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远涉重洋 追求真理

一九二二年六月初旬的一天，朱德乘坐的江轮离开重庆朝天门码头，缓缓地向下游驶去。

当朱德从南溪来到重庆时，他这个没有一兵一卒的“败军之将”受到了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的热情款待。

杨森是四川广安县（和仪陇同属顺庆府）人，早年也是从顺庆府中学堂毕业的。一九一三年加入滇军，同朱德共事。护国讨袁时又同赴四川作战，后担任入川滇军第二军参谋长兼独立团团长，一九二〇年才脱离滇军转入川军。他同朱德素有交情，对朱德的作战指挥能力深为佩服。这时，杨森正在准备同川军熊克武部作战，所以，极力挽留朱德，并以师长一职相许，希望朱德能助他“一臂之力”。朱德表示自己已决心出国学习军事，婉言谢绝杨的请求。杨森再三相劝也无济于事，只好表示希望朱德学成后再回来，一定虚席以待。

船到上海，朱德在一位旧友的帮助下住进法国租界内的圣公医院把烟戒了。七月初，朱德乘火车赶到北京，在宣武门外一所宅院里见到阔别两年的孙炳文。

朱德这次出来，目的就是为了寻找革命的出路。从四川来到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使他的眼界更加开阔了。他在上海参观了许多家小工厂，看到了工人们的悲惨生活，也看到了饿死街头的贫民。他说，有一件事我敢确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在北京，由孙炳文陪同，他游览了这座明清两代帝王的古都，也看到了这个古都到处充满着腐败。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一年了。孙炳文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相识，他告诉朱德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的消息。朱德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定只有这个党才能给苦难深重的中国指明出路，决心要找到这个党，并成为它的一名成员。

不久，朱德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大同和张家口旅行后，经过北京返回上海，去找正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

第二次来到上海，朱德和孙炳文、金汉鼎先见了孙中山。孙中山比他要大二十岁，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景仰的革命先行者。这年六月间，孙中山所依靠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八月初，孙中山被迫从广东来到上海。朱德虽然同情孙中山此时的处境，但是，十多年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孙中山希望借助一部分军阀的力量去打击另一部分军阀的做法已不再相信。孙中山提出，要朱德和金汉鼎回到已移驻广西的滇军中去，组织滇军到广东攻打陈炯明，并答应先付给军饷十万元。金汉鼎接受了这个要求。朱德却表示已决心出国学习，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要求。孙中山又向他建议，如果要出国学习，不如到美国去。朱德诚恳地回答他：“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当然欧洲国家也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孙中山最后同意了他的意见。

几天后，朱德又在上海闸北的一所房子里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像朱德这样在旧军队中有着很高地位的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在以前还不曾有过。“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这一次会面，陈独秀的冷淡态度给朱德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他在十多年后谈到这次会面的情况时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陈独秀没有答应朱德的入党要求，使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到国外去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

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离开吴淞口，驶入烟波浩淼的大洋。和朱德同船前往欧洲的除孙炳文之外，还有房师亮、章伯钧、李景泌等十多人。这时，朱德已经三十六岁，在同行人中他和孙炳文的年龄是最大的。

邮轮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槟榔屿、科伦坡，沿着亚洲大陆的西海岸，横穿印度洋，经过非洲的东海岸，进入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他同船出国的李景泌回忆说：“这只船每到一个城市，停留的时间不等，有的停半天，有的停一天，有的停二天，甚至还比二天多的。我和朱德每到一个城市都要下船去耍一次，稀奇事确实见到不少，总算是大开眼界。”沿途的见闻使朱德感到惊奇，国外并不是如他在国内时想象的那么好。在南洋，许多从国内到这里谋求生计的人们过的依然是穷困不堪的日子。马路两旁，富人的花园、洋房同贫民的破屋陋棚形成鲜明的对照。殖民地民众充当“亡国奴”后的悲惨遭遇，给了他强烈的刺激。特别是看到非洲国家的黑人的生活状况后，使朱德痛感“世界上的悲惨的事情不单单是在中国”。

经过四十多天的航行，邮轮终于在法国南部的港口马赛停岸。当天，朱德和他的同伴换乘火车来到巴黎。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欧洲，给予朱德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之一，但也到处是残破不堪的景象，衣不蔽体的乞丐很多，战争的恐怖和颓丧的情绪依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这都是他在国内时没有想到的。

在巴黎停留期间，朱德和孙炳文住在一个中国商人的家中。他们听说中国留法学生中已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旅法组织，主要组织者叫周恩来。当他们打听到周恩来已到德国去的消息后，便乘上驶往德国的火车。

十月二十二日，朱德和孙炳文到达柏林。他们立刻按照打听来的地址找到了周恩来的住所。抗日战争初期采访朱德的史沫特莱曾听朱德向她详细地描述过那天会面的情景。

对朱德说来，这确实是他一生中特别难忘的日子。史沫特莱记述道：“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们（指朱德和孙炳文）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长，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两眼闪着光辉，面貌很引人注意，称得上清秀。可是，那是个男子汉的面庞，严肃而聪颖，朱德看他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龄。”“朱德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寻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的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它已经在他的脚底下化为尘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

十一月，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作需要，他作为秘密党员，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

初到德国，朱德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不通，既不能直接同德国人会话，又无法阅读德文的书籍，而当地所能看到的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多是德文版的。因此，在柏林的半年时间里，朱德把主要精力放在顽强地学习德文上。这对已经三十六岁的他说来，是需要有很不寻常的决心和毅力的。

尽管如此，朱德并不把自己整天关在屋子里。他买了一张柏林地图，每天带着它出去走。沿路遇到博物馆、学校、画廊、啤酒店、餐馆，或是准许他进去的工厂，都要去看看。他访问议会，游览公园，参观教堂，走访普通人的家庭。他还去看歌剧，听音乐会。那时的柏林，他几乎都走遍了。朱德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那时旅行还多带有军事的眼光，一过那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要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阅读德文书籍，比掌握一般会话更困难一些。但他借助字典，慢慢也能读了。他所买的德文书已经存有几箱子。在柏林，他所来往的主要是一些青年学生，上层人士除邓演达外很少接触。他确实在过一种新的生活。

一九二三年五月四日，朱德移居到德国中部的哥廷根。哥廷根这个城市很小，当时人口只有四万人。那里有四十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十多个。朱德住在文德路八十八号。这幢楼房的主人是一个曾在德皇军队中担任过将军的男爵，朱德选择住在这里就是为了可以请男爵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战法。他很重视自学，买了许多德文的军事书籍来读，其中包括一套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报纸汇编，共一二十本，潜心研究国外的军事历史。

参加每星期三举行的党小组会，是朱德在哥廷根的一项重要活动。党小组的成员有孙炳文、房师亮、高语罕、郑太朴等，后来又有邢西萍（徐冰）、阚尊民（刘鼎）。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那时，战败后的德国社会正处在严重动荡中，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很容易得到。他们学习、讨论的内容是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梅林的《唯物史观》，以及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著作作为必读书。同时，还就《向导》、《国际通讯》等刊物上登载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进行学习。他们讨论的问题，有的是理论问题，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社会主义制度具体是怎样的？有时在一起分析国际形势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认识到中国革命问题是同国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他的政治眼界更加开阔了。一个曾和朱德在一起听课的中国留学生回忆说：“有次我去他家，还看见过他在读《共产党宣言》。他常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只有走共产主义的道路。他虽没有说自己是党员，但我们都知道他是。这是听从柏林来的同学讲的，那时共产党是公开的。”

一九二四年三月，朱德进入盖奥尔格一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专修社会学。大学里的课程并没有引起朱德多大兴趣，虽然他每天都去听讲，但是，他觉得更能得益的是党小组的活动。当时，党组织从事社会活动主要是在学生会内。朱德担任过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的负责人。学生会最初没有固定的会址，也没有固定的开会日期。要开会，就临时通知，常常是在一家啤酒店的大房间里。

朱德平时沉默寡言，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的关系很融洽。一个比他小十二岁的中国留学生说：“我感到他待人诚恳，讲交情，生活节省不奢侈，和我们当学生的差不多，帮助学生油印传单就表现了他能刻苦的精神。”他还对那个学生说过：“人就是要能够忍耐，不要急躁，做事要谨慎小心，不要骂人，要大度。”另一个在哥廷根帮助他补习过德文的中国留学生回忆说：“朱老很勤俭、谦和，有识度，读书很用功，书上写满了注解。”

这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改组。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且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共党员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名义参加中国国民党的建议，实行国共合作。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朱德在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召开的常年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就在这个月内，朱德离开哥廷根，回到柏林，专门从事党务活动。柏林也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小组。那时的成员有夏秀峰、廖焕星、章伯钧、高语罕、朱德、刘鼎等十几个人。

国民党改组前后，党内的右派分子冯自由、邹鲁、张继等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之间，原来感情是比较融洽的，后来受国内斗争的影响也分成两派，展开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打起架来。当时在柏林的留学生段可情回忆说：“所有的人都围绕着留德学生会展开各种活动，包括政治斗争在内，分成新旧两派学生。新派学生受中共旅德支部领导，但出面的是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驻德支部出面；旧派学生多数是资产阶级子弟（应为富家子弟——注）和公费留学生，思想比较保守，背后又有青年党（对外称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那时曾琦、李璜都到了德国——注）的人操纵指挥，因此形成对立两大派别，随着国内的政治动态而展开斗争，有时是很激烈的。”

德国作为战败国，从一九二一年起开始向战胜国支付赔款，巨额的战争赔款加剧了德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恶化。一九二三年一月，法国又以德国拒付赔款为理由，出兵占领德国的煤炭、钢铁生产基地——鲁尔区，从而彻底破坏了德国的经济。朱德在哥廷根时，正是德国货币马克急剧暴跌、物价飞涨之际，中国留学生后来曾用五美元就买下一幢楼房。由于马克贬值，外国人在德国生活的费用是比较便宜的。

朱德回柏林时，正值德国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经济开始回升，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治地位逐渐巩固。那时，德国共产党还是合法存在的。他们在恩斯特·台尔曼领导下坚持斗争，并且建立起自己的半军事性组织——红色前线战士同盟，把广大工人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当时同朱德在一起的刘鼎回忆说，朱德在这年夏天参观了有二十万人参加的红色前线战士同盟检阅式、野营训练和巷战演习后说：这是人民武装的一次演习，一旦革命需要他们拿起武器，这就是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军队。看来，革命要取得成功，要有人民的军队，还要有人民的支持。

三月七日，朱德写信给已从德国到苏联的李季和陈启修，请求他们帮助联系赴苏联学习军事，他在信中恳切地写道：

“转托中国代表（驻莫的）一封介绍信，往德共总部，使我加入他们的军事组研究数月（此事可能否），即来莫（指莫斯科——注）入东方大学，再入赤军研究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此种计划，在莘农（即陈启修——注）同志留德时已定，我始终竭力办此事，均未有效。去冬欲偕莘农同志往莫，莫方以额足为距〔拒〕。……似此种种困难情形，看来或是我党员资格太差；或是我行动太错，不能来莫研究；或有同志中不了解我的，说我是军阀而官僚而小资产，终不能做一个忠实党员的吗？以上种种疑误，是我的环境使然。不明我的真象的人，决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我现在决心两月以后即动身来莫。如东方大学准我入，我即加入听课。如不许我入，我亦当加入莫组受点训练。即在外住几月，亦所不辞。”

在等待回信的日子里，朱德仍然以国民党驻德支部组织委员的身份开展工作。尽管朱德的年龄比较大，过去有过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给其他留学生的印象是：谦虚、好学、朴实、平易近人。他们印德文传单、改组留德学生会、组织追悼孙中山逝世的游行和集会、召集各种讲演会，还办了一个油印周刊《明星》，每次印二三百份，许多具体工作都由他来承担。

当时和他同在德国留学的谢唯进回忆说：他“到柏林后被选为中国旅德学生会委员。当委员的每个礼拜日要在学生会值班，把图片、文件整理好，把会议室扫干净。有一次他值日，下午同学们去了，看见地上很脏，就说，老朱，你值日，地怎么这么脏。朱德同志说：我上午扫得干干净净的，现在又脏了，好嘛，我再扫一遍”。“朱德同志很朴素，不讲吃穿。他很会做四川菜，星期天他就穿着围裙给大家做回锅肉吃。”

四月间，为了声援保加利亚革命者的活动，他们在柏林一家咖啡店集会。到会的有三四十人，里面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会开了不久，德国警察就闯进来，把他们都逮捕了。朱德被监禁了二十八个小时，经中国留德学生会多方设法营救，由中国驻德公使馆保释出狱。

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了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以排枪扫射游行学生、造成数十人死伤的“五卅惨案”。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传到德国，激起留德学生极大愤慨。朱德立刻在党内明确地表示：“应放下一切工作，全力以赴投入这一运动。”学生会组织学生们包围并冲入中国驻德公使馆，公使魏宸组被迫在抗议书上签名。

“五卅惨案”的发生，也得到了德国人民的强烈同情。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支持中国的活动前后延续了一个来月。六月十八日晚，德共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的广场上组织演讲会，声援中国、南非和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朱德带领在柏林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应邀参加集会。数千名来自许多国家的留学生集结在广场上，不少人走上讲台发表演说。尽管当时下起了大雨，但是整个会场的气氛却十分热烈。当集会就要结束时，柏林警察当局突然出动大批警察冲入会场。据第二天的《柏林日报》报道：“在这次平静进行的集会结束以后，刑事警察逮捕了三十五名外国与会者。”朱德也是被捕者之一。在大雨中，朱德等被捕者被押上敞篷汽车，他们被关进亚历山大广场旁的警察监狱。

警察的暴行引起德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柏林的《红旗报》等报纸纷纷载文谴责柏林警察当局。工人团体的代表前往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的外国人。

在德国各界人士声援下，特别是在当时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国会议员、德国红色救济会负责人皮克的奔走下，朱德等经过短时间监禁，终于被释放。但是，中国公使已得知朱德是共产党员，不肯出面保释他。朱德的护照被德国警察当局扣留了。

几天后，朱德接到通知，他前往苏联的申请得到批准，近期内即可启程。

这时，国际红色救济会帮了他很大的忙，替他办理了护照，并买了船票。七月四日，朱德离开柏林，和李大章等一起乘船前往苏联。他后来回忆道：“我从德国这样被赶出来，非常痛恨。不过，在这几年中间，脑筋思想都大大改变了。坐在帝国主义家里来看帝国主义倒是清楚一些。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过了很多这种书籍。在这休养时期、重新准备时期里，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

他乘坐的轮船是经过波罗的海前往苏联的。一踏上苏联的国土，朱德立刻感受到一种友善、热烈的气氛。在列宁格勒，朱德和他的同伴们被邀请到工厂、机关、学校去演讲、参观。

那时，列宁去世还不久，苏联还没有完全从内战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物质生活相当艰苦。有些同伴拿西欧的生活条件作比较，感到有些失望。朱德就告诉他们：“在列宁格勒，可就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每日节省了多少钱，做了多少事！经济困难，那是因为刚在激烈内战之后。我们从这一点来看，社会主义是正在一点点搞起来。这一点看不穿，那是资本主义的眼光。”

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根据朱德的请求，同意他到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这里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管理的几个农庄之一。四十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在这里接受军事训练，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教官大多是苏联人，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的革命者。朱德当队长。曾经同朱德在一起学习军事的刘鼎回忆说：“教官在讲授军事课时，我们不懂的地方，朱德就帮助解释，因为他是有亲身体会的。对于游击战术的问题，他懂得多，理解得也透彻。”

一九二六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二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认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央军委，以加强党的军事工作。

为了支持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从苏联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五月十八日，朱德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和房师亮等一起，乘火车离开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亚到海参崴，再坐轮船，重返苦难深重而又正在奋起中的祖国。

三年半的国外生活，使朱德对于过去的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现在的革命应该如何进行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使他的人生旅途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后来回忆说：“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结合其他的研究和经验，我就找到了了解中国历史——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