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挽歌
——由莫言获“诺奖”而想起的鲁迅的一些话
郜元宝
我因为读了点鲁迅的书，对当代文学，总忘不了尝试用鲁迅的标准衡量一下，用鲁迅的眼光打量一番。评论界前辈程德培老师开玩笑说：“你的评论不好玩，要么开头引鲁迅，要么结尾引鲁迅，总是鲁迅，‘吃大弗消’。”这种写法好不好玩，我不知道，但积习难改，只好对德培老师以及有同感的朋友们道一声惭愧了。前几天遇见陈村，他说：“你这样写我倒没意见，只怕鲁迅不干，他老先生愿意跟我们排一块儿吗？”我想，这种担心应该是多余的。鲁迅固然说过“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子也不转过去”，但在现实的文学交往中他并不怕“破骨脚”的粪勺战术，也没有害洁癖到不肯沾上别人或被别人沾上。一部《鲁迅全集》与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主动或被动挤在鲁迅身边的作家还少吗？要不要跟鲁迅排一块儿，不是鲁迅而是别人需要考虑的。
这次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海内外凡有华人的地方一片沸腾，这使我又想起了鲁迅，想起了他的一些话。
1927年在致台静农的信中鲁迅明确表示，梁启超不够资格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自己也不配。他希望“诺奖”评委不要对“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这样“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鲁迅的意思很清楚，他不希望“诺奖”评委们因为对中国有什么特别的态度而偏袒中国文学；中国是中国，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二者有联系，但不能划等号。其次，他更不希望因为被提名乃至于获奖而助长中国作家的虚荣心，使他们觉得好像真就跻身世界一流文学家行列了。在这封信里，沉稳自尊的鲁迅对“诺奖”本身并未说什么不恭敬的话，他的重点是提醒中国作家和读者面对“诺奖”要保持明智。
大师风范，令人神往。
此次莫言获奖，已经被说成是继“奥运”“世博”之后本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三大标志，这样兴高采烈之际，个人的获奖行为一下子被提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有媒体甚至说莫言这次是代表中国去领奖），但不知有没有想过，是否因为莫言获奖，莫言本人或者跟莫言差不多的当代中国其他作家的水平顿时就超过了梁启超和鲁迅？或者超过了巴金、老舍、沈从文、钱锺书、汪曾祺等人，并且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准？
诺贝尔文学奖并非高不可攀，中国作家并非必须达到上面几位的水准才能获奖，但不妨借此机会想想曾经被反复炒作的老问题：当代中国文学是否超过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是否真的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的答案很简单：包括莫言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尽管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如果要在整体上与现代作家相比，则差距之大，何可以道里计！
比较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应该把进化和退化两种因素都考虑到，看看整体上是进化多还是退化多。比如，不能说当代作家语言比现代作家“规范”，当代文学就超过了现代文学，文学语言的价值并不取决于“规范”与否。不规范或不够规范的现代文学语言比自以为规范的当代文学语言，词汇和语法都要丰富得多、准确得多。我常常怀疑所谓“规范”其实是语言“萎缩”的另一种说法。又比如，许多人认为当代作家叙事艺术已超过现代作家，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超过了现代文学，因为叙事文学的价值并不全取决于叙事艺术，否则博尔赫斯就可能要永远居于世界文学的群峰之巅了。现代文学的叙述方式偏向于单纯明亮的直线叙述，某些当代作家受到当代外国文学的影响，有意使其叙事趋向于复线和晦暗，二者是风格差异，不是高低不同。《许三观卖血记》对许三观的几次卖血描写得绘声绘色，叙述的充分性大大超过鲁迅写祥林嫂的接二连三的惨剧，但能否说余华的“详笔”超过了鲁迅的“省笔”呢？再比如，文学造诣在质不在量，当代作家的产量普遍高于现代作家，能否说当代作家的成就超过现代作家呢？
整体气象上，现代作家看似青涩粗糙，实际往往浑厚质朴；当代作家看似圆通成熟，实际往往虚假孱弱。像鲁迅、周作人那样沉稳练达偏于中年乃至老年心态的作家在现代文学中不多见，但他们并非不喜欢青年文化，只希望有从青年自然地过渡到中老年的成熟稳健的文化。当时绝大多数人确实太年轻化了，《新青年》集团那些健将们不都是一群“老新党”“老少年”吗？少年和中老年不仅指自然年龄，更指文学和文化品格。现代文学趋向于青年心态，并不意味着现代作家都像青年人那样光有热情而少理智。他们的青年心态类似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所谓“开放心灵”，是除旧布新的积极创造、勇敢反叛的亢奋与冲动。现代文学的少年是读过中外古今许多书、有许多真诚而深入的思考、经过大风大浪历练仍然大体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老少年。当代文学诚然多为中年人含蓄曲折的表达，但这中年是并没有读过多少中外古今的典籍、并没有怎样真诚而独立的思考、经过大风大浪历练之后往往已经失去赤子之心的文化修养较差而俗世之气较重的中年（包括“少年老成”），其表达的含蓄并非委婉深刻而是扭曲变形，其言说的曲折往往意味着言不由衷。这就恰如鲁迅在谈到刘半农时所说：“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是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造成这种差异，其中一个原因是现代作家生于“王纲解钮的时代”，比较自由，加上自幼饱读诗书，国学基本功扎实，又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接触世界先进文化，自然拥有充沛的创造力和良好的鉴别力；当代作家生于全方位控制的时代，身体不自由，心灵被禁锢，受教育机会又少得可怜，普遍既无旧学根底，更无西学修养，创造力与鉴别力自然不会好。时间上超过现代文学一倍的当代文学，60多年里没有出现一个像鲁迅那样反抗传统而又批判地继承传统、反抗西方而又勇敢地融入世界、干预现实而又持守着文学本位的集大成者，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现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的“终结”又是将来无数个“当代文学”的“开端”的不可替代之处。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现代作家写不出当代文学，当代作家也写不出现代文学，现、当代作家根据各自的时代条件努力写出真实呈现各自时代的文化个性的文学，达到自身能力允许达到的境界。理解两种文学的产生背景和基本特征，才能有所比较。大致说来，当代文学尽管某些方面有进步，整体气象还是退步了。
“诺奖”评委错过现代中国作家而看中当代中国作家，不知道他们是否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超过了中国现代文学？如果这样，他们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识还大可商榷。也不知道他们这次仅仅是因为欣赏莫言作品，还是冲着具有“诺奖情结”的中国和中国人而给莫言发奖？若是后者，文学奖的文学性或通常所谓含金量就要打点折扣了。
这涉及评委内幕，本来不值得去猜测，问题是还真有一些容易激动的人士扬言，莫言获奖的意义在于证明中国综合国力上去了，西方不敢再小瞧我们，也不敢再小瞧我们的文学，国际大奖不把正在崛起或已经崛起的中国人考虑进去，没有中国人参与其中，就要跌价。这种说法的逻辑很单纯，就是认为中国文学价值的高下取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口袋的鼓瘪，中国文学一旦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就鸡犬升天，今非昔比，达到世界一流水准，获得了世界承认。因为国家和人种的关系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又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虚荣心膨胀，这不正是鲁迅当年最怕看到的吗？
我听到消息，第一反应也是替莫言和中国文学感到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一听到别人获“诺奖”，马上联想起托尔斯泰曾经被错过，甚至联想到海明威、川端康成的结局，这种不可救药的悲观病态的人毕竟还不多。但我高兴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获奖作为一个事件，多少总能在短时间里激发中外读者略微关注一下中国当代文学，此外就谈不上别的什么特别值得高兴的事了。
文学奖本来就不怎么靠谱，严肃的作家谁会为了获奖而创作？任何文学奖的价值都不在自身，而在于那些优秀的获奖作家及其优秀的获奖作品，“诺奖”也不例外。当然，“诺奖”相对比较严肃，尤其它的持之以恒，百年如一日，还是值得尊敬。但是，在文学的丰年，评委们从优秀作家之林物色一两个幸运儿并不困难，一旦碰到世界范围的文学歉收，比如当下，其标准的犹疑和游移也就不难想象。过去文学奖的颁奖词一般总要提到“人类理想”这个字眼，这次莫言的颁奖辞里就没有出现。其实，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任何一个奖项都是一种博弈，和文学的发展并无本质和必然联系，真正关心中国文学的人实在无需太介意。如果念兹在兹，真的弄成一种“情结”，那和整天“跑奖”的国内文学界的可悲与可笑又有何两样？
比较起来，我倒更加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感到高兴，觉得他们很明智，在不得不为中国作家颁奖的最后时刻，终于下定决心颁给了一位不算太离谱的中国作家——不管对莫言的具体评价如何见仁见智，其过人的才华是谁也不能无视的。以前因为对中国文学认识不足，又因为种种文学以外的考虑，“诺奖”评委一直犹豫不决，所以在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钱锺书、汪曾祺等作家活着的时候，未能及时颁给他们。如果再等下去，等到莫言这代“严肃作家”过去之后，再想颁给中国作家，就只能考虑“80后”“90后”了。对“诺奖”评委来说，这也许是刻不容缓的最后一次机会，莫言和他所代表的中国严肃文学主流作家群虽然和前辈作家不可同日而语，但总要比后继者们更有实力。“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再赶不上这个趟，未来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诺奖”就真要与中国文学继续无缘了。
尽管如此，对莫言来说，这个奖来得也并非最好的时候。获奖作品《蛙》是否达到“诺奖”平均水平暂且不论，但这部稀松平常的“小长篇”肯定不是莫言本人的上乘之作。在《丰乳肥臀》之后大举加入“小长篇”市场竞争的莫言，和许多以同样的暧昧与现实媾和的先锋作家一样，都失去了昔日的魔法。或许那是模仿学习得来的魔法，或许这以后他们都陆续走上了独立创作之路，但作为读者，我宁可看他们前期模仿学习得来的魔法表演，也不愿看他们晚近所谓独立创作的稀松平常的“小长篇”。前者还有发展的可能性，后者却陷入呆板、僵化、单薄、封闭；前者带着上升期的稚气和锐气，后者则显出枯槁的暮气——虽然这种暮气（还有愈演愈烈的邪气）也许正是有些人所要寻找的大师气和经典气。
我也怀疑那种认为莫言晚近长篇是向中国经典章回体小说“致敬”的说法。我认为恰恰在经典章回体小说面前，莫言们是没法“致敬”的，因为传统章回体小说绝大多数成于众人之手，历经数百年演化，最后呈现为多种文体复合、多种思想混杂、汇聚漫长年代文化与生活百态的巨型文本（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而《红楼梦》《金瓶梅》等据说是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因为作者的博学多能与长期积淀，更因为作者的倾尽才力毕其功于一役，呈现为另一种形态的文化汇聚性巨型文本。总之经典章回体小说和90年代以来盛行于中国文坛的“小长篇”有本质的不同，莫言们一定要“致敬”，当代外国不少作家类似的轻型长篇或许倒是合适的对象吧？
瑞典文学院没有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鼎盛期为中国作家颁奖，也没有在80年代中国文学复兴期为中国作家颁奖，偏偏选择了中国文学的低潮和青黄不接的阶段，也偏偏选择了莫言本人由初期的绚烂天真逐渐走向后来的稀松薄弱的关口，在错误的时间颁给了错误的作品。因此在我看来，这很可能是“诺奖”评委会为所谓的中国严肃文学唱起的一曲挽歌，何必那么高兴呢？这次不仅我们这里急了，他们那里也急了，大家都等米下锅，因此各让一步，或者放弃文化歧视，或者搁置政治恩怨，这才有了“诺奖”与中国文学尴尬无味的初吻。“诺奖”结果公布，许多人最初一刻的愕然倒是很正常的反应。
有人认为这是“诺奖”对中国作家开启的第一扇窗，预言今后还会有第二、第三乃至无数个“莫言”陆续获此殊荣。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中国和莫言旗鼓相当的作家确实不在少数，但如果真的要给他（她）们挨个儿颁奖，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必须从此衰歇，而让中国文学一枝独秀。果真如此，中国文学固然很幸运，但世界文学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
“诺奖”颁奖词提到的莫言的“魔幻”究竟指什么？马尔克斯从来就反感别人说他的《百年孤独》属于“魔幻现实主义”, “魔幻”本来就是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对拉美文学的一种歪曲，现在又把这顶桂冠拿来套在莫言头上，是张冠李戴还是正合适？我不知道莫言是否真的以魔幻的方式描写了中国的魔幻，有一点可以肯定，自从莫言获奖的消息传来，我们这里确实发生了许多只能用“魔幻”一词来形容的新的闹剧和恶作剧。
鲁迅在一篇题为《未来的光荣》的杂文中说，西欧文艺家们喜欢为主顾们贡献“奇特的（grotesque），色情的（erotic）”两件宝贝，他提醒国人注意，不要因为被西欧文艺家写成这个样子而感到光荣，“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莫言早期小说已经开始出现，而《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变本加厉的醉心描写肉体和肉体经验的倾向，总是顽强地伴随着他向城里人和外国人诉说乡村知识的冲动，由此展示的中国的一部分形象，是否也属于鲁迅当年所说的那两件宝贝？中国人的身体，或者奇特的色情的中国人的身体经验，是否就是中国的魔幻的一种？花几分钟想想这个问题，应该还是值得的。
鲁迅在另一篇杂文《打听印象》中说，外国名人来中国，总会被中国记者包围，一个劲儿地打听他们对中国的印象。鲁迅说他真希望替那些外国名人们反问中国记者：本人来华只有几天，还谈不上什么印象；您先生们久居中国，对中国总归有自己的印象吧？
真的，我们实在太不会认识我们自己了，我们实在对无论怎样的自我认识太缺乏直面的勇气和信心了。我们总是习惯地转过身来，希望从外国人的评价中确认自己，并且总希望外国人的评价是积极肯定的，这样才推卸了“认识你自己”的任务，才满足了我们的面子文化心理，才总算摆脱了我们最害怕的“虚无主义”。
其实别人的“印象”固然重要，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印象，自己的切肤之痛或由衷的欣喜，不更加重要吗？前几年顾彬抛出“垃圾说”，一石激起千层浪，余波未平，这位诡谲的德国汉学家至今还拿着他的招牌式的“垃圾说”在中国到处晃荡。现在“诺奖”大礼包来了，又激起更大的波浪，不知何时能够平复？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文学的印象如何？别人的唾骂或赞美能取代我们自己就近的观察和切身的体会吗？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学的评价机制，已经到了需要别人代为建立的时候了吗？
据说获奖消息传来之后，莫言的书开始热卖，这也成了许多人大肆庆贺的理由。但获奖之前读者为什么并不爱读莫言？获奖之后为什么立刻趋之若鹜？只有两种可能解释：第一，若无“诺奖”刺激，莫言对中国读者本来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其次，许多中国读者的文学欣赏能力和鉴别能力太差，只有等“洋大人”发下话来，才晓得该看谁的书。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我们因为对自己的文学并无“印象”，所以只好急得团团转，向各类的外国人“打听印象”。
当然不能完全不管别人说什么。君子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闭目塞听，为害非浅。但鲁迅提醒我们：“看了这些（指外国人的评论），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立此存照之三》）“自做工夫”，无论对创作，还是对阅读与欣赏，都是好的。
莫言获奖后有两段答记者问，大意是说《透明的红萝卜》现在看来还是他最好的作品，再让他写肯定写不出来了；获奖就几天的兴奋，很快会消失，获奖后的路还得靠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举国喧嚣中尚能保持这份诚恳、朴实和淡定，难能可贵。
中国文学倘若还有希望，希望就在于此吧。
（《上海文化》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