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当改革之君遇见改革之臣

然而此时，朝中并无用能臣、革旧制的共识。仁宗晚年无子，一直为立嗣之事纠结，吴奎是少数几个上疏力谏仁宗立宗子为皇子的大臣之一，神宗因此认为他“辅立先帝，其功尤大”，即位后便重用其为参知政事。吴奎的进言是：应对民困财乏问题，要顺其自然，帝王的职责是辨忠奸，用君子，让各级官员发挥作用，国家自然会大治。

若在太平盛世，吴奎的看法并无问题，但神宗面临的绝非这样的局面。所谓君子小人之辨，完全是传统儒家的政治理念，对于实际的用人问题于事无补。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说得清吗？

满朝大臣中，唯一能理解神宗的，恐怕只有韩维。

早在仁宗朝后期，韩维便做了神宗的老师。1063年五月，十五岁的神宗初封淮阳郡王，次年，英宗即位，神宗继封为颍王，韩维均侍奉左右。韩维对神宗的管教严格，神宗对于这位老师也极为尊重。《邵氏闻见录》载：“诸公一日侍神宗坐，近侍以弓样靴进。维日：‘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毁去。”韩维不仅管神宗的学习，还管他的品行。

为解新君之忧，韩维举荐了赋闲于江宁的王安石。

1063年八月，王安石母亲吴氏在京去世，王安石去官，奉母灵柩归江宁，与其父合葬。服母丧三年后，王安石继续留在江宁讲学，收陆佃、龚原、李定、蔡卞等人为弟子。英宗屡召他赴京，王安石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恳辞。

王安石放弃朝廷征召的原因，写在他在江宁时所作的《古松》诗中。诗曰：“森森直干百余寻，高入青冥不附林。万壑风生成夜响，千山月照挂秋阴。岂因粪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诗表达的意思是，高大的古松乃自然之造化，假如庙堂之上缺乏这样的栋梁，就尽管来伐取吧。但如果不是良匠，就不要糟蹋这珍贵的材料！

神宗问：王安石现在哪里？

韩维说：在江宁。

神宗问：朕召他，他肯来吗？

韩维说：王安石志在经世，非甘心老于山林，若陛下以礼致之，安能不来？

神宗说：卿可先给王安石写信，说明朕意，随后便召他。

韩维说：这样啊，王安石必不来。

神宗问何故。

韩维说：“安石平日每欲以道进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书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见在京师，数来臣家，臣当自以陛下意语之，彼必能达。”

神宗与韩维的以上对话说明，韩维对王安石的个性、志向、心态了如指掌，并且通过王安石之子王雱，与王安石保持着热络。韩维不仅推荐了王安石，而且断定王安石能应召，前提是，这个人有点傲气，“以道进退”，皇帝你要“以礼致之”。

神宗对王安石并不陌生，韩维讲课，每次得到神宗嘉许，都要露出神往的口气说：这不是我的想法，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

神宗答应了韩维的要求，召王安石入京。但王安石仍旧婉拒，理由是，生病了。

神宗忙召问执政大臣说：王安石是先帝的大臣，先帝请不动，我原以为是他态度不恭。现在又请不来，是真的病了，还是要提什么条件？

宰相曾公亮说：王安石文才、学识、品德俱佳，应该大用，屡召不起，肯定是身体有病，他不会欺罔陛下。

吴奎却说：臣曾与王安石共事，此人有错不认，刚愎自用，主张迂阔，一旦受重用，必定紊乱朝纲。

神宗还是认为韩维说得对——以礼相待，既然病了，就先不要跑那么远，令改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大臣们都觉得王安石还会推辞，出乎意料的是，王安石这一次却应诏出任。

王安石感觉到了神宗的诚意。君子待时而动，蓄势待发。王安石并非不想回到朝廷，自小便以父亲为楷模，“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只是觉得时机一直未到。现在，“良匠”出现，时机已到。

王安石很快又奉诏，1067年九月，入京任为翰林学士兼侍讲，成为大行皇帝的近臣。

宋袭唐制，设翰林学士院，负责起草朝廷制诰、赦敕、国书以及宫廷所用文书，侍奉皇帝出巡，实际是皇帝的秘书处。学士中资格最老的称翰林学士承旨，其下称翰林学士、知制诰。宋朝的馆职包括直馆、直院、修撰、检讨、直阁、校理等，能入馆职的，均是诗坛、文坛的大才子。馆职通常晋升为修起居注官，包括直馆、直院及修撰。再往上便是知制诰，最后才是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号称“儒生之至荣”，有“储相”之称，这样的安排，足见神宗对王安石的用心。

次年即1068年，神宗改元，称熙宁元年。四月初四，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二十岁的神宗与四十七岁的王安石第一次见面。

神宗心情急切，一上来就问：要大治天下，应当先做什么？

王安石答道：“以择术为先。”治天下，第一位的是要选择正确的策略。

神宗又问：唐太宗怎么样？

唐太宗是帝王中的佼佼者，踌躇满志的神宗认为，以唐太宗为榜样，志向已算是很远大了。不料，王安石语出惊人，他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怎么能只做唐太宗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后世学者不能领会，以为高不可及。

对于王安石的这一回答，后世有许多人认为他狂妄无忌，大话欺人，蛊惑神宗。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神宗》中就说：“王安石之入对，首以大言震神宗。”但哲学家贺麟先生不这么认为，他在《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文中说：王安石的话其实是他多年来怀抱的根本主张，神宗憧憬汉唐现实政治，而王安石“要把神宗转变为趋向三代伊周式的理想政治”。

神宗接着问：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这是什么原因呢？

王安石没有详细作答，不久，他上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提出书面报告。

王安石说：我前些天承蒙陛下问到我朝之所以统治了上百年，天下太平无事的原因。我因为浅薄无知，错蒙皇上询问，由于时间紧迫，不敢长时间留在宫中，话还来不及说完，就告辞退朝。私下想到皇上问到这个问题，是天下的福气，而我却没有一句中肯的话奉献，不是身边官员效忠君主的态度，所以敢于不揣冒昧粗略地说说我的看法。

王安石说：太祖具有极高的智慧、独到的见解，详尽了解各种人物的真伪，指挥任命，一定做到人尽其才，设置变革措施，一定能够符合现实情况。所以能够驾驭将帅，练好兵卒，对外抵抗外族入侵，对内靠他们平定动乱。于是废除苛捐杂税，禁止酷刑，废除强横的藩镇势力，诛杀贪婪残暴的官吏，自身俭朴，为天下做出了榜样。太祖在制定政策发布命令时，一切以百姓能平安、得利为准则。太宗继承了太祖的聪慧勇武，真宗保持了太祖的谦恭仁爱，到了仁宗、英宗，没有丧失道德的地方。这就是所以能够统治上百年，而天下太平的缘故。

王安石高度赞扬了仁宗的政治美德，说：仁宗对上敬畏天命，对下敬畏人民；宽厚仁爱，谦恭俭朴，出于天性；忠恕诚恳，始终如一。没有随意兴办一项工程，没有随意杀过一个人。刑罚轻缓而公正，赏赐很重而守信用。采纳谏官、御史的建议，多方面地听取和观察，而不会受到偏见、谗言的蒙蔽。从监察官吏到州、县的官员，没有人敢暴虐残酷，擅自增加赋税徭役，来损害老百姓。从县令、京官，到监司、台阁，虽然不能全部称职，然而闻名一时的有才能的人，也很少有埋没不被任用的。驾崩的那一天，天下的人民放声痛哭，如同死去父母。

接下来，王安石指出了当朝的六大弊政：

一是君主在国家治理方向上因循守旧，一切听任自然，主观努力不够。

二是在吏治方面，单凭写诗作赋、博闻强记选拔天下士人，缺乏通过学校教育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朝廷中以科名贵贱、资历深浅排列官位，地方则频繁地调动迁官，缺乏考核实绩的制度，夸夸其谈的人能够乱真，结党营私的身居显要，奉公守职的人无法被重用。

三是在农业方面，农民受到了徭役的牵累，遇到灾荒也看不到朝廷的救济抚恤，又不设置官员，组织他们兴修农田水利。

四是在军事方面，士兵中混杂着老弱病员，没有加以整顿，又不能替他们选拔好将领，让他们长久地掌兵守边，保卫都城的都是些兵痞无赖，没有彻底改变五代时对军人纵容、笼络的坏习惯。

五是在宗室管理方面，缺乏正确教导、选拔推荐之法。

六是在财政管理方面，基本上没有法度，皇上俭朴节约而人民却不富足，操心勤勉而国家并不强大。

王安石认为，国家之所以百年无事，是老天爷眷顾，“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但这种状况不可能长久，百年无事的背后有许多隐忧，政治上因循守旧，农民负担很重，军事上积重难返，“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是年距太祖立国刚好一百零八年。古人有“盛世”之说，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还来不及看到“康乾盛世”，他在《宋论·太祖》中指出，自尧舜禹三代之后，中国的盛世有三个。第一个盛世是文景之治，但只坚持了两代。第二个盛世是贞观之治，但李世民一死，这个盛世也宣告结束。第三个盛世，就是北宋的盛世，这个盛世从太祖开始，一直到英宗，历经五世，历时最长，有一百余年之久。

但王夫之的北宋百年“盛世”说并未受到广泛认同，相比之下，王安石的百年“无事”说更为贴切。

王安石一对一奏，给神宗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札子中的那句“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令神宗怦然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