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年代的出版工作54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摘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1958年至1960年在全国开展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了重大损失。“1961年后，‘大跃进’运动不再进行，但‘大跃进’作为一种经济建设思想，却同所谓‘三面红旗’一起存在多年，直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中全会后，党史、国史界对三年‘大跃进’的研究逐渐展开，取得很多成果。”55
四十多年前，全国出版界也毫无例外地积极参加了这场“大跃进”运动。但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史、国史界对三年“大跃进”的研究取得很多成果之中，却很少见到有关出版界的研究文章。由于时隔近半个世纪，有关出版史料的缺乏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2004年我在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7年至1958年和1959年至1960年两卷的编辑工作时，从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一批出版档案复印件中，从王仿子同志提供的当年原文化部、出版局的历史文件和内部刊物中，加上从少数老同志写的回忆文章中，对“大跃进”年代出版工作的实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通过对这批史料以及我历年对新中国成立后出版史研究所积累的史料进行综合整理，写成本文，以供出版界同志作进一步研究参考。我想这些史料对于现在和今后的出版工作者加深对于保证出版物质量等出版规律性的认识，可从已往的历史教训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出版界的“大跃进”运动从上海开始迅速推向全国
出版界的“大跃进”运动，是紧随着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结束转入“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后开始的。上海出版系统在“双反”运动中表现突出。1958年2月，按照全市布置，出版社和新华书店共有工作人员3970人，在短短几天内就写了近46万张大字报，大烧“五气”（官气、暮气、骄气、阔气、娇气）。各单位在大反了“保守思想”后纷纷制订“跃进规划”和个人“红专规划”。上海人民出版社首先向全国出版社提出倡议书：保证1958年发稿347种（为前一年的304%），字数2900万（为前一年的379%），上缴利润105万元，其中沪版书利润较前一年增加900%。其他单位也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文化部抓住这一典型，于3月10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出版工作跃进会议”。会议提出，在全国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下，出版工作也要来个大跃进。3月15日，会议听取了《鼓起革命干劲，争取出版工作大跃进，更好地为生产大跃进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总结发言，通过了向全国出版工作者的倡议书、全国地方出版社跃进竞赛书，同时召开的新华书店第四次分店经理会议向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人员的倡议书。在“倡议书”中提出要缩短出书时间1/3，在五年内争取出版社干部中的左派达到70%，编辑中的左派达到80%等“跃进”指标。这次会后，在全国出版发行系统立即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先进，赶先进，比先进”的“大跃进”高潮。
7月，文化部直属的23个出版、印刷、发行单位，报送2217件展品，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大跃进”展览会。各单位都提出了“大跃进”的目标，如：人民出版社提出：“苦战两年，改变面貌，争取成为世界上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最好的政治书籍出版社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出：“苦战三年，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书籍出版社之一。出版一批足以震动世界的巨著；装帧印刷质量三年内超过日本，赶上德国。”中华书局提出要在十年内，“用马列主义观点，从5万种古籍中选出5000种汇编成100套丛书”，等等。
各单位提出的跃进指标中都突出表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速度：人民出版社决定7月份大战一个月，发稿种数要完成原定计划的600%，发稿字数要完成计划的450%。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出在7月中旬“苦战五昼夜，出书40种”，结果完成89种。外文出版社三天出版俄文、英文版的《赶上英国，超过英国》等6种书。人民美术出版社七、八两月出版的宣传画由55种增至172种。商务印书馆苦战五昼夜，出版11种书，共121万字，其中《俄语》是17万字、表格占20%的一本俄汉文混排的书，过去至少要四五个月才能出版，现在只用五天就出版了。有的出版社提出“三个一”的加快出书时间速度指标，即出一种书最快的一天、次之是一旬，一般的是一个月，最慢不超过四个月，并称：“字数多少不管，因为字数再多也首先必须服从政治上的需要。”
上海市的出版社在“快速出书”的要求下，上海文化出版社一天就编出6种配合宣传总路线的小唱本，一两天内全部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六天内出版了宣传总路线的新书15种。6月份一个月，上海各出版社出版的宣传总路线的图书就有209种，总印数达2300余万册。6月8日，上海市出版局的正副局长带领各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编辑、干部700余人在市区电车上、马路上推销宣传总路线的图书，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56
上海文化出版社通过整风，批判了过去“厚古薄今”“厚厚薄薄”“重艺术轻政治，盲目追求所谓质量而忽视普及”等倾向，改变了一首打油诗所批评的“狂捧老作家，脚踢工农兵，只要是同仁，个个卖交情”的“组稿路线”，和上海67个工厂创作组取得了密切联系，有650多个工人作者为他们写稿。他们把工人文化宫列为“试验田”，很快就组织起10个文艺创作组，160个文艺创作爱好者，三个月就写出诗歌、曲艺、故事、剧本、歌曲1353篇。“双反”以后的半年中，他们已从工农兵作者手中取得了6000余件来稿（数十万张大字报未计），其中大部分是工人作者写的。文化部出版局编印的内部刊物《出版通讯》1958年第10期上介绍了该社的经验，并配文加以推荐。
在“大跃进”运动的高潮中，全国不少地方办起了专县一级的出版机构。浙江、江苏、河北、广东等有些县已挂了出版社的牌子，很多专县虽然未挂牌子，也分别由当地党委和有关机关团体编写出版了不少介绍工作经验、表扬先进人物的小册子，比较普遍的是出版当地群众写的反映“三面红旗”的诗歌，差不多县县都有。有的中共县委做出“全党全民动手创作”的决定，提出“党委号召，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全民执笔，苦战三月，立说40万，精选1万篇，著书100册”的要求；有的县专门成立了“群众文艺创作编委会”，提出“乡乡有编辑组，乡乡编书，社社有创作组”，每月可编书4本给出版社出版。有的地方甚至提出“每县出一个鲁迅”“每县出一个郭沫若”等荒唐的“跃进指标”。这些情况被文化部门的领导总结为：“群众办出版，群众搞创作，专家与群众相结合，集体写书，现场编辑，开门办社，土专家和工农作家的大批涌现成为出版社的组稿对象以后，繁星耀天，花团锦簇，一洗专家路线时代凄凄冷冷的黯淡景色。”有的文化领导部门甚至提出建议每个专县设立一个综合性出版社，认为“积极地、有步骤地建立专县出版机构是出版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在出版工作中进一步贯彻群众路线比较好的组织形式，是开展文化大普及运动的有力工具”。
出版社片面追求快出书，将一些实行多年的工作制度进行“改革”，甚至将保证出书质量的编辑工作“三审制”也废除了。1958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出版教研室举办的出版工作讲座，邀请一家中央级著名出版社的领导来介绍“大跃进经验”的发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位领导人宣称：过去编辑工作实行“三审制”，不论什么稿子都要提详细意见，甚至约社外力量审看那些不能采用的来稿。这种做法是“少慢差费”的办法，现在已把它倒过来处理：总编辑、编辑室主任先看来稿，部分审读，判定其无修改基础的就立即退稿。过去凡审定能用的稿件都交编辑逐字逐句进行加工，这也是少慢差费的办法。现已改为边审边加工，凡是创作稿先看政治质量如何，如无问题即由责任编辑边审边改，看完就改完，即可发排，一反过去层层审稿加工的办法，时间就快多了。编辑部以前对校对同志是否能保证原稿质量抱有怀疑态度，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经过整风，思想解放了，打破了保守观念，现已做到70%稿件编辑部不看校样，由出版部负责到底，编辑部仅对部分重要书稿要求看清样。过去不管什么书都要经过“四校一核”，这种“清规戒律”已被打破，改为如稿中没有什么错误就减少校对次数。现在有的书稿“初校后就付印，出书速度大大加快了”。会后，该系出版教研室还将会上介绍的“大跃进”经验编印为学习材料印发出版社学习参考。
出版数量大幅度上升 出版质量大幅度下降
在“大跃进”中，出版社片面追求“快”的结果是出版数量大幅度上升了，出版质量却大幅度下降了，出现了许多问题。
关于1958年“大跃进”出版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处作了调查研究，包之静处长于1959年6月28日向陆定一部长作了书面汇报。《汇报》中说，1958年的出版工作，在马列著作的出版方面成绩显著，还出版了不少优秀文艺作品，学术著作和供学术研究用的资料书籍比过去也有所增长。此外，世界学术名著的翻译出版和中国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也都有了加强。“但出版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很严重。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工作中的浮夸现象很严重，许多书籍粗制滥造，质量低劣”。《汇报》中对出版质量下降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片面追逐数字指标，盲目要求快速出书，不注意质量。特别到了下半年的国庆节前后，片面发展数量的歪风达到了高潮。出版社之间，进行数量上的竞赛。为了追求多快，有一个时期好多出版社连必不可少的编辑程序都破除了，如河南提出“权力下放”的口号，总编辑甚至编辑室主任不看稿就发稿了；人民出版社提倡“一校付印”，减少校对的次数。
第二，由于盲目追求数量，许多书籍粗制滥造，质量低劣。大体上有下列几点：
（1）滥编书籍。1958年出版的很多配合政治运动、反映“大跃进”、传播工作经验的小册子，不少是把报刊上的文章拼凑编成的，质量很低，互相重复。其中许多文章不仅传播了很多不恰当的口号，对实际工作作了浮夸的宣传，而且歪曲了党的政策，对共产主义作了种种不恰当或庸俗的解释。如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一书中，有篇文章说：“大约在8年左右，农村可以普及大学，每个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大部分人员可以达到工程技术人员、农艺师的水平。从此，在农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就基本消灭了。”有些出版社出版的大字报集子，内容十分荒诞。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上下两册）和《拔白旗、插红旗》，其中所收大字报的内容许多是教师生活作风和一般思想意识问题，有些是极琐碎可笑的问题，如批评教授不应在晚上而应在白天备课；入厕所应如何拉水等等。出版社还在《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一书的前面加上说明，要求在本书中受到批判的人“决心痛改前非”。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几集《大字报选》和《厚今薄古辩论集》，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厚古薄今批判集》（4册）亦有类似的缺点。
（2）出版了不少不够出版水平和政治上有错误有毛病的著作。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一书（是河北一家师范学院学生和青年教师在不到一个月内编写出来的），基本上是利用现成的材料抄袭拼凑而成，而且其中还有政治性错误。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友谊号》封面，把波兰的国旗，错绘成印度尼西亚的国旗；地质出版社出版的《石油矿床学》译本，竟然照印了一张把我国东北除外，把台湾划归日本的“中国地图”。不少书籍对于“大跃进”作了许多浮夸的宣传。如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红花遍地开》一书中，宣传河南商丘道口乡在六天内建成243个工厂，并“要求全乡明年实现机械化，今年实现电气化”；此外，还介绍河北定县要在一年到四年内，全县实现灌溉自流化、机械化、电气化，农产品加工机械化、肥料化学化、运输胶轮化、耕作机械化、收割机械化、全县电气化等“九化”。对于文化工作，不少书中也作了许多虚夸的宣传，如“一个青年农民苦学三天，从文盲变成群众教师”“过去只读过一年书的妇女，两天半的突击就认识了 1800字”，有一个女工竟“在一小时内学了363个字”，等等。湖北黄冈专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怎样学哲学》一书中，介绍了一个14岁的小姑娘不到五个月“不仅学懂了许多哲学原理，而且还能生动、具体、通俗、简练地讲解哲学上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矛盾等一些重大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跃进花朵》一书中，介绍清华大学一个未学过专业的一年级学生经过10天的奋战，大破迷信，写出了一本新的测量学，并“在测量现场上创造性地解决了工程师们都认为很难解决的悬崖测量问题”。
（3）有些书籍虽有出版价值，但出书没有章法，编校工作不严肃认真，造成了工作中的混乱现象。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饮冰室诗话》一书列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判丛书”，而另一本《文心雕龙注》却标着“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判丛刊”。同一套书籍不知道究竟是“丛书”还是“丛刊”？外文出版社出版巴金的《家》（英文版），是向外国读者介绍我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出版社在前言中，却对本书作了一些不必要的而且不恰当的批评。此外，出版的技术质量也很差，经常发生错装、漏页甚至发现有许多空白页的现象。有些书籍由于编校马虎，错字错句很多，造成了许多技术性甚至政治性的错误。
第三，出版工作中的浮夸现象，还表现在滥出“丛书”上。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出版的各种名义的“丛书”有460种以上，其中以江苏人民出版社最多，出版了76套、共621本，这批“丛书”中既有“实际工作中的哲学问题丛书”，又有“在实际工作中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丛书”。湖北人民出版社出了33套“丛书”，共312本，其中有一套“通俗小丛书”出版了117本，内容几乎包罗万象，但又看不出什么系统性，甚至在这套“丛书”中还附有“丛书”，如有的加上了“水产生产技术”的副标题，可以另成一套。各出版社出版的许多“丛书”的编辑没有章法，东拼西凑，质量很低。很多“丛书”出了一本就没有了，有一套名为“新曲艺千种丛书”，实际只出了11种就无下文。有些“丛书” 名称浮夸，内容贫乏，如“快马加鞭赶英国”“一天等于二十年” “全民办铀矿小丛书”等等。
《汇报》说，以上所列举的，不过是1958年出版社工作中的一部分情况。“‘大跃进’以来，出版部门的干劲很大，这是很好的。但同时，滋长了一种很不好的浮夸习气和庸俗作风。‘多快好省’变成了片面追逐数字指标，盲目要求快速出书，粗制滥造；‘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变成了出书没有标准，业务上不认真，不钻研，工作不负责，制度不健全……这就是造成目前书籍质量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出版主管部门一个时候不适当地片面地强调数字指标，并硬性规定任务，以及提倡‘放卫星’‘献礼’‘竞赛’等做法，对于造成这种现象是有责任的。我们没有及时发现，也是有责任的。”57
图书发行部门争相“放卫星”“夺冠军”、大搞群众运动
在“大跃进”中，全国图书发行部门也大搞群众运动。好多地方发动了报刊、书籍发行竞赛，提出了“放卫星”“争第一”“夺冠军”的口号。1958年9月初，新华书店总店在西安召开全国现场会议，提出“人人买书”“人人卖书”的口号，推广陕西长安县一个月预订发行图书86万册的经验，被称为放出了第一颗“卫星”（该县县长宣布，到年底再发行620万册）。接着好多省提出放“卫星”的规划，如福建省要求9月份在全省发行6000万册书，使全省平均每人有4册多书，他们的口号是：“坚决压倒陕西，誓夺全国第一。”河北省提出山区平均每人买4册书、平原平均每人买5册书为“卫星”的标准。“福建惠安由县委书记挂帅，出动1600名文教干部、教师，‘苦战十天’，发行和征订图书180万册，全县平均每人购3.6册。‘卫星’越放越‘高’，广西桂平县书店‘大干二十天’，发行378万册图书。河南、陕西等省店则分别宣布当年第4季度发行通俗读物5000万册。江西宣布仅毛泽东著作就要发行1200万册。……结果，造成全国新华书店的存书积压和赊销坏账。靠行政动员发到公社、生产队的大批图书，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起到实际作用。”58
有些书店违反自愿购买的原则，形成了强迫摊派。如天津宝坻新华书店要在12月份的4天内向农村预订出图书500多万册，便要求学校、农村都成立图书室，每室备书1000册至2000册，商店、理发店、饭铺都要建立阅览站，每站备书200册至300册。教师和干部每人平均购书15册以上，学生平均每人购书10册，不识字的老头买年画，幼儿园买《看图识字》。宝坻的一个人民公社炼钢厂，全厂900个工人，文盲、刚脱盲的和小学程度的人占90%，中学生只占4%，他们却分配到《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200册。河北泊头市（属交河县）新华书店趁配合党委对农村掀起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机会，将《世界史教学大纲》《物理教学法》《系统动物学》《大脑形态解剖学上的问题》以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等书籍也发到公社生产队，社员们反应：“要这些书干什么？书店把所有卖不了的书都给我们拿来了。”河南濮阳县一个人民公社因搞图书室购书2000多元，到结账时社主任心疼地说：“这些钱值半台拖拉机呀！”59
1958年5月20日，广西阳朔县白沙乡民办书店正式开业，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华书店派人了解情况后，认为民办书店有“四大优点”：①乡党委直接领导，能紧密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②群众自己办的书店，既服务于群众又便于群众监督；③业务上由县书店指导，指挥自如；④人员、机构稳定，有利于建成“乡乡有书店，社社（农业社）有发行站，队队有发行员”的完整的发行网。广西区店经请示领导后，于7月20日在阳朔召开了有全自治区书店经理参加的现场会议。与会人员赞颂“民办书店是一劳永逸从根本上永远解决农村发行网问题的最理想的形式”。
7月30日，新华书店总店《图书发行》报头版头条以《民办书店——图书发行的好形式》为题，报道了广西和山西建立民办书店的消息，同时发表了《大胆试验民办书店》的评论文章。
8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广西、浙江建民办书店的消息，并发表了《民办书店好处多》的编后话。
在上级的肯定和推广下，广西各地掀起了建民办书店的高潮，到8月底，全区就建起了民办书店340个，有10个县实现了“乡乡有书店”。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以后，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各地的民办书店统统改为“公社书店”。到当年年底，广西基本上实现了社社有书店，全区808个人民公社，建立了993个公社书店，发行员达1058人。
在一个短时期内，全国“人民公社”办的“公社书店”遍地开花，很快发展到2万余处。但公社书店建立不久便出现了问题。据广西区店了解的情况说：“首先是公社书店发行员的待遇问题。他们看到自己既不算公社干部，又不算新华书店的编制，待遇不明确，工作不安心。他们大都来自农业第一线，文化素质较差，业务也不熟悉。管理工作跟不上，公社基本上不管，县书店辅导人员也不足，业务、财务制度很不健全，挪用公款和贪污现象屡有发生。再就是摊子铺得过快过多过大，难以维持，存货过大，资金困难。”以后经过“整顿巩固”“调整收缩”，到1961年底，广西全区的公社书店收缩为360个，到1962年底只剩下38处。由于“公社不承认公社书店是自己的直属单位，新华书店不承认它是自己的下伸点。公社书店成了既不是集体所有，更不是全民所有，也不是个体经济的未婚先孕的畸形，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于是，“公社书店”在唱完“诞生发展、整顿巩固、调整收缩”三部曲之后，终于在幼儿阶段便夭折了。“‘公社办书店’和发行‘大普及’的结果，带来了图书大积压、大报废、大损失。既无社会效益，也无经济效益。”60
出版工作者参加“大炼钢铁”活动
1958年9月6日，文化部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局发出电报。电报说，最近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搞钢铁，为此，要求各地动员一切文化力量为钢铁、为人民公社服务。
文化部建立了“新文化人民公社”，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担任公社社长。在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下设农业、工业、教育、文娱、技术研究、福利、军事体育、供销等部，组织各单位开展活动。
10月28日，文化部召开党委会，传达国务院关于炼钢的指示。会上决定，文化部建立一个钢厂，于1959年元旦时要放“卫星”，各单位要制定放“卫星”的规划。并通知在“跃进”期内，要打破八小时的工作制度，同时开展对“供给制”问题的辩论。会后，出版局也号召各直属出版、印刷、发行单位大放“卫星”，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各单位纷纷制定规划，并抽人参加炼钢。
地处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原出版总署所在地）大院，有中华书局等四个单位。这时大院已改名叫“红十月人民公社”，并已接到文化部要求开展炼钢的通知。据当年参加这一活动的李侃回忆说：“在‘以钢为纲’‘元帅升帐’的口号下，中华书局自然不能例外，也要炼钢，怎么炼呢？不知是谁学来的办法，就是在院子里用土坯或耐火砖，砌成一个炉子或挖一个坑，用风箱吹风，把木柴烧旺，然后用废铁甚至锅铁使其熔化，由于不断吹风，火焰极旺，有时铁果然熔化，流出铁水，这时就有人高呼：‘出钢了！’‘出钢了！’其实，过了不到一小时液体凝固了、冷却了，就成为灰褐色的硬块，也叫硫化铁，其实就是矿渣……10号大院中的四个单位，每个单位都在院子里炼钢，把院子弄得乱七八糟。结果是一点钢也未炼出来，出版工作却一时完全停顿了。”61
周恩来总理和中宣部领导对文化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批评
1958年，全国图书出版数量由1957年的27,571种（其中新出18,660种）增加到45,495种（其中新出33,170种），总印数由1957年的12.75亿册增加到23.89亿册，总印张数由35亿印张增加到51亿印张。1958年图书出版的种数、总印数、印张数分别比1957年增长65%、87%、45%，其出书种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种数最多的一年。这种超常规的“大跃进”增长速度对出版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比例失调，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打乱，出版物的质量下降；书店盲目追求发行数量，结果造成大量积压（据上海市出版局检查，1958年上海新华书店因盲目追求发行数量造成积压的图书高达4110万册），这些情况的出现，加剧了资金紧张，纸张等印刷物资紧缺，技术装备不足等多种矛盾。
12月28日，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宣传部领导在听取文化部工作汇报时，对文化部在“大跃进”中，发展群众文化事业要求过高过急以致影响生产，违背创作规律大放文艺“卫星”，不按两条腿走路方针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问题提出批评。周恩来指示：事业指标要调整压缩，放文艺“卫星”的口号要取消，要认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959年1月9日至17日，文化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央文教小组和中央宣传部的指示，检查党组1958年工作中所犯的方针性错误，党组提出的要求在几年内达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唱歌、人人能创作、人人能舞蹈，人人能画画……”等，违反了文化工作必须根据群众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错误是严重的。对于放“卫星”等不恰当的错误做法也立即加以纠正。
中共中央对报刊书籍出版发行工作做出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对于出版发行工作在“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十分重视，于1959年3月30日发出《关于报刊书籍出版发行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1958年“图书出版部门对于出版物的实际需要，常常缺乏实事求是的估计，片面地追求数量，忽视质量，以致粗制滥造的情形很严重。报刊的出版和发行，也有盲目发展和忽视质量的倾向。各地发行部门相当普遍地发动了数量的竞赛，甚至用行政手段强迫摊派，或者把积存的没有用的书籍向群众推销。各类出版物在各地特别是在人民公社有很大的积压和浪费”。通知指出：“随着我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国家和人民群众对出版物的需要必然会有相应的增长。出版部门应当积极地做好工作去满足这种需要。但是出版物的发展，必须根据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从人民的负担能力和文化水平以及作者和编者的力量等现实条件出发，不能盲目发展。一切出版物的出版和发行，必须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必须首先注意质量，考虑它的实际效果，决不要为出版而出版，为发行而发行。”
中共中央指示，1959年的出版工作应该着重整顿巩固，提高质量。报刊和出版社办得不合理的，应当加以调整；无力办好或者不需要的，应当加以收缩。为了保证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出版机关应当加强和改进组稿、编辑和审校工作，坚决克服粗制滥造的现象。今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准备出版的书籍，必须以少而精为原则；各地不要勉强出版这类书籍。出版物的发行，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确切地了解各类读者对象的不同需要，把出版物有效地准确地发到群众中去。销售出版物，必须严格遵守群众自愿的原则，决不许强迫摊派。任何出版物发行数量的增长，应当根据客观的需要，并通过宣传、评介等正当的办法来实现。出版和发行工作，都不能发动关于数量方面的竞赛运动。《红旗》杂志的读者对象是县级以上的干部和有一定文化理论水平的知识分子。现在它的发行情况不尽合理。为了更好地发挥它的效率和节约纸张起见，它的发行数量原则上决定在现在的基础上减缩1/2。《人民日报》的发行数量也应根据实际需要，加以适当的控制。《通知》要求各地党委要加强对出版发行工作的领导，国务院文化部、邮电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就去年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工作进行检查，并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进这方面的工作，使它进一步地提高，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62
中央宣传部提出切实保证和提高出版物质量的几点意见
为了切实保证和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中央宣传部于1959年5月13日召开专门讨论出版物质量问题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扬、钱俊瑞、陈克寒、邵荃麟、杨海波、王子野、王任叔、严文井、楼适夷、朱语今、陈原、史育才、陈翰伯、金灿然、邵宇、包之静、王谟共17人（王益因事请假）。
会议由周扬副部长主持。会前印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保证和提高出版物的质量问题给出版社的信（草稿）》作为会议文件。这封信的内容，一是提供了中宣部所看到的一些消极方面的情况，以供出版社作为进行检查的材料；二是提出几点改进今后工作的意见和大家商量。会议重点对改进今后工作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中宣部对切实保证和提高出版物的质量提出的意见，其要点是：
1．要正确地制定每年度的出版指标。指标的规定，既要保证出版物适当的数量的稳步增长，又要保证出版物的一定的质量；既要注意满足当前的需要，又要照顾长远的需要；既要注意普及，又要注意提高。历年来不少出版物长期大量积压，结果成为废纸，这应引为教训。没有目的，不问效果，盲目地追求数量，就是为出版而出版，是不对的。我们考察一个出版社的工作是否有成绩，主要应该看它的出版物的质量，看它出版了多少确实是为国家和人民群众所需要的好书，看它为民族文化的积累作了多少的贡献。决不能单纯看它的数量。
2．要正确地制订选题计划。选题计划既要照顾全面，又要保证重点；制订计划，要从实际需要出发，同时根据实际的可能。计划要切实，又要留有余地。出版主管部门要认真审查选题计划并对其执行情况经常加以监督和检查。
3．加强组稿、审稿、校稿的工作。不论新作家和老作家，对他们的著作都应该保证有一定的质量。此外，还必须改进并制订编辑和审核的工作制度。从总编辑起，明确规定各个工作岗位人员的职责。必须加强社长、总编辑的政治责任。技术设计和装帧印制工作也必须重视和加强。要认识，技术错误可以造成政治错误。
4．要积极提高编校工作人员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出版工作者所负的责任很重大，担任这种工作需要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并且还要按照他们的分工，要求他们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为此，应该订出编校工作者的学习制度，例如规定每年有几个月轮流进行学习和接触工农群众的办法。学习主要是认真读书，不是漫谈讨论。
5．各出版社之间要充分发挥共产主义协作精神，要很好地分工合作。
中宣部建议，将中共中央3月30日发出的《关于报刊书籍出版发行工作的通知》和这封信，一起发给出版社的全体工作人员，进行讨论，并结合讨论进行一次书籍质量的检查，着重解决思想问题。请文化部党组领导帮助各出版社进行讨论和检查。并根据讨论结果，提出加强今后出版工作的方案。63
出版事业在全面调整中继续前进
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给出版事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比例失调，出版发行工作中忽视质量、片面追求数量的问题突出，不少出版物对实际工作进行虚夸的宣传，传播了不成熟或错误的经验和口号，对实际工作中浮夸和生产瞎指挥等歪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0年冬天，“大跃进”被停止，这期间办的地区和县级出版社相继停办，图书品种、库存数量都明显回落。
1961年1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出版部门认真加以贯彻，开始了全面调整工作。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1961年至1963年期间，主要进行了以下一些方面的工作：
（一）整顿、精简中央一级出版社和期刊社
中央一级出版社在1960年反官僚主义整风运动中已初步进行了工作检查，从10月份开始，根据中央指示进一步进行整顿，在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整顿工作至1961年2月底结束。
通过这次整顿，比较彻底地检查了图书出版中存在的问题。中央一级出版社1958年以来共出版图书28,960种，这次检查了22,010种，占76%；共检查出有政治错误的图书1383种，占6.28%。其中性质比较严重作停售处理的有294种。有不少图书内容没有政治错误，但质量很低，内容重复，这类图书占有较大比例。
中央一级出版社原有42家，经过整顿，裁撤了2家，合并20家，继续设立的还有24家，出版社的数量减少了将近一半。中央一级出版社原有工作人员5833人，经过整顿，精简了将近一半。文化部直属的5家出版社原有1135人，减为612人；农业口3家出版社合并后，人员由202人减至70人。在整顿过程中，各出版社都讨论并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制定或修订了一些重要的工作制度，特别是在健全编辑审校制度方面，明确规定了必须严格执行书稿的“三审制”。
1961年1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安子文《关于中央一级机关精简刊物工作的报告》。中央的批语说：“各地各部门党组必须加强对刊物的领导，使它们成为党在思想政治战线上的锐利武器。各省、市、自治区必须指定一个书记或常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必须指定一个副部长或党组成员，负责主管刊物的工作，对刊登的重要稿件应当亲自审查。”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本地区的刊物出版情况，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将检查情况和意见向中央作一次报告。
通过检查整顿，中央一级机关104个单位的1254种刊物减为307种，占原有刊物种数的24.5%。从刊物精简的情况来看，各单位出版的一些影响较大的主要刊物，一般都保留下来，削减得多的主要是内部刊物，如冶金工业部原有内部刊物47种，精简后只保留了1种。通过这次整顿，检查和处理了刊物中发生的各种政治性错误，普遍审查和调整、精简了编辑队伍，检查和批判了刊物出版工作中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
（二）检查和处理内容有错误的图书
出版社在检查工作中发现有内容错误的图书，有些已由出版社作停售处理。文化部党组为了使出版社在处理有错误的图书时有统一的标准可以遵循，提出四点原则规定报请中央宣传部批准，于1960年12月14日通知全国出版部门执行。但至1961年3月，文化部发现个别地方的书店仍在将宣扬“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错误的书籍向农村基层干部宣传推荐，为此于3月15日发出通知，要求出版社对1958年以来出版的宣传农村工作政策、宣传三面红旗、反映农村生活的图书（特别是这方面的通俗读物和连环画册、宣传画）严肃地进行一次检查。对于其中系统宣传“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错误的图书，应该根据中宣部批准的处理原则，提出处理意见报请上级党委审批后作停售处理。
（三）缓和图书供应紧张情况
由于出版用纸供应不足，1961年全国出版用纸量只达1957年的水平，除保证课本和报刊用纸外，分配给书籍使用的数量倒退到比1951年用纸量略高的水平；出书印数锐减，图书销售数只达1955年水平。各地书店特别是大中城市书店在“大跃进”时期积压的存书滞销。新书品种和数量都很少，多数只能由各发行所酌情分配，因而书店中形成了新书严重供不应求的状况。
文化部出版局把妥善安排图书市场、缓和供需矛盾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采取改进图书分配，加强计划发行，重印急需图书，挖掘存书潜力，收购旧书再售，开展租书业务，改善服务态度等七项措施。1961年4月，文化部以这七项措施为内容发出《关于加强计划发行缓和图书供应工作紧张状况的通知》。6月5日，文化部和商业部发出《关于加强旧书回收工作的联合通知》，要求商业系统所属的废品回收部门收购到的旧书刊，在处理前首先应经当地新华书店鉴别挑选，并对旧书回收的范围、价格、经营分工以及注意事项等做了规定（1961年，各地新华书店共回收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旧书3500万册，售出80%）。许多地方的新华书店还开展了租书业务，由于租金很低，读者可以租到在书店中买不到的书，所以很受欢迎。
1962年4月，文化部召开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会议，胡愈之副部长到会作了“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会议在交流经验的基础上，讨论了缓和供需矛盾的具体措施和办法。文化部决定从贮存的战备纸中拨出7000吨，由新华书店总店做市场调查，选择重印了260余种紧缺品种共1618万册供应市场。
为了合理分配图书，文化部于1961年12月提出四条改进意见，要求新华书店：①严格区分城乡、地区之间的不同需要；②按对象计划分配和门市自由选购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③加强邮购业务；④加强调查研究和改进同各方面的联系协助。并分别提出具体要求，如第一条中提出：内容较专门或高深的学术、理论著作，不适合一般群众阅读的古籍、外国学术著作、外国文艺作品等，只发中等以上城市，一般县城一律不发；有些对象更窄的甚至只发大城市；年画、历书和各种通俗读物优先供应农村，等等。
1962年5月，新华书店北京、上海发行所共同制定了《图书分配办法》，由文化部颁发试行。
经过各有关方面的努力，图书供应的紧张情况有所缓和。
（四）对历年出版的图书进行重点清理
文化部为了在出版工作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根据胡愈之副部长的建议，决定对建国以来出版的图书进行一次清理。文化部于1961年4月13日发出通知，要求出版社把本社1949年10月至1960年底出版的图书，根据质量情况，采取抓两头的办法，分成四类加以清理。
据版本图书馆统计，1949年10月至1960年，全国出版的公开发行的初版图书（不包括再版书）约14.5万种，文化部出版局对各地报来的卡片做了适当调整，统计的结果表明，十年来我国出版的图书中，质量好的或比较好的可以作为保留书目的，大约占十年出书总种数的13.5%。在这些图书中，著作约占2/3，翻译书约占1/3。
这次动员全国出版社的力量对十年来出版图书进行清理的过程，是一次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是总结经验的过程。文化部出版局于1964年将陆续分册编印的图书分类简目汇总编为《全国图书简目》3册，印发有关单位。
（五）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改进出版工作的条例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在整顿中央一级出版社的过程中，根据中央历来的指示，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着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改进出版工作的各项原则和措施。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文化部党组于1961年3月31日向中央宣传部报送《关于提高书籍质量、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改进出版工作的五项原则：①明确出版工作的基本任务；②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指导下，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③大力提高出版质量；④出版社必须继续贯彻群众路线；⑤办好出版事业的根本保证在于保证党的领导。《报告》还提出了正确制定长远选题规划、健全编辑审核制度、坚持定期检查书籍质量、加强编辑干部的培养、合理安排编辑工作人员的时间等13项改进出版工作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