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作为谯周的得意弟子，正如谯周以及秦宓都有很深的蜀地情结，陈寿的“旧君故国之思”，他的乡土之情，恰如王鸣盛所说，都掩埋在《三国志》的叙述当中，从他还专门为蜀人写有《益部耆旧传》也可以看出来。不过，自从东晋的习凿齿发表《晋承汉统论》，主张“以晋承汉”，反对“虚尊不正之魏”，认为“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实际是“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对陈寿的《三国志》，渐渐地就有了一种批评的声音，说他一个蜀人，却处处站在魏的立场，不为故国张目，让人看了不舒服。如唐代的历史评论家刘知几，就特别重视习凿齿在《汉晋春秋》里把魏武帝当作“篡逆”、称蜀亡即汉亡的写法，评价他“以魏为伪国”，乃是“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史通·探赜》）。

持这一观点而影响最大的，是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纲目》本来是依据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而编写，《资治通鉴》写三国历史，采取的是魏的年号，表示魏为正统所在，然而朱熹认为“三国当以蜀汉为正”（《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五），到了《资治通鉴纲目》，统统改为蜀汉纪年。而这一做法，居然得到后来如元代赵居信的大加赞扬，称“一旦《通鉴纲目》之书出于千载之下，褒贬笔削，善恶俨然，向之讳诬之说，洗涤无疑，千载不平，一时净尽”（《蜀汉本末序》）。明清时代有名的小说评点家金圣叹也曾说：“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读三国志法》）

“正统”这个观念，传统史家看得很重，尤其当分裂时代，更是要争正统，也就是要争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所以南宋的洪迈说“晋魏以来，正闰之说纷纷”（《容斋随笔》），意思是讲东晋南北朝以来，对于谁是正统，讲究得最厉害。这样，在历史叙述尤其是分裂时代的历史叙述中，便有了“正”与“不正”的区别，代表对历史的是非、善恶的评判，故欧阳修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正统论》）

陈寿之为后来人诟病，主要就是他没有在《三国志》里替蜀国争一个正统。没有替蜀国争正统的表现，过去人又总结为大体两点：一是《三国志》中，只有《魏志》设了“纪”，分别为《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和《三少帝纪》，《蜀志》写刘二牧（刘焉、刘璋）、先主刘备、后主刘禅，都只称“传”，《吴志》写孙破虏讨逆（孙坚、孙策）、吴主孙权、三嗣主孙亮，也称“传”，这显然是对刘备父子不尊重。因为当时的史书主要有两种体例，一种是《春秋》式的编年体，一种是《史记》式的纪传体，由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书是以个人传记为中心的，为体现人物的地位不同、身份各殊，他把帝王传都叫“本纪”，贵族和大夫传叫“世家”，普通人的传才是“列传”。班固的《汉书》也沿用了这个体例。陈寿模仿《史记》《汉书》的写法，他对人物的评价包括支持这种评价的历史观、价值观，也就通过他对纪、传的分配传达出来，这就是说魏是正统所在，蜀、吴都非正统。《蜀志》又不像《魏志》那样，第一个写的就是魏武帝曹操，它还是以刘焉、刘璋为卷首，所以刘知几就曾怀疑它“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史通·编次》）

二是古时称天子死为崩，诸侯死为薨、殂，不同称谓，显示尊卑有别。《三国志》写曹操、曹丕、曹睿之死，都说是“崩”，写孙策、孙权之死，为“薨”，写刘备之死，则是“殂”，而刘禅之死是“薨”。这些用字，代表了陈寿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不同定位，于刘备、刘禅自然也很不公平、不尊敬。

这是过去人对陈寿的批评。当然也有人为他辩护，譬如清代编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四库馆臣就讲，陈寿身为晋武帝臣下，这样做，是迫于时势，“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后来梁启超的《论正统》也是发挥这个观点，认为陈寿如果不以魏为正，就等于是在挑战继承了魏的晋的合法性：

自古正统之争，莫多于蜀魏问题。主都邑者，以魏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为宗子，而其议论之变迁，恒缘当时之境遇。陈寿主魏，习凿齿主蜀，寿生西晋，而凿齿东晋也。西晋踞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说，则晋为僭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

现代人已经不大会基于过去的正统观责怪陈寿，相反，很多学者都出来替他平反。金毓黻就指出陈寿以三国史并列分署，来表示三国的鼎立，而不是像《晋书》的那种办法，譬如只写一个“魏书”，将蜀、吴都以“载记”的形式附录其下，已经是表现出他虽未帝蜀，也未尝尊魏的立场（《中国史学史》）。还有人考究得更仔细，他们注意到在《三国志》里，对孙权、孙皓，始终是称“权”“皓”，而对刘备、刘禅，却是称“先主”“后主”，刘备的夫人也叫“皇后”，这一类“春秋笔法”，也证明了在陈寿心里，旧君仍是旧君，故国仍是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