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诺奖”与一个国家的文学生态

李润霞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惯常效应不同的是，在中国本土和同胞内部竟然充斥着无边无际的各种解读。很多人觉得圆了中国人的“诺奖”梦，沉郁的“‘诺奖’情结”终于可以释放成喜庆的现实情绪。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奖在安慰了那些有世界级奖项情结的中国人之外，也让很多人不爽甚至愤怒。

其实，获奖之前，莫言已经激起一些小“公愤”。当微博正成为一种社会公器，太多国人沉湎于“围观改变中国”的期待之际，很少微博的莫言冒出一句“微博这个形式，很能满足人的虚荣心，其实没什么意义”。这显然极大挫伤了微博客们的心。瞬间，不管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一些站在政治道德制高点上的义士们开始齐刷刷指点文坛呵斥莫言，全然忘却亦消泯了他们自身与体制的界限。此外，更有太多既不明真相又不读原著的文学读者，本来就觉得莫言作品中那些暴力、情色与粗俗的民间陋俗难以卒读，这下更冠以“脏乱差文学”或“黄下反文学”。这就不难理解，面对媒体“你幸福吗？”的追问，莫言会脱口而出“我不知道”。这一句“我不知道”道出了太多尴尬。的确，一个获了“诺奖”的人，却没承想变成了一个尴尬的人；一个文学的奖项，却遭受了来自更多非文学夹击，这多少有点“尴尬人偏逢尴尬事”。夹击的话语大多从文学原点直接引渡到政治桥头。其中，一位叫韩德强的先生怒不可遏：“对莫言从来没有好感。用欲望否定意志，用下半身否定上半身，用兽性否定人性，用意识流否定结构，用胡思乱想否定现实，用个人否定社会，用地主仔子的哀怨否定共产党和新中国。所以，才会被西方看中。三十年文学流氓化、汉奸化的典型代表！”如果不是有写作日期的明晰标注，一般读者还真的难以将这些话和当下的文学评论语境联系起来，但是类似“穿越性”的评价倒确实可以给人一个最戏剧化的提醒：有的文字看似死了，却还坚挺活着；有的思维看似死了，却还坚挺活着。

习惯于“歌德文学”和“审美清污”的读者是很难接受莫言的“脏乱差”表达的。因为至今，还有大量的人认为审美就是审“美”，这个“美”里是不含“丑恶怪”与“脏乱差”的，不消说很多作家本身就是优秀的“清道夫”，他们会小心翼翼地用“美”的文字写出现实生活和各色人物。偏偏莫言不是这类作家，他不会避开“丑”的字眼，不会对他所感受的现实或历史进行“去污化”和“洁净化”的过滤，他那些“丑恶怪”的人物也与“脏乱差”的民间生态共生同在。我曾经说过，莫言不是中国写得最好的，但却是最有特色的“一个”。反过来说，即使是算命大师钦定，排座次与排行榜这种即时消费也未必总是靠谱。如果在莫言和村上春树之间选择，我相信莫言胜出。这无关民族主义，纯属个人文学趣味。因为我欣赏圣女贞德说过的一句话：遭受酷刑的人有呻吟的权利。

“酷刑”与“呻吟”在中国现当代历史境遇中并不鲜见，莫言的文学记忆大多与此相关。饥饿记忆、“文革”记忆……那些灾变历史中的国难民辱和苟且偷生成了他小说的一幅幅“拓片”。“为了能吃上饺子而写作”是迄今为止关于莫言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最具色香味魅惑的理由，然而也正是这个理由，着实狠狠地扇了时代一记耳光。那些要求莫言政治纯洁、道德纯粹、文字纯净的人们，不能像教唆一个快要饿死的乞丐去振臂高呼自由万岁舍身取义一样，过高要求一个出身底层为生存而写作的普通作家。莫言的小人物心态或许会刺激某些人的“高贵的厌恶”，但是在阶层严重错位固化的一体化社会中，一个事事妥协处处逢迎的人，他不敢在现实生活中叛逆而只敢在文字中骚乱，他不值得你我效仿却值得你我理解。学者熊培云曾经写道：“从余秋雨‘含泪跪劝灾民’，到莫言‘举国翘首望重庆’，中国作家真的需要提高基本政治素养，以面对日益开放的时代，不为时代所抛弃。对他们而言，这不只是一种道德要求，更是一种智性要求。作家不仅要有善良柔弱的内心，还要有能力明辨是非。作家所要面对的，不只是一种心灵生活，同样是一种智性生活。”我理解熊先生的苦心，但我想逆向思考一下：对于作家来说，是否被时代抛弃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素养如何，而是缘自他的文学文字如何；如果真有政治素养一说，那些能在政治上总是不为时代所抛弃的人，谁来保证他们的道德和智性呢？政治素养的节节提升和永远正确也根本不能成为良心操守与智性的护身符。道德洁癖和政治洁癖如果捆绑在一起，那被绑缚的人不是圣人就是非人，因为现实中国的政治语境与道德语境完全不是一个可以让文学超越它而独存的生态。正如小说《1984》中描绘的生存法则根本不是现代丛林法则中兽性与兽性的公平较量，而是个人徒手于威权下的自保求生。

在围绕莫言的各种政治与文学诘难中，来自瑞典的译者陈安娜非常幽默而冷静地说了这样一段饶有趣味的话：“以前很多人批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说这个奖太政治化，现在有人批评他们说这个奖不够政治化。瑞典有一句俗语：无论你转身多少次，你的屁股还在你后面。意思就是说，无论你怎么做，人家都会说你不对。”

这段话对于莫言来说真属“治愈系”语言了。在我看来，与其说中国人有浓厚的“‘诺奖’情结”，不如说他们有过分的政治情结。趋之若鹜的“泛政治化”与故作清高的“去政治化”随处可见，代有高论。我以为，文学自有文学的道义和技艺，好文学于此缺一不可。政治另有政治的边界和立场，别让政治干预文学，但也并非让作家不关注政治——如果大家还承认政治也是一种社会生活。文学与政治这个话题其实绕不过去，不是说文学政治化了就一定不好，也不是说文学与政治无关了就一定伟大。政治不是你说远离就可以远离的远山，而是与己相关的一个“幽灵”，一种生活。正常的生活里一定包含着正常的政治生活，正常的作家一定不会无视政治生活。文学中的政治既可以是历史呈现，也可以是现实讽喻；既可以表达为作家经验的心魔幻象，也可能纯粹是他者的生死诉求。

写到这里，让我想到莫言书写的一段历史和一段心史——回顾40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奇异的一段时期，人们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狂热。一方面，整个国家经济停滞，人民贫困，人们缺吃少穿，终日挣扎在生死线上；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人有着强烈的政治热情，挨饿的人们勒紧裤腰带也要追随党的社会主义实践。那时我们相信，虽然忍饥挨饿，但我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我们相信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生活在悲惨之中，我们的神圣使命就是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直到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们才最终开始面对现实，仿佛大梦初醒。

“直到……才”这一句式构成了莫言文学写作的时间节点和情绪节点。“大梦初醒”的莫言落笔纸上却再难跳开“直到”前的“我们”的生存困境。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正是那些过去的奇异经验和历史梦魇，才使他笔有所梦有所思，最终成为在一个庞大国家文学生态中颇具“辨识度”的作家。本来，标签作为批评者和参与批评场域的每一个发言者，对于作家最好的批评和致敬，是去细读他的文学作品，从中发现作家，也发现他自己，发现他们共同或不同的世界和经验。但这一原则在喧嚣的获奖事件中却演变成了一个与文学无关的政治辩论，文学人物也被迫变身为话题人物。于是，各种立场的批评家汇聚到莫言处如同“赶集”，他们不停贴标签，拿文学与其他物什譬如人品、政治等进行“讨价还价”，甚至不断进行“六经注我”式的个性抒怀。这种尴尬却深具杀伤性的批评话语空间只能逼迫一个作家变得愈加谨小慎微，愈加不敢释放个性，愈益不敢说出真话，甚至最终无言（莫言）。不信，且看莫言的“答记者问”:“我想我是很幸运得了这个奖，头脑要清楚，绝对不要轻飘飘的，要站稳脚跟。最重要的还是一种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忠诚的写作态度。”“按照原来既定的方向，脚踏实地，描写人的生活，描写人的情感，站在人的角度上写作。”

这分明是一个作协系统劳模的答谢词和搪塞语而不是一个真正作家的陈词。求现世安稳少惹是生非本就是中国老百姓最低限度有时也是最高追求的人生哲学，尤其对于来自底层的人而言，所以，不乱说话直至不说真话的老实巴交、四平八稳、随时妥协就成了最好的挡箭牌。应该说莫言深谙此道。但我估计很多人已经忘了把莫言当作一个“人”了，很多人也一定忘了，他在1981年就开始创作并写出了那些带着乡土中国和现实中国的作品。很多人也快要忘了，他首先是一个普通人，其次才是作家，最后才是获奖作家。这次获奖之后，他随时随地都会遭遇神化或丑化。

这才是莫言所要应对的现实。只是，在这样令人无言的现实下，作家和文学是否正在步步隐匿，不知所往……

（《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