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十三五”时期国内外环境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诚如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二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这是党中央对我国发展背景和形势作出的重大判断。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作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为此需要“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经济发展“新常态”，成为认识、分析、研究“十三五”时期的基本线索。

为此，我们需要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全面分析“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环境、发展机遇、发展挑战，更好地“抓住天时，利用地利，实现人和，开创未来”。

一、国际环境

“十三五”时期，国际环境将继续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与此同时，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更加复杂、更加深远，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天时”和“地利”。就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来看：和平、发展、合作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全球发展将表现出相互关联、相互推动的以下四大趋势：

第一，全球经济仍处于黄金增长期，南方国家迅速崛起。当前，全球经济仍然处于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世界经济和贸易进入恢复性增长期。由于南方国家经济贸易总量占世界比重已经超过了北方国家，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成为世界经济贸易增长的新动力和最大的推动力。到2020年，南方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的60%以上，出口总量占世界的近70%，全球经济仍处于黄金增长期。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贸易自由化仍是世界经济发展主流，国际产业分工转移的范围更广、规模更大、层次更深，形成了更加复杂的国际分工和产业发展格局，这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全球性的跨境投资、跨国兼并、跨国技术扩散、跨国互联网贸易等大趋势，也为中国“走出去”，为中国“投资世界”，开拓外部发展空间，创造了巨大的商机。中国不仅将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国，还将成为对外投资的最大国之一。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增长、投资增长的最大“发动机”，还是世界宏观经济稳定的最大“稳定器”或“压舱石”。

第二，国际政治文化格局大调整，趋于多极化、民主化。随着北方国家经济贸易总量占世界比重持续下降，国际竞争力和创新力相对减弱，加之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和负面影响，两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北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国际关系、文化等领域的霸权体系格局逐渐被南方国家迅速崛起所打破，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不仅直接参与G20国家峰会，还建立了类似的“金砖五国”峰会等。这在客观上也为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不仅成为南方国家的代表者，还成为南北方国家沟通协商的桥梁，大大提高了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发言权。特别是中国所提倡的共赢主义，更加符合“得道者多助”的道理，日益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促进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朝着更加合理、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中国仍然是全球治理的领导者，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最大提供者之一。

第三，全球性科技创新孕育重大突破，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影响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正在催生全球科技革命，无论是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还是中、印、俄等新兴经济体，都在发动科技革命，抢占全球创新的制高点。创新能力将是决定一国在国际竞争中成败的关键因素。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球将进入科技创新活跃期，无论是科技成果的产出，还是科技市场的繁荣程度，抑或是各国的科技投入能力，在这一阶段都将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全球将迎来更加激烈的科技竞争。从科技创新发展趋势上看，南北方国家科技发展差距远高于它们的经济发展差距，但是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大幅增加研发投入，大量培养科技人才，大力支持信息网络、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兴领域、新兴技术、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加快了与北方国家科技水平的趋同速度，该速度远高于它们之间的经济趋同速度。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以及后发优势等，使得中国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和作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引进模仿创新者转变为创新集成者、自主创新者，从创新跟随者变为创新并驾齐驱者，进而成为创新领先者。中国仍然是全球发明专利申请量最大的创新体，还将成为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最大的创新体。

第四，全球进入绿色工业革命的黎明期和发动期。下一个发展时期，绿色能源转型将开始启动，“十三五”时期也将是全球能源消费开始转型的关键时期。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南北方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如果各国积极合作，推动绿色能源革命，创新绿色经济革命，全球碳排放有可能在2020—2030年进入低增长，并在某个时间点达到峰值，而后逐步下降。中国要成为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即绿色工业革命的发动者、参与者、创新者和引领者。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绿色能源创新国、投资国、生产国、消费国，还将成为全球碳排放尽早达到高峰的决定性国家。

与此同时，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反而影响更加深远，使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趋缓。长达7年时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加凸显了北方国家的长期增长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就美国而言，长期（1891—2013年）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按每小时产出计算）为2%，但是2004—2013年仅为1.33%，明显低于长期增长趋势。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例如欧盟，2014年失业率高达11.2%。从中长期看，北方国家不仅长期低增长，而且长期高失业率，由此产生的外溢性就是直接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增长率。

全球需求严重不足，成为中国最大的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以外贸依存度（货物贸易和占GDP比重）为例，进入21世纪，不论是中国还是整个世界，外贸依存度都呈上升趋势，其中中国上升趋势最高，2001年中国和世界的外贸依存度都是38.1%，到2006年中国上升至64.9%，比世界整体水平48.3%高出16.6个百分点，而后中国一路下滑，下降至2009年的44.2%，2014年降至41.5%，既比最高峰的2006年下降了23.4个百分点，也比世界平均依存度（49.9%，2013年数据）低了8.4个百分点。全球需求严重不足，既是中国外贸依存度持续下降并达到较低点的直接原因，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外部原因，这是我们无法控制也无法预测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中国成为“众矢之的”。尽管北方国家走向相对衰弱，但是在市场、贸易、投资、科技、知识产权、人才、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安全（标准）、文化等方面仍长期占据相对优势，并在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利用国际或国内规则为“中国产品”、“中国技术”、“中国品牌”等设置各种门槛。这对中国实行“走出去”战略、“投资世界”，提高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国际软实力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

全球各类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性问题日益突出。这包括全球能源短缺、主要资源短缺引起的能源资源安全问题，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气候灾害以及碳排放问题，全球人口增长引起的粮食需求不足、供给不公平的粮食安全问题，全球网络化引起的黑客供给的信息不安全问题，遍布全球的各种极端组织引起的恐怖主义，等等。这成为上亿中国游客走出去，上千万中国投资者、企业家、经商者、劳务输出等走出去，上百万中国留学生走出去，造成前所未有的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民生外交新问题。

总的来讲，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中国成为世界和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影响力越来越大。对一个具有超大规模人口的经济体而言，中国面对的国际发展机遇和挑战都在增强，但是机遇多于挑战，挑战也可以转化为新的机遇，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大大缩小了与美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等方面的相对差距。“十三五”时期，仍将是中国大有作为、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战略机遇期。

二、国内环境

如何认识未来中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呢？至少有三个关键词：一是“四个全面”，即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二是“三大规律”、“三大发展”；三是“新常态”，即党中央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

首先是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十三五”时期，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二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和军队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动力；三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性阶段，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四是全面从严治党，锻造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四个全面”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其次是党中央提出的“三大规律”、“三大发展”。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又进一步拓展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新政治经济学。

再次是党中央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判断、大逻辑。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认识，也是对全面科学发展的最新认识。

那么，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一新阶段呢？如何适应“新常态”？如何把握“新常态”的重要特征？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九大新趋势和四大特征。（见专栏2-1）

专栏2-1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九大趋势和四大特征

九大趋势：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的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四大特征：

一是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增长速度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

二是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三是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四是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资料来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2日。

所谓“新常态”，就是我国经济更高级的发展阶段。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就会有新的发展特征，新的发展动力，新的发展趋势，这就需要新的发展思路、发展政策，“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再上一个发展的新台阶。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总体基本方向没有变，既有“时”（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又有“势”（处在全球上升通道上）；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既有动力，也有压力。但是有利条件多于不利条件，机遇大于挑战，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一是中国正在从上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迈进。其中，已经有8个地区人均GDP进入10000美元（位居世界第88位）。总体上，中国将在2020—2023年期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口比例上看，有2/5左右的人口进入高收入阶段。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成功地突破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要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突破并跨越“西方民主化陷阱”。

二是中国已经从中高人类发展水平（HDI小于0.700）向高人类发展水平（HDI大于0.700）迈进。2015年，中国HDI将达到0.727,在世界187个国家或地区中居第87位。“十三五”时期，中国人类发展水平继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稳步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更充分地体现以人为本思想，更充分地转化为人类生活需求，更充分地保障与发展需求的更大满足。到2020年，进一步提高至0.760，其中人口教育和健康指标对提高人类发展水平的贡献更为显著。中国在世界的排位相当于目前第69位的土耳其，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只有西藏因人口预期寿命、教育指标偏低，而未达到高人类发展水平。

三是中国从富裕型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在30%—40%之间）向更富裕型（恩格尔系数低于30%）迈进。2014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1.0%和33.6%，到2020年，均降至30%以下，达到世界更富裕型（消费结构）国家水平，既反映了居民的食品、服装和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占总支出的比例不断下降，又反映了住房、医疗、教育、文化与娱乐领域的支出比重不断上升，居民生活品质进一步改善。恩格尔系数指标不受价格水平差异或变动的影响，要比人均收入（也包括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更能反映中国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质量和水平。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要的标志。

专栏2-2 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变化（1978—2020）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水平，50%—59%为温饱水平，40%—49%为小康水平，30%—39%为富裕水平，低于30%为更富裕水平。根据这一标准，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将进入更加富裕的阶段。

从经济发展速度看，一是中国仍处在经济起飞过程，如果从1978年算起，这一起飞过程持续了30多年的时间，并将持续到2030年或更长的时间。二是在这一经济起飞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两个阶段：1978—2011年的高速增长阶段，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9%；2012年以后的中高速增长阶段，GDP年平均增长率在7%以上。

实现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一是经济规模效应，中国GDP的规模越来越大，就会使增长速度递减。按汇率法计算，已经超过了10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也达到了17万亿美元，在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即中国和美国具有这样的经济规模。美国从2000年跨进10万亿美元之后，经济增长率就没有超过3%。二是追赶效应，中国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也会使追赶速度递减。三是中国长期发展的约束条件。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硬约束：能源供给约束；其他主要资源供给约束，包括耕地资源、水资源、重要矿产资源的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二氧化碳排放约束，中国的排放量已经是美国和欧盟排放量之总和，因而成为四大约束中最大的约束。只有中国经济从10%左右的增长率下降至7%左右的增长率，才能直接降低对上述生产要素的需求增长率；此外，各类能源消费需求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弹性系数也有所下降，进而才能够大大缓解上述四大约束。尤其是第四个约束，既是国内约束，更是国际约束。这在客观上也要求增速递减。四是最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主动调整、主动减速的结果（见专栏2-3）。例如从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来看，“十五”、“十一五”提出的预期目标分别为7%与7.5%，但实际值比目标值分别高出2.5个百分点和3.7个百分点，这也解释了为何这两个时期始终未能完成结构升级（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3个百分点）等目标。进入“十二五”时期，预期目标调整至7%，2011年年度目标为8%，2012—2014年则降低至7.5%左右，今年又进一步降低至7%左右。随之，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值就从2010年的10.4%下降至2014年的7.4%，下降了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率的转变是主动适应新发展阶段的主动调整的结果。实际值与预期目标值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以至于接近目标值，也反映了发展导向和目标，从高增长向中高增长稳健过渡，从经济增长优先转向就业增长优先、民生优先。

专栏2-3 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值与实际值（2001—2020）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目标是现实可能和政府调控预期的结合，它既反映了对于经济发展趋势的客观判断，又反映了政府的主动调控方向。从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来看，预期目标总体上是留有余地的，并保持了良好的目标完成纪录，近年来实际值和预期目标值的差距逐步缩小。

因此，“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左右是适宜的，实际情况可能会在7%以上，这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从速度型到质量型、效率型、效益型的重大转折。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7%以上仍然是高增长类型（中国所说的中高速增长就是国际上公认的“高增长”）。

从人口结构来看，人口红利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人力资源红利（指新增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规模越来越大，全国大专以上人口由2010年的1.19亿人上升至2013年的1.3亿人，超过世界总人口第11位的日本（2014年全国总人口为1.27亿人），到2015年预计突破1.5亿人，将会超过世界总人口排第10位的俄罗斯（2014年全国总人口为1.4亿人），净增大专以上人口3000万人，如果再加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净增超过3000万人，他们全部进入就业队伍，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口红利下降的影响。

从增长动力来看，仍然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从增长需求来看，消费需求将大于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又更多地体现了有效投资和长期投资的需求。从增长来源看，要素投入特别是投资增长率有所下降，无论是技术创新、供给创新、市场创新，还是劳动力和人才培养竞争转移流动，都会使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从增长效率来看，经济体制改革会有效地促进各类要素特别是土地、资源、资本等更加有效地配置。从增长效益来看，不仅促进了经济效益，而且还促进了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的提高。例如，有效的创造就业本身不仅具有私人收益率，还具有社会收益率，不仅具有经济效益，还具有其他效益。概言之，所谓“中高速增长”就是“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速度，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

从经济结构变迁看，发生质的变化。首先，从生产结构看，从工业主导的产业体系转向服务业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以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继续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其次，从需求结构看，从投资为主、消费为辅转向消费为主、投资为辅，特别是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率，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居世界前列，使消费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扩大有效投资，特别是对具有长期性、公共性、互联性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对那些开发性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再次，从就业结构看，从农村劳动力为主转向城镇劳动力为主，继续提高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发展新兴产业、服务业和小微企业等就业密集型、技能密集型、信息密集型产业。

从工业化发展阶段看，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变，从加速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加速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变，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机器人制造、绿色制造、3D制造、数字化制造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制造业国、制成品出口国，但还不是世界工业强国、制造业强国、中高端制成品出口强国。此外，中国在那些资源密集产业、重化工业以及中低端产业方面，出现严重的过剩。《中国制造2025》规划提出了大体需要用三个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分三步走：到2025年进入制造强国行列；到2035年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从城镇化发展阶段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从土地城镇化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转变，从“一市两制”向“一市一制”转变。今后的城镇化，就是要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村人口转移居住地，农民工和流动人口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到2020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还有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从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转向生态文明建设，进入生态盈余增长期、环境污染与治理相持期。经过“十一五”、“十二五”时期大规模的生态环境投资建设，“十三五”时期，环境保护综合效益将逐步显现，主要资源环境指标明显向好，人居环境质量普遍提升，生态盈余存量增加显著，但总体上仍处于环境破坏与保护、污染与治理相持时期。“十三五”时期，全社会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投资预计将达同期GDP的1.5%，大气、土壤和水体环境质量明显改善，雾霾、土壤重金属与化学品污染、水体污染治理成效显著，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面积持续减少。耕地减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量、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持续下降。

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一是全面对外开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吸引外资“投资中国”到鼓励中资“投资世界”，在此过程中形成新的增长点，拓展了“一带一路”战略路线，获得了各种稀缺战略性资源，创造了“无限大”的发展空间，创新了中国独特的“共赢主义”（即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二是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建立更加民主、公平和均衡的国际经济政治治理结构及机制，更加发挥全球领导者作用，有效、及时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参与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全球金融安全、全球能源安全、全球粮食食品安全、全球网络安全、全球生态安全等。三是全面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政治经济的全球影响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和地区事务主导能力，增强国家对外软实力。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意味着中国从1.0版本阶段进入2.0升级版阶段。（见专栏2-4）因此，需要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既要认识“新常态”，又要适应“新常态”，更要引领“新常态”。

专栏2-4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从1.0版本到2.0版本

中国经济发展从老常态到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从1.0版本阶段进入2.0升级版阶段，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根本性特征的改变：

在充分肯定我们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长期制约我国发展的深层次因素，以及现实所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十三五”时期仍是我国各类矛盾的凸显期，这与中国超高发展速度、超大规模社会转型特定背景有关。一方面中国快速追赶发达国家，创造了发展奇迹；另一方面，整个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产生的成本、代价和风险也将集中地凸显出来。

首先，处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期。投资增长回落，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外需严重不足，存在着各种财政金融等风险，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市场调整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作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又面临着许多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化解产能过剩又会产生其他社会问题和社会压力，工业产品价格指数(PPI)持续下降，通缩预期上升，各类生产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十分困难，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社会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侵权违约、假冒伪劣、排放污染等现象屡见不鲜。

其次，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在发展进程中，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类人群正在发生深刻分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仍然很大；各地区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但仍然差异甚大；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但仍然欠缺公平，尤其是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有很大差距；我国老年人口已经超过2亿人，形成巨大的社会养老负担，又缺少必要的养老服务；我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少子化趋势，对未来时期的教育、劳动就业产生深远影响；十几亿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质量、加强和改善公共服务的巨大需求与有限供给之间形成基本矛盾，也形成巨大的财政压力。

再次，处在人与自然矛盾凸显期。我国人口总量、经济总量、贸易总量、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无论是资源能源人口承载能力还是生态环境的容量质量都接近或达到极限，成为越来越大的强约束，越来越紧的紧约束，即使大量进口能源资源也很难缓解这一根本性深层次矛盾，除非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

到2020年使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发展机遇、发展奇迹，也是巨大的发展压力、发展挑战。但是，机遇大于挑战，挑战也能转化为新的机遇。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抓住并充分用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把一切积极因素、和谐因素调动起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不和谐因素为和谐因素，沉着应对并妥善处理好各种风险和挑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成为世界强国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