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巴和雪花膏

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是由欧洲的一些学者组成的，他们的评价也仅仅代表这个评委会的观点、立场，或者审美的趣味，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经过100多年的历史，诺贝尔文学奖还是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在国际范围内有它的无可代替的权威性，获得这个奖项，客观上也代表了对这个国家的文学的某种程度的肯定，起码是一种认可。当然，我也多次回答记者，我从来没有为了获得一个什么奖来写作。我写作的原动力，可能很低级，就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为了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说得更俗，就是为了天天能吃饺子，说得文雅、高级一点就是，为了表达我内心深处的一种愿望，为了替我身边的读者们、父老乡亲，说一说他们心里的话，这就是原始的动力。我想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朴素的想法，朴素的写作动机，不带获奖的功利性的写作动机，恰好使我的作品具有了比较广泛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一个作家应该是立足于本土，以自我为出发点，来描述你熟悉的生活，当然这个生活也是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然后才有可能获得一种世界性的认可。

当代文学：五粮液抑或二锅头？

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位置？评价一直很多样。有的人认为跟现代文学，跟鲁迅、郁达夫这些人相比，当代文学一无是处，最著名的论断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充其量也就是二锅头。也有的人认为，当代文学的成就完全可以和现代文学相媲美。如果客观地讲内心话，我个人认为，现代文学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好，当代文学也没有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差。文学的发展也像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有源有流，现代文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和中国几千年的文学一脉相承的，当代文学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跟现代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想，每一个作家都从现代文学中吸收了很多营养，我们当代文学中所研究探讨的很多问题，实际上也是现代文学的延续。鲁迅、沈从文，他们每一个人都给我们提出很多课题，我们实际上是他们的继续发展。在语言、题材等方面都可以看到现代文学对我们的影响，因此单独把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作为两个对立的事物来比较的话，不是特别科学。

面对荣誉：心如巨石，风吹不动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有得有失，没有绝对的。得奖是个很大的荣誉，还有这么多的奖金，肯定是得到了很多。如果要说失去，就是失去了一点自由。尽管我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尽管我的内心没有发生一点点的变化，但是客观上确实有一些变化，尽管我还是希望骑着自行车上街去办我的事情，但事实上不太方便了。确实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控制你，这个我觉得很可怕，但也难以避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的内心无论如何不要发生变化，我在瑞典也说过8个字，“心如巨石，风吹不动”。不管外面怎样变化，内心深处应该非常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诺奖”得主，我就可以随便胡说八道，就可以干一些不该干的事情？那肯定不对，这样我认为是对文学的巨大伤害。如果你老是放不下“诺奖”的包袱，今后的写作会非常困难。就像是说，我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写的东西，一定要超水平、高水平，不能让人笑话，这样一种严格的要求当然也很好，但是对自己的写作造成的伤害也挺大。这就无法下笔了，写完了自己都不敢拿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要忘掉过去这些荣誉，写作的时候，我还是过去的我，还是要千方百计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而且要有一个胆量，不怕别人不喜欢，过去我们老觉得应该努力往最好写，现在我觉得应该反过来，不要怕写坏，不要怕写出来被人笑话，这样才能够轻装上阵，才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老是担心写不好，很可能就永远写不好了，很多“诺奖”得主创作很快停止了，可能更多就是被这个包袱给压垮了。

我最愿意做一个被人遗忘的人，开会一直想坐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去，走路一直走马路的最边上，说话永远要低调，这是我做人的一个习惯，今后我还是想这样，我也反复说过，大家赶快把我忘掉，每个人都去做自己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是很大的奖，但是确实也没什么了不起，在中国、在世界，很多作家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奖，甚至很多人比我更有资格，我无非是碰巧了，碰到我身上来了，所以大家只关注我一人是不对的，应该关注更多的作家，如果只去读我的书，那更不对，应该读更多的作家写的比我好得多的作品。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注会慢慢淡化的，我希望明年比今年要淡化许多。

写作过程：自信还是不自信？

自信和不自信两个都是我，每一个人都有两种精神状态，在写作中也涉及自信和不自信的搏斗，写得顺的时候，念几句昨天写的，暗叹：哎呀，真是天才！写得不顺的时候，哎呀，这是什么玩意？感觉到自己没有写作能力。在完成一部作品的过程中，经常交替着出现这两种状态。在做人方面也是这样的，有时候特别自信，有时候也突然感觉到，我真是事事无能。几十年来，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人一辈子永远自信，不是狂人也是傻瓜。如果永远是不自信，我想也干不成什么事情了。人还是有这个两面性比较好。你不自信的时候，你就有一种谦虚、内敛的精神，就会去仰望别人，学习别人，会见贤思齐，自信的时候就会战胜困难，产生一种前进的力量，我觉得这两个状态都需要。

创作的过程确实非常漫长，我刚开始写作，跟很多的写作者一样也是四处投稿，刚开始，把比较小的地区性的报纸刊物地址记下来，然后去投，不敢向《人民文学》这样的大刊物投。刚开始学习写作，确实也在模仿。真正获得自信，还是我有一部中篇小说叫《透明的红萝卜》。当时写的过程中也不自信，写完之后也怀疑自己，这是小说吗？小说可以这样写吗？写完后发表了，得到了文坛的好评，而且引发了一些争论，这个时候，突然感觉到自信了。既然你们认为这样写好，那么，我觉得太有底气了，我可以批量生产了。因为类似的题材、类似的故事、类似的感觉，我有很多很多。所以，之后，《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很快都出版了。

文学批评：不能图口舌之快

上世纪80年代文学氛围比较好，“军艺”文学系也营造了很好的小环境，每个人都畅所欲言，赤诚相见，同学们都彼此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对一个人作品的批评，也应该讲究一点方式和方法，过分尖刻的批评让人感觉充满了恶意。你批评作品总还是希望人家把作品改好，就应该实事求是地来批、来分析，就应该有理、有论、有据。

很多话说得过瘾，得到一时的口舌之快，但是任何一种批评只要不是所谓的敌我矛盾，就应该有善意存在。我觉得对人的批评、对社会现象的批评，第一应该实事求是，应该站在事实真相的基础之上，不应用感情的好恶作为批评的准则，一个文学家对社会的批评可能会带上自己的情感，但这种情感不应该变成对事实的歪曲。不能说书都没看，就全部否定或大肆表扬。社会批评家应该以事实为依据，文学批评家应该以文本为依据。尖酸刻薄的批评，可以哗众取宠，可以赢得掌声，但是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也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不会让受批评者口服心服。通过批评让作者改变一些不正确的做法，这才是批评的真正目的。

作家思想：通过人物形象来表现

我们这一代作家应该说生在一个比较好的时期，我们开始有自己的思考在创作里边，这样产生的文学作品才是好的作品。

文学作品思想的表达不是宣传教育，我们看到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里面留下一些瑕疵，比如《战争与和平》，毫无疑问是世界文学宝库的经典，但是托尔斯泰在最后一卷中，大段大段地阐述哲理，多数读者阅读时会跳过去。作家的作品能否站得住脚，还是要通过作品里的形象、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有性格的人物表现出来。作家自己跳出来指手画脚议论，这是比较笨拙的。

民族性和世界性：应该是对立统一的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关键看从哪个角度理解，当大家都纷纷模仿西方，学习西方的时候，强调我们文学艺术的民族性，应该是正确的。但是，以为我们的作品只要具备了民族性就必然具有世界性，我觉得这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反过来说，只有我们的作品具有了世界性，才可能把我们的民族性带上，真正的世界文学是对立统一的，应该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我们读外国作家的小说，如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他们的作品当然是立足于本民族的，但我们可以读得很激动，甚至热泪盈眶，被小说人物的命运所感动，为什么？就在于这些作家描写了人类共同的特征。尽管是俄罗斯人、法国人，但是基本的人性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的文学作品只有描写这些的时候，才有可能感染外国的读者。但是仅仅有这些还是不行，还是应该有民族的特性，为什么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不能替代？就在于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一个俄罗斯作家对自己的生活经验、社会经验的艺术描述，巴尔扎克也是一样。中国作家要走向世界，除了刚才讲的普遍的人性之外，还必须要表现中国人自己的生活。其实想不表现也办不到，我们从小生活在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所见所闻所感都是有特别鲜明的中国特征。

写作立场：作为人民的一分子来写作

作家通过作品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某些作品也确实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反映了很多人内心深处想表达的欲望，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是如果作家在创作之初就带上这种想法：我要用我的作品反映广阔的时代。这个我觉得有一点不自量力，因为创作是一种个性化的劳动。我个人认为，作家还是应该从自我出发来写作，还是应该从自己感受最强烈的地方入手，写自己感受最真切、最有把握的那部分生活。这容易导致一种说法，就是从自我出发，自我主义，只关心自己的小痛小痒、小恩小怨，没有一种人民意识，没有一种历史时代意识。当然可能会有这样一种后果，但是我觉得也有另一种可能：如果一个作家，他的自我的酸甜苦辣和整个时代的酸甜苦辣是同步的，他表现自我的作品，就有可能带有普遍性，带有人民性。所以，我所谓的作为老百姓来写作，作为人民的一分子来写作，就是针对过去的对作家的不切实际的评价而发的，也是针对极个别的一些作家，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职业而发的一种议论、一种感慨。

要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对职业要有一种正确的认识，不能认为我是作家我就高人一等，我就可以居高临下，认为我比别人都要高明。我是一个作家，但我同样是老百姓中的一员、老百姓中的一分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地贴近生活。自己身上带着泥巴才有可能和农民贴在一起，如果身上抹的是雪花膏，贴也贴不住。

（《中国文化报》2013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