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

上海市郊西南角的一个小镇——青浦区练塘镇，是陈云的故乡。

练塘，旧称章练塘。它历史古老，曾有一种传说：练塘原名“张练塘”，三国时代东吴曾在这里造船，“张帆以练水军”，后人把“张”错念成“章”，叫成“章练塘”。明末清初，练塘镇属吴江、元和、青浦三县合辖。到清朝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划归青浦县管辖。青浦县原属江苏省，一九五八年归上海市管辖，现在是上海市的一个区。

练塘镇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它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的淀泖洼地。淀，指淀山湖，是上海的唯一大湖，在练塘西北十多公里。泖，指泖河，是黄浦江的支流，在练塘东北四五公里。连通太湖和黄浦江的太浦河，自西向东，流贯青浦全境。这里的地势比上海其他地方低一些，土地肥沃，气候湿润，水网相连，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练塘镇面积不大，由于镇中心有一条市河流过，船只往来便利，很早就成为这一带以米市为主的集镇。

陈云的父亲叫陈梅堂，是农民兼手工业者，母亲叫廖顺妹。他们“既无田地，又无房产”，几乎一无所有，只能借住在陈徐祠堂里，带着小女儿陈星，靠给人家打工帮佣度日。

陈云快出生时，宗族势力不允许他母亲在祠堂里生产，怕生孩子不洁，会“玷辱”祖宗牌位。陈梅堂只好另找住处。后来，开米行的闵仲兰同意将他家住宅东侧两间简陋小屋租给他们居住。孩子顺利降生了。这一天是农历乙巳年五月十一日，鸡鸣丑时，即公历一九〇五年六月十三日凌晨。

这个男婴，就是陈云。

童年的陈云，家庭生活十分不幸。他两岁时父亲贫病交加，不幸病故。患有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的母亲，生下陈云后就瘫在床上，陈云四岁时，她也悲苦地死去。

对家庭的不幸和充满辛酸的幼年生活，陈云印象很深。他曾痛苦地回忆：“我母是当我五岁时（指虚岁——引者注）即死（我还记得死的情况）。吾母生我之后即患疯病，终年在床上不能自己大小便。所以没有奶吃，我自小（先天和后天）身体均差，与母亲的病有很大关系。”“母亲死后，还欠了人家几十元的债，只剩下一只床，二只凳子，一只桌子。”

在陈云的记忆中，父亲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在一九三六年写的自传中说：“我父亲姓陈，叫什么名字，现在也想不起来了，他是一个农民而兼手工工人。”“后来舅父要我做儿子了，根本就不对我说父亲的情形了。”

四岁就父母双亡的陈云和年长他八岁的姐姐陈星，只得跟着外祖母来到舅父家，同他们一起生活。外祖母是练塘泖东人，农民出身，性格开朗，勤劳而慈祥。外祖父是广东人，年轻时曾“在清廷当水师的艇长”，后来到章练塘成的家。他们在下塘街中段朝真桥附近买到一爿不大的坐南朝北、砖木覆瓦结构的门面房，面积九十多平方米，前面是临街的一开间铺面，对着河；后面跨过天井是简陋的二层小屋，供全家居住。这所房子，就是现在仍保留在下塘街九十五号原址的陈云故居。同它隔河对望的是典当场。旧宅西侧是钱家橹行和拥有三五千亩地的大地主兼商业资本家吴开先家的四进院落，往东则是叶家祖屋、畅园书场、长春园书场和混堂浜——一条与市河相通的南北向的小河。

陈云出生前，外祖父已在一八九八年去世，享年五十九岁，据说遗体被运回广东安葬。外祖父母生有两子一女。那时，家庭重担落在外祖母和陈云的母亲肩上。她们帮人做些针线活，艰难地维持全家生计。舅父廖文光年轻时到上海学做裁缝，后来回练塘，继续以裁缝为业。一九〇三年，陈云出生前两年，廖文光与练塘镇东北的东目圩村的倪姓阿姐结婚。舅母性格果断，家里大小事情都由她做主。廖文光夫妇结婚多年仍没有孩子。一九一一年，陈云的外祖母一病不起，临终前叮嘱廖文光，要他抚养好陈星、陈云姐弟，并要廖文光将陈云立嗣为子。廖文光听从母亲的话，把陈云作为自己的养子，改名廖陈云。陈云仍喊廖文光为舅父。

陈云回忆幼年这段经历时说：“我的真名字叫廖陈云，但是廖也还不是我真姓，是舅父的姓，我自己家里姓陈。”“那时舅父没有儿子，要把我作儿子，所以就姓廖。”他又说：“我是江苏省青浦县章练塘镇的人，我家里的通信处是松江章练塘镇典当场对河廖文光（我的舅父）转廖陈云。”那时，章练塘不通公路，最近的邮政转运站设在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区），所以往来信件要从松江转递。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社会处在急剧变动中。廖家的裁缝生意很清淡，经济越来越拮据。廖文光夫妇决定放弃裁缝生意，在铺面开个小夜酒店，到晚上卖卖点心，做点小菜，供做生意和听评弹的顾客宵夜，从中赚一点辛苦钱，以维持生活。舅母廖倪氏很会做菜，但因患风湿性关节炎，臂力比较弱。童年的陈云和姐姐一起给舅母当下手，维持小酒店的生意。但这种小酒店，毕竟是小本经营的生意，所赚无几。陈云回忆说：“每晚的生意几角到三四元（可赚二分利）。”因此，廖家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后来，大约在一九四〇年，日本侵略军到了练塘镇，廖家的小夜酒店从此就关门了。

很早失去父母的陈云，养成了沉着、文静、内向的性格。在舅父母关爱下，到八岁那一年，他被送到镇上刘敏安办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总算有了上学的机会。私塾设在上塘街靠近顺德桥的刘敏安家里，距舅父家不过三四百米，陈云每天高高兴兴地去上学。对知识的渴求使他暂时忘却了童年生活的辛酸。

塾师就是刘敏安。刘先生不但教学生《三字经》、《百家姓》，教学生每天练毛笔字，还深入浅出地教大家怎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一年的学习中，陈云掌握了小学二年级的知识。他记忆力强，接受知识快，和塾师刘敏安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陈云常去看望老师，长大后还和刘敏安的儿子刘国桢成为好朋友。一九二七年冬，陈云等领导小蒸、松枫农民暴动失败后遭到国民党通缉时，他就在刘国桢家里住了一夜，然后从这里乘小船抵达嘉善县魏塘镇道院弄三号李桂卿家避难。

对舅父母的养育之恩，陈云始终怀着深深的感激。一九三六年，他在苏联时曾这样谈到他们：“我已经脱离家从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起直到现在，在上海时曾与舅父母会过几次，他们的家庭当然很困难，过去我在商务印书馆时每年贴他们一些钱，现在不知他们死活存亡。在社会上一般人看来，共产党员不顾家庭，舆论是很不好的，但是我是爱莫能助。六年没有与他们通信了。他们既不知我到红军，也不知我到苏联。”

廖文光于一九三九年前后逝世。这时，陈云已从苏联经新疆回到延安，闻知噩耗，他很难过，“曾由公家救济了五十元”，加上在新疆工作时的津贴“剩下的二百元”，托正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周恩来寄了回去，作为“料理舅父的丧葬费”。建国后，陈云把舅母接到北京，为她治病，养老送终。这些都是后话。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教育部曾推行初小义务教育。一所初等小学——贻善小学，在练塘镇开明人士金用霖等捐助下，在下塘街城隍庙建立起来。城隍庙建于明代万历元年（公元一五七三年），有大殿、后殿、戏台等建筑，离陈云舅父家西侧只有数十米。一九一四年，陈云来到这所初等小学读书。这年他九岁。

那时，贻善小学有学生三十多人，年龄有大有小，文化程度高低各异，老师把学生分成四个年级。根据当时已达到的文化程度，陈云被分在三年级。

聪明好学的陈云仿佛走进一个新天地。对这所新式学校开设的语文、数学、手工、体育等课程，他都感到新奇，很喜欢学。他听课认真，作业完成得很好，成绩一直不错。据他幼年时的伙伴回忆，性格好静的陈云总是在看书、写字，自制力很强，有伙伴们叫他玩耍，他也只出来玩十多分钟，而且多数是站在一边看，然后赶紧回去写作业，读课文。由于舅父家生意忙碌，他还要在课余帮舅父母做些家务，为小酒店打打杂。他每天起得很早，点起油灯，便在店堂里读书、写大字，邻家的小朋友还在睡梦中时，就能听见他琅琅的读书声。舅父母看了也十分欣慰。

陈云在贻善小学读了两年。一九一六年，十一岁的陈云初小毕业。这时，表弟廖霓云刚刚降生，舅母的风湿病日益严重，家境困难，舅父没有能力供陈云继续升学。陈云只好在家帮助舅父母照看表弟，帮助料理酒店生意，充当小伙计。看着邻家的小伙伴们背着书包去上学，有时干杂活、有时抱小孩的陈云总是流露出羡慕的神情。这一切，廖文光都看在眼里。半年后，廖文光考虑让陈云外出学点技艺，以便日后谋生。在舅母一位亲戚的资助下，陈云又踏上了继续求学的路。

一九一七年夏，陈云乘一叶扁舟，沿河北上，到达青浦县城，来到青浦县乙种商业学校学习珠算和记账。舅父母的意思是希望他学点技术，将来能在商店里做账房，或者做点生意。这是陈云第一次离开家乡小镇来到县城，周围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新奇，眼界也开阔多了。

青浦县乙种商业学校的前身是县立乙种实业学校，创建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它的校址在青浦县城魁星阁（今城中南路三三七号青浦第二中学校园内）。开始时只设农科，后来增设商科，陈云入校前，学校已取消农科，改名为县立乙种商业学校，学制三年。因为县城离练塘镇远，舅父让陈云寄住在学校东边码头街八号“裕丰客栈”楼上的职工宿舍内。这是一幢不高的二层小楼，房子低矮狭小，条件很艰苦，但离学校近，还算方便。

在乙种商校里，陈云学习十分刻苦。由于天资聪颖，加上勤学苦练，做事专心致志，他在很短时间里就基本掌握了珠算，还初步学会写账。可惜仅仅一个多月后，陈云又因经济困难不得不辍学回家，继续在自家店里当小伙计。但这一个多月的学习，却对陈云此后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不少方便。

在舅父的小酒店里，陈云不声不响地做些杂务，从酒店客人们的闲谈中听到一些外界的事情。闲暇时，他最喜欢的，就是跟着舅父到距家只有三十多米的长春园书场听评弹。

陈云舅父家东边、混堂浜西侧，本来有个开设于清朝末年的畅园书场。也许是座位少、容纳不了太多听众的缘故，民国初年，在畅园书场的旁边又造了一个新书场，取名“长春园”，有一百来个座位。为了招徕听众，书场经营者每天上午派个伙计，肩上扛个木牌，上面写着当天书目及艺人姓名，在镇上沿街走一圈，等于为书场做广告。每当这时，一群孩子跟在伙计的后头，跑着跳着。在这群孩子中间，时常就有陈云。

在长春园书场，如果买不起票，可以站在墙边上免费听书。开始是舅父带他去，后来陈云有空时常一个人去。时间长了，书中讲的故事，他基本上都能原原本本地记下来，讲给人家听，从中不知不觉地积累了许多知识。由此，也培养了他终生对评弹的爱好。

由于商业发达，船只往来便利，小小的练塘镇上不但有了新式学校、电灯泡厂，还有寺庙道观和天主教堂；有巨商大贾，也有贫苦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少年陈云环视着周围的一切。他有一个常去的地方，就是舅父家隔河对岸的隐真道院。吸引他的不是别的，而是那里时常传出的阵阵悠扬、动听的音乐。那时，道院的住持叫万隆泰。他出身贫苦，小时候是被三十块银元卖给这座道院做道士的。他见陈云聪颖好学，很是喜欢，还教陈云吹笛子、拉胡琴，两人很快成为朋友。

在来舅父家酒店的常客中，有一位中年人叫杜枢（字衡伯），曾肄业于松江府中学堂，在当地已算是大知识分子。一九一二年“章练塘公立颜安国民小学校”成立时，他被请来担任第一任校长。因为常来这家小酒店，时间长了，他看到瘦弱的陈云蹲在灶前烧火，做些酒店杂务，便跟他攀谈起来。交谈中，他发现陈云聪明好学，谈吐流利，记忆力强，便跟廖文光商量，免费保荐陈云入颜安小学高小部读书。这样，陈云又获得重新上学的机会。这是一九一七年深秋的事情，陈云刚满十二岁。

陈云在颜安小学读了两年书，学习刻苦，成绩名次一直处于前列。他对自己这样评价：“我在校是不笨的一个，但由于家务，无法升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颜安书院，古雅的大门面向市河，进门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尽头是场地平整的大院。大院里有一排砖瓦平房，便是教室。一九五五年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重返家乡，一下小船最先踏上的就是他的母校——颜安小学。

学校实行的新式教育，给陈云留下深刻印象。学校聘请了一些接受新文化的教师来授课，新思潮不断涌入校园。这时，一位老师对他此后的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那就是他的班主任张行恭。

张行恭，字子谦，松江人，生于一八九〇年，为人热情，思想进步，文学造诣颇深，学生们很喜欢听他的课。在课堂上，他常讲当今社会变革，讲康梁、孙中山，讲革命故事，使陈云的思想逐渐开阔起来。

颜安小学按照新式学校的要求，不但调整了课程设置，增设了体育课，而且还在学生中建立“童子军”组织，进行“仁、智、勇”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陈云从懂事时起，就耳闻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强盗行径。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激起陈云和颜安小学师生的极大热情，他们积极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去。

五月九日，青浦学界举行游行示威，声讨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罪行，城乡各界民众高呼“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口号，散发传单，通电全国要求释放因爱国运动而被捕的学生。十一日，青浦县教育会发动全县各校停课三天，上街宣讲国耻。颜安小学的师生很快行动起来。为了筹集宣传经费，在张行恭老师带领下，陈云和一些同学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救国十人团”和“学生救国储金会”，号召同学们省下一枚枚铜板，凑起来买纸张、做小旗、印传单，并在镇上和西乡明因寺、小蒸、泖口等地进行演讲，表演短剧，高呼爱国口号，声援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后来，一九三九年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陈云应《中国青年》杂志编者之约撰写短文，生动地回忆起这段经历：

“五四的时候我才十五岁，是一个高等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那个学校是在上海附近的乡间，很快就受到五四的影响。我们由一个姓张的教员领导着罢课之后，还进行了宣传和演剧。我还记得我们演的剧叫做《叶名琛》，我也扮了一个角色。有一次在茶馆里讲演，我演讲的时候手足似乎蛮有劲，把脚一顿，茶馆里桌子上的茶壶都给碰翻了。这个小镇也罢了市，人民反对日本和反对卖国贼的情绪，确是很高涨。”

经过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洗礼，陈云和同学们在具有进步思想的老师带领下，懂得了许多国家大事，获得了新的力量。

陈云当年的同学和乡邻，后来也发生分化：有的从事革命活动；有的消极了；有的反过来镇压革命。年长陈云几岁、也是邻居的吴开先，先是投身革命，四一二政变后，当上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云说：吴开先还是个反共的“坚决分子”，“屡次设法要捕我”。在一个小小的练塘镇，出了一个陈云，还出了一个吴开先，他们是邻居，各走各的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大变动中的复杂现实。

一九一九年夏，陈云以优异的成绩从颜安小学毕业了。是继续升学，还是参加工作补贴家用？对这些，经济尚未独立的陈云根本无法自己选择。后来，他写道：“我是在章练塘的高等小学毕业（民国八年，那时已十五岁了），毕业后当然无力升学，即在家里等了半年，是年冬才赴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

在这半年里，陈云“眼看着有钱的同学一个个到外县和上海升学”，他只能“在家内帮助抱小孩”，做些小酒店的杂务。正当他为前途而愁闷时，他的老师张行恭帮助他走出了人生的重要一步。

一九一九年秋季开学后，张行恭从松江度假归来，到各个毕业生家里去走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来我是喜欢关心人，二来责有攸归，了解了哪几个升学、哪几个就业，于心就安了”。那次访问，张行恭了解到有的同学考取了松江和青浦县的中学，有的就业，“独其最优秀的廖陈云同学，株守在家”。这引起他怜才之念，便问陈云的舅父母：为什么让孩子失学？当得知是出于经济困难的原因后，他又问：为什么让廖同学闲在家中，不让他去就业呢？廖文光回答：就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托好亲好友去介绍，我们哪里去托啊？张行恭慨然表示：“像廖陈云同学这样优秀的学生，假使一直呆在家里，就误了他的前途。升学，我无多余的经济补助；在就业方面，或可与他想想办法。”

当日回到学校，上完课后，张行恭给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担任文具、仪器柜主任的二弟张子宏写信，希望他留意一下，帮自己的一位优秀学生找个工作。

大约一个月后，张行恭接到弟弟的回信，答应陈云前去上海应聘。他高兴地通知陈云准备动身，前往上海。

农历十月，江南水乡天已寒冷。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八日（农历十月十七日），陈云在张行恭的带领下，背着简单的行装，离开家乡章练塘，搭乘一叶小舟，经松江到达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开始了他人生中新的一页。这一天，给陈云留下的印象很深很深，以至二十多年后他在延安写自传时，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农历十月十七”这个日子。

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一八九七年，是当时中国最早的、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文化教育出版单位。创办人是青浦籍人士夏瑞芳。最初只设立一家印刷所经营印刷业务，是一个小小的手工工场；后来逐渐发展壮大，尤其在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加入后，开始编辑出版教科书、辞典、外国文学作品、科学译著及学术著作等，规模不断扩大。在它的全盛时代，不但在上海设有制度完备的总务处、总发行所、总编译所以及机械、技术相当完善的印刷总厂，还在北京、香港设有印刷分厂，在全国各主要城市设有分馆八十多处。资金有二百五十万光洋，合六十年代时的人民币一千万元。商务印书馆职工人数众多，许多人不但有觉悟、有组织纪律性、有战斗力，而且大部分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还拥有不少知名学者。仅就上海总馆而言，是当时上海最重要的一支产业工人大军和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在中共最早的党员中，陈独秀、沈雁冰（茅盾）、董亦湘、杨贤江等都在这里工作过。

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核心人物是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张元济，号菊生，生于一八六七年，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中进士，做过京官。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到上海先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一九〇二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茅盾曾赞扬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陈云赴上海处理财经问题后，在八月二十五日拟返回北平的当天，特地安排拜访张元济。会见时，除叙旧外，陈云向张元济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使他深受感动，打消了“不再从政”的念头。这年九月，张元济作为特邀代表，以八十三岁高龄，欣然赴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建国后，他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史馆馆长等职。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四日，陈云为设在浙江海盐的“张元济图书馆”题写馆名，表达他对张元济的尊敬和怀念之情。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中旬，陈云来到位于棋盘街的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今河南中路二百一十一号），在张子宏引荐下，去见发行所所长。所长见陈云长得瘦小，说：你先回去，等长大了再来！张子宏只好对所长说：招收学徒，我看还是要看能力，是不是先试用三个月再说？所长碍于情面，同意了他的请求。这样，陈云在张子宏带领下，到发行所文具柜当了一名学徒，月薪三元。对这段经历，陈云回忆说：

“我十五岁的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七即到上海进商务印书馆，开始发行所主任（应为所长——引者注）不要我，说我太小，后张子宏说情，收下了，即在文具部当学徒，每月三元，公司还供食宿，其余自备。第二年加二元，第三年加二元，第四年不加。大约到一九二五年还只九元一月。此时在商务虹口分店。”

这时，发行所在商务印书馆各部门中机构最大、工人最多，大约有五千人，下设批发处、发货处、财务处、本版柜、文具柜、仪器柜、西书柜、美术柜等二十多个部门。发行所负责人是所长，下属部门各设主任一名。发行所为四层大厦，陈云工作的文具柜设在二楼北侧。

来到当时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上海，又进了商务印书馆，陈云眼前的天地大大开阔了。学徒生活对陈云来说充满了乐趣。按照当时的规矩，学徒必须拜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为师。作为推荐人、又是部门负责人的张子宏，理所当然地成为陈云的师傅。有的同事见陈云身材还够不上站在柜台后办事，担心地问：“廖陈云做这事恐怕不行吧？”张子宏笑笑说：“试试看吧。”

为了便于工作，张子宏为陈云特制一条一尺多高的木凳，垫在脚下，使他能够顺利地接待顾客。张子宏还指定文具柜的头柜陈竹平，在业务方面对陈云进行指导，生活上给予照顾。在张子宏安排下，陈云住在上海老北站华兴路顺征里七号商务印书馆集体宿舍的东厢房里，和陈竹平同住。他们互相帮助，建立了深厚情谊。建国后，陈云利用到上海的机会，到麦琪路（今乌鲁木齐路）登上小阁楼探望退休在家、体弱多病的陈竹平，仔细察看他住所的环境，鼓励他战胜疾病，并帮助他解决了生活中一些实际困难。

对于张行恭、张子宏两位老师，陈云始终忘不了他们的举荐之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陈云担任解放后的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曾托商务印书馆沈阳分馆的同志向上海总馆转致对张行恭、张子宏两位先生的问候。在接到张行恭的来信后，陈云给老师回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信中说：“我衷心感谢你和子宏先生，因为你们帮助我离开章练塘，进入商务，在那里使我有可能走向革命的方向。”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初，陈云到上海，在返京前一天，邀请张行恭、张子宏、张子孚兄弟三人到他的住处畅叙别情。后来，陈云多次到上海，只要有空，他总要到四川北路张行恭住所看望。一次，他邀请张行恭、张子孚兄弟和张行恭的大女婿、土木工程专家张佐周到兴国路招待所一起吃饭。陈云拉着张行恭的手，深情地说：“没有你先生，就没有我今天。”张行恭在一九六四年去世。一九七一年八月，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张子宏，患了帕金森氏病，回到上海治疗。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写信给陈云告知自己患病的情况。二月十二日，陈云回信说：“这病虽难根治，但只要静心休养，仍能长寿。”还说：“在港澳斗争时，从新华社内部参考资料中见到先生参加爱国斗争，选入爱国斗争的委员会，非常高兴。”

学徒期间，陈云勤学好问，不久就成为业务能手。当时文具柜经销的美国“派克”牌钢笔，陈云很快就能熟练地拆洗修理。陈竹平回忆说：“凡是文具柜里的粗细事务，接待顾客，整理货物，他都能担当，而且都很熟练，获得了大家的赞扬。”陈云自己后来也回忆说：我从前在上海洋行里，卖过铅笔、信封、信纸、钢笔。“铅笔什么牌子好，我懂得。一支派克笔是什么价钱，真假如何，这一点我也内行。”这时，陈云的珠算能力也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提高，还积累了不少心得。他后来自己说：“要会打算盘。”“不学会打算盘，生意就不好做。”“在实际工作中，你面前有几个商人等你算，一点不能出错，这才是一个真本领。打算盘什么手指管什么珠是一定的，不能错，五个指头分了工的，差一点都不行。我也打得不到家，下面一个打上去，总离开一点，这就难办，是上面或是下面呢？这就是功夫。”

根据陈云的工作能力，在当了两年学徒后，店方提前一年将陈云升为店员（学徒期一般是三年）。一九二五年一月，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北四川路增设虹口分店，六月，陈云调到那里，在文具柜当店员，并开始领导工人运动，直到一九二七年九十月间，他因遭敌人通缉而被迫离开，开始“专做党的工作”，“在商务印书馆共七年”。

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期间，陈云利用这里图书特别丰富的有利条件，如饥似渴地看书，接受新知识，常常读到深夜，成年累月从不间断。商务印书馆很重视职工教育，在当时上海火车北站华兴路职员集体宿舍附近设立了“上海图书学校”，为员工业余教授英文、图书分类知识以及书刊出版、印刷的有关知识。陈云参加了进修班的学习，内容有英文，练习大小楷毛笔字，等等。后来他回忆说：

“我应该说在商务时期，对我在文化上的得益很大，全部 ‘童话’、‘旧小说’、‘少年丛书’都看了，有时也可翻翻杂志。同时我自信也是很用功的一个人，练字，上夜校（商务办的），读英文。当时商务发行所的主任和高级职员认为我是克勤克俭（只穿布鞋布袜）而求上进的一人，在他们心目中我将来在商务很可被他们看中的一个。但罢工一起，居然为罢工委员长，他们就完全出乎意外。而在青年店员中对我平常的品行的印象很好，有信仰与号召力的人。”

可以说，陈云以一个高小毕业生的文化程度，后来成为知识广博、眼界开阔、有远大理想的共产党领导人，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这几年的勤奋读书是分不开的。

陈云还一改以往文弱、沉静的个性，从各方面锻炼自己，业余生活安排得很丰富。他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去闸北公园锻炼身体；尝试各种球类活动，乒乓球、篮球场上时常能见到他的身影。还抽空去打靶，他的射击成绩在同伴中总是遥遥领先。陈云的薪金虽然不高，但毕竟有了固定收入。他经常接济舅父母，有时也支援一些工友。他喜欢听评弹，当有评弹演出时，他常拉着朋友去听，还经常要听最后演出的一档书，认为这是水平最高、最值得看、也最能学到真东西的。他买了二胡、笛子，一有时间就练习拉胡琴、吹笛子，因为房间狭小，怕影响别人休息，就到楼顶的晒台上去练习。一九八二年商务印书馆建馆八十五周年时，陈云满怀深情地写下这样的题词：

“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

“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

陈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期间，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革命的急风暴雨即将来临。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随后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党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率先掀起革命高潮。陈云从小小的柜台出发，正一步步向前迈进，投身于革命的滚滚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