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机上战场
THE CAMERA AT WAR

从最初发明开始，摄影都试图去描绘战争的恐怖——有时是荣耀。照片提供的书面证据被认为是有力的论据，比目击者描述事件更加客观。但早期的战争摄影低于预期，令人失望。

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是最早有摄影记录的，虽然当时的技术勉为其难。当时，动态拍摄无法考虑——照相机很笨拙，且要长时间曝光，因此拍摄移动主体是不可能的。早期的战争照片往往集中反映善后情况：伤痕累累的战场上散落着残砖断瓦和阵亡的士兵。不过，照片也可能会表现战斗间歇时的士兵和防御工事，小心地摆着姿势。这两个内容都没有反映战争的真相，却否定了这一新媒体的纪实力量。更有甚者，拍摄善后，没有决定性的瞬间要捕捉，会导致可疑的做法，拍摄前重新排列取景框内的成分，以取得审美效果，客观真相就此结束。

宣传是战时的一件重要的武器，摄影可发挥其作用，在家乡父老面前营造正面形象，让敌人产生负面形象。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情况就改变了。此时，摄影记者的角色已经登堂入室，摄影师不仅提供影像，而且有详细的字幕解说背景。无处不在的35mm单镜头反光（SLR）照相机，体积小、重量轻，胶卷拍摄36幅才需要重装新的。摄影师拍摄战争有了前所未有的装备。

“战争就像是过气的女演员：危险越来越多，上镜越来越少。”

罗伯特·卡帕

摄影记者们始终认为，摄影可以用来改变舆论。许多人认为，他们的作用不仅是记录事件，而且是变革的推动者。这一点正确到什么程度，不容易厘定，但美军卷入越南战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65年开始，美国在该区域部署军力，试图阻止共产党接管南越。这是一个很失人心的行动。人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犹新，且美国公众对于将军队送到世界的另一端参与冲突并不认同。媒体的角色并不有利于当局。

在越南的摄影师不仅是设备齐全，足以报道战争的现实，而且拥有通信网络，可以迅速把他们拍摄的照片发布到全球。战争控制了每日新闻议程，随着每一个新的故事发生，每一个令人震惊的影像浮出水面，美国卷入冲突的民怨日增。美国的反战运动发展为一个极为强大的势力，不容小觑。

在结束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中，摄影发挥了重要作用，期间产生的标志性影像已彪炳史册。唐·麦库林（Don McCullin）、蒂姆·佩奇（Tim Page）和菲利普·琼斯·格里菲思（Philip Jones Griffiths）等摄影师推出了强有力的作品，尽管环境危险可怕：麦库林被脖子上挂着的尼康照相机挡住了子弹，捡回一命；佩奇头部中了严重的弹片伤，从未完全康复。

照片扭转舆论的绝佳例子有：黄功吾（Nick Ut）拍摄的裸体小姑娘逃离凝固汽油弹轰炸的照片和埃迪·亚当（Eddie Adam）拍摄的警长处决越共游击队俘虏的照片。摄影削弱政府意图的力量得到了证明——民众绝不允许暴行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