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在增长

只在十八个月的时间内生产量就增加了60%，它在国民收入的改善中找到了出路。通过均衡负担法，公务人员和雇员的薪水提高了，工资和养老金也随着有所增加。此外，1953年6月24日的限制税收改革使缴税额平均降低了15%左右。

物价下跌过程中，市场显得特别活跃。在二十年之中，商业的全面扩展第一次取得成功。大众购货的踊跃不仅表现在惯常用的消费品销售额的不断增加上，而且特别表现在耐用商品需求量的上升上。人们要求更高的生活水平（从各方面看来，旅行人次的不断增加最为突出）是无可置疑，同时也是比较现实的了。

朝鲜战争以后，西德人民的经济情况怎样呢？

1951年年末到1954年年中，将近200万人找到了固定的职业。同时，失业人数从1951年10月季节性低点的l，214，000人下降到1954年10月季节性低点的820，900人。所有产业工人的每周毛收入从1951年平均数68.52马克增加到次年的74.00马克，1954年又增加到80.99马克。

1951年的物价指数虽然受了朝鲜战事的影响而比上年度增加了7.7%，接着还是出现了一个可喜的稳定状态。1952年物价指数又上升了1.8%，但1953年却下跌了1.8%。这些平均数字包含了各种升降情况。例如，衣着指数从1951年的111下跌到1953年的98，次年又跌到97。

前面已经说过，投资的趋势之所以缓慢下来，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理性投资的认识代替了扩充设备的决心。政局的动荡、欧洲煤钢联营的计划多变以及欧洲防御集团的命运变幻莫测，使工业上的进取心显得减退了。但投资品工业却得到了投资援助法案的许多帮助，较高的物价也对资金自给的基本工业提供了方便。在1950—1953年间，每吨煤的产地价格从32.92马克上涨到52.08马克，每吨钢条的基本价格也从227.35马克上涨到400.62马克。

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反映出的是：有必要将基本工业从政府管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使它按市场情况制定价格。

建筑业也对1952—1953年间的一般经济增长做出了可观的贡献。房屋建筑法案的第一部分放宽财政扶持政策对此也起到了重大帮助。1952—1953年间，建成房屋数从443，000户增加到518，000户。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在1953年中期有1/10的雇佣劳动力从事于房屋建筑。

这几年内，建筑业担负起责任，为千百万的难民和受炸后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适当的住所。建成房屋由1949年的215，000户增加到1951年的410,000户。从1953年起，每年完工的房屋数达50多万户。过去三年中，每年建设新住房54万多户。与1929年仅建设了197，000户新住房相比，大不相同。1954年以来，每年财政支出大致为90亿—110亿马克，政府拨款约占30%，而资本市场提供40%—50%。

经济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情况也在对外贸易数字中得到反映。在1949年和1950年两年内，进出口逆差有30亿马克之多，似乎已“不可救药”，但是到1951年逆差已下降到1.49亿马克。1952年，经济趋势甚至朝“积极”一面扭转，当年贸易顺差高达7.059亿马克。

经过几个月的仔细讨论之后，在国际收支方面长期改善的时期开始了。1953年顺差达25亿马克。这完全不是限制进口的缘故。进口仍然在大量增加，从1950年的113.7亿马克增加到1951年的147亿马克，1952年又增加到162亿马克。只有在1953年内进口量才真正地稳定下来。1954年又增加到193亿马克，1955年再增加到244.7亿马克，到1956年已增加到280亿马克。

从这种情况中产生了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家们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国际收支顺差将转化为现金。这在当时之所以未获得充分重视，完全是因为当时公共财政的预算剩余与资金冻结的作用相互抵消。