律上成为中国本币，银两制度正式退出货币流通领域，中国货币记账单位重新得到了统一。然而当时正处于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进行货币贬值，国际白银价格随之大幅上涨。白银危机导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和国际收支逆差，对中国经济、金融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中国经济陷入即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之下，中国政府于1935年宣布废除银本位制度，开始实行纸币流通制度，进行法币改革。

法币改革内容包括：（1）货币发行权上收，仅以限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其他银行的钞票需换成法币；（2）所有税收和各类收支款均需使用法币；（3）法币准备金以现银和有价证券做储备基础，现银收归国有，禁止在国内流通；（4）法币与英镑挂钩以稳定汇率，并由规定银行进行无限制外汇买卖。

法币改革之后，仅有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的纸钞流通，其他12家银行的货币发行权被剥夺，钱庄留存的白银也被一扫而光。法币是不兑现的纸币，并不蕴含法定含金（银）量，其价值仅由外汇汇率决定，属于汇兑本位制。至此，中国终于摆脱了受国际金银价格波动摆布的困境，金属本位制正式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同一时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还包括中国正式成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央银行。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初期即开始了对于金融业的整顿，宋子文曾直接表示“统制全国金融是政府统制全国生产的第一步”。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了中央银行机构创立相关的筹备工作；同年10月，《中央银行条例》公布，次年又颁布了《中央银行章程》，并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央银行；根据条例和章程，中央银行享有发行货币、经理国库、经募国内外公债等职责和特权。

法币改革之后，虽然国家政府对于货币发行权的掌控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当时中国的发钞权仍然是与外国银行共同享有的，尚未完全形成垄断局面。当时外国银行发行货币的总体情况是，除去汇丰银行的货币发行权是隶属于当时的香港殖民政府之外，其余大多数外国银行的“纸币发行权并非出自中国政府的授予，而是来自母国政府的特许”，其发行的纸币活跃地流通于对应的各地租界，而这也成为外国列强巩固其在华势力的有力方式。

专栏2-1 外国银行在中国的货币发行

外国银行在中国的货币发行大体包括开端、发展、高潮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端阶段（1845年—1889年），最早在中国领土发行货币的外国银行案例是丽如银行于1845年在香港发行的以西班牙银圆为单位的纸币；进入19世纪60年代之后，汇丰银行开始在香港发行货币，并逐渐成为发钞主力，其纸币主要在香港、华南一带流通。不过由于多种原因，英商银行发行的外币流通金额并不多。第二阶段是发展阶段（1889年—1936年），晚清之后外商银行纸币发行额开始持续上升，并于1918年达到货币发行的阶段性高点，而后由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国银行的货币发行也相对受到了一定影响，发行量上升趋势停滞，开始双向波动。第三阶段是外国货币发行的高潮阶段（1937年—1949年），发行量出现快速大幅增加，首先是日本银行在沦陷区大肆发行货币，使1941年外国银行货币在中国发行量达到最高峰，而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则又以英美银行的纸币发行为主。

外国银行在中国从事货币发行工作有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大多具有准备金制度。例如，1866年香港殖民政府法令规定，“汇丰银行钞票发行额不可超过实付股本数，同时须以不少于发行额三分之一的硬币或金银存于香港总行作为准备金”；大通银行、友华银行及汇兴银行系则受美国纽约州相关法律管制约束（至少50%的货币发行准备），花旗银行、美丰银行系根据美国康涅狄格州法律而设立；同时德日法系银行也大多对应有情形各异的准备金约束。

纵使外国银行在国内发钞因其准备金制度而具有一定的秩序性，但其对中国币制的影响非常之恶劣：首先，这一行为侵犯了中国主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效力也大打折扣；其次，扰乱币制，各类货币的发行导致中国的货币流通分割、杂乱，无法达成实质上的统一；最后，侵犯了中国政府应有的铸币税利益，当中国本土钞票出现危机之时，外国银行的货币发行更是加速扩张，同时中国人对于外国银行产生的迷从心态也使这一局面进一步恶化，“国人对于外国银行之信用，远胜于本国银行，存款者宁以低利存于外国银行，不愿以高利存于本国银行”，由此大量的铸币税收益也源源不断地流入外国银行。

 

除去外国银行与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争抢地盘以外，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共产党发行的货币也开始逐步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随着解放战争最后的胜利，人民币最终也取代法币在全国统一发行。

中国共产党对于金融货币发行工作十分重视，每个革命时期均有相应的货币经济政策以适应革命的需要、辅助根据地的发展。总的来看，共产党的货币发行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抗日战争胜利之前的分散发行、分区流通阶段；（2）新中国成立之前走向统一的过渡阶段；（3）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币诞生的货币统一阶段。

第一阶段：包括两个重要时期。其一是土地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苏区，各根据地之间存有很强的独立性，形成了各自的货币体系。据统计，这一时期共有86个货币发行机构、150多种货币，当时货币发行的主要目的是稳定金融，发展苏区经济，改善当地人民生活。其二是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之后，抗日根据地继续扩大，但由于敌人的包抄，各根据地之间仍处于分割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货币发行的竞争性和斗争性有所加强。在抗战初期，根据地货币多与法币相联系，以共同打击日伪货币，但在抗战中后期则取缔了法币在根据地内的流通，货币体系开始完全独立。

第二阶段：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进入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局的逐步好转，以往相对独立的解放区不断扩大并逐渐连成一片。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原有的货币发行机构开始不断合并集中，货币种类也随之大幅减少。解放战争后期，现有的币种已减少至冀南币、北海币、晋察冀边币和西农币四种，同时四种货币之间还有固定的比价，可以混合流通。这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货币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阶段：1948年年末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人民币随之诞生。人民银行成立之后开始迅速收兑各解放区发行的各种货币，同时禁止金圆券、银圆券等其他党派发行的货币流通，并打击金银外币投机、驱逐外币。在战乱结束、全国和平统一的局面支撑之下，全国货币逐步统一，人民银行正式成为唯一的货币发行机关，而货币发行权也在这时达到完全上收和正式垄断。

由此可见，中国以国家政权垄断铸币权的进程比较缓慢，建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则更为迟缓。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甚至并不拥有垄断发钞权，外资在华银行也部分代行了中央银行职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信用羸弱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