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上世纪末以来，我一直在关注并研究《诗经》的英译问题。九年多前，我撰写了《〈诗经〉英译研究》一书，蒙好友修亮相助，得以于齐鲁书社付梓。说起来，有书出版，当是令人高兴的事，但当时我心里却总觉得有种东西难以释怀。而今十年即将过去，这种感觉仍一直耿耿于怀。记得当时开始研究《诗经》翻译，吟咏之间，发现几乎每一篇诗都难以找到一个十分妥帖的英语译文，不是这里有益就是那里有损。虽然心里清楚，翻译诗歌，尤其是翻译《诗经》中的古诗是极难的事，也常常能从方家译文中得到不少感动，但对每篇译诗内心总是有难以抑制的希望。后来，还是因为受到翻译理论的启发，才了解了翻译的真义所在，也理解了翻译的历史与社会文化属性。于是，我试着去探究各译本之后的种种背景，包括对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哲学的、文学的、社会的以及个人的因素的层层探索。在这样的努力之下，《〈诗经〉英译研究》划出了一道较明晰的《诗经》翻译实践中西文化视野整合与变异的历史轨迹。而有另一种东西却没能够同时得到深入分析，那就是，每一篇译诗本身的微观元素，尤其是译诗中的文学问题。

自毛亨《毛诗故训传》及郑玄《毛诗故训传笺》以降，直至清末，《诗》一直是经世致用的政教之书，其文学内涵是鲜为人所提及的，只有刘勰是个例外。但刘勰在《宗经》中的呼吁，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重视。《诗经》文学的真面目，还是到了20世纪上半叶才为闻一多、郭沫若先生等人所揭开，其观点也为学界所广泛认可。然而，无论如何，《诗经》是诗，是文学，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诗经》并非纯文学，文以载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是其精髓所在，所以它是文、道天然合一的典范。那么，《诗经》诸篇什的翻译，其文学性究竟如何？如何用译诗表现原诗的文学性？这些问题，就成了本书最大的关注所在。

然而，要对《诗经》翻译的文学之维进行研究谈何容易。首先是选材的问题。《诗经》凡305篇；虽然其中皆有文学，但毕竟其文学性有高低之分。郭沫若先生等认为，《诗经》最具文学性的部分只有《国风》，《雅》次之，《颂》则长于祝祷，其中鲜有文学。本书并没有受此观念的局限，以《风》为主，《风》《雅》《颂》中皆有选材。其次是观察角度的问题。我认为，对译诗的欣赏是需要从整体出发的，没有整体观念，就无法欣赏译诗意境的高低妙拙，同时，诗的欣赏又离不开对个别词句的品评，所谓诗之新奇与典雅、轻靡与壮丽、显附与远奥、精约与繁缛等，当皆出于词句之间。对译诗的欣赏亦复如此。所以，笔者选择了名物、修辞、韵律、题旨、意象等几个方面作为观察点，以点面结合的方式进行探讨，即在探讨细枝末节的同时，从整体出发，并以最终窥见全篇的艺术性为旨归。

当然，以《诗经》之微言大义，绝非仅止于以上五个方面，也非笔者浅陋之学所能透识。依笔者浅见，探讨《诗经》翻译问题须同时有两方面考虑，首先是译文是否继承了《诗经》的历史文化，即忠实于古训与否，其次是翻译的效果如何，即能否有效传播《诗经》文化。深加考究可以发现，忠实与传播是一对十分辩证的概念，可谓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一方面，忠实才能深入传播，因为只有翻译忠实了才能传播真义；另一方面，绝对忠实又不利于有效传播，因为翻译忠实了会增加译语读者理解上的困难。因此，评价一篇诗的翻译不能一味地追求忠实性，也不能不顾翻译的忠实性而妄议传播的可能性，而是应该两者兼顾。

需要坦白的是，尽管本书立意如此，但每到译诗的幽微处，囿于功力，往往又难以探及。尽力而已。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译诗文学的探究之外，另有诗歌翻译理论探讨的诉求，聊作对诗歌翻译问题的思考。

恳请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