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组建政研室的提议

一九七五年六月，记不清楚是哪一天，我忽然接到胡乔木的电话，约我见面。

这个电话让我很意外。在这之前，我同胡乔木最后一次见面还是一九六一年的事。那年年初，胡乔木奉毛泽东之命带一个调查组去湖南农村调查，我是这个调查组的成员。三月，中央在广州开工作会议，胡乔木和我都参加了。会后，他和我各奔东西。后来知道，会后不久他就去外地养病，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和我都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了。在红卫兵、造反派召开的多次批判“走资派”的大会上，我作为“陪斗”，见过彭真、陆定一、张闻天、薄一波等人，但是从没见过胡乔木。一晃十四年，彼此音讯全无，忽然接到他的电话，而且要我去见面，我着实猜不透是怎么回事。

见面后，看到胡乔木的面孔没有多大变化，我想我自己也会是这样。熟人见面总免不了寒暄几句，但我同他从来没有聊过天。他不喜欢聊天，那天只说了几句就进入正题。而这个正题，更让我意外。

胡乔木告诉我，现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考虑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为他服务，做调查研究和思想理论方面的工作。他说，这个工作很有意义，邓小平已经找过他，他也已经决定参加这个工作，希望我也同他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已经有九年没有工作，这年上半年，林乎加（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要我到国家计委做些带研究性的事情，但只不过是当“客卿”。现在有这样好的一个工作让我去做，我当然很高兴。

胡乔木还告诉我，邓小平考虑，为了工作方便，把这个研究室设在国务院而不设在党中央。写到这里，我想说明一个情况，很多人以为邓小平从一九七五年初开始就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了，不少书和文章也这么写。其实并不确切。这年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邓小平作为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而这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是王洪文，邓小平是七月初才开始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胡乔木没有说明为什么这样才方便，不过我一听就明白：那时，王洪文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意识形态的几个党中央部门更是控制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里，如果这个政治研究室归属党中央，将很难开展工作。

建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由来，我后来才知道了更多一些情况。

邓小平有这个想法是在这年年初，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说成立政治研究室，而是说要找一些人当顾问。这年一月六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考虑找胡乔木、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人当国务院的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钓鱼台的班子”是指“文化大革命”前在中苏论战过程中中央组织的写作班子，这个班子由邓小平领导，常驻钓鱼台，“九评”就是这个班子写的。邓小平还出了一些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也说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邓小平说，这些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问题。从“九评”以后，就很少有那样系统地解答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总之一句话，就是没有论证。

胡乔木说这些工作很重要，不过他做不合适，因为他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邓小平说：你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做了结论嘛！邓又说，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邓还嘱咐胡乔木，他所谈的这些，党中央和国务院还没有讨论，只是随便交换意见。

邓小平找胡乔木谈话的前一天，即一月五日，中央发出了这年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毛泽东还提议邓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党中央副主席。邓同胡乔木谈话两天后，八日至十日，党中央举行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十三日至十七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文化大革命”前相比，邓小平所担任的职务更多了，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是邓过去未曾担任过的。这说明邓小平将在中央最高领导层负起主要责任。作为承担如此紧要和繁重工作的领导人，邓自然需要一个“秀才班子”，而中央当时并没有一个这样的现成班子。

不知什么原因，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之后，组织写作班子这件事拖了几个月。也是后来才知道，这年上半年，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了一场政治较量，也是他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后同“四人帮”的第一轮较量。

“组阁”失败的“四人帮”，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之后不久，便打出批判“经验主义”的旗号，宣称“现在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把矛头指向已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四月十八日，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情况，并且明确表示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毛泽东赞同邓小平的意见。二十三日，毛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还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的批示还要求将这个问题“提政治局一议”。

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且批评他们自一九七三年以来多次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的行径以及他们的宗派活动。江青等人认为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的再现”。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攻击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江青还给毛泽东打电话。五月三日，毛泽东自己主持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表示：“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毛还明确批评了江青等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据说，这是毛泽东主持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发了话，支持了周恩来、邓小平。

五月二十七日，经毛批准，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邓小平作中心发言，强调毛主席提出政治局要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邓还驳斥了江青等人对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指责：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邓说，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一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六月三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继续批评“四人帮”。邓最后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还要将会议情况报告毛主席。

几天后，邓小平利用陪同毛主席会见外宾的机会，向他汇报了政治局开会的情况。毛表示：“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还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毛对邓说：“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表示：“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发生了这场较量，邓恐怕一时顾不上组建写作班子的事情。毛泽东同邓小平的一番话，算是对这次较量作了个总结。显然，邓在这个回合占了上风。

这一轮较量有了眉目，邓腾出工夫来，又开始考虑写作班子的事。六月八日，邓小平再次找胡乔木谈话，重提此事。这次邓小平说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邓要胡乔木提出这个政治研究室的名单，胡乔木加上了我。

六月十五日，邓小平在写给当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的信中，附了一段话：“另，国务院设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一点的，培养做理论工作。此事亦请一并提政治局审议。”

胡乔木找我谈话是在邓小平写信之前还是之后，我已记不起来了。不过，不久以后中央就下发了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