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俗为美”是一种勇气与智慧

元和尚怪，白居易乃元和诸怪中的一怪。

元轻白俗，白居易之怪，怪就怪在俗，将诗俗化。

白居易之诗，既白又俗，以白而显俗。其本有好尽之癖，语言本来就再浅近不过了，还唯恐读者读不懂，不仅喜在诗下加注，还常在行文中夹注，而其诗的题目，又常把某年某月遇某人游某地等信息写得明明白白。如果是赠人怀人，则要写明对方的名字，包括写给自家声伎的诗，或赠给官伎与朋友家伎的诗，或代妓女所作诗，甚至赠给小女尼与小女冠的诗，都不避不讳。所有的这些，成为白诗形式上的特征，也成为白诗的特别印记。白氏以俗为美之怪，乃是刻意为怪也。

我们敢于肯定，白居易之俗，乃是一种美学追求，是一种刻意为之的艺术表达。据说宋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的手稿，其上“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胡震亨《唐音癸签》）。可见，白居易作诗也并非随便落笔、轻率为之的。早期的白氏，对诗就有着一种特别的期待。“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他以“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的勇气，坚持做到“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寄唐生》）。白居易之为俗，是相当自觉的，也是相当艰难的，需要承受不小的外在压力，饱受世人嗤笑。其中年写成的《自吟拙什因有所怀》诗云：“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上怪落声韵，下嫌拙言词。”但他依然很自信，也很坚持：“时时自吟咏，吟罢有所思。苏州及彭泽，与我不同时。此外复谁爱，唯有元微之。”白氏也为其俗不被人理解而感到苦闷，感到烦恼。因此，像白氏这样以俗为美而将诗歌俚俗化，也真是要有点思想、有点勇气的。

应该说，以俗为美，还是一种创作的智慧。“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醉吟二首》其二）白氏爱诗，不是一般的爱，而是超过“癖”的层次，达到了“魔”的境界。于白居易而言，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诗。概观其一生，我们不能说诗是其生活的全部，但说诗是其生活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则是无疑的。他将诗歌俗化，或者是被他俗化了的诗，最能够贴近生活，最适合表现生活，最能够成为他的一种“生活”。他用诗来交游，用诗来记事，用诗来泄怒解愁，用诗来感悟人生，用诗来为自己赚取名声，等等，概言之，他将诗实用性地工具化了，甚至也游戏化了。他特别热衷于酬唱，酬唱也成为他的高品格的游戏。与之唱和的人很多，尤以元白唱和为多。白居易在《祭微之》文中说：“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他曾以《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赠，既而元稹则有《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酬。他们将次韵排律扩展到极致。白居易与元稹的唱和，“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也形成了中唐酬唱的高潮，引导了诗歌俗化的走向。晚年则与刘禹锡酬唱较多，合编为《刘白唱和集》。

白居易以俗为美的审美价值取向，适应了中唐社会的俗化走向。中唐商业经济发达，城市繁荣，市民阶层迅速勃兴，促进了中唐都市文学的迅速发达。“贞元尚侈”之风弥漫了整个社会，诗歌也成为满足人们追求感官声色刺激的娱乐方式。而以白诗流传的无与伦比的深广度来验证，白氏俗化的策略是高明的，也是极其成功的。这种新的诗体和新的风格，尤其是其激切的内容，而获得了广泛流传的特别成功。元稹说白诗“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白氏长庆集序》）。白氏自己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与元九书》）其《白氏长庆集后序》中还提到，他的作品当时就传到了日本、新罗。诗人生前其诗就这样流行的，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罕有其匹，古人叹曰：“是古来诗人，及身得名，未有如是之速且广者！”（赵翼《瓯北诗话》）白氏“以俗为美”之策略大获全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